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许多人都在反思着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我们有种种不足，然而，我们在经历过那么多的内忧外患，那么多的苦难与挫折，甚至象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民族浩劫之后，我们为什么不但能够坚持下来，而且今天还能以更为雄健的姿态走向世界？——在我们的民族肌体上，肯定存在着什么根柢性的东西，既支撑着民族对付外来危机，又主导着民族自我健康地成长。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就与许寿裳谈论到，中华民族的现代设计，“揭出病苦”固然是紧要的，但发现“理想人格”(优根性)却是根本。这一目标在鲁迅本人而言并未直接实现，但却潜在地启示了后来者的“意义”寻找，特别是在民族身历危机之后，“理想人格”作为民族灵魂的核心涵义，几乎成为所有文学特别是当今长篇小说创作的内在依据。尽管在各个时期，作家们的叙述立场和人文态度、观察生活的眼光和审美意识，特别是价值系统和精神追求会出现不同程度地分化，然而，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甚至准宗教的，都体现了这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发现民族之“力”，这个时段的重要类型和代表性的作品大致包括，写家族命运和乡土变迁的有《故乡面和花朵》《白鹿原》《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旧址》《缱绻与决绝》《日光流年》《丰乳肥臀》《战争和人》《最后一个匈奴》《羊的门》《尘埃落定》《英雄无语》《呼喊与细雨》《活着》《施洗的河》《许三观卖血记》《大漠祭》《心灵史》；表意性的象征化的写作有《黄金时代》《务虚笔记》《九月寓言》《马桥词典》《废都》《怀念狼》《耳光响亮》；怀旧反思型的有《季节系列》《凉山月》《菩提树》《青春期》《裸雪》；社会问题型的有《抉择》《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大雪无痕》《国画》《兵谣》等。

1984年，李准完成了《黄河东流去》，通过七个农户刚强、互助互爱以及对生的信念等等内在品质，在扉页中明确地宣称：“《黄河东流去》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寻根派”更是期望在这个基础上，要“利用现代观念的热能，镀亮民族的自我”。⑿

在1930年代，很多人都曾怀疑、有的人甚至诬蔑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信力”，对关于此，鲁迅曾义愤填膺地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粱。”⒀正如“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一样，当今长篇小说也内在地道出了我们民族生存的奥秘，这就是众多“脊梁”们的存在，如金东水、芦花、彭其、李麦、郑子云、杨建华、李高成、粱必达、杭嘉平、孟弗之等人；还有艰辛活着但保存着国人质朴善良心性的普通民众；除此之外，还有福贵、许三观、马桥人、钱文、杨立青等人身上所体现的韧劲和顽强的生命力。也正是在历史的虚空之中，这些小说开始了对英雄的召唤和寻找。这其实也是整个民族在经历惨痛的磨难之后，力求以英雄来凝聚人心，重新激起大众的热情，以信念和新的面貌投入民族的现代化征程。所以，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充满了敢于也能够把握历史的英雄主义精神。当然，这种由时势推动的英雄诞生，无疑既继承了新文学潜在的英雄主义情结和革命文学的英雄叙事资源，在时代需求中更裹挟着努力走出文革阴影的“现代性焦虑”，它试图以“人”的还原为基础，把“英雄”当作建构整个民族灵魂的符号和象征。因此，在他们身上，汇聚并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根本品格，如追求至善、仁爱、献身、有为、和谐、重义轻利和自强不息等等，⒁担当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以人格核心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们并不是静止的，内存的人文锋芒彰显着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百年中国，在经过“看”与“被看”的命运循环之后，终于开始“进入”世界。所以，一方面身受着文化裂变的惶惑与痛苦，在煎熬、动荡与锤打中不断地释放困扰自身的矛盾与纠缠，使“自我”浮出历史地表；一方面又面临着“八面来风”，在全球化的碰撞中不断地“吐故纳新”，并以不可扼止的“崛起”姿态重铸“中国形象”。正是在世界的大变动之中，时代精神的总体状况依据不同的主体与客观条件而发生“变形”。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中国被迫“现代化”的途程中，这种“变形”更是内存着生命哲学的光彩，它不但烛照着中华民族的艰难实践，并融化为民族之“魂”；而且还以现实需要为“镜”，从不同的条件与场景对之进行考量。具体说来，这种“变形”主要表现为当代人文视界中的十大“精神”：

一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献身集体事业的精神。在当代的社会转型中，每个人的利益都发生了错位，究竟是以个人利益至上还是以集体事业为重？长篇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以自己的形象再次彰显“小我服从大我”的家国情怀。金东水在十年浩劫中，尽管被“批斗”、被“停职审查”，但他仍努力争取“为人民服务”；谷燕山在被赶下芙蓉镇的政治舞台且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时候，却仍在“忠于人民、保护弱小的斗争中展示党性的坚强！”；以姜超林、高长河等为代表的高层领导，田立业、何卓孝等中层干部，田立婷、李堡垒等社会底层的普通群众三个层面的人物的思索和奋斗、奉献和牺牲。

一是乐观、积极、顽强的生存精神。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军阀混战、天灾人祸、苛捐杂税……使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他们不自卑，以农耕文明所培植的“老马”一般的坚忍，面对苦难和永不可知、甚至难以承受的打击，执著地演绎着悲欢人生。如李麦、海长松、徐秋斋、蓝五，几乎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但他们都经受了“九蒸九晒”，象奔腾不息的黄河一样熬了下来；福贵的生命意识以及精神史是在“苦难——死亡”的维度展开的，他的“活着”时刻遭受着苦难与死亡的威逼与诱惑，他没有顺从，也没有屈从，他取忍耐、承受的方式，即取“不争之争”的方式，与苦难与死亡进行抗争；⒂《旧址》中个人尽管卑微渺小、甚至沦为历史践踏的工具却仍在艰难地延续如此的生命。

一是积极奋斗、以生命实践信仰的精神。作为民族现代化的关节点，建立和保卫“人民政权”充满着血与火的考验，信仰将怎样镀亮生命的色泽？彭其在被打倒之后，仍怀着失职之耻要下部队；郭祥在朝鲜战场上，以“给死亡以死亡”的英雄气概，英勇地战斗；白洁宁死不屈，以生命换取了革命的胜利；方雨林在九死一生中矢志不渝，努力寻找12.18大案的真凶并最终揪出了罪不容赦的社会败类，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形象。以及《第二十幕》中尚家数代人历尽坎坷的创业历程。90年代以后，信仰好像不再是世间事物，无法再驻足人类灵魂，包括以精神追求为目标的人文知识分子也不断沉溺在缺失信仰的俗世沼泽，可是，就在最普通的民间，就在最普通百姓灰头土脸的身上，信仰的光芒竟如此纯净亮眼，信仰作为人生旨归的力量竟如此真切动人。张承志的《心灵史》，就是一首悲壮地唱咏信仰在民间生生不息的赞歌。

一是敢于破旧、敢于改革的创新精神。无须讳言，五千年文明既有辉煌，也淤积着沉重的负荷。是因循守旧，成为历史的殉葬者；还是逆难而上，破坏旧世界，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人？郑子云、陈咏明面对“文革”之后由“左倾”思潮长期支配下的积习，有几千年根基的、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的封建思想残余、面对着由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所滋生的惰性和党内的陈腐势力，他们一方面努力跨越自己的思想障碍，一方面又贯穿着历史的自觉精神，以“身冒矢石敢为天下先”的气概进行无畏的开拓。⒃

一是自立自强、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其核心，它鼓励着多少有为者在“路漫漫其修远兮”中“上下求索”，推动着历史前行。孙少平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下，渴望到外面“闯荡世界”。无论是漂泊的揽工汉还是正式的建筑工人，或者成为煤矿工人，孙少平都从不放弃；不屈服于命运，也不求人安排好工作，更不因晓霞牲牺而沮丧不已，以梦为马，满怀信心地设计着自己的人生，在他的身上，其实浓缩着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奋斗史；《缱绻与决绝》以土地的变迁为背景，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展现了农民永不气绥地播种着他们的希望与寄托，耕耘着梦想与现实之原生面相。

一是由忧患而来的济世精神。“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孕育着无数屈原式的志士仁人，他们哀“民生多艰和国事衰颓”，每到关键时刻，总是以“兼济天下”的情怀，积极投身于其中，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如孟弗之等知识分子，面对着日本侵略所表现的爱国行为；张居正面对明朝末世，殚精竭虑，厉行改革，如整顿吏治、清查税关、丈量田亩等等，不计个人荣辱，试图力挽狂澜；童霜威面对世事衰颓和政治腐败，不堪良知与忧天下之“忧”，毅然决然地走向了人民。

一是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面对着外族的侵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屈服，没有停止过反抗，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有多少人把生命置之度外，血洒疆场？面对着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杭嘉平、杭忆、杭汉等人坚定地选择反抗，以他们的满腔热血滋润着多难的土地；在和平年代，那些为了千家万户幸福的人，他们或则默默地坚守在冰天雪地的边防哨所，或则挺身于矛盾错综复杂的外交前线，或则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终生以平凡的岗位为人生坐标，无悔地洒播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一是坚持正义、法律和良智，努力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精神。我们有过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然而，在现代化途程中，中国在经历着由“人治”到“法治”的痛苦蝉蜕，特别是在当下的改革开放之时，当贪污、腐败、走私、贩毒严重地侵蚀着党和国家的肌体时，正是有李高成、杨诚这样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坦荡无私，与腐败分子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在亲情与正义之间，坚定地选择“为了老百姓，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才使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地厕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是辩证的启蒙和思考精神。在今天，面对着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中国人都开拓了视野，他们的心智和经验不再居于一隅，不但重新接续了“五四”的民主与科学之旗帜，而且还更深化了对人性的思考；不但重新检讨真理、正义在特殊年代的荒谬性及其危害，而且还绝不推诿，自省了应该担当的责任与可能避免的对策；不但重申了我们的道德底线和真善美在当今的必要性及其可能，而且弘扬了理想对于人类的伟大意义；不但强化了怀疑的合理性，而且真正地补益了不断丰富的实践哲学，等等。

这十大精神就是核心的民族之“力”，它们形成了民族灵魂的深层构质。一旦遭遇压力，它们就会以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并通过“人”聚焦成时代的主旋律。透过新时期三十年的长篇小说，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它们深在的历史资源，如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曾带来明朝中兴的“万历新政”以及以战争的方式促进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清兵入关”等等；一方面更看到了它们深刻的现实基础：二十世纪的“积贫积弱”，使中国人只能别无选择地承受着时代大力的“压扁曲屈”，或者在“痼疾”中沉沦，或者担当着这些“精神”进行抗争，所以，这些小说通过对“文革”、抗美朝朝、黄泛区的难民图、改革开放、抗日战争、反腐败等等事件，在民族心史上深深地镌刻了这些“精神图像”。

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加入世贸、下岗与打工、台独、恐怖主义、地区战争、强权政治等等，在矛盾丛生与错综复杂的种种局势之中，中国已由过去的“水深火热的生存危机”进入到既竞争激烈、又渲染着消费、休闲、娱乐的“后现代社会”时期。承受着五千年文明的丰富与沉重的民族之“力”也在新形势下遭遇着不断的尴尬与挑战。因为，培养着中华民族深厚的血性与精神的，正是不断地杀戮、征战以及从不屈服的“上下求索”等等。在和平时期，面对着“人”的才智、意志、毅力及理想等都被物化或商品化的现实性，“力”往何处去？遗憾的是，近些年的许多社会事实都在表明民族精神之力的衰弱，故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并不讳言“力”的匮乏对民族灵魂的内在伤害。如果按照美国的文化学家詹姆逊的说法，第三世界的文本都会不自觉地隐喻着本民族的命运的话，《长恨歌》通过一个都市女子——王琦瑶及其他“阴性人物”如程先生、康明逊与萨沙和退出雄性的竞技舞台，投入“女性的本能”世界及其命运⒄，象征性地描述了中国历史孱弱一面和隐蔽的“受难之源”。

不过，从总体来看，这些小说一方面以宏大叙事来展现雄健的民族之“力”，总是把“人”置于极端的考验之中。不管是挫折还是失败，“人”所体现的那种主宰命运的精神、积极奋斗的气概、锲而不舍的韧劲、永不屈服的姿态、迎难而上的勇气等等却是不可战胜也不可抹杀的；所以，透过战争、批斗、逃难、改革乃至琐碎庸常的生活表征，我们可以发现民族之“力”即在于“永远进取”的深层范型和动力机制。一方面，无论是面对“内或外”的压力时，中国人所展现的往往是他们的群体性格，由“和合文化”传统所施予的公共性又使它们成为中国人的不移规范，个体性格被深深地压抑或者屏蔽，“人”被普遍化庸常化了。因此，个体在“文化存在”之外，缺少真正的“生命存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民族之“力”还欠缺直接源自生命的“真”，并且，它正在无意识地影响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这也是长篇小说有待正视的“阴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