文学是人学，不仅仅在于文学是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等方面来表现“人”的，更通过“人”在性格深处的悸动，潜在地轨迹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嬗变。巴尔扎克被赞为法国社会的“书记官”，托尔斯泰被誉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鲁迅更是被直接称为“民族魂”，正是缘于他们对“人”的最深刻的创造。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也通过独特的人物谱系，通过他们在不同的命运与遭际中的心灵挣扎与蜕变，进行并实现着“民族灵魂的重铸”的伟大工程，并以“人”的“现代化”形式执著地表现出来。

所谓“现代化”的概念，本兴起于1920年代，但直到60年代，才在社会学领域里得到公认。一般说来，它往往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在以工业化为先导和前提的基础上，发生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上的历史变迁过程。它既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经济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增，也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价值观念的更新。但这种变迁也是首先反映在国家体制及政治、社会、文化体系中个人的角色和作用的变化上的。(18)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之后，也逐渐意识到了，当国民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时，不但会构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因此，人的现代化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前提与当务之急。

在谈到人如何现代化时，英克尔斯提出了“现代人”的种种特征，其中主要包括：准备和乐于接受未经历过的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适应社会的各种改革与变化；胸襟开阔，头脑开放，并尊重和认真考虑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不囿于成见，不因袭传统，敢于向传统的智慧和教育内容挑战，有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等等。（20）解思忠一方面借鉴了这些以工业文明为根基的、人的现代化素质理论，一方面又从中国的农业文明背景出发，参照近代以来鲁迅、陈独秀等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并以当代中国为坐标，提出了“现代人必备之人格素质”，这就是：独立人格、主体意识、个性解放、自我实现、个人尊严，宽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五种精神以及人权与公民意识等等。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认为，人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人在精神方面的变革，它源于工业文明但并不限于工业文明，它的实质包括着人对传统的超越、对不良现状与所处地位境况的变革、对人的发现与重铸、对人与他者的和谐性追求、对人的创造性及未来的自信等等。它与民族之“力”的区别在于，它更注重人“化”的动态过程，也是对民族之“力”在时代变革之中的提升。

在众多的人物谱系中，前述的小说再加上《圣天门口》《无字》《桃李》《东藏记》《历史的天空》《秦腔》《亮剑》《水乳大地》《悲悯大地》《沧浪之水》《湖光山色》《受活》《笨花》《生死疲劳》《解密》《英格力士》《平原》《城的灯》《青狐》《命运峡谷》《人面桃花》《张居正》《英雄时代》《梨花似雪》《藏獒》《白豆》《狼图腾》《乌尔禾》《机器》《额尔古纳河右岸》《赤脚医生万泉河》《无土时代》等作品，主要选择作为民族主体与基础的农民、女性、改革者、知识分子形象，从他们的生活遭遇深入到性格内部，以及他们在现实境遇中的艰难蜕变及其灵魂的灰色地带，挖掘我们民族的现代性质素，寻找民族灵魂重铸的现代化途径，并从精神高度完善着中华民族的自我更新。

正如我国一贯所强调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的现代化。同时，由于长期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民形成了根深蒂固又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意识，袁银传在他的《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这种小农意识主要表现出非主体性、狭隘偏执、封闭保守、逆来顺受、不图进取、害怕竞争、迷信盛行的文化心理和权威心理。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22)甚至成为农民的“集体无意识”。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由于政治运动、生活变迁、教育改革、科技进步、生存竞争、离开土地进城等等因素，农民也自觉或被迫地进行着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精神取向、生命意识等的剧烈变革。这些长篇小说从多个方面审视了中国农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及其代价。如《黄河东流去》中的春义与凤英本是一对“由一场黄水冲到了一起”患难夫妻，春义是个地道的庄稼人，好面子，“宁可黑脸求土，也不笑脸求人”，在灵魂深处充满了守旧的传统观念；与之相比，凤英则不仅聪明、能干、有心计，能入城随俗，非常快地适应新的环境，在金钱的诱发下，积极地施展着自己的巨大能量；《湖光山色》中的暖暖在趟过经济大潮所泛起的卑鄙、强权、背叛和依附之后，也终于找准了女人的发展方位；更主要的是她们能遵循现代生活的观念与逻辑，拒绝“嫁鸡随鸡”的命运安排，破除了“离婚”的伦理羁绊，在情义与人格的矛盾中，坚持主体的自由与独立，坚持对未来的期待与探索。当然，她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离异不仅源于性格差异，也象征了她们既依赖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基础，又不得不以撕裂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标帜。在她们的精神深处，这种矛盾还潜藏着对自我无法把握的恐惧感、漂泊的茫然以及否定一切的冲动。这种不自觉地现代化无疑是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它既因无法与传统“断脐”而可能导致农民现代化的反复乃至中断，使之退回到“化”前状态——如许茂老汉作为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时的作业组长，在长期的“左”的政策压制下，又变得自私、孤僻、爱面子、心肠冷酷又性格脆弱，尽管通过颜少春推心置腹的劝导，温暖了他的心，使他看到光明而“变”了，但真正要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农民，他要走的路既漫长又坎坷；但它也无疑又孕育着农民自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与动力机制：

如孙少平与孙少安兄弟，作为在大时代的激荡中自觉现代化的农民代表，实际上寄托着作者对农民的现代人格设计理想。尽管作者为孙少平设计了“农民进城”的老模式，但与祥子们的“堕落”结局相比，孙少平在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之时，又执著地追求与城里人平等、有个人尊严、以知识充实精神空间、有文化品味、以科学技术来提升煤矿的竞争力与生产力、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雄心勃勃地自我实现……孙少平由“乡村→城市”的曲折经历就象征了农民现代化之“难与痛”。作者也为孙少安设计了现代版的“丑小鸭”模式。在作者看来，由于先天的小生产者出身与无比广大又深厚的文化背景，使农民被深深地吸附在“土地”上，无法离弃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则，甚至自己也成为农业文明的“构成传统”，在面临着整个时代无可阻挡的现代化浪潮之时，身负重荷的农民转型无疑是尖锐、剧烈并惨酷的，特别是他不得不踩着“土地”来改变自己亘古的生活方式之时。如孙少安从十三岁就挑起生活重担，他无法象孙少平一样，通过离土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模式，他只能在土地与时代的交点中，寻找自我现代化的契机。因此，他在精神方面的进步就显得更为滞重与迟缓，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必须依赖孙少平这个精神导师。他通过做生产队长、拉砖、贷款办砖窑、投资建村办小学等等行为，努力做成一个有主见、有无限的进取精神、不断地创造自己、通过善举实现爱心、以道德立“人”、个人的效能感与强烈的社会主人翁意识等“新型农民”。作者遵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思维逻辑，通过不断地考验凸现“人”的正面价值取向，有意识地遮蔽了“人”的负面性。其实，现代化永远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使人进步之时，往往也诱发了人的惰性、恶魔性或其他种种消极因素，并使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才是撕破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理想面具之后的残酷真实。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岳鹏程也审时度势，做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他却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悲剧人物”：一方面，他的现代化是被时代大潮所裹挟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魔力，使他充分地释放着自身之“力”，它无疑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而体现出“进步性”，在现代社会，他的“办事果决、作风泼辣、举措及时，推行工作大刀阔斧，十分注重效率以及多谋善断与过人的决策能力”，(23)使他具备着充分的新人素质。然而，在本质上，他并未挣脱小农意识的羁拌，如他以“血汗创下大桑园”为资本，在权力方面，表现出专制、独断的家长制作风；以婚外恋之名，行畸形的纵欲之实；突破市场的伦理与法律底线，不惜采取倒卖紧缺物资的非法手段；庸俗地迎合领导，冷酷地与儿子决裂，面对利益的苟且与奸滑，特别是既缺乏明确的、形而上的人生价值追求又不可自拨于此等等，使他凸现的仍然是小农式的精神内核与对现代化的本能反动，所以，陈荒煤老人在看过《骚动之秋》之后，也忧心患患地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既要清除长期封建思想所淤积的泥沙，也要防止资产阶级不正之风的侵蚀，不然就功亏一篑。”(24)岳鹏程既乘现代化之“潮”而起，但他的某些反现代化内质不仅可能给改革造成障碍，甚至会摧毁它的整个基础。《羊的门》中的呼天成、《湖光山色》中的现代农人邝开田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从总体来看，由于中国现代化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不仅在于人数众多，也在于农民的负袭最重以及农民在当下的焦点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告诫的：“在不发达国家，农民构成了人口最基本部分，因此农民是变迁机构的首要目标。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实现。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多数人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25)因此，引导和改造农民，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主体，成为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当今长篇小说对农民的现代化途径及其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它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尽管欠缺现实的尖锐性和直接性，但其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与底层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封建社会及旧时代，妇女是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一个阶层，其中，不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她们的人性枷锁，“三从四德”甚至使她们难以挣得做人的资格。就如孟悦与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所说的，她们被“父权”淹没而喑哑无声，在男性的庞大阴影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与位置。在“人→女人→女性”的崎岖小道上，填满了她们的血泪与屈辱，如祥林嫂、“为奴隶的母亲”、三仙姑、新时期以来的菱花、存妮、孟莲莲以及张洁笔下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们等层出不穷的妇女悲剧。因此，在精神上，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被压抑、被扭曲，形成软弱、自卑、狭隘和依附心理，失去自主精神”。(26)不过，自1919年以来，妇女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五四运动”为起点，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契机，积极投身于妇女大众的解放事业，她们从争取“男女社交公开”、“男女教育平等”、“女子经济独立”、“恋爱与婚姻自由”等等基础方面做起，从身体解放遂渐深入到不自觉地追求精神人格独立的现代化历程。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她们又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在市场经济中勇于开拓和进取，努力在社会参与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以主人公的情怀，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气概，以求发展、求平等的追求，努力塑造女性“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崭新形象。(27)在近三十年的文学书写中，长篇小说对此进行了高度的聚焦。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在“文革”期间可说是已跌落于人生绝境：郑百如对她的野蛮占有与虐待、父亲对她的“嫌恶”、姊妹们对她的误解，特别是心爱的金东水对她以生命付之的爱情冷酷拒绝，几乎成为她的致命打击。但她毕竟不是旧时代任人宰割的弱女子，首先是她具备着独立的、现代的人格意识，所以她才不怕流言诽语，既在被孤立之中仍然坚定地留在葫芦坝，追求真爱；面对着各种命运障碍和外来压迫时，反激起了潜藏于她精神深处的斗争勇气；但她并不自私，揭开郑百如的真面目，决非一己报复，在追求个人幸福之外，她更有着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有着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弘扬真善美的追求，有着宁可毁灭也不愿屈辱苟活的刚强，有着对“新生活”无限向往与憧憬及其实现的无边力量，有着超越于“吃喝穿戴”之外对“幸福”的精神化思考，有着趋向时代进步潮流的潜在自觉。在对爱情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追求中，许秀云在精神方面实现了由“弱女子”向“女强人”的现代转换。当然，这种转换并不彻底，在她的性格内核深处，还有着对传统人格优质性的依恋和对现代人格未知性的质疑。

与之相比，《芙蓉镇》中“芙蓉仙子”胡玉音对现代人格的追求更为执著。尽管她有着与许秀云同样坎坷的爱情遭遇和命运挫折，但她超出后者之处在于，1960年代，她已经在芙蓉镇上开办了“米豆腐摊子”，这实在是妇女主动走上经济舞台的“自我亮相”，它不仅象征性地推翻了“女主内”的先在规约，而且培养了她的精明、热情，心里燃烧着对生活的热爱，这也使她在面对着“倒行逆施”时仍敢于追求爱的权利、做人的权利。秋玲在突破“出身”的障碍之后，也充分地展示了一个现代女性气质：如果说“唱歌、跳舞，在客户面前说着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只是秋玲现代化的表征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在与岳鹏程的共同奋斗之中，秋玲所锻炼出来的主见、胆识，为大桑园出谋划策，以及作为接待主任独挡一方，都显示出农村女性在挣脱小农意识束缚之后的现代魅力。特别是金月兰，作为一个下岗女工，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勇敢地“扼住命运的咽喉”，与其他下岗人员一起，办起了“都得利”商场。她并不满足于仅仅谋生，在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中，她不仅在“内部”引进竞争，更与国营商场展开竞争。在带领“都得利”的发展壮大中，她不仅在心境、眼界、精神面貌等等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她把自己主动地融进时代潮流，并以风险度来判定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她的成功之处，隐藏着当代社会对她所要求的种种现代性，如灵活、坚忍、决断，富于闯劲、创新与牺牲精神，等等。

当今长篇小说提纲挈领地展示了当代女性的现代化之“像”，但这其中也有女性的挣扎与徘徊，有她们的失败之痛，如《长恨歌》中王琦瑶的“反现代性”，本来她是可能做一个新式女性的。在现代史上，象她那样的“弄堂”出身却完全“脱胎换骨”的也不在少数，但她却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努力，心甘情愿地滑入青楼女子的人生模式，她的死，象征了反现代化的代价。当然，也有女性完成转型的血泪与欣喜，有不知所措的迷茫和忧伤，它让我们窥见了中国女性的历史走向及艰难程度，也让我们不由长久深陷关于女性道路和命运的时代沉思中。

在部分长篇小说中，涉及到了“改革者”的现代化问题。其实，无论是从它的理论、实践还是命名策略来看，改革者都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自新时期以来，尽管改革者经历了从“英雄”到“凡人”的变型，但他们身上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了超前的眼光与视界、广阔的胸怀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与旧势力不妥协地斗争的胆识与魄力、与时代与世界同向的进取精神。既使挫折，却更能激起他们奋斗的勇气；既使失败，在退出历史舞台时，他们仍会以悲壮演绎豪情，他们具备着历史创造者的种种素质。一方面，在他们的精神内核里，又还未完全祛除旧时代的“封建性”，正如某些评论家所指出的，如缺乏民主政治意识与现代精神烛照的清官主义、“圣君”与“大侠”理想、崇尚绝对权力、法制意识淡薄、以传统的“治国安天下”作为自己潜在的改革模式与行动指南，或者以生活富裕、甚至以吃喝玩乐为满足，没有明确的精神与道德取向，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就丧失了初期的锐气，甚至肆意破坏做“人”的底线，以至被彻底异化。所以，在近三十年、特别是“改革者家族”中，如郑子云、陈咏明、阎鸿唤、岳鹏程、孙少安、田海明、李高成、陆承伟等人，都在通过“现代化”的大熔炉，不断地被搅拌、掺合，进行着艰难的灵魂蜕变。

与农民和妇女的现代化相比，改革者的现代化则是个“去蔽”与“敞露”的过程。所谓“去蔽”，是相对于理想型的改革者而言的。在他们的现代人格设计里，由于文化与现实的纠缠性，总会潜伏着若干反现代化的质素；又由于改革者的巨大光环，它们往往会被忽略，甚至凸现出“伪现代性”。正是在不断展开的行动中，这些质素被一一暴露出来，尽管它们会销蚀改革者的“完整性”，但通过“去蔽”，才能使改革者真正地、有效地现代化。如陈咏明，在为“四化”披荆斩棘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去”过于严格、方法生硬、民主作风较差，畏怯、惶惑和沮丧，孤独感和惆怅情绪，以及发牢骚、吐怨气等等之“蔽”，才体现出他的坚毅、忘我、敏锐、果敢，勇开拓、善管理、重人才，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关心人、爱护人，善于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等现代经营者的素质。(28)阎鸿唤把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个人的现代化改造融为一体，正是以高伯年对权力耿耿于怀、张文民的私欲膨胀、徐援朝的生活堕落为“镜”，返照出他的智慧、意志、道德、人格与理想力量。所谓“敝露”，是相对于现实型的改革者而言的。这一类改革者由于身在“现实”，他们无法高蹈，无法超越于生活本身，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他们的“现代性”更多地来自于他们对现实的“破坏性”，就象恩格斯所说的、“恶”是推动历史的杠杆一样，他们也正是通过对现在秩序的冲击，完善着自我的现代化造型。陆承伟充分利用了改革初期的混乱机会，利用红色家族的辉煌家世背景和雄厚政治资本，利用大中型国营企业的经济困境，一方面使用各种正邪、黑白手段敛财，如金钱收买、恩威并施等；一方面又玩弄女性与感情，甚至陷“人”于绝境，不加掩饰地显示出人性之“恶”。不过，从总体看来，他又并未触及法律与社会底线，反而在经济大潮的搏击中，表现出英雄般的才华、胆略、竞争意识、资本运作能力、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奋发自强的精神，(29)这正是当代社会对人们所要求的、我们却极为匮乏的现代素质。

在农民、女性与改革者之外，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还广泛地记录了他类人物的现代化之旅。社会的变革，把他们抛在人生的风口浪尖，他们迷惘过、悲愤过也奋发过，但不管是被迫还是情愿，他们都走进了时代潮流，在“现代化”的烛照下，他们都重新“做人”，甚至“脱胎换骨”。如军人彭其在面对“四人帮”爪牙的倒行逆施时，拍案而起，宁可被打倒，不愿意背叛真理，背叛人民的意志，背叛历史的正确方向。共产党员李高成在面对情与法、利与义的冲突时，坚持党性立场，并经受了法律、良智与国家利益对人性的巨大考验。小市民潘秀娅、薛永全等人则敏感地对接着时代的神经，缓缓地、但却坚定地进行着人格的现代转型。假若我们把眼光投向过去，国民党官吏童霜威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大事大非面前，决不附逆投敌，决不随波逐流，而是洁身自好，保持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和中国人的尊严。知识分子孟樾、吕碧初、卫葑，茶商世家杭嘉和、杭忆、梁必达等等奋发有为、同赴国难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及李自成、顺治、张居正等所寄托着当代人的“现代化”之梦，无不从多个方面完善着中国人的“现代化”工程。

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小说从多个方面记录了中国人的现代化历程，尽管现代化的对象与形式有别，但在总体上，也体现出若干主导特征：

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在深刻地洞察了当代中国的核心“意义”之后，首先表现了“人”对时代主题的把握。近三十年来，反思、改革、反腐败、现代化、再就业、加入世贸等等，都不断地成为时代的主题。“人”告别了“单纯”的过去，突然被“掷”入万花筒式的社会生活，这种突然变更，无论是对中国人的心理准备、文化观念以及习俗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大考验，有多少人就被滚滚向前的社会洪流裹挟而去。长篇小说却透过这种生活表象，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人由被迫到主动地与时代同步并把握时代的过程。如岳鹏程，由打工→办厂→组建乡镇企业集团，并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不正是乡村近三十年的历史缩影吗？李高成终于战胜自我，展开对“反腐之战”，不正顺应着历史的要求与人民的愿望吗？少安的“发家致富”、陆承伟与史天雄尽管人生道路不同，不正是对市场经济正反两面的诠释吗？他们不是头脑简单地“追波逐流”，也不仅仅为冒险一试，他们的血性、思想与时代的发展是深度合拍，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才有生存的机会和理由。可以说，正是由这些人构成并推动着这个时代。但是，他们对时代的把握也并不轻松，在“旧我”与“新我”的斗争中，他们面对时代的背影，又是多么地磕磕碰碰。

其次，长篇小说还表现了“人”的现代化之开放性，既是从“人”的现实关系出发，但又并非止于此，在“人”的境遇之外，又深入到“人”与“他者”的哲学思考，或从“人”的困境出发，一方面把“人”放在“人类性”的隐在视界下进行拷问，烛照出人性的复杂构成与价值取向，以及“人”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的苍白与“非人化”；一方面把“人”放在“世界性”的公共座标系中，通过东西文化的碰撞凸现“人”之现代化的中国特征与受限性。如阎鸿唤、郑子云、陈咏明、彭其等人就烙印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性。

再次，近三十年长篇小说表现了“人”的现代化之伦理性。与落后民族在西方的先进民族的征服、侵略与武力强迫之下的现代化不同，这些小说所述的“人”的现代化，是在同文化的轨道之内，在和平的社会运动之中，在“人”的理性层面的现代化，它使“人”显得节制与和谐。“人”的现代化本有着复杂的价值构成，在西方，基本上是以个性自由为核心；这些小说中“人”之现代化则是以正面价值为标准，并对其中的负面价值进行反现代化的批判，如鹿子霖。它并不彻底否定或斩断传统，反之，它还追求与传统的文化人格之优质性的衔接与继承，在多重的沉潜与运思中寻求化合与更变，如孟樾、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等所体现的精神新质。

文学绝不会象某些耸人听闻的宣言一样，“已经死亡”，相反，它将向前发展，它所承担的对现实的反映与“重构”任务也不会停止，它仍将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形象深入世界意识又永远高昂。但是，在这些小说“人”之现代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若干亟待解决的问题：

笫一，弗氏对“人”的研究，揭示出了“人”的潜意识的巨大领域，“人”的真正本性八分之七表现为潜意识，八分之一才表现为显意识，“人”的现代化是“人”的灵魂革命，不触及到“人”的潜意识与非理性领域，这种现代化也是不彻底的，既会遮蔽“人”的真正存在，也会内在地阻碍着“人”之现代化的真正深入。长篇小说关注“人”的理性现代化，并把它唯一化，这显然是不够的。无论是对农民、女性、改革者，假若没有超越于显在意识的、灵魂深处的根本变革，“人”的现代化的效果如何，只要我们不迷惑于过度理想化或想当然的话，那是很可怀疑的。

第二，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历来有着割舍不断的伦理情结，特别对于负面价值，总潜存着义正辞严的否定与批判倾向。暖昧的社会效应象一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作者在潜意识里，就先在地阉割了负面价值的丰富内涵及其对于人类精神需要的动力性。事实上，正如雨果的美丑辩证法一样，假恶丑、血腥与暴力、“扭曲的、畸形的、怪异的”东西，粗俗不堪的行为、歇斯底里的病症以及龌龊、残忍等等，往往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文学不“提倡”并不意味着绝对取消，而应在于学理性的辨析与扬弃，不仅仅是这些价值本身，也包括它们的叙事功能。显然，作为当今长篇小说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对它们的宽容不够，如《檀香刑》就被认为是因宣扬暴力而意外落选。其他的“遗珠”如《古船》《活动变人形》都存在着这类原因。事实上，近三十年长篇小说由此而使“人”之现代化呈现内在的牧歌情调却相应地缺少力度、锐气与锋芒。

第三，正如中国还处在农业文明的总体氛围中一样，当今长篇小说及其对“人”之现代化的表现也隐在地拒绝着工业文学的召唤，如追求人性的完整、和谐、悠闲，缺乏明确的时间观念，注重在团体中的个人角色及意义，欠缺领袖时代的主动性、魄力及才华，欠缺天性的独立自主等等。对于大工业中的人性的碎片化、残缺意识、反叛精神、风险性，对不可避免的“物化”怀着深重的恐惧，对现代化的表征如星级宾馆、桑拿按摩、航天飞机、手机电话网络之类的高科技等等欠缺内在的精神衔接……所以，长篇小说对“人”之现代化是渐进式的，深在的精神趋势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中。

从总的情况来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新世纪长篇小说对“人”之现代化正越来越深入，也会越来越寻求与世界的“共识”。作为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主要的精神特征，“人”之现代化也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嬗变轨迹，并因之而不可或缺。

结语：近三十年来，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饱受争议也屡遭挫折，但不管怎样，它仍然忠实地见证了并将更为深刻地见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

它接续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在新时期以来，对国民性进行有限地、但尽可能地反省与批判，特别是对其中的“痼疾”，进行了不留情地清理与根除。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工程。只有明了百余年来我们落后挨打的深层次原因，只有抖落我们身上的沉荷，只有对我们的弱点、缺陷与不足予以正视，我们才能真正地奋飞。尽管这些小说由于时代主题的转移而对此关注还有待更深、更透、更硬，有些方面甚至不乏盲视，但它毕竟为我们找到了着力的支点与平台，揭开了民族灵魂重铸的第一页。

同时，中华民族尽管经历了百余年的落后挨打，但并没有屈服，也没有灭亡。在对内忧外患的反抗中，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凡，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优秀品质，才真正地支撑了中华民族的存在，并为它的后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些小说从历史出发，以时代作为天平，称量中华民族五千年所积聚、所内存的“力”，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工程。这些“力”并不因时代发展褪色或失去效用，它沉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与底蕴，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之“根”。

再次，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艰难、漫长又曲折、坎坷，作为中华民族的表征——“人”也经受着自我的巨大更变，这种更变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无疑不可抗拒。“人”在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双重夹击中，通过选择、组合、锻造，终于启动了民族灵魂重铸的主体工程。这些小说重点关注了农民、妇女、改革者以及各色人物的现代化之旅，并主要从正面价值的建构设计了他们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西方“人”之现代化相比，他们的现代化显著地烙印着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混杂的表征，这也反映了民族灵魂的转型性及永在的中国胎记。

新世纪长篇小说对民族灵魂的重铸不会中止，它会延续近三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精神，既不断地开掘深度与丰富性，也将更有力地推进中华民族的繁荣并走向永远的、无限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