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关于日常生活的文学表现，在我国文学的发展中比比皆是。《金瓶梅》《红楼梦》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品。借日常生活的描写把握社会变迁，表现人物在时代中的命运沉浮与精神世界。新时期文学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可以看成主题的延续。只是，三十年的日常生活书写无论是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还是边线手法的使用，都更为纷繁复杂。

新时期初期，文艺评论界对文学创作手法讨论最为火热的是：要不要来自西方的非理性心理描写手法，批评家们对国外的现代主义文学谨小慎微地发表着自己的看法，在肯定其艺术价值的同时也表现出左躲右闪的保留态度，仿佛生怕大浪重来会再触礁。尽管相对而言，作家已经获许在文学所表现的主题内容方面可以更为广泛，评论界对此的态度也显得较为明确，可对于日常生活领域是否应当并且如何进入文学页面的问题，仿佛问津者甚少。原因大概有三：其一，日常生活从来就未曾在文艺作品中彻底消失过，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的道理务须争辩；其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长期以来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将日常生活作为对象去发现和开掘，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意识上的自觉；其三：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将自身从日常生活中提升而出并反躬自省的理论和思想，所以，对日常生活琐细的文学处理仍然停留在不断自我重复的生活表象层面上。作家对于它的价值层的开掘还感到力不从心，或者更直接的说，过去近20年的文学价值观念仍然还产生着作用。针对新时期以来，因政治束缚的松绑，文学作品中逐渐出现更多地反映日常生活的情况，批评者不无担心地说：“近时有些作者或忆往事，或谈掌故；或风土人情、山水木石、流连忘返；或身边琐事，柴米油盐、细而忘大……千种百种，只有一种在外，即国运民瘼，大是大非是也。”(1)而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谁也无法阻挡文学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脚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大量的文学作品已经为我们作出最好的证明。

80年代以来的日常生活文学价值的新内容

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作品的主题思想已经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态势，“政治概念化的倾向和政策条文的形象化注脚”开始被作家们抛弃，创作者正在以新的心态面对生活了。此时，阶级斗争结束了，敌我矛盾已经被人民内部的矛盾所替代。当笼罩在人们眼前的如同浓雾般的政治氛围逐渐消散开，日常生活便气势煌煌地呈现出它真实的面目，如若一片广阔的大陆重新现身于世界。文学创作者们终于可以回归生活世界，面对生活这片广阔的土地，“以往不敢写的领域和人物敢写了，以往被曲解了的生活恢复了本来面目，以往总习惯于在‘风口浪尖’上‘拔高’英雄，现在把英雄和新人送回到现实的人间，以往总强调正面写重大斗争过程和场面，现在懂得了从家庭的窗口看社会，从爱情的纠葛看政治经济的变迁，从伦理的关系解剖性，以往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各就其位，万世不移，现在尊重生活的辩证法和复杂性，‘好中有坏，坏中有好’……归根结底，还是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正常化了。”(2)

这种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正常化也需要一个过程，经过实践——争论——再实践，日常生活场景和生活中的普通人逐步取代了以往文学作品中的革命斗争场面及英雄人物，属于文学的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语言也将政治话语从文学中逐渐驱逐，夺回了它的阵地。更重要的是，以往作品中出现的日常生活内容都是为所谓“英雄”、“崇高”的宏大历史叙事服务的，日常生活本身不具备可挖掘的价值与意义，而现在，日常生活则成为文学所要关注和表现的重要对象，它将拒绝仅仅作为陪衬主题的次要场景而出现。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日常生活显现出它前所未有的文学价值。

1、对日常生活的捕捉与审视，体现出创作主体意识和文学观念对“人”的重视与重新定位

日常生活真正成为人们日渐关注的描写对象，这与创作主体意识的复归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生活松解开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变得新鲜、活跃，创作主体的创作意识也同时得到了解放。创作的视野变得开阔，思维日益灵活，主题愈加丰富。社会生活终于进入了一个务实——讲求实际的时代，“这种诚恳的态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落实，形成了一股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时代潮流。它使社会重新获得了开放性的生命，也就是说重新肯定了人的价值，肯定人在创造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们整个生活的节奏开始予以科学新时代为背景的世界节奏保持相同的频率，我们和陌生已久的世界沟通了。”(3)随着“定向写作”、“任务写作”日子的结束，作家们慢慢复苏了僵硬的翅膀，在张开双臂拥抱自由、放声歌唱的激动底下，同时伴随着的是对文革的沉痛反思，对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反思，对人的反思、对自我的重新认识等等。感情和理性的复杂交织，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学再一次定位于“人”上，对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开始了多方面的探索与挖掘。

对真实的本质的人的重新审视，以及对自我生命体验的重新把握，在作家的创作主体意识回归之起，成为文学创作最为重要深刻的目标。过去那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舍近求远、离开生活本真的创作是多么的虚假和生硬。文学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也不是芸芸众生的“道德”说教工具，文学也不可能肩负过于沉重的教化与拯救的责任，文学就是文学自己。神圣的帽子只能压断它飞翔的翅膀。时代的转折导致了创作主体的文学创作观念的调整，同时西方新的艺术观念也再次涌入中国，深深影响了当代作家的文学观念，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西方美术界兴起的“生活派”艺术家，他们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所蕴含的艺术可掘性，他们提出“艺术与生活无界限”的美学观念，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艺术品，街头噪音是最好的音乐，宇宙飞船与地面的通话胜似贝多芬的乐章，俯拾皆是的生活用品和垃圾箱中的破烂含有最高的审美价值。”(4)这种艺术观提示我们：曾经，我们忽视了多少可以开掘出艺术宝藏的生活内容。

2、普通人再次成为生活的主角和民族灵魂的体现者

普通人是民族精神最形象的体现，最根本的载体。因此，普通人形象的变异一方面折射出民族精神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建国起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大多数文学形象是“英雄主义”。激情充沛地塑造英雄人物、抒发壮志豪情是当时文学的时代风尚。尽管“十七年的文学中，仍然有不少描写普通人的作品，但由于受时代观念的直接驱策，作家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从描绘英雄形象的立场出发，尽最大的努力去挖掘突出普通人身上那可以被上升为英雄气概的因素。结果，普通人形象也是英雄般的顶天立地地。这与其说是普通人的形象，不如说是英雄的通俗化。”(5)当作家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领域，文学作品必然会打破以往英雄人物领衔主演的模式，还原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主角地位。

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普通人在精神本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人物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常常是：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要获得生存下去的条件，他们不是靠进取式精神去把握，而是靠各种不得不有的妥协失败甚至牺牲去换取。这实在是民族精神在实利面前蜕化缩水的显现。这反映出物质时代在对大多数个体精神世界侵蚀的同时，也侵蚀了民族精神的机体。这是民族灵魂发现的最大的严酷社会现实。普通人形象在政治或道德上不再具备“英雄”或者潜在的成为英雄的崇高性，而是变得平庸世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再把人物形象当作英雄来体验，而是把形象当作普通人来理解，当作一个真实自我的比照物来感受，这样文学便比以往更加平易近人。同时，日常生活中人与现实之间那种固有的实践关系得到真实地再现，在普通人身上，我们所挖掘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价值等方面内容的深度，甚至超过了英雄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深度。此外，“新时期文学的普通人形象更加突出了艺术辩证法的实践精神……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文学艺术中的英雄形象与普通人形象之间的在习惯思维上的对立实际上已消除。二者之间在根本上是相互沟通的，没有贵贱之分，没有崇高或鄙俗之分。而今，作家们即使是描写英雄，也尽可能挖掘英雄身上的普通人气息。”(6)从新时期开始，当代文学艺术观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以往英雄主义的框框条条和英雄人物领衔主演的模式，均被打破，文学开始真切地关注起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艺术形象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善，是恶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考虑文学是否符合艺术规律。应该指出，“普通人形象的崛起，代表着我国当代文学新观念的崛起，真正的艺术实践开始了”。(7)

3、日常生活的丰富层面提供了新艺术手法的试验与实践可能

日常生活的丰富层面，它的复杂性、随意性、可变性，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手法实践空间。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传统写实的艺术表现方式，迫切的心情促使他们再一次向西方现代文学家的创作实践经验借鉴和学习。国外文学当中曾经倍受诘责的象征主义、意识流、变形、荒诞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手法又重新得到采用。这些手法的艺术特点毋须在此多费笔墨，只是想说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是特别强调把创作主体的个人感觉、印象、意识、存在放在首位的，注重艺术的纯粹感和独立性。这种对个体创作意识、审美感觉极端重视的创作原则，反对文学作为任何其他东西的附庸的决绝态度，恰好为还原文学本身的面貌、地位、价值提供了有力的创作理论依据，为中国作家唤醒和复苏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几乎快被窒息而亡的主体意识和凸现作家自我个性，提供了一种有力的途径。

新的艺术手法对表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感受十分有利，生活带给人的破碎与不连贯的体验与印象，要求作家运用写实之外更具表现力的手法。比如意识流，它特别能表现出日常平凡生活经验的变化多端及丰富多样性，同时“也呈现出那些微不足道、细枝末节的东西。它造成的艺术效果，是一种潺潺不息、曲折入微、飘忽不定的流动性与直接映现在读者眼前的直观性”。(8)意识流小说实际上的确成为新时期以来小说家们所青睐的一种心理刻绘手法，王蒙的《春之声》、《布礼》；王安忆《雨，沙沙沙》、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等作品中此手法均有典型的运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的复杂关系，和人们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也可以通过多视角化叙事来体现和反映，比如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就是以不同的叙述者的讲述连缀而成的，这对于五四以来中国白话文小说形成的叙事传统来讲，不仅有承接，更意味着突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逐渐构成了文学的主要想象空间。日常生活的连续性在被割裂的时候反映了某种变动带给人正常生活的影响，在情绪和心理上这种断裂带给人的莫名恐惧和无常感，文学创作也可以通过连续性文本的突然中断和整体叙写与碎片化的交杂来表达此种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