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忧患的民族，是不可能生存的；一个有了忧患却不知反思的民族，注定是不会强大的。从本质的意义上而言，文学是精神性的，但是，它若没有勇气承担时代与社会的责任，发挥针砭与批判现实功能的话，它最终将沦为政治与权力的“婢女”，失去自我的存在价值。作为中华民族的当代镜像，长篇小说也正是从“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开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建构的。

当然，首先启动“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主题，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追赶时髦，而是有着深在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的。

近代以降，鸦片战争惊醒了“天朝”与“夜郎自大”的迷梦，血的刺激和强国梦的破灭使中国人学会了思索和忧患。严复、梁漱溟、陈独秀等人普遍认为，民族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人心之积患、国民性弱点、国民素质的缺陷”，所以，他们不但把“改造人心、改造国民性作为振兴国家的根本途径”，⑶而且还在种种实践遭到挫败之后，内在地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原忧意识”。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不但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而且还以此为基础，开启了伟大的“立人工程”。在他看来，正因为“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⑷所以，“立人工程”的首要任务与基础措施就在于“国民性”的反省与清理。在谈到“我为什么作起小说来”时，他认为要“画出沉默的国人的灵魂”，目的在于“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⑸并以一生的创作实践努力建构起文学的“深层的批判机制”。

自从鲁迅把“国民性”引入文学创作以后，它就好像一口坩锅，不断地聚拢着众多作家丰富的文学实践，形象地诠释着“文学是人学”的深在内涵；又成为无形的网标，不断地过滤着新白话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现实的实践精神。从文学与民族互生的关系来看，任一民族的现代化，正如梁启超所概括的，起点既在于从灾变(不足)中“觉醒”，但“根本”又不是“器物”与“制度”的改革，而是包括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等层面的国民性反省；⑹文学作为民族的“精神胎记”，既真实地触摸着民族灵魂的蛰动，又通过有效表达生成着它的现代性与独特的审美特征。从卷帙浩繁的文学史来看，新时期文学正是如此，特别是作为担当国家文学实力的长篇小说而言，更是概莫例外的。

新时期以来，人们在痛彻地控诉自己或者国家所受的伤害之时，也不得不椎心质问：究竟是什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的浩劫？因为特殊的文体形式，长篇小说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反省之责，并从多个层面深刻地剖析了“文化大革命”的根源：一方面，它穿透了“建国之后盲目的个人崇拜、日渐激进的左倾思潮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等等社会因素，直接深入到中国人文化性格中的主奴根性和乏自主意识；一方面，它又自觉地回归“五四”“人”的传统，特别是对鲁迅费尽毕生心力所建构的“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以‘私欲性’为内在逻辑、以‘退守、惰性、卑怯、奴性、自欺欺人、麻木、健忘、好面子、无特操’为显在表征”的劣根性体系进行重新整合，并以之为潜在参照。⑺正是依恃如此深厚的背景与精神资源，长篇小说也以民族的表征——“人”展开了不无坎坷的批判之旅。

如同新时期文学的文化逻辑一样，长篇小说也在精神联系方面，首先就接续了文学对社会情感的渲泄和幸存者对“文革”期间的非人待遇、家庭惨剧及生离死别等等的愤怒控诉，然后再推及到对其根源的质询与反思，并最终落实到“人”的身上。最初的主要作品有《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它们大都以“文革”为聚焦点，在透过“文革”的源起、文化基础及传统制约等种种帷幕之后，让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是非颠倒、美丑不分、邪恶横行”的环境里的性格挣扎和汇演，人性被极度的扭曲与变形。就自我反省的力度而言，这些作品不可抑止地显示出愤怒与激昂。在度过由时代所主持的情绪仪式之后，以《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一批写改革的作品破门而出，像《花园街五号》《新星》《男人的风格》等。到了80年代中期，《黄河东流去》《钟鼓楼》等视野更开阔之作问世。再后来，力作联翩，《平凡的世界》和《浮躁》是两部对社会文化心理变化极其敏感，对农民的历史命运极其关注。与此同时，《古船》《活动变人形》《玫瑰门》《隐形伴侣》《突围表演》《金牧场》《洗澡》《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故土》、《洗澡》《蹉跎岁月》《生活之路》等纷纷涌现，长篇小说的阵容更为壮观，它们均开启了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批判性审视的新路径。⑻或把“人”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或从历史视界出发，或在日常的生活现场，拷问人性的内在构成，寻找“国民性”的归返之途，挖掘“痼疾”之根。这些批判在总体上趋向理性、丰富与深度，甚至有意识地锋芒内敛。

“人”毕竟是民族的主体，民族的自我反省最终还是落实在“人”身上。不过，与鲁迅采取杂文式的、选取若干“国民性”进行辛辣地讽刺与否定不同，与史密斯从印象出发，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诗意的文化分析不同，长篇小说是以典型人物来体现对“国民性”的探讨的。它既包括着上述“原型”，但更形象地表现为人物突破做“人”的基本规范和道德底线之后的动物性、人物性格中的邪恶虚伪狠毒因素之逆历史性、人物不正当的生存活动对人类美好理想的破坏性等等现象来唤起读者的价值判断，以肯定或否定的姿态来达到对“国民性”的反省的。由于指向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建构，所以它始终持守着中和意识，当然也不无内在的挣扎与痛苦。在包括“政界要人、商界巨子、社会名流、学者教授、工人农民、和尚道士、娼妓乞丐，各色人等”的人物谱系中，新时期三十年长篇小说主要通过三类人物来实现自己的“批判策略”的。

第一类人物是“否定者”。它与通俗的反面角色并不等同。在小说创作中，反面角色是指那些精神败坏、肉体堕落之“人”，它们是历史之“恶”的体现者。否定者则是对人类负面价值的总结，在涵括着“恶”的意义之外，还广泛地指向阻碍人类前进的所有惰性因素。有许多作家自觉地把它当作“国民性”标志来进行创作，与正面人物一样，它也寄寓着作者的思想观念和理想追求，只不过是采取否定态度，对“丑的对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而已。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这类人物层出不穷。正如罗曼·罗兰曾说过阿Q是法国人一样，答里丢夫、奥勃洛摩夫、卡拉玛佐夫又何尝不是中国人呢？！新时期以来，在长篇小说中，也出现了如郑百如、王秋赦、陆希荣、王纬宇、邬中、田守诚、鹿子霖、胡秉宸、郭中姚赵多多等否定者形象。他们道德败坏、人格堕落，没有是非标准，一切以实现个人欲望为最高目的；他们善于伪装，内心阴暗，信奉假恶丑的人生准则，公开践踏人类的真善美理想；他们善于钻营权力，甚至操控着权力兴风作浪，把人性之“丑”展示得淋漓尽致。作者们通过他们，既表达了对人性痼疾的义愤、对国民性反省的焦虑、对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激切；又把他们放在种种历史情境之中进行比较与审视，凸现“痼疾”的众生相并挖掘它们的根源。具体说来，如“运动根子”王秋赦就是“一身流氓无产者的恶习”，在“文革”中，好逸恶劳、愚昧无知、狂妄无耻；王纬宇作为“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虚伪、阴险、毒辣；特别是鹿子霖，几乎就是“纵欲”的代名词，“在男女之事上”，全无礼义廉耻，“实际就是畜生”；在财欲方面，既“巧取”白孝文的土地，又“豪夺”各保的捐税；在权力方面，“官瘾比烟瘾还难戒”。⑼还有的人更愤激地认为，赵多多生性凶残、无知、粗鲁、盲动，称他为封建宗法制的爪牙要比中国农民的蜕变恰当得多；他对赵炳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在赵炳的操纵下，以一己之“太过”维护着洼狸镇的“规矩”，他只是一个工具；他没有思想，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疯狂的家族复仇观念；流氓无产者的无道德，农民文化意识中疯狂的嫉根，卑劣的情欲和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人变得不成其为“人”了。他们仿佛就如一个“磁场”，涉及到了“人性”的无限，我们可以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总之，长篇小说借助“否定者”来进行国民性批判，亦是如前所述，乃中外的文学传统使然，表达了作者反省的直接性与彻底性；通过审视“否定者”的种种“丑”态，可以使我们在“净化”中警醒。但在具体的反省中，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也存在着以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的倾向，如止不住义愤，对国民性痼疾过度渲染；或把善恶二元对立化，拒绝理解或者深入“人”的非理性世界，不承认理性经验之外的国民性之可能性；或把反省情感化，以自己的是非好恶来判断国民性之价值。所以，这些“否定者”无论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还欠缺与阿Q、奥勃洛莫夫、答尔丢夫等“人物”相提并论的“象征资本”，所表意的反省精神也就被无意识地削减了深度。

第二类人物是“中间人物”。自1962年邵荃麟提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秋的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之后，它的定义就不断发生迁延，学术界也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但却基本上忽略了邵荃麟把“中间人物”作为国民性反省的意义所在。其实，中间人物是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的“混血儿”，正因为他一方面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的进步，并与时俱进地变革若干陈腐、落后、惰性的“人性”因素，所以，他所持守的某些痼疾就显得更为隐蔽，更具有深在的危害性，它们恰恰是反省最后的根柢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中间人物的复杂性，某些痼疾又是与“优根性”相关联的，在变动的时代与情境下又显示出不同的性质，对它的批判就难免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是最具反省的深度和难度的。所以，邵荃麟才自觉认同鲁迅，主张展示芸芸众生灰暗的精神真相与“奴役创伤”，如对于农民的愚昧与麻木，对于小市民的自私与昏愦，对一般知识分子的自保与崇洋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⑽在当代文学史上，“中间人物”也先后经历了“粱三老汉”、“陈奂生”、“隋抱朴”的变化。就大多数人的性格因素来讲，正如雨果的美丑辩证法一样，都是复杂多端的。在近三十年长篇小说中，有许茂、孙少安、四圈、白嘉轩、岳鹏程、王琦瑶、杭嘉和、陆承伟、粱必达、韩子奇、童霜威，等等。我们从许茂老汉的勤劳、善良里看到了不近情理的保守和固执，在白嘉轩的“内省、自励、慎独、仁爱”的面孔后面，包藏着他对人性的压抑、对子女们的专制以及维护礼教的残忍性，在岳鹏程的精明、灵活、宽容里，也有着冷酷与不近情理。在倪吾诚、姜静宜、岳母和大姨子等人婚变、自杀、出走的闱劂和悲剧里，看到了他们内心的分裂、扭曲和痛苦。以及司猗纹对家庭、对政治社会和革命群众的认同追求，《隐形伴侣》中女主人公对于真诚和正义的理想、对自我意识中的“恶”之驾驭和超越等，都深刻地展现了中国人性格中被长期遮蔽的“灰色地带”。总之，这些小说超越了政治、经济层面，对他们无论是眷恋传统文化的温情还是向往现代文化的丰富，都作了深刻的揭示。然而，在批判他们身上国民性时，它们也不乏强烈的实践性，如某些获奖作品以“问题”为对象，以实际解决为鹄的，追求反省的社会效应，不自觉地与国民性反省发生价值错位，并可能减弱反省的力度。

第三类是“卡里斯马人物”。王一川在《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一书中认为，在小说中，卡里斯马典型总是作为特殊人物出现的，是作家所建构的一种艺术虚构和语言虚拟，其共同特征是产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有神圣性、原创性和令人服膺、景仰、跟从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这样的人物在小说人物结构中一般处于结构中心，对其他人物具有仰视、威慑和驯化作用，甚至是其他人物故事的动力源泉。⑾但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卡里斯马权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最不稳固、“非常态的”统治形式，这不仅因为它“缺少理性的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它固有的反经济性”，而且还在于领袖本人的生命局限及性格缺失。透过社会的矛盾与危机这层“面纱”，深在的人性“裂缝”与其他负面因素，使卡里斯马人物不但聚焦了历史的反省意识，而且还潜在地具备了自我批判功能。当然，这种反省与批判并不在于否定人物本身，而是为他们的精神建构寻找内在的着力点和“丰富”的杠杆。如从李高成对市委书记杨诚由冷淡、隔膜到认同，对妻子由信任到揭发，其中所经历的犹疑、焦虑、负疚、痛苦，乃至绝望的心理与精神蜕变，说明了人们要战胜自身的“惰性”是多么艰难，它不仅包括传统的文化桎梏，也包括作为“人”的恶魔性因素在内。但“人”毕竟又是理性的动物，通过辩证地“抉择”，它剥开自己的“假面”，予以“祛除”和“创化”，也使反省与批判深入“人”的隐蔽所在并有“的”放矢，其他的如梁大牙、张居正、陆承伟、小水等人的形象功能，《金牧场》中“阿勒坦·努特格”之家园和梦的象征意义，《故土》对人性本真的探寻，都亦如此类。

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对国民性的反省与鲁迅、巴金等人是相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已经达到了鲁迅杂文或巴金之《随想录》的高度或者深度。事实上，在这些小说看来，反省毕竟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起点，挖掘我们的病根，在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上予以克服，改造我们的人性以完善民族的灵魂。所以，这种反省与批判在实践化与道德化之外，也表现出历史化的倾向。同时，它又以国民性在时代中的“变形”为起点，以现实需要为潜在规范，所以，这种反省又有很强的时效性。然而，不管怎样，在“民族灵魂重铸”的精神长征中，这种反省所贯穿的忧患意识，仍为我们找到了“民族文化建构”的历史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