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90年代主流的日常生活小说书写了我们大多数人共有的生活体验，在叙事和故事构成上几乎无一例外地再现了日常生活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循环递进，重复不休的模式，如作家所言：“我觉得写好像《一地鸡毛》这样逼真的模仿生活的作品，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并不困难。但大家直接去看生活就够了，这不是小说对生活最根本的功能。这类作品跟那些充满想象力的作品比起来，在艺术灵性、艺术境界上也要差一些。”(刘震云)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更年轻的作家便力图跳出这样一种固定化了的模式，尽力想要将更为个人化、甚至完全撕破常人不舍得丢弃的“面子”，理直气壮、粗野但又真实地写出人生的平庸、欲望、虚无、绝望，真实地表现现代日常生活中人的存在状态。

诗人出身的作家朱文上个世纪末以来发表了《磅、盎司和肉》、《我爱美元》、《把穷人统统打昏》、《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等作品，得到了诸多评论家的关注。有人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纯粹的文学家之一”，因为“他有一个惊人的本领：对最乏味的生活进行最富有趣味的抚摸、揉捏和敲打。换句话说，他总是能抓住一切陈词滥调的临界状态，使老套常规呈现出另类的炫目光芒。他肆无忌惮，没有任何顾忌，那种狂欢化的世俗性倾向即使是今天的文坛小后生们也难以望其项背。而在这种大鄙大俗之中裸露的精神原点，或者说是一种反道德的道德性，恐怕又连他的文坛老前辈们也很少曾经达到。朱文以一种极为现实的方式逼近了我们生活中最为虚空，也最为本真的领域。”(严锋)也有人将他和从前的同行们进行了比较：“朱文从来不抽象地描写人的心理过程，但对一种非常贴近生活地面的心理活动却把握得准确而老到……与80年代现代派小说强调人的精神活动、甚至脱离生活处境抽象地描写精神世界，是不一样的；但与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完全排斥人的精神活动，将精神消融于日常生活琐屑也有所不同。他写出了人的精神的飞翔，但又是一种低姿态的(也就是与生活本相纠葛在一起的)精神活动。”(陈思和)总之，朱文在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中选取了即使最平淡无奇、但又能给人以惊异的素材，用他直接、尖锐、咄咄逼人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平淡与神奇、常态与荒诞、轻松与沉实、真实与虚幻相纠缠的故事”，他与主流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不同，力求“穿破生活现象表层，诉求于丰富的可能性与内在的真实性。”朱文的“另类”在于他毫不隐讳地道出了生活中令我们“不齿”却又都彼此心照不宣的真实想法，在《我爱美元》中，他写道：“欢乐从来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只要你有钱，没有的东西都可以为你现做一个”，“所以，我们要尊重钱，它腐蚀我们但不是生来就为了腐蚀我们的，它让我们骄傲但它并不鼓励我们狂妄，它让我们自卑是为了让我们自强，它让我们不知廉耻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本身就是这么不知廉耻。”因为这篇小说写了作为儿子的“我”居然鼓励父亲去嫖妓，甚至最后想叫来自己的女友以献身的方式帮助完成此事的故事，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篇“影响很坏”的小说。令人惊乍的显然不是“父亲”想睡女人，而是儿子对父亲的怂恿，这个“荒唐”的父子故事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道德范畴，超出并刺伤了读者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性的文学审美观，但我们又不能否认它真实地道出了现代生活中集聚在人精神深处的不安、躁动、分裂与反叛。另类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无非是打破固有叙事模式，或者固有的内容题材，而在精神层面上，朱文为我们叙写的是毫无遮拦的现代平庸人生，毫不留情地剥落披在现代人身上的伪饰，把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暴露出来。这种大胆来自于作家的写作观，朱文曾经表示他不能理解也不能认同路遥的创作方式，他认为写作不需要翻阅资料，所谓厚重的历史感、文学要承载意义这些东西在朱文看来像“稀薄的像空气”，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哪位高人想把绝对价值教给我，我会毫不犹豫地把痰吐在他的脸上，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神经病，疯子，自大狂，我和你无话可说，如果你对我有一定的了解，想劝我学点韬晦，那我会认真地把你的话听完，然后更认真地把你的话忘掉。”正是这种完全与传统文学创作观念相决裂的态度，使得朱文的小说一面被人狠骂，一面又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毫不隐讳地描写人的欲望，将笔探入到敏感的“道德禁区”，用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去表达，反对那种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皮笑肉不笑的温吞文字。他以庸众中的一员“自居”，但同时又不惜余力地真实呈现了庸众的欲望、所求，在反抗假道学、回避主流话语的创作过程中间，对“庸众”面对外部世界时表现出的无奈、愚昧、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等特性，也闪现出批判的刀锋所划过的痕迹。

现代日常生活本身提供给作家的，除了那些近乎已被主流小说作家写滥的外部俗常生活，还有便是人的内心世界，人的隐私领域。特别是关乎人的私密欲望的作品，大量地涌现出来。这种现象与中国人日益发展并形成的现代日常生活的特性有密切的关联。现代日常生活是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应的日常生活，它与传统的日常生活相比有着本质的差异，学者指出，“在农业文明时代，日常生活依旧是人类社会的主导性存在领域，而非日常世界相对狭小与不发达；而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以社会化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为内涵的社会活动领域和以科学、艺术、哲学为主要形态的精神生产领域飞速发展，从而使非日常世界急剧膨胀与拓宽，而日常生活世界则退隐为狭小的私人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潜基础结构和背景世界。”(41)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民众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继续发生着变化，特别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人而言，生活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现实生活中关于“快乐”的口号更是形形色色、异彩纷呈，关键在过去的人遵从教导，常把自我放在他人的后面，所谓先让别人快乐，自己才能快乐；现在不同了，人们发现如果自己快乐不起来，周围的人也难以快乐起来，更何况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是具有排他性的。将“自我”放在首位，已经成为新世纪、新时代青年(至少在都市)的价值观念核心。对于那些从事文学写作的新一代而言，标新立异、展示个性已成为实现个体“存在”的动力之源。这种强烈的不同于他人的愿望在文学领域突出表现为人物“隐私”的公开化倾向。需要澄清的是，此处并不是说创作者将本人的真正生活隐私写出来兜售，而是作品中主要表现的是主人公的“隐私生活”。此类小说与五四以来涌现出的“私小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本质却不相同。五四时期的“私小说”通过信件、日记等固定形式，抒写小知识分子面对文化转型、历史变动的巨大外部压力而产生的内心波动，虽也触及情爱、欲望，但主旨却在反映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精神冲突，表现主人公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心路历程。而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描写“隐私生活”类的小说，却是表现着当下中国最为“前卫”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身体欲望的极力描写，是对中国温文尔雅的文学审美风格以及普遍的伦理道德观的反叛，不仅如此，作品中传达出个体在反传统道德的行为、言语中，体味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快感，并且能够实现某种自我的欣赏与陶醉，这无疑是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叫板。“身体是一切的准绳”(尼采语)成为年轻作家创作的准绳，欲望化的写作盛行一时。卫慧、棉棉，乃至网络上喧嚣一时的木子美，都超不出此囿。而作为非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学创作，在处理日常生活话题时，又往往不能够舍弃对人物精神的眷顾，由此而达到作家对创作自我的深度精神关照仍然在作品中可见，除了那些并非大多数人所拥有的个人的生活体验之外，也正是因为写作本身的意义，使得创作者感受并实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说：“我在爱上小说里的‘自己’，因为在小说里我比现实生活中更聪明更能看穿世间万物。爱欲情仇、斗转星移的内涵。而一些梦想的种子也悄悄地埋进了字里行间，只等阳光一照耀即能发芽，炼金术般的工作意味着去芜存精，将消极、空洞的现实冶炼成有本质的有意义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还可以冶炼成一件超级商品，出售给所有愿意在上海花园里寻欢作乐，在世纪末的逆光里醉生梦死的脸蛋漂亮、身体开放，思想前卫的年轻一代。”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内心敏感、细腻的都市女子，在张扬自我个性的文字中展现出那种前所未有的自恋心态，而这种自恋或者以及对周遭的不满，同时也反映出现代人精神上的寂寞孤独。“我是那么浮躁，一颗不安分的心永远在飘来飘去，一刻也不歇，好累，好没用，有时连写作也不能给我安全感和满足感，什么也没有，只有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只有夜夜失眠，音乐、酒精、性也不能拯救我，躺在黑暗的中心像个活死人就是睡不着，我想上帝会让我嫁给一个善良的盲人，因为我看到的都是黑暗。”(42)这种寂寞和孤独、软弱与无力难以依靠物质来解决，性爱、身体的满足也不过是一时的麻醉，“隐私”空间作为个体最后的一块与世界抗衡的阵地，也显得越来越逼仄、局限。作家最后不得不承认：“只有写作才能让我跟其他平庸而讨厌的人区别开来，让我与众不同，让我从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中死而复生。”(43)关于“欲望化写作”的论题在本书中有专章论及，所以此处不再赘述。

总体来说，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作家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不同的立场、态度，从含泪的感喟到欣然舞蹈其中，生活再一次借助文学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复杂和魔力。主流作家大多数采取在事件中抽离自身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姿态，对自己烂熟于心的日常琐事做旁观和点评，他们的文本无疑已经为当代读者建立了一种经典的日常生活文本模式，这一模式受大多数读者的认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其中。通过这样的作品，作家将带动读者一起来认识和思考我们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尽管作品本身规避了说教，但其仍然隐含着对现实的批判。而少数另类作家的叙事态度就明显不同，“我”在文本中始终是第一主角，第一人称的内心剖白显得更为细腻并富有情致，作为自我内心的文本对象化，故事的自述性质大大加强，而且自顾自的语调将读者能否接受放在其次，首要的则是“我”想要这样表达，至于读者看过之后怎么想那与创作者几乎没有多大关系。前者仍然在骨子里延续着文学传统中的责任意识，后者则强烈反抗着文学的社会功用，努力将其变为自我的、个性的投影。或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将在新的世纪迎来更为自由与宽松的环境吧。

所有关乎日常生活的文学作品，都反映出现代两种人文价值观的矛盾冲突，要么踏踏实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活着，要么改变现状，不仅活着，还要想办法对庸常的生活进行超越。至于能否超越成功，那要看生活带给个人的造化。我们很难再依据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去评判当代日常生活题材作品的精神的高下，因为我们就身在其中，什么样的妥协也都时时伴随着我们的成长。不能否认，人们对于规定环境的默认态度和顺应服从，一方面可解释为必需的生存手段；但另一方面，个体主动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和反抗性则随之降低。尽管当代个别作品也表现出一种看似强化的“自我意识”，但仔细探究会发现，这一“自我”所表现出的个性特质仍然是日常生活世界所要求的生存技能之下的被动发展。这些作品从另一个角度告诫我们，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为什么人们会拥有一个“这样”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日常生活有无不合理的状况，我们该如何改变其中的不合理，而不是将生活中所有的失望与无奈都掩埋在“为了活着”这样一面大旗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