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性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背景上，对于日常生活的表现成为时代性的文学主题。新时期这一主题的产生有文化思潮、文艺思潮的影响。

1、日常生活理论的基本观点

将日常生活作为对象进行理性分析首先出现在西方哲学领域，“日常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被胡塞尔零星地使用过，到了30年代才获得中心的意义。胡塞尔在他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着重探讨了科学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世界对于科学的意义。胡塞尔通过对所谓“欧洲科学危机”的分析，展示了他以科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作为角度来理解科学的新思路。在他的论述中，“日常生活世界，是指人们在日常行为和实践中所接触到的自然状态下的世界，它是可直观的、主观的、原初性的存在。”(9)胡塞尔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是先于科学而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前科学性”、“前理论性”、“非主题化”是胡塞尔以科学世界为参照对日常生活世界作出的限定，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前科学地在日常的感性经验中相对于主体被给予的。对于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象。我们把这些表象认为是真实的存有者。在我们的互相交往中，我们早已发觉，在我们的存有的认定之间存有差异”，这说明日常生活作为整体被不同的人因不同的目标、旨趣从个体特性出发而认知，所以日常生活世界是“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10)在海德格尔那里，日常生活有着另一种角度的认识。海德格尔认为“日常生活是一个被歪曲和异化了的生存领域，但是这种异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世界之中存在’是此在的存在建构，此在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时，就已经处在世界之中，处在与他人的共在之中了，他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未经审视的先入之见；与此同时，作为有限存在的个体对一些诸如‘烦’‘死亡’这一扎根于存在而逼迫人们的问题又总是抱有深深的恐惧，总是力图回避这些将自身推入‘虚无’的问题；因而，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地逃离这些问题。”(11)很明显，海德格尔对日常生活持否定的态度。在海德格尔看来，日常生活制造了一群丧失个性的常人，“这个常人是无人称和群体的生灵，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在成为‘我’，一个真正的我之前，已经是‘常人’了”。(威廉·巴雷特著 杨照明，艾平译《非理性的人》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这种常人以消除差别为能事，而正是在这种消除差别追求普遍的过程中，个体丧失了自身而产生了对世界与自身的困惑，人类也因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但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在海德格尔看来，原因在于理性的虚妄。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力图逃避虚无却以逃避的方式与虚无相遇。”(12)

列斐伏尔在他所著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书中，对哲学唯心主义及传统哲学采取了一种抨击批判的立场，他认为，“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日常生活通常被视为一种烦琐无奇、微不足道的、无关紧要的东西。特别是哲学，它经常从一种纯粹的思想的高度，而同日常生活中的混乱一团的、异想天开的现象一刀两断。这种纯粹思想与日常生活感性世界的截然分割，其实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现象。”(13)由此，列斐伏尔首次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这个概念。他将日常生活定位为“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是它们的纽带，他们的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14)列斐伏尔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与劳动异化经典理论模式，发现了日常生活中的几种基本异化形式：被神秘化的私人意识，经济异化，心理与道德的异化，工人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及人的本质的异化，他尤其感到，国家或政治的异化是现代日常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中央集权制国家象征着人类异化的神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权利与能力逐渐转变成为一种无名的匿名的官僚机构。因此，人的解放领域或者说代表人类解放真正方向的领域，应该说不是出于国家而是在日常生活中。(15)

匈牙利女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在继承了马克思、卢卡奇、许茨等人的理论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末写作，70年代出版的《日常生活》一书，更为系统地阐述了日常生活理论，她不仅为日常生活给出了概念，而且从人的类本质入手，特别关注了两个基本问题：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结构和探寻使现存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可能性。赫勒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个体的形成而把日常生活建立为‘为我们存在’。她区分了两种类型的‘为我们存在’：一种是传统的基于对‘有限的成就’的关注而获得‘幸福’，另一种则是现代人所追求的‘有意义的生活’。”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海德格尔的“日常共存的世界”理论不一样，赫勒认为日常生活不是先验的、不可改变的，尽管它有着给定性，但“它是流动的，通过一系列的介质与非日常生活发生着内容互换，如宗教在古代完全是非日常的，而在当代就具有很大的日常生活性质。”与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等同于异化的生活从而全然排斥、否定日常生活不同，赫勒认为“人首先必须满足作为生物物种的存在需要，才能进一步实现作为社会的类的需要。”(16)因而她提出，“日常生活的人道化就是要‘是所有人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变成为他们自己的存在’，并且把地球变成所有人的真正的家园”。(17)中国当代的日常生活理论是在译介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于80年代末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学者在仔细考察了西方的日常生活相关理论之后，进一步指出，西方学者日常生活理论尽管表面上看存在着不同的分析角度和较大差异的价值涵盖面，但是在他们的概念理论所涉及的不同生活世界范畴中，“存在着明显的、内在的、共同的本质规定性，即生活世界从本质上、在根基上表现为一个文化的世界”：“在胡塞尔那里，作为主体(间)性的意义构造的生活世界显而易见是一个文化使节，她所包含的给定的、非课题化的、前科学的、前逻辑的价值、意义、先见等显然只能用文化加以表述；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此在的日常共载的世界是主体间以自在、沉沦或异化的方式交往和生存的世界，他突出的主题显然是此在日常生活共在的方式，即生存的特殊模式：列斐伏尔把日常生活界定为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平面，个人是在这个平面或层面上被发现和创造的，其中，人的生成的焦点是基本的生存方式，即文化模式；许茨明确把日常生活世界界定为给定主体间际的世界，界定为一个文化使节和一个意义结构；赫勒在分析作为个体再生产的领域的日常生活时，一直把它视作一种生存和存在的方式，是一种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而哈马贝斯则直接把作为知识储备的文化视作生活世界的基本的构成要素。这些理论家……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都把生活世界理解为文化世界。”这说明，“哲学理性关注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原由不是其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的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非课题化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必然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紧密相连。”(18)在对西方日常生活理论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进行了细致地分析之后，中国学者认为赫勒的日常生活理论更贴近和适用中国当代人的生活现实。

2、日常生活的定义及其与当下文艺思潮的关联

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指“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 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3页)，换句话说它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它可分为三个层次：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19)通常，日常生活被认为是由非自觉的日常活动所构成。进一步地说，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呈一个金字塔结构，它由三个基本层面构成：(1)处于金字塔顶部的是科学、艺术和哲学等活动的领域，是非日常的、自觉的人类精神和人类知识领域，学者将其称之为自觉的类本质活动领域；(2)处于金字塔中部的是非日常的社会活动领域，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这一类活动被概括为“制度化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它主要依靠法律和各种制度加以调节维持。(3)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是日常生活领域，它主要包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以个体的肉体生命延续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及其生殖活动；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以日常语言为媒介，以血缘和天然情感为基础的个体交往活动；以及伴随上述日常活动的重复性的日常观念活动。(20)前两个层面具有人类自觉的精神共性，共同构成非日常生活世界，它与处于人类社会金字塔底部的人类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活动——日常生活世界相对应。在人类社会不断地发展演变中，这两类生活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结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所造就的文学现实从另一个侧面十分典型地凸现出二者的关系变化。

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和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不能刺激劳动者的自觉意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靠血缘关系来延续并巩固的政治关系，使得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呈现出无机性和同质性，于是日常交往活动与非日常政治活动便混为一谈，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近现代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承担着“救国”和“图强”的双重使命，中国人的非日常生活世界逐渐进入了自觉建设的阶段。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开始有所分离，尽管在长时间的战乱背景下，有时这种分离会发生停滞甚至倒退，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漫漫有所变化，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意识活跃。“实际上，在建国后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得分日常生活世界得到了极端的发展，两类生活世界呈现出新的结构形式。”(21)建国后的计划经济形式，从生产到分配将全社会的劳动者一齐纳入到具体的经济组织之中，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权力汇集到一个最高的中心，这种社会条件下，“两类生活世界之具有单一的命令与执行关系”，形成了所谓“家国同构”的属性，全民被要求达到的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规范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于是又发生了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领域合一”的结构关系。“这一状态严重地阻碍了人们自觉意识的成熟、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扼杀了人们交往关系的有机性。非日常生活世界这一极端的发展形式还成为自身发展的桎梏。”(22)文革后期，那种要求将自觉性活动的权利与责任真正让渡给社会生活个体的愿望已经达到了顶点，人们必须开始重建正常的日常生活世界了。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是中国的社会关系再次发生变化，“由于经济活动采取市场化形式，政治活动必须以平等、民主为原则……这要求我们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政治活动民主化、法治化，同时有意识地避免传统的日常交往准则的侵蚀；另一方面将法治化的经济及政治活动准则日常生活化。由此所形成的经济、政治运作方式必然能为个体及社会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有机的秩序，从而使得日常交往活动以至整个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范围与社会功能大大缩小。”(23)这样便弱化了日常生活世界，它将退隐为私人领域，达到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对分离。只有当两个世界相对分离并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整个社会关系才能进入正常稳定的发展之中。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习惯的影响，达到这种局面还需要一个过程。

因为中国的社会关系的变迁，日常生活世界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重要的是它从未消失过。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日常生活”、“生活世界”同时成为中国哲学和文学关注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作家可能并不是直接地从西方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出发，去透视当代生活的深刻性，而是间接地受到国外理论和作品的诱发，自觉地从前一个僵硬、空洞、被动、单一化的文学创作状态中尽可能地解放出自我，从感性的角度重新认识我们当下的生活，它的血、肉、骨和精神。不论是更为深刻地观察还是痛彻心扉地反省思考，日常生活完全打开的画面卷轴以及其新鲜、生动扑面而来的气息都令人感到振奋，小人物、小题材、历史中的某个小碎片也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反映人性、历史的本质以及现代性等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生活内容贴近大众，所以更能够形成亲和力，更能够引起共鸣、打动人心。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些新现象有着不容质疑的内在联系。

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新写实”创作风潮，就与日常生活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互映证的效果。新写实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特别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关注，更新了建国以来小说的审美形象，生动呈现出日常生活对于普通人的生存的重要性。“‘新写实’小说在面向日常生活时更多地品尝到个人生存的现实的卑微性，其市民形象表现出若干鲜明的特征。面对日常生活，‘新写实’呈现了理想性与现实性两种不同状况，可以从中发现当今知识分子对世纪初以来的精英传统作痛彻的反省和对市民社会作浪漫畅想的姿态，以及他们面对日常生活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取向及其背后深厚的文化缘由。”(24)新写实小说中对生活的描述和批判，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内涵的视角，正是日常生活批判领域的基本内容之一。进入到90年代中期，曾以形式探索为使命的先锋派作家纷纷面向现实生活，连“启蒙知识分子也放下了架子，开始关注饮食男女，不仅联系现实，也联系历史；不仅涵盖了民族共同体的真实感受，也表达了大时代中生命个体的真实体验。日常生活成为文学进入历史、观察现实、沟通民族和个人的最佳通道。”(25)其次，新历史小说中的“民间化和日常化”倾向同样是建立在作家对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价值发现与开掘的基础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视角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冲击与破坏力量，在新历史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民间价值的追求使得苏童、叶兆言、刘震云、莫言、刘恒、王安忆等作家，在搜集和处理历史题材的过程中，直接将目光投入民间、稗史，“主流历史”被日常情态下的普通人的苦难历程和精神轨迹所取代，即便是帝王将相，也都在还原了的日常语境中剔除其“伟大”的外衣，着重表现其作为“人”的庸常情态，比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相对于史官传统文化，民间立场所表现出的“庸常”、自由、原始欲望，正与疏离精英文化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随意、本真在精神上相通。民间所代表的社会中下层人的价值追求，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日常生活世界中芸芸众生的价值追求。对日常生活的刻绘、陈述和表现，成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构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从阿城的《棋王》到陈忠实的《白鹿原》，不论是写文革时代的人物命运，还是“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作家所挖掘的日常生活都在非常时期显示了其非同一般的意义，彰显出一种始终存活于民间的坚韧的生命力量。

第三，女性文学的崛起也反映了到对日常生活关注带给作家的艺术成果。日常生活中个体生命的延续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特别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没有那个时代的文学能像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那样关注女性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学所表现出的女性的个性追求是十分有限的，而现代文学中女性的个性觉醒又直接与社会革命密切相关。只有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特别是一群女性作家的崛起，真正显示出文学对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各个层面间的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从个性、情感到生理、身体，女性带给文学更多细腻和丰富的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女性生命的延续、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生命的延续、个体的生存和再生产的各种活动与女性是分不开的，女性文化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女性文化自身的生命性价值使日常生活生生不息。女性在自然属性方面与男性的一般发展产生了差异。女性是生命的最直接的孕育者和养育者，它使人类的生命之流超出了个人生命的限制而绵延不绝。在每一个生命的个体中保留着人类的基因，寄托着人类的希望。由于生命的生产和养育在女性的生存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女性对于日常生活的主体有着本能的热爱。这种热爱使女性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世界和情感世界都具有特定的色彩。”(26)当代中国的女性文学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中国自古以来以男权为核心的传统主流文化继续进行着审视和批判。

除此而外，新诗领域也势不可挡地将日常生活的内容纳入其中，从放逐了抒情和浪漫想象的后朦胧诗到口语诗的写作，甚至到所谓“下半身”诗歌，在精神和视角上都与前面所提及的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有着精神上的相似性，反英雄、反崇高、反对自我欺骗似的浪漫以及泛政治化的主题，揭露生活本真面目，成为90年代以来新诗的主要基调。韩东《你见过大海》、于坚《远方的朋友》、《尚义街6号》、伊沙的《车过黄河》等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存境况、真实的精神状态，即不乏敏感亦完全不同于传统新诗的主观抒情，他们以城市平民的口语为前个时代的诗歌语境贴上了封条，用客观化、淡漠、镇定又不乏智慧和幽默的作品开启了中国新诗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总体上看，日常生活之所以和当下诸多形成潮流的创作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原因在于它永远是每一个正在活着的人不可抛弃的“场”，即“总是在个人的直接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27)，人必须在其间实现和标明自我生命的存在。日常生活最能体现人们的存在状态，因此也最能表现人们普遍性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