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家族文学与当代文坛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经历了艺术创作方法的巨大变革。如果对此做一宏观考察，我们可发现其基本线索是，纯粹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糅合、各种艺术手法的相互融合等。就具体修辞方法而言，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象征、夸张、拟人、通感等手法均显示出了各自的作用，使得家族书写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下面我们从线性时间出发，对当代家族小说的创作方法做一简单梳理。

1、纯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当代家族小说

前面说过，“十七年时期”的家族文学主要有《红旗谱》、《三家巷》、《创业史》等。它们产生于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保留着整个“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的品格。这些作品的风格可概括为高亢嘹亮的基调、激情澎湃的叙事、清晰鲜明的阶级意识、豪放热烈的政治激情。主导这种时代文艺主潮的是显而易见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因为在整个“十七年时期”，中国文坛所倡导和推崇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人们在创作文本时的自觉追求便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必然性、精心刻画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努力追求细节的准确可信等。处于这种文学生态环境中的当代家族小说当然也不例外，无论是确立作品的主题，还是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它们都没有离开现实主义的大框架，并以这种方法描绘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变革过程和摧枯拉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而且，这几部作品还给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个性鲜明、具有极强艺术感染力的新型人物形象。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是当代文坛曾经拥有的辉煌。综合而论，“十七年时期”家族小说的现实主义特征有如下表现：

首先，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众所周知，现实主义要求写作者必须以真实的社会存在为反映对象，对丰富的历史文化及生活现象进行生动准确的描写，形象而又具体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趋向，从而反映时代的动荡变迁、展示人物的历史命运、心路历程和精神面貌，塑造民族性格。这一点，在当代家族小说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红旗谱》以史诗般的写作追求，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艰难与曲折，展示了党对农民革命觉悟的提升和对农民斗争精神的推动，揭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内涵，完成了一部中国农民的成长史。它以精细的笔触、生动的形象展示了中国现代革命的真实一幕，呈现了革命斗争的曲折与艰难、流血与牺牲，以大无畏的豪迈气概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一定会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历史的必然，给人的震撼是巨大的。《三家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广州为背景，展现了二十年代中国都市革命势力同反革命势力的反复较量及各阶级力量的消长变化，真实地描写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等革命斗争的历史过程。作品通过周、陈、何三个家族内部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发展演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作为个体的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或坚强勇敢，或脆弱、彷徨、动摇、缠绵的本真状况，使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大革命时期的纷繁、微妙、复杂、残酷的社会生活图景，以及不同阶级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可以说，这部作品无论从选材、结构、人物，还是主题揭示、场面描绘，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息息相关，其中人物的最终走向和追求，都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创业史》更是一部以真实的土地改革过程为素材的家族小说。它以极其细致的笔触展示了我国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公有制转化过程中的曲折与艰难，真实地展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初期的风云变幻，以及各种人物在这一洪流中的精神激变和心理状况。正如作者柳青自己在谈到作品的主题思想时所说的“我这个小说没有别的主题，就是一个，农民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过程、方式和心理。”［9］这部同样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也通过复杂精细的情节、生动可感的形象，展示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听从党的召唤，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顽强意志、满腔激情，具有极强的时代感和艺术概括力。同时，梁生宝所代表的道路也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农民必须要选择的道路，因而作品所写的一切都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总之，这三部“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如实地“再现”了历史，能使读者从中感受到时代的真实气息和内在要求，因此，它们比较明显地展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体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实质内涵，即艺术客体尽管不同于现实的世界，但为了以真实合理的形式吸引读者和征服社会，必须从现实世界的真实规律中升华出艺术世界的生命。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将现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起来，奉献给读者主题深刻、结构合理、人物生动、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精品。

其次，塑造了许多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的要求来自于恩格斯的有关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遵循着这一创作主旨，“十七年时期”的诸多作家都以创造典型为己任，呈现了大量以典型人物为中心，揭示主题、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像《红岩》、《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为处于同一艺术观念层次上的“十七年时期”的当代家族小说，也毫无例外地运用这一创作方法，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典型人物，极好地呈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红旗谱》中的典型人物是朱老忠，他的一切行为举止，都体现了当时农民的内在品格。如，嫉恶如仇、刚正不阿、豪爽仗义、爱憎分明、勇敢顽强、追求进步等。朱老忠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的代表，他的成长经历，体现了许多中国农民的成长过程，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根本保证。但是，朱老忠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个性，他的革命激情和革命意志的产生，，既是自身的生存环境和阶级地位所导致的，更有着父辈曾经的血海深仇。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成功的人物形象。《三家巷》中的阿炳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生长在一个靠手工劳动维持生存的家庭，曾经当过铁匠、鞋匠、药铺学徒，也有过短暂的求学经历，底层的生活体验，使他具有了热爱劳动、憨厚正直、刚正不阿、敢做敢为等优秀品质。他勇敢地参加反帝革命，支持北伐战争、又在广州起义中浴血奋战，显示了一位革命者的战斗品格，但是，他又存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比如在遇到困难时悲观绝望、盲目轻信、迷茫焦躁等。他的这种“有两种内在因素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着”［11］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反而使其更加亲切可信。他使我们看到了包括林道静在内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熔炉中历练的痛苦和艰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曲折与复杂，非常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要求的“写真实”的深层含义。《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他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愿望，体现了解放初期许多并不觉悟的农民的心态和思想，他要凭借新社会给他带来的主人公地位发家致富，摆脱旧社会给他们家族带来的苦难；他不想关心别人的事情，怕给自己惹下麻烦；他拖儿子梁生宝的后腿，想让儿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实现梦想。但是，在具有说服力的事实面前，他最终理解了儿子的做法，从思想深处懂得了走合作道路的意义，他成了儿子的精神支柱，并与其他农民一起走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梁三老汉的文学史价值在于，他使人们感受到了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艰辛与不易，体验到了提升农民精神的艰难与漫长，更感受到了历史每前进一步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除此之外，这些家族小说还以富含时代气息的笔触展示了典型人物生成的典型环境，传达出了极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从诸多的方面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在要求。

但是，这种纯现实主义方法的使用，也使当时的家族小说创作暴露了其单一化、模式化、意识形态化及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等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和主题先行等诸多缺陷，在表现了当时的历史理性和创作意识的同时，影响了文学人物丰富性、复杂性的生成，同时也影响了文学的真正价值。总之，“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小说以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真实场景和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表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内在价值体系，为当代家族文学的书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2、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当代家族小说

进入8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时期，西方文论、西方现代派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国内，给人们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艺术空间，它使思想解放后的许多作家认识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已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感受，文学需要借鉴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写作技巧，舍弃表象，直达本质。于是，当代文坛出现了以“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新感觉派”、“魔幻现实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在当代文学内部，许多涉及文学本体的理论问题也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得到了重新的关注和思考，如文学的学科性质、文学的本体性、主体性、价值性，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等。通过广泛的论争和实践，人们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澄清了许多曾经混乱的思路，打破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桎梏，使文学自身重新回到了“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回到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及内心世界、手法多样、主题丰富的轨道，从而真正实现了文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观念的解放促成了艺术手法的大胆创新，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争奇斗艳、各领风骚，使当代文坛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勃勃生机。受这些大的文学思潮及艺术手法的影响，当代家族小说也在80年代呈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面貌，创作出了具有新颖的思想内涵、复杂的人物形象、迥异的艺术特色的优秀文本。《红高梁》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它成功地将现实主义与以意识流、象征、通感等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相融合，给我们贡献了一部主题纷繁复杂、人物新颖奇异、感受丰富奇特、画面瑰丽绚烂、语言诡谲多变的具有“陌生化”效果的优秀当代家族小说。通过遍地摇曳的红高梁，我们看到了晶莹透亮、香气四溢的美酒，看到了生活在山东高密乡的“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奇特爱情，看到了生成于民间的以世俗感受为主导的生活态度，看到了他们顽强的生命意识，看到了发自内心的浓烈的恋土情结，看到了他们为保卫家乡而付出的流血牺牲。他们是自由潇洒的一群，他们的存在，印证了中华民族长久不衰的生命活力，印证了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斗争精神，更印证了支撑中华民族走到今天的民族性格。可以肯定地说，《红高梁》中所呈现的丰富多样的主题是用变化多端的艺术手法来支撑的，这些艺术手法与作品丰富的主题群交相辉映，才使文本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当代家族小说走出了现实主义的单一风格而在80年代显现出了令人眩目的辉煌。

下面，我们对《红高梁》所呈现的艺术手法做一简要分析。文本一开始，作者便给红成汪洋的高粱赋予人的品格与感受：“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红高粱红声汪洋的血海，高粱神秘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作者一次次地赋予无生命物质以人的感受与情态：“那时大石桥尚未修建，小木桥被千万只脚、被千万次骡马蹄铁踩得疲惫不堪，敲得伤痕累累。压断揉烂的高粱流出的青苗味道，被夜雨浸淫，在清晨更加浓烈。遍野的高粱都在痛哭。”“道路两边，板块般的高粱坚固凝滞，连成一体，拥拥挤挤，彼此打量，灰绿色的高粱穗子睡眼未开，这一穗与那一穗根本无法区别，高粱永无尽头，仿佛潺潺流动的河流。”“风利飕有力，高粱前推后拥，一波一波的动，路一侧的高粱把头伸到路当中，向着我奶奶弯腰致敬。”“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朦胧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我奶奶摔碗之后，放声大哭起来，哭声饱满，感情婉转，水分充沛，屋里盛不下，溢到屋外边，飞散到田野里去，与夏末的已经受精的高粱的璀璨声响融洽在一起。”“奶奶看到小毛驴注视着自己，澄澈的驴眼里，漾出聪颖灵悟理解人类的光辉。”“父亲钻进高粱地，几个举火把的人跟着他。密集的高粱秸子碰得火把四处溅油，那些半干的高粱叶子，着了油，委委屈屈地燃烧起来。高粱们在火之上，低垂着沉重的头，发出喑哑的哭泣。”“鬼子撤退时，点燃了村里所有的房屋，冲天大火，经久不熄，把半个天都烧白了。那天晚上的月亮，本来是丰厚的、血红的，但由于战争，它变得苍白、淡薄，像艳色消退的剪纸一样，凄凄凉凉地挂在天上。”当一个日本兵进入高粱地后，高粱的表现是：“在剧烈的运动中，高粱穗子毫不留情地抽着他、揉着他、刺痒着他，甚至是讨厌地膈应着他。”“多灾多难的高粱们在月光中肃立不语，间或有一些高粱米坠落在黑土上，好象高粱们晶莹的泪珠。”在这里，作者莫言与其说是描写高粱，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些感受或逼真准确、或虚幻飘渺，都能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除了高粱之外，作者还多次将狗、鱼等动物拟人化，营造出了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这一切，使读者感受到了当代家族小说从内容到手法的明显变化，感受到了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扩展性，也感受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创作方法上的丰富和成熟。

《古船》虽然也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长篇创作，但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象征、拟人等艺术手法的魅力，如老庙着火时火焰中的松柏呜咽啼号；隋不召在风雨激荡时突然失踪；隋迎之在枣红马上吐血而亡；古船出土时浓烈的血腥竟然空中的大雁盘旋徘徊；张王氏能预知四爷爷肚子里有只长虫；四爷爷对自己的下场未卜先知；跛四的笛音能够勾人魂魄；小葵的孩子永远也长不大；“文革”印把子神秘丢失；勘探队的具有放射功能的铅筒不翼而飞等等。这些读来使人惊异惶惑、迷离恍惚的情节描写，已经不能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概括和解释了，它们非常明显地呈现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痕迹。总之，80年代的当代家族小说比之“十七年时期”，已有了从内涵到艺术手法的极大变化，它们的出现，印证了时代潮流、文学思潮、西方文论对创作本身的影响，更显示了文学与社会、人生及其他生态环境因素的内在关联。

3、诸多艺术手法融合中的当代家族小说

90年代，家族小说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挖掘、人物的塑造，画面的描绘、风格的呈现，还是写作者性别意识的突出，都与80年代有了极大的不同。其中，最能展示其创作实绩的，莫过于于支撑和表现主题内涵的艺术手法。当然，宏观而论，90年代家族小说的主要特色仍然是现实主义，但此时的现实主义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即全方位地与其他艺术手法融合，展示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揭示更加纷繁复杂的主题意蕴。这种变化，使90年代的家族小说，呈现了多元的叙事立场、多维的价值取向、多向度的艺术视角、多重的人性内容、多彩的主题内涵、多样的文化特征，最终使当代家族小说成为当代文学花园中一道亮丽的景观。90年代家族小说创作方法的丰富多彩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文学经验的长期积累。从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当代文学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写实”等诸多文学思潮的演变，除了作品的主题及情感不断深入、理性之外，其创作方法也在一次次的文学潮流中不断成熟和完善，可以说，文学思潮从“先锋”的技巧至上的操练到“写实”的回归平民之后，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从融合的角度观之已相当完善，因为我们已经从新写实的实力作家方方的《风景》中体察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的完美结合。到了90年代，家族小说自然会继承和运用这些有效的方法构建自己的文本，使作品蕴涵的主题思想得以鲜明的彰显。

其次是文学生存环境的改变。众所周知，文学具有超功利、超实用的特征，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文学出现了商品化的倾向，这种变化使得文学创作和读者阅读过程被转换成一个商品生产与销售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开始主宰文学。而作为读者的民众的生活无不被欲望裹胁，几乎所有的人都从以前的政治人变成了经济人，人们开始追求新奇与刺激，追求快速与变化。于是，大众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官方文学和精英文学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这种现实使大多数作家意识到，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已远远不能满足当代人的阅读需要了，文学需要在内容和手法方面进行极大的创新，必须以新颖的主题和全新的人物来迎合市场，迎合时代。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许多作家运用新的创作方法进行写作的自觉性，使90年代的绝大部分家族小说呈现了全新的艺术风貌。这种艺术风貌表现为，多种创作手法完美融合、多种创作风格相得益彰。

为了印证90年代家族小说在创作手法方面取得的成果，我们以《白鹿原》为例，对其艺术手法进行一番探索。《白鹿原》从出版至今，好评如潮，人们已从不同方面对它的成功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大多数论者认为，《白鹿原》原则上还应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在细微之处又清晰地展示了作者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借鉴，在此基础上全面张扬了作品巨大的艺术魅力。关于这一点，作者陈忠实有着自己的深刻见解：“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掌声作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独特的生命体验。”［12］《白鹿原》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讽手法的使用。《白鹿原》在多处使用反讽手法，如作品一开始，作者就写白嘉轩的六次娶妻、六次妻亡。这对于恪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思想的白嘉轩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作者写到了农协运动的几场闹剧，讽刺了一向被人们视为伟大运动的农民革命，最后，作品又写到了白灵、黑娃和白孝文的不同命运，讽刺了革命运动的好坏不明、黑白不分。第二，性描写的勇敢探索。反思以往的长篇创作，虽然随着文学环境的改变和文学禁忌的打破，表现人物情爱与性爱的内容愈来愈多、愈来愈细致，但其手法都是朦胧而优美的，但《白鹿原》却用了大量的篇幅，逼真生动地描写了人们的性爱和性行为，包括性活动的过程、性征性状以及伴随性活动所产生的性反映、性感受等，可以说，《白鹿原》的性描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众所周知，性描写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白鹿原》的性刻画和性展示，无疑是借鉴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但是，需要强调的是，《白鹿原》的性描写基本上是深刻和严肃的，它将人的自然性与其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结合起来，成功地刻画了人物性格，新颖地表现了主题思想，合理地推演了情节发展。缺少了性描写，《白鹿原》的艺术魅力便会大打折扣。除以上方法之外，《白鹿原》还成功运用了传奇、象征(如“白狼”的传说和“白鹿”的神奇)、意象创造等艺术手法，营造了神秘主义的氛围，使作品产生了既震撼人心，又新颖奇特的艺术效果。除《白鹿原》外，像《尘埃落定》的寓言式叙事、《羽蛇》的象征式体验、《纪实与虚构》的虚幻影象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印证了诸多艺术手法探索的实绩。总之，90年代的家族小说在艺术创新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它不光使家族施行呈现了不同于政治的、哲学的、史学的和伦理学的历史内涵，更在相当程度上昭示了多种艺术手法融合的可能性，显示了家族叙事的独到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