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当代家族小说穿透家族、血缘、命运的种种缠绕、运用灵活多变的艺术手法，搁置了如交响乐般纷繁多彩的主题，摹写了当下民族各色集精神与欲望为一体的人物形象。在其特有的、重建一种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想象关系中显示了巨大的写作实绩，为文坛奉献了大量既有时代力度又有艺术深度的精品。当我们对这些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它所呈现的独特而有魅力的审美基调。这些审美基调几乎涵盖了美学史所涉及的一切审美形态范畴，其中以崇高与悲剧最为突出。笔者拟从其悲剧色彩极其表现形态做一简要梳理，以期从中把握一种当代家族小说的内在审美韵律和悲剧性美感。

在中国现代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崇高这一概念与典型、悲剧、喜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一样，本源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美学体系。在西方美学中，崇高有其特定的含义。从公元三世纪古罗马学者郎家纳斯在其《论崇高》一文中称崇高为“伟大心灵的回声”并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永恒的修辞风格提出后，千余年间经美学家们不断探讨发现，在十八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柏克和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中，终于被作为一个与一般的“优美”相对应的美学范畴。王朝文在其《美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优美作为美的一般形态，侧重于客体与主体在实践中经由矛盾对立达到统一、平衡、和谐的状态。崇高则不同，它主要体现实践主体的巨大力量，更多地展示着主体与客体在现阶段相冲突和相对立的状态，并在这一对立的冲突中，显示客体与主体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13］在当代家族小说的族群中，有一部分作品显示了典型的崇高的审美意蕴。有代表性的文本是《红旗谱》、《红高粱》、《远去的驿站》等。《红旗谱》通过朱老忠与冯老兰的矛盾斗争，显示了劳动人民作为主体的巨大力量。他们以“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敢于牺牲的伟大精神，以时代和革命为责任担当，最终战胜了黑暗的社会，打破了封建统治，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红高粱》通过“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发生于民间社会的、充满个人激情和强烈欲望的爱情故事，展示了民间理性与封建礼教的内在冲突，显示了作为主体的“人”及“人性”对环境及外在观念的抗争，呈现了主体的最终胜利。《远去的驿站》中的我姥爷、我姨夫、我三姨、贺爷等也是坚定不移地在动乱的社会中抗争、奋斗、为了理想流血牺牲，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扼腕的人生场景。在这些作品中，读者感受到的是极其强烈的生命激情、是极其高昂的生命意识，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崇高的力量。

悲剧的本质在于“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作为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一种审美形态和具有巨大感染力的思想情感，它能带给读者沁入骨髓的苍凉和铭心刻骨的悲怆，使人从中体验到强烈的悲剧美感。从实践本体论的角度观之，它可分为命运悲剧、英雄悲剧、性格悲剧及日常生活悲剧等，既可以显示永恒的价值和崇高的境界，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展示小人物的辛酸和苦涩。当代家族小说显然是以命运悲剧为主要审美选择的艺术作品。悲剧意识之所以在当代家族小说中有极其浓重的显现，原因如下：首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色调的浸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整个二十世纪都笼罩在浓重的“现代性焦虑”之中，因而其文学本身便呈现了悲凉、沉重、沧桑的总色调。此前出现的众多家族小说的经典之作，基本上都散发着这种悲剧审美气韵。如《家》所传达出的令人窒息的腐朽气味；《子夜》所蕴涵的无可奈何的乱世悲愤；《四世同堂》所营造的令人颤栗的民族悲怆；《寒夜》所展示的沁入心扉的世态炎凉等。作为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因子，当代家族小说也因袭着这一总色调，将自己的审美对象涂上了厚重的悲剧色彩。其次是人类所面临的生存现实使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类从诞生之日起，从来就没有实现真正的身心自由。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14］无论时代之箭指向哪个世纪，人类都必须背负来自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和困扰。文学作品以表现人的生存为最大目的，自然就要富有诗意地表现人类要面临的种种磨难和考验。于是，当代家族小说中便有了极其丰富、真实的人类整体的生存遭遇和深切的精神感受的悲情表达。第三，当代作家所饱有的世纪末情怀。不可否认，当代家族小说的黄金时期是90年代。此一时期出现的诸多文本都显现了作家们强烈的家园失落感和对故土的深切眷恋。这是因为，进入90年代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推进，曾经壮怀激烈的知识分子被搁置到了时代的边缘，非理性的世俗生活有力地冲击着一向以理性自傲的写作者们的大脑，他们除了对周围张皇失措外无法快速地寻找到自我救赎的路径，“失乐园”的苦痛只能使他们将积郁的悲凉情怀付诸于文字，尤其是付诸于历史和家族，于是，便有了当代家族小说的曲折温婉的柔情故事和浓重缠绵的悲剧审美格调。第四，是文学由精神向肉体的回归。众所周知，中国文学从90年代开始，呈现了从形而上向形而下的鲜明转向。肉身或身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描摹，与此同时，文学也实现了由崇高向世俗的大幅度转化。这种转化给当代家族小说带来的影响，是许多写作者开始从人类痛苦的切实承担者——人的身体入手来展示人类丰富多彩和层次不同的痛苦体验。然后逐步上升思考人类的终极意义。这一文学格局中新的景观带来的冲击便是当代家族小说从小的人物命运出发来全景式展现人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由无法摆脱之痛而引发的悲剧人生。宏观而论，当代家族小说的悲剧意味是通过以下创作向度微妙而强烈地传输给读者的：

1、生存之苦和绝望体验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指出：“悲剧表现的主要是主人公的苦难。----通常给一般人以强烈快感的，主要就是这悲剧中‘受难’的方面。”［15］当代家族小说秉承了这一悲剧特性，对人类无法预料的生存危机和痛彻心扉的生活苦难进行了有力而深刻的揭示。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古船》、《活着》、《在细雨中呼喊》、《第二十幕》、《白鹿原》、《白银谷》、《无字》、《羽蛇》、《栎树的囚徒》、《赤彤丹朱》等。在这些作品中，主要人物无一例外地承担着肉体的残害和心灵的痛苦，这些苦难姿态百千，不一而足，但却不约而同地压抑着人们的生命自由和激情，摧残着人类的灵魂和意志，使他们永久地品味着极端痛楚的人生。在这些文本中，作家们动作整齐划一地打开了生活的魔盒，让“苦难”插着各色的翅膀、闪耀着不同的光华、变幻着不同的姿态飞了出来，沉重地落到了读者的面前。等读者对魔盒进行仔细翻捡时，会惊异地发现，储存在魔盒中的称为苦难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有精神上的恐惧、焦虑、紧张、忧郁、孤独、伤感等，更有肉体上的饥饿、寒冷、病痛、死亡等。面对如此纷乱沉重的苦难，读者仿佛看到了人们肉体的呻吟、精神的颤栗和灵魂的抖动。作者殚精竭虑地展示的这一切，使其文本涂上了一种悲凉的色调，传达了一种刻骨的寒意。《古船》中的隋抱朴亲历了父母的死亡，因而一直非人般地压抑自己，无法挣出恐惧和罪恶的旋涡；见素始终怀揣着振兴家族的野心，因而陷入疯狂和病痛中不能自拔；含章多年来一直充当着四爷赵丙的性工具，欲死不能。《活着》中的人物接二连三地失去生命，最终导致富贵老人精神麻木。《在细雨中呼喊》揭示了亲情血缘间的猜忌、遗弃、侮辱和斗争，展示了令人发指地生存的黑暗，表现了还是孩童的孙光明的心灵的痛楚和情感的黑洞。《白鹿原》上的众多女性如兆朋媳妇、小娥、白灵在家族文学和现代政治的黑暗面的压制之下最终失去了年轻的生命。《白银谷》中的杜筠青等女人均被虚伪的丈夫康芴南“宣告死亡”后，囚禁在尼姑庵中苦熬着清冷、寂寞的岁月；《第十二幕》中的尚达志复兴家族产业历尽艰难，终生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幸福。《无字》中的墨荷、叶莲子等女性一生承受着无爱的婚姻的悲凉，一直做着男人的奴隶，最后孤独地死去。《羽蛇》中的主人公一直未能摆脱内心罪恶的纠缠，不惜以肉体的摧残为此生的所望。《栎树的囚徒》中的一群女人一生都无力挣脱“栎园”的捆绑，只能以死保存生命的自由和尊严。《赤彤丹朱》中的女性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弱者，无法实现生命本真的追求。《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及其周围的人们无不跌入到了文化的深渊，最终生命之花陨落-----细读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在对家族、历史的想象中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造成人类生存苦难的原因是不尽相同的，既有生活及制度本身的重压、(如女性受男权文化的挤压)又有人性结构的负面因子等。但是，后者造成的灾难更加巨大。谢有顺指出：“中国许多时候在精神上是一个阴暗的民族。”［16］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弱点是导致诸多人类悲剧的罪魁祸首。前者经过人们的极力奋争还有改变的可能，而后者将使中国长期陷入羸弱状态而无力自拔。当代家族小说在揭示苦难时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即着力于人类悲剧精神的探求，挖掘造成民众苦难的根本原因。与苦难相伴随，许多作品还着力渲染了人类的绝望情绪。基尔凯戈尔在其《恐惧与颤栗》一书中说：“恐惧是自由的可能。”［17］绝望也是如此。众所周知，人类感知苦难的神经是非常敏感的。太多太多的苦难无法承受时，会使人们产生无比的绝望。因此，许多家族小说在展示苦难的同时充盈了强烈的绝望体验。但是，这种绝望体验并非是要让人们陷入无边的黑暗，它要激起的是人们极度绝望后的思考，并最终实现人类的自我拯救。这正如郭沫若所说的：“悲剧的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18］李泽厚也指出：“艺术中的悲剧正是在情节或性格的发展过程中，以激烈的冲突形式将现实与实践的矛盾斗争集中地反映出来，以唤起人们积极的审美感受。”［19］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绝望的展示是积极的，它表现了作者对生命、历史、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层思考和情感焦虑，显示了作者的精神追求。他们力图唤起人类不死的激情渴望，以“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强烈撞击，使人类的精神成为他自己的主宰。在一点，在《古船》、《活着》等作品中均有明显表现。它昭示了作家们对于历史的自我认知，展现了作家在世纪末面对纷乱时代的焦灼情绪，更彰显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民众的未来为情感担当、以民族化、全球化为时代追求的神圣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而这一切，也使得许多家族小说所呈现的悲剧意味增添了些许凄美的色彩。

2、灯油耗尽和大限将至

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切违背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物质和理念都会被人类追求光明、平等的生命激情荡涤殆尽；任何阻挠人类渴望幸福和自由的文化制度最终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是物质世界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身处其中的作家早就已敏锐的感受抓住了这一点，并在诸多的文本中进行了鲜明的表达。家族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单元，最能折射某段历史的终结和某种文化的失落。但是，在细读文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的终结表达并非是斩钉截铁、干脆利落、而是矛盾犹豫、半遮半掩的。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并非总是黑白分明、优劣清晰的，旧的制度与理念的灭亡，总会伴随着许多美好事物的焚毁，而这些美好的事物又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心理积淀纠缠在一起，让人无法抛弃与割舍。于是，诸多家族小说便显露了作者既痛恨又依恋的感情纠葛和矛盾心态。这种游移不定的创作姿态，成就了作品丰富多彩的主题意蕴，也赋予了作品纷繁复杂的情感体验。《白鹿原》是很有说服力的一个文本。作品的主人公白嘉轩为了维护儒家文化的精神和秩序，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但是，时代的发展，现代文明的冲击，人性的解放，将他所极力保护的东西击打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白嘉轩只能在“世事变了”的喟叹和“气数已尽”的无奈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不光是白嘉轩，就是具有圣人气质的朱先生、具有仁义品德的冷先生、知恩图报的鹿三，也都只能眼看着他们曾经引以为荣的一切日薄西山、渐渐远去。作为作家的陈忠实虽然以魔幻手法虚拟了白鹿精魂的存在，但他也深知这些在中国农耕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精英人物”必定无力挽回被大浪淘沙般洗涤着的旧式的一切。最终，他怀着大势已去的悲凉，无奈地传达了“仁义白鹿村”气数已尽的深切感受。而读者则在他所渲染的“灯油耗尽、大限已至”的悲剧氛围中品味到了一种彻骨的悲哀。李锐的《旧址》铺陈了同样的悲剧气氛。李氏家族的拯救者李紫痕虽然自毁容貌、牺牲青春、百折不挠、殚精竭虑地想要维护家族的血脉和曾经拥有的辉煌，但是时代的风云激荡最终无情地吞没了李氏家族的最后一线母性之光，毁灭了李紫痕挽救家族的宗教般的信仰，使这个已经在世上存活蕃衍了百代的名门望族最终灰飞烟灭。作品以委婉曲折的故事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触动了李氏家族所经历和感受的“气数已尽”的绝望与悲哀，使这部特征明显的“文化寓言”浸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3、最后一个拯救者出场

前文已经述及，90年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在面对已有的价值、秩序、精神和品格分裂与崩溃时是茫然无措的。当这种满怀的忧郁和辛酸积郁成块垒时，愤懑的心情必定要借助文字、借助自己对历史和家族的想象来宣泄和发散。于是，怀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作家们倾心塑造了一系列试图力挽狂澜的“最后一个”。如“最后一个先生”、“最后一个圣人”、“最后一个长工”、“最后一个圣母”、“最后一个清醒者”、“最后一个商人”等。在这些人物身上，寄予着作者的殷切追求和终极理想。如朱先生、白嘉轩、鹿三之于陈忠实，李紫痕之于李锐，“傻子”之于阿来，康芴南之于成一，尚达志之于周大新。但是，由于作家们精心打造的“最后一个”既不能代表“历史的必然要求”，(恩格斯语)又不能诠释其行为本身的“正义性”，他们便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社会进步中的“异己力量”。他们以其行动天然的“滞后性”代替作家们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实现心中滚动的热望，只能是空有奋斗的热情而无明显的实效，他们在出场之时就已经披上了滑稽与失败的外衣，因而也只能在心血耗尽、乾坤依旧的悲叹中黯然地退场。于是，他们命定的成了可笑与可怜的一群，带上了特定的悲凉色彩。进一步说，作者是让其主人公从悲剧到喜剧的转化过程中突显其悲剧色彩的。《尘埃落定》中的“傻子”虽然被作者赋予了高于聪明人的智慧和能力，也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建功立业，但他所维护的必定要灭亡的土司制度带给他的只有无尽的遗憾，纵有千般柔情，也只能眼见曾经强大、美丽的家园毁于一旦。这是人物的悲哀，更是作者的哀叹。对于“最后一个”的虚弱与无力，陈忠实也是非常清楚的，于是，他不惜笔墨、满怀惋惜地书写了人物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他们的“奋斗行为的可行性与奋争目的的不可能之间的悖反性”［20］和“他们的奋斗激情在一种无可维持、无可复苏的古老的家族文明、过时的农耕文化、陈腐的人伦体系中不断弱化、不断损耗直至磨蚀殆尽”［21］的具体过程，从而赋予了人物无可争议的悲剧精神。可以说，白嘉轩的忧患意识与作者的心绪迷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白嘉轩没有找到维护已有秩序的有力武器，陈忠实也没有寻求到救赎人类精神的灵丹妙药，他们只能在悲剧的人生中共同品味失败的酸楚。。

4、命运轮回和历史循环

西方美学理论告诉我们，悲剧是艺术的最高阶段和冠冕。而命运悲剧更是人类展示悲剧意识的初始形态。悲剧性艺术品如果失去了对人类命运的剖析，就会违背悲剧构成的最深层的精神逻辑规律，从而远离悲剧艺术的真谛。当代家族小说的作者抓住了这一点，并对其进行了极富创造性的表达。这种表达的内在促动力仍旧是作家们对人类生存真相的思考。虽然有责任的作家都力图以形而上的感染使人类摆脱苦难而愉悦的生存，但自有人类以来的历史却让人们感受到了种种无法逃避的力量，这力量使得人类在漫长的生存过程中一次次地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和问题；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和无奈。如女性悲剧命运的代代相传；每个时代都存在的由于肉欲的横流而导致的精神苦难；人类日复一日的暴力凶杀、冷漠变态、自卑庸俗、麻木无助等。也就是说，人类自出现以来，一直都在体验着肉体的痛楚和精神的煎熬；承担着生存的焦虑与恐惧；品尝着情感的忧伤与绝望；抵挡着兽性的与勃发与蔓延。无论身处哪个时代，人类都是那样的软弱无力，随时都可能被某种物质和精神力量击溃，时常感觉到自己正跌落在和的地狱而无处寻求逃脱的路径。作家作为人类的一员，比常人有着更深的体会。他们不可避免地要描绘历史演进过程中的跌宕起伏、描画囿于血缘家族的人们宿命般的生存、展示历史的非理性、寻求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内在根源，并对这些导致人类痛苦的意念及行为进行严厉的拷问，力图唤起人们对罪恶的敏感和关注，从而使人类达到真正的生命自由。《白鹿原》将人类不停歇的争斗喻为“翻鏊子”，说明人类永远不会放弃对权利、财富的追逐，即便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旧址》则以血淋淋的事实宣示了人类反复搏杀的宿命结局；《无字》则敞开泣血的心灵，诉说女性命运的相似；《故乡天下黄花》则以不同政治群体的权利更替为关照对象揭示了人们性格中的消极因子给自身带来的无法摆脱的轮回般的宿命。在宣示这一主旨的众多作品中，《栎树的囚徒》值得详加分析。作者蒋韵以无可辩驳的家族变迁曲线告诉读者，作为“命定的潜在又巨大的家庭血缘文化接力的化身”，［22］“朴园”中的女人——陈桂花、段金钗、关莨玉、贺莲东、苏柳、悯生、芬子等无论任何的挣扎，都无法逃脱“家族”这条红丝线赋予她们的悲剧宿命，在她们身上，苦难是流淌在血液中的遗传基因；是诞生之初就已携带的印记。她们无论任何美丽、温婉、善良、浪漫，都无法逾越传统文化和男权中心划定的轨迹，最终使生命之花凋谢、枯萎。不光如此，就连她们对抗苦难的方式——自尽，都是那样的整齐划一，除此之外无有选择。她们似乎只能以自尽的方式告别曾经给她们带来希望和毁灭的荒诞的世界，摆脱生命的困境；只能以肉体的香消玉陨，保持家族特有的高贵浪漫的精神；只能以如花生命的陨落，来葆有生命的尊严。她们全部淹没在了无形和有形的家族锁链之中，绘成了生命轮回中如鲜血般醒目的图画。当我们对宿命观和历史循环论进行深层次审视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当作家们在创作中找不到现实的切入点时，都会将眼光投向历史，并将历史的终结意义理解为“宿命般的循环”，以此来解释人类生存表象及心灵深层的奥秘，而这种富有主观意味的叙事，就使得许多的家族小说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宿命和历史混合色彩，展示出一种悲剧性的审美基调，在给予读者“形而上的慰藉”的同时让人们感受到了强烈的艺术震撼。

综上所述，当代家族小说以其浓烈、苍凉的悲剧色彩对人类的生存图景进行了全方位的审美关照，在展示历史无理性及循环性的同时，塑造了诸多寄予着作者的情感、抵御着他自己天性中和来自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而踉跄前行的人物，独树了传输悲凉情怀、引发人们思索的典范，显示了富含悲剧意蕴的艺术作品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审美力量。这是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