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存在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以西方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为基础的。从文学范式的角度看，现代主义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及其当代的现实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为它的关注点仍然是“人”。在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之前，文学的关注中心是“神”，例如古希腊神话、史诗等关注的是“神”的世界、英雄的世界，这样的文学具有神奇性和娱乐性，它指向的是彼岸世界。文艺复兴后才提出了“人”的问题，但是“神”和彼岸世界仍然在起作用。十八世纪以后，“人”才真正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一时期发现的“人”是理性的人，在文学世界中，“人”的本性是理性的。但是此后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性泛滥的产生及其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使人们发现理性的“人”的虚幻性和不可靠性，人们又一次发现：“人”的本质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现代主义思潮，比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等。至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人”本质不论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其存在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文学不再强调真实，不论是现实主义有关世界自然的真实，还是现代主义有关“人”的非理性层面的真实，文学开始明确地张扬其虚构特征和文本特征，对一切的解构也成了文学的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八十年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涌入中国的，他们对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尽管它在中国时沉时浮，但是它贯穿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并且不断深化、不断推进。总体看来，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影响较大的时期主要有三个：一是“五四”文学革命，二是三四十年代，三是八十年代。

中国现代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于“五四”文学革命主要阵地《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也是受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篇一发表就以空谷之音震动文坛的文章被看作是事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标志。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15年，陈独秀就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当时名为《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此后的现代文学巨将们也纷纷在他们的创作中积极借鉴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它还包含了一种对于“人”的发现，这“人”更多的是个体的人，在强调人的个体价值上，“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周作人在1919年3月就指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是重要的，“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1)他所说的第二步就是“人的文学”。而这“人的文学”是人道主义的文学。周作人对其“人的文学”的本质概括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鲁迅同样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等强调表现自我、展示自我的精神特质更是显而易见的。个体的人在“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们心中占有极重的位置，现代主义对于“人”的发现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里的“人”主要是个体的人的觉醒。

三四十年代，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现代主义文学受到冷落，但其思潮并末消失，其时的文学所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自身，如西南联大诗人群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译介及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是主流，但其传播和影响变得越来越深入，在中国的文学土壤中不但产生了现代主义作品，而且还产生了现代主义性质的文学流派，比如现代诗派、新感觉派、中国新诗派等。但是，接下来从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末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中国大陆对于文学社会功能的强调和整个社会以歌颂为主的文学基调，现代主义文学被看成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颓废的文艺，受到了一致的批判。这种政治高压下的批判在某些方面却起到了宣传和传播现代主义的作用，而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则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文革”时期的地下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八十年代，中国国门又一次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潮流派及哲学文学思想又一次潮水般涌了进来。对于中国新时期及其后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的是西方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萨特等人都是对新时期文学影响极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伍尔夫、普鲁斯特、乔伊斯、贝克特等作家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于人类新的意识领域的挖掘、对于人的异化的揭示、是对于“人”的又一次新的发现，这与新时期伊始就寻找“人”的观念不谋而合，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学借鉴学习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外来的文化对照下对“人”的问题进行了又一次思考。

确切地说，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十年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及接受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又一次和世界开始文化交流，西方现代哲学、现代心理学、现代文论和现代派文学作品开始进入中国。由于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社会政治等的因素影响，我国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和传播并不普及，国内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了解也比较缺乏，新时期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首先是把它作为一种知识来普及的。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朱虹发表于1978年的《荒诞派戏剧简介》(3)和《荒诞派戏剧述评》(4)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两篇译介文章。1978年夏秋之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的人员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研究重新评价现代派文学的问题。他们在会议上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这虽然是一次小型的座谈会，但它在当时的作用是很重要的。1978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广州召开了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尽管会议上有人强调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和修正主义文学，要进行批判和研究，要让它们成为反面教材，(5)但柳鸣九却在会议中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确存在反动颓废的内容，但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举例，现代派的几个最重要的人物卡夫卡、萨特等人就继承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艺术上有许多可取之处。不能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看成是唯一的文艺创作方法。意识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现代派的创作方法也有一些可取的因素。(6)今天看来，柳鸣九的这些观点已经不足为奇，但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这样的观点是很前沿的，需要很大勇气，在当时有开一代新风气的意义。此后，一些杂志开始有意识地刊发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比如《文艺研究》、《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等。新时期之初最早的这些文章往往是以知识普及和介绍为主要目的，虽然其后的一些文章开始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性质进行探讨，但仅仅是局限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加之当时“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占据着中国文学的主要地位，所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时期之初的影响范围不是很广，但是它为国人揭开了现代主义的面纱，让国人看到了一个新的文学空间。这些文章的作者一般是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人员，而他们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袁可嘉、柳鸣九、朱虹、汤永宽、陈焜、董衡巽、高行健、冯汉津，等等。

从这时起，中国同时出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文本翻译和理论绍介，它们开始在中国逐渐产生了影响。《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第1期发表的萨特的作品是较早进入读者视野的作品。(7)与当时的西方正在流行后现代主义思潮有关，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外国现当代文学是荒诞派戏剧，加之当时中国文学界普遍缺乏清晰地区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意识，所以，中国新时期文学几乎是同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至于今天有人认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还要早。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同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在短短的两年左右时间里，进入中国的有荒诞派戏剧、象征派诗歌、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作品也纷纷涌入中国：奥尼尔的戏剧《琼斯皇》《毛猿》《天边外》、加缪的小说《鼠疫》、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城堡》《审判》、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尤奈斯库的戏剧《秃头歌女》、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等。

对新时期文学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等人编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这套书共四册八本，1980年开始，到1985年才出版完整。这套书中包括十个西方文学流派：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文学、垮掉的一代等，这套书以流派为经，以时代为纬，并且附有各个流派的简介和各流派主要作家小传。卷首有袁可嘉写的前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渊源哲学基础、思想艺术特征、历史、它对我们的意义等问题。书的附录也是袁可嘉撰写的，名为《我所认识的西放现代派文学》。这套书第一版就销售了十五万册，在当时影响了许多人，后来积极参与现代派问题论争的人和积极尝试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人最初大都是从这套书来理解现代主义的，客观地说，这套书为普及现代主义文学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套书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一是袁可嘉受当时特定的时代政治气候的影响，对西方现代派作家进行了一次分类，给作家贴上了政治标签，把他们分成“左翼”、“右翼”、“中间派”，并且强调了他们的“资产阶级性质”。其二则是把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统称为现代派文学，这导致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二者的混淆和难以把握。

此外，各种西方现代文学的译介研究著作纷纷出版，柳鸣九选编的《萨特研究》、骆嘉珊选编的《欧美现代派作品选》、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汤永宽的《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李文俊等人的《福克纳评论集》和《海明威评论集》、石昭贤等人的《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等。新时期，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图书超过了六千余种，许多出版社还出版了丛书、文库，均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如：“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美学译文丛书”、“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西方哲学流派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二十世纪文库”等。这中间引起较为广泛关注的是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8)

高行健是学习外语出身的，他对法国文学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法国也是现代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波特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伦、瓦莱里、普鲁斯特、纪德、萨特、加缪、贝克特、尤内斯库、罗伯·格里耶、西蒙等文学家、思想家使得法国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各个领域在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法国文学正是高行健进入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有利的点，它使高行健比同代人更早认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高行健在书中具体介绍了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并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作了分析，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传统手法已经被意识流、怪诞、抽象等技巧取代，该书中强调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性。我们可以发现，尽管高行健的这本书貌似探讨“现代小说技巧”，实则具有一种表明立场的论战性质。他没有把现代主义局限在所谓技巧的境地，而是把它看作中国当代文学追求的目标。他在书中指出巴尔扎克代表的现实主义已经成为古典，雨果代表的细致描绘环境的浪漫主义也不是时代所追求的目标。高行健在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那就是强调文学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的内心。这本书一发表就引起了新时期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由于这本书的出现与当时文学界求变求新的热情相符，所以，它在创作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参与论争的有许多是当时比较受关注的作家，他们就现代派文学所发表的观点很引人注目，产生的影响也是空前的。叶君健先生为此书作了序，他的序文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并指出掌握当代世界文学的潮流和动态，与世界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文学的活动也是从事各方面“现代化”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王蒙、冯骥才、刘心武、李陀等人为看到此书而欢欣，并纷纷就此书的出版发表自己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看法。王蒙称这本书“论及了小说技巧的一些既实际、又新鲜的方面，使用了一些新的语言，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路”。(9)冯骥才称“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突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多么叫人高兴！”(10)他还说，“现代派”并不是洪水猛兽，没有必要惧怕，它是应社会和时代的需要而出现的。然而，我们今天回过头看冯骥才的创作，就会发现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他注重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在当时的实用功能和时代性，此前的文学已经被大一统的政治气候异化，在这个时候，文学最需要的就是走出异化，找回自我。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中国的，所以，它在中国得到当时许多名作家的认可，但是这些作家接受现代主义文学的前提是从民族文化出发的，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中的许多技巧因素，创造出一种和西方现代派完全不同的现代小说”。(11)

几乎与此同时，两位中国作家的文章引发了理论界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真正关注。女作家戴厚英在其长篇小说《人啊，人！》的《后记》中直接表达了她对于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的文艺观的怀疑和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好感。她说：现实主义方法“绝不是唯一的方法，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方法”。“我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方法，如写人物的感觉、幻觉、联想和梦境。我认为这样更接近人的真实的心理状态”。(12)尽管戴厚英的《人啊，人！》的现代主义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她的《后记》由于行文不甚严密等原因，在当时就招来了许多人的批评。(13)1982年第1期的《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了作家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这篇文章引发的是八十年代第一次系统的、集中的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徐迟把现代派文学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文化产品。“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可视作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徐迟迫切希望中国进行现代化变革的心情，但是，他的这篇文章的表述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在现代派前面加上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修饰语，显出激情过度而理性不足。徐迟的这篇文章尽管存在许多不足，但是它把现代主义看作一种具有时代性的思潮，他的自相矛盾实际是间接为现代主义文学寻找政治层面合理性的依据。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就此争论的数百篇文章，争论的话题中心是当时的中国文学“要不要现代派”。在争论中，反对徐迟的文章从数量上多于支持的文章，而且由于各种原因，这场争论中反对现代派的一方占了优势。当时，人们对待一切事物往往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新的思潮一旦出现，就立即被纳入模式之中，现代主义的对立面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那么现代主义就成了资本主义文学的代表，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这样就把这场学术论争引入了政治方向，因此有人称这场论争是一场“学术价值很低政治色彩很浓文化意义深远的文艺论争”。(14)

此后，中国国内开始“清除精神污染”，从1983年底起，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就逐渐沉寂了。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却一直在默默继续，这一时期的出版社仍然在出版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观念上接受了现代主义，把它看成当时世界文学中最具时代性的思潮，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于是，1985年前后出现了被评论界称之为“85 新潮”的创作潮流。一批新的作家迅速登上文坛，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主要背景，对于西方20世纪文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明显具有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家的痕迹，作品中带着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这与此前文坛上人们已经习惯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出现后，立刻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形成了极大冲击，因此被称为“小说爆炸”。他们的名字有：马原、残雪、莫言、余华、孙甘露、格非、苏童、阿城、刘索拉、徐星、陈村，等等。他们中大多数人发表于1985年前后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例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这一批作家正是因其一系列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作品而确立了他们的文学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当时文坛对于一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的关注，这些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有关的文化热点讨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80年代中期的“美学热”、“心理学热”、“文化热”、“新方法热”、“新观念热”。

较之此前的文学潮流，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运用了全新的艺术手法，比如隐喻、意识流、荒诞、精神分析、变形等，往往表达的是作家对于人的非理性层面的探索和终极意义的思考，这就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前的文学主流是现实主义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理论。文学社会学批评占据了批评界很长时间，用它再来规范评价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显得很难，其可能性甚至令人怀疑。所以，在80年代中期，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涌入了中国，我国理论批评界对于新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们很快接受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新方法并广泛运用，如精神分析学、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这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理论批评界的“方法热”。这次“方法热”中最早“热”起来的是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在80年代初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精神分析引论》、《自我与本我》、《梦的解析》等就进入了中国，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弗洛伊德研究和讨论的热潮，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译作、著作大量出版。(15)文学理论批评界纷纷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我国现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人物心理深层的分析阐释。紧随精神分析学之后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以皮亚杰的《结构主义》(16)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论于80年代进入中国，这一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于文学独立性的强调。而新批评则因其与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潮中起到了冲击传统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传统文学批评模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到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至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我国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逐渐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取代，文学批评则又受到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