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起来，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作家本来就是知识分子，而且自古以来被称为自由知识分子，但实际上，作家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也有一个不同的精神向度的问题。作家的知识结构、对知识的个人体验和对知识本身的态度造就了作家成为不同的知识分子类型。比如，屈原是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而李白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由知识分子。

自1976年以来，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形象曾发生过多次转变与分化。这与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

1、回顾：中国共产党有关知识分子的争论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立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关知识分子的争论也是一直是个重要而又敏感的焦点问题。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工人阶级翻身当家作主，所以在最初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派掌权时，一直将知识分子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加以排斥。1938年才重新做出决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的讲话是一个分水岭。毛泽东的讲话是针对谁的呢？是文艺工作者，显然是知识分子。而问题的最关键在于，毛泽东对自己的定位。显然，他是把自己定位于知识分子，但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呢？一个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这是长久被人们忽视的一个问题，直到后来拨乱反正时才得到理清。毛泽东说：“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3)

在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没有被改造的知识分子是“不干净”的，而被改造过的知识分子便也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了。这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当代知识分子政策的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但是，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斗争，“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

在那个时代，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无疑代表了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他力图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政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试图要回答和解决的是问题是大众的，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便是这个意思，因此，他仍然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其实，这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随着政治的重负，毛泽东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逐渐失去，形成了政治专制。这便是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代

这一局面直到新时期时才得已纠正。这时，已经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待遇逐渐提高，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当然，值得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到了“三个代表”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得到最高尊重。所谓“先进文化”的持有者，其实就是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远远地超过社会其它阶层。当然，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仍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所有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

建国以来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这三种立场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的政治命运，同样也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当代文学中知识分子人物的命运。

2、天安门事件中知识分子的隐性发言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期间，首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写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这些张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或在天安门广场上朗诵过的诗歌，凝聚着人们的血和泪、爱和憎，是发自肺腑的战斗的呐喊。这就是《天安门诗抄》的背景。今天再来看《天安门诗抄》，其艺术力当然不足为道，但从历史环境的角度来看，则是一次大转折。在那次事件中，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以诗为旗帜和声音，把对黑暗政治(毛泽东的专制与“四人帮”的专权)的愤怒和对理想人格的赞扬(怀念周恩来)宣泄了出来。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集体出现，但是，那些诗作多是无名者的诗，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的无名时期。

在这一时期前后，知识分子的言论，特别是作家的创伤，都是隐性的，即在暗地里进行。穆旦于1975至1976年间，共写了近三十首诗。其中，在《冥想》中，他写道“而如今，突然面对坟墓／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在这里，知识分子的人性在复苏，开始暗暗地发言了。穆旦、牛汉、蔡其矫、食指、芒克、多多、北岛等这时期的诗都是在地下流传，还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公开发表的时候已经到了80年代。最为可贵的是，在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当时，他们能够自觉地反思当下的存在，并写下他们独立的诗，与当时流行的样板文学形成对比。确切地说，他们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3、《今天》的出现：知识分子的上场

如果说《天安门诗抄》还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的话，那么，由北岛等主编的民刊《今天》则是一声悲壮而又高亢的人性的呐喊。这便是最早的朦胧诗派的出现。“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宣告》)，诗人们不愿意再成为英雄，不愿意再在英雄的阴影下生活，而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是刚刚走出知识分子集体失语时代的中国人的一次深沉而有力的回拨。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初见端倪。但是，毕竟是生活在那个政治为主的时代，朦胧诗人们的知识分子立场始终在精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之间摇摆。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却让用去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北岛的《回答》等都表明他们在控诉，在责难，同时又不乏承担(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在这一时期，小说界则出现了“伤痕文学”，它的出现同样显示了知识分子对过去二十年历史的存在反思。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转变，朦胧诗派开始被正名，“伤痕文学”也在向纵深拓展，于是，这些本来是边缘性的、民间的、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作家、诗人开始走向主流，成为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主要力量。

角色的转化使他们渐渐缺少了对当下的批判意识，开始向历史纵深处挺进，向人性开掘。寻根文学的出现，也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开始的。

在这一时期，张贤亮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绿化树》系列探讨了知识分子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的人性扭曲。他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他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的思考深刻地讨探了唯物史观，是当时作家中具有哲学意识的少数人之一。在张贤亮的身上，表现了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与立场。他与时代的脉搏在同时跳动。

在政治生活仍然为主要背景的时代下，当时的作家基本上都持有一种精英意识，但这种精英意识是多层次的，也就是说，真正具有精英知识分子品质的作家并不多，大多数仍然表现为平庸的大众知识分子形象。

4、第一次关于人道主义的争论：知识分子内核的凸现

真正能够体现知识分子气质的是那些思想家、批评家，是他们把知识分子的立场摆得异常分明。孔子著《春秋》，鞭笞时事，其周游列国，无功而返，最后编《易经》，所以这一切，都不过向时世摆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庄子看不惯孔子这样张扬地显于世，便讥讽他，然后论道，于是有了《庄子》。

在文学中，真正能凸现知识分子立场的是那些有价值倾向的文本，也许是小说(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也许是诗歌，而更多的是评论和散文(尤其文化随笔)。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界前后出现过两次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集中体现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从而使作家群体有了自然的分离。

第一次是在1978年。朱光潜率先在一篇文章［1］中重提“人道主义、人性论”，后又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美和共同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道主义“总的核心思想，就是尊重人的尊严，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5)。可以说，朱光潜的这些观点是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有力批判，将人性的阶级论观点进行了反抗。随着他的出现，在1979年3月，陈恭敏发表了《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6)，可以说，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的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观。他们不仅仅为文艺正名，为人性正名，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和承担精神。

1980年，钱谷融更进一步地提出“文学是人学”的命题(7)，为当代文学走向人道主义开辟了广阔的视域。最值得关注的是戴厚英在《人啊，人！》的《后记》中直接记录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苏醒或重生：“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或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

与此同时，哲学界则开展了更为纵深的讨论，其中，李泽厚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大。他的关于“人的主体性便是人性”的挥发使文学理论界找到了更为踏实的理论基础。1985年，刘再复便在李泽厚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发表系列文章，论述“文学的主体性”，将这一命题的探讨推向高潮。

如果说文学作品更多地是以描写现象简洁地表达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的话，那么，批评家则是直接的，本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文学界的精英知识分子。当然，这种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在他们站在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的立场上确立的。

5、知识分子的崛起

与其说徐敬亚的诗论《崛起的诗群》(8)是对八十年代诗人及其诗歌的歌颂，倒不说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精神的描述。在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首先吹起号角的不是别人，而是诗人，所以诗歌被称为“时代的号角”。诗人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如果说朦胧派诗人在得到整个文学界的承认并自然地赋予了自己一种使命(这在北岛和舒婷的诗中是很明显的，北岛一方面试图要恢复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自然地成为新时期以来诗歌中的英雄，其英雄情结是显而易的，同样，舒婷的诗也具有史诗般的气质)，而使他们自然地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置换为精英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重负的是时代的情结、民族的历史以及整个共和国的梦想。在这种情况下，更为边缘的更为自由的知识分子便自然地与他们分离了。虽然说“打倒北岛”只是一种诗人的疯狂呐喊，但实际上是对北岛等朦胧派诗人的精神抵抗。

于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称为“新生代”或“第三代”或“先锋派”的诗人们森林般地站了起来。他们自编、自印诗报，以民刊的形式向世界显示自己。在1986年9、10月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大展”，先后用9个版面刊登了几十家“诗派”的宣言、诗人简历和代表作。这是诗人的一次整体亮相。在这次足以让世人震惊的大展中，人们看到知识分子的“异端”终于大规模地出现了。“非非派”、“达达主义”、“莽汉派”、“他们”、“我们”等等不同于朦胧派精英知识分子的自由知识分子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出现了。在当时，这些不但是非主流而，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他们的言论在解构着主流价值。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是他们在恢复着人的主题。于坚说，他创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在他眼里，所谓‘真正的人’实际上是要求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保持真实、普通和日常的状态，他是‘世界的局外人，自身的局外人。观照世界，也观照自己。进入世界，也进入自己。’”(9)

从今天来看，或者说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异端”的出现是极为可贵的。虽然他们的层次是不同的，艺术性也是可疑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表达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自汉独尊儒术开始，中国文化就一直以儒家为正统，《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儒家的经典，但偏偏有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曹雪芹出现，才出现了与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相对的《红楼梦》。从文化生长的角度来看，这是可喜可贺的。“五四”时期，如果没有从西方引进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便不可能把腐朽的儒教文化革命掉，但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从反右开始，自由知识分子生存的土壤消失了，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剧。在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虽然将那些民刊都停办了，一些诗派至今也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但是，我们应该清楚，他们丰富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也是他们承担了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的责任。可以设想，如果在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文学运动中缺少了他们，那么，整个诗界便无法前行，而整个文学界便会突然间平庸无奇。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们的影响不仅仅是诗界。

将这一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立场表现得淋漓尽致的却是诗人海子、徐迟等。在整个文学界，他们的言说和写作越来越处于边缘化，而他们的精神更为孤单。这些诗人都是在接受世界文化的养分下成长起来的，但是，他们在这汪洋大海里迷茫了，他们在形而上的文化视野里无路可走了。他们一直关注的是精神、信仰，他们力图在寻找的是整个中国人在世界文化视野下的出路，但是，这条路断了，他们也就不想走下去了。他们的自杀在当时的文学界是惊雷，是突然遭遇的休止符。海子的痛苦、忧郁与绝望正是当时中国文化在面临世界文化时的心境，可以说，是海子将先锋诗引向了高峰，也停止了这无休止的实验。

实际上，“先锋派”对于一直走在实验中的新时期诗歌来说，这个界说是模糊的，极不准确的，但对于小说来说，是相对确切的。在那个时代，先锋派首先向整个文学界显示了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已经成功的精英意识相对抗。他们并不是从单向的精神视角来对抗，而是从形式出发，也即他们一直强调的文本。其实，这种所谓的文本并不只代表文学的形式，它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作家的存在意识、生活态度等。余华、马原、格非等想从方式上来解构传统。他们不要意义，不讲故事，不写人物，“不”是他们的态度。这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虽然这些方法都是借来的，但它改变了传统作家精英分子的态度。当然，谁也不会想到，事隔不久，他们便成为文学的主流，而他们也置换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

在理论界，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识彻底苏醒了。他们摆脱了十七时代的政治评价标准，重新来认识二十世纪的文学，并提出“重写文学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陈思和、王晓明新“重写文学史”这一思潮引向深入，他们希望带来一个“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趋势”(10)。而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则把研究的视角引向世界。

应该说，这些精神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崛起，呈现了一种启蒙的精神，是“五四”启蒙精神的一种延续。但“真正将新时期作家启蒙热情推向极致的”“是以赵瑜、胡平、张胜友、涵逸、麦天枢、李延国、贾鲁生等为代表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家，他们以近乎‘神圣的疯狂’对现实进行着毫无遮拦的批判，其对中国命运的焦虑溢于言表。”(11)他们体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在上世纪80年代，与先锋派创作并行或者稍早一些的寻根小说在当时承担了一种“寻根”的使命，但是，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伪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事实上，在这次大寻根行动中，这些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始终没有摆脱“五四”以来的小传统，他们很少走进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精神里，所以这些文学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

与此相同的是另一股文学思潮，即稍后发展起来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其实是借了一些先锋派的手法(从文本上)，对现实进行了一些个人化的描摹，将先锋派与现实主义进行了中和，这也是一种伪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作家在后来大都流俗于大众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学缺乏现实主义的批判意识和精神向度。

6、大众文化的兴起：大众知识分子的狂欢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可以说是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都暂时进入集体沉默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大众文化来临，大众文学兴起。

大学的扩招、学科建设的升温、学位与职称热等都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它带来的是大学教师和研究生大量制造文字垃圾，对于文学来说，最主要的是疯狂复制文学史。大学教师以研究者的身份开始干预当下的文坛，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只是出于研究的目的，缺乏必要的批判。用鲁羊的话说：“大专院校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缺乏热血与生命’”。

欲望化是整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的主要倾向，描写欲望或给欲望正名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比比皆是。“新写实主义”和流行文学在这个时候承担了关于“人性”的解说，“人”被重新解释。“作家也是人”，“知识分子也应该富起来”等等言说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大小报刊均可以看到这类言说。值得分析的是一些“另类文学”：“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是当时文学中有主要倾向的几个思潮，他们标榜新颖，以与正统文学相对立的方式出现，表面上看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但究其实质，仍然属于伪自由主义。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炒作，想在低迷的文学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文学理想方面缺乏必要的构建，或者说，缺乏必要的形而上的善的意志。

“80后”是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另一股热潮，而且今天仍然在持续。一群没有多少文化修养的孩子在叛逆的性格鼓捣下，在媒体的怂恿下，在市场黑手的操纵下，在急于成名的心情中，终于集体亮相了。韩寒、郭敬明、春树等是他们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作品大都很浅显，没有多少文化的积淀，读者也大都是中学生。

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影视艺术的狂轰滥炸和网络文学的席卷而来，使精英文学和处于边缘的自由主义文学处于隐忍的态势。一个靠媒体来炒作和控制的时代来临了，一个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的时代来临了。各种网站兴起，欲望化写作又一次被夸张了。

这是一个被称为“众生喧哗”的时代。主流语言便是欲望、解构。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自称为“纯文学”和“精英文学”的文学期刊，表面上他们仍然在坚守文学的严肃阵地，其实，已经成为大众文学的帮凶。朱文说：“中国作协是一具在办公桌前开会、做笔记的腐尸”，批评的就是自以为“纯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一群把持着文坛的官员、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什么是纯文学？什么是精英文学？在一个摹写欲望的时代，欲望便是旗帜。那些纯文学或精英文学只不过是在重新解读欲望而已。从文化的深层内涵来看，缺乏的仍然是深邃的人文精神、形而上的哲学构建。无怪乎最有权威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很快就无人阅读了，而“茅盾文学奖”也渐渐地受到人们的质疑。韩东如是说：“‘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如果作为当今最恶劣小说的奖项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这一时期被谢冕称为“后新时期”(12)，具体表现为“(1)‘人’的主体已失落，文学变得越来越注重表层的形式技巧的把玩，其意在拆解新时期文学的深层结构，不少文本不仅反对传统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嘲弄或戏拟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原则……文学上的反功能主义已达到了某种极致；(2)新小说的崛起扬弃和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对一种世纪末的‘平民意识’的弘扬，并在某种程度上填平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13)。

7、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的自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政治中的大事件集体沉默的情况下，对文学中的一些主题倒是相对表现出了热情，产生了几次影响大的讨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到“二王”与“二张”的对峙，对余秋雨的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等等，这些讨论将知识分子这一主题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使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渐渐地清晰了起来：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坚守什么样的立场？

学术界都认为，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发端于以王晓明为首的一批上海学者，认为是他们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危机”：“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商品化的潮水几乎要将文学连根拔起”，“我们必须正视危机，努力承担危机”。但实际上，这一危机早在创作界已经开始触目。张炜早在1993年3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抵抗的习惯》，随后，张承志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更为激烈的《以笔为旗》，文章所指正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的大热闹突兀地收场了。八年前或更早就被同道们欢呼的新时期不仅旧了且已进了古董铺。肉麻地欢呼黄金时代的人，庄严地总结新时期的人，‘东施’抹上了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文学界的乌合之众不见了。”(14)

随后，《读书》从1994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精神寻思录”的总题下陆续刊发了5篇来自上海、南京等地学者的对话录，《文汇报》、《作家报》、《文论报》、《东方》、《上海文化》、《探索与争鸣》等报刊则相对集中地刊载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大讨论。

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其实正是对知识分子本质的探讨，也是一次寻找知识分子的大行动。在这探讨中，谁是知识分子？谁是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便一目了然了。这场讨论持续了近四年之久，直到1996年才平息。参加讨论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还有很多学者，甚至是多学科的学者。陈思和在论述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时说：“人文精神意指知识分子的‘道统’”“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人文精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对它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存在”(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立场来看，陈思和的这种知识分子立场是一种调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张汝伦从哲学的终极意义上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在《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里，王彬彬等则强调“人文精神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层面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严伟时综合了学界关于“人文精神”概念的讨论。提出“人文精神有以下5个要素：重视终极追求；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谋求个性解放；坚持理性。”卢英平则说：“以我理解，所谓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或是人文知识分子治学处世的原则和精神”。

王晓明在编辑《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时，对这场讨论进行了七个方面的总结：“一、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二、作为这种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三，之所以如此，从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甚至都不觉察自己的两手空空；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并非仅由他们自己所造成，也绝非仅是最近这十年所造成，而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惟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失据状态，就也绝非一个短时期能够做到，它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六，作为这个努力的开端，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的实践就自然会成为一个不断生长、日益丰富的过程，一个通过个人性和差异性来体现普遍性的过程，真正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充沛活力。”(15)显然，王晓明的立场是精英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与文化人进行了分离，便使得知识分子无形中承担了一种使命，那就是对“人文精神”的“实践”的使命。

能够践行这一使命的作家似乎很少。张承志、张炜、李锐、韩少功等是这场讨论中凸现出来的晨星，也是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的捍卫者。他们陆续写了《以笔为旗》、《清洁的精神》、《无援的思想》(张承志)《融入野地》、《抵抗的习惯》、《忧愤的归途》(张炜)、《夜行者梦语》、《性而上的迷失》(韩少功)、《艰难的理想和理想的艰难》、《谁的人类》、《旷日持久的煎熬》、《无言者的悲哀》(李锐)等一系列的文章，公开阐明自己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

相反，王蒙、王朔、张颐武等则对人文精神提出质疑。作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张颐武曾对人文精神的倡导质发出质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自虐(16)。王朔的语言很尖刻，他对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精神都进行了“痞子”式的嘲讽。不难看出，王朔心目中的世界是金钱居统治地位的世界。王彬彬和王蒙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也是一个焦点。王彬彬的《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17)中将王蒙直接当作顺时应势而且左右逢源的案例进行批评，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萧乾，说“在萧乾先生看来，显然原则、道义，在个人的身家性命面前，都是次要的”。很明显，王彬彬是将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王蒙先生置于知识分子之外的行列里了。王蒙触犯众怒之举是发表在《读书》杂志上那篇名为《告别崇高》的文章，该文对王朔亵渎崇高的痞子文学大加赞赏，结果招来批评无数批评。为了回应批评，王蒙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人文精神偶感》一文，抒发他对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的感想，他向失落说发问：“失落前是何态势？以前中国是计划经济，可是，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所以我不明白，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

如同李扬在其著作《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所说的那样：“这场讨论反映在文学界就成为两种创作立场的交锋：一种作家采用顺时应势的创作态度，无论是立场的确定还是题材的选择，都要随着政治形势的变迁而变迁，因而，无论时代怎样变化，这类作家总是弄潮儿；另一类作家则是无论时势怎样变迁，他总是沿着自己的故有行为逻辑前行，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但他不为所动，自始至终坚守着自己对现实的批判态度。”(18)

在这场讨论中，鲁迅又被拿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参照系。鲁迅究竟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需要理清的问题。在第一节里就已经论述过，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以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他们的言论及知识分子精神得到主流的承认和拥戴后，这种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便变了，或者说他们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主流化了，于是，他们也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象征。如早期的孔子，是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逆流而上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但是，在儒家思想得到封建帝王的重视和独拥后，儒家便成为主流精神，同时，孔子也便成为主流精神的象征，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老子也一样，他一直站在社会的边缘，道家思想也便一直是一种边缘思想，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明的真正的自由精神，也就是自由知识分子精神，但是，在不同的时代，道家精神也会有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在儒释道合一的时代，道家精神实际上也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西方的苏格拉底和耶稣也一样，在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都与孔子、老子一样，是自由知识分子，但是，在他们死后，他们的精神整个地复活，并得以发扬光大，他们也自然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象征。鲁迅事实上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在生前，他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冷酷地批判着当时的社会和整个中国的文明，他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孤立无援，而在他死后，他又成为中国共产党所拥戴的知识分子，于是，他便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为何他们会成为这样一种既可以是自由知识分子又可以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人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他们身上毫不妥协的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超越个人得失而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如果用这样一种精神来判断当代作家中知识分子时，我们就会发现几乎难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就连一直对知识分子持讽刺态度的王朔在后来也说：“说到知识分子，我认为鲁迅可以算一个，我认为他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并且可以颠覆现存的整个文化秩序，那才叫知识分子。至于那些只是念过一大堆书的人，我觉得那叫‘知道分子’，我攻击的知识分子就是这帮人，只不过那时，我没有想到‘知道分子’这个词，所以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把他们混为一谈了”，“我愿意今天更正”。(19)这种转变与认识其实也是有赖于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它使人们真正地认清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这种立场并非简单的批判的态度，知识分子也并非是那些博士教授们，知识分子是一种精神向度。

8、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争论：知识分子的分野

如果说，九十年代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一次内省的话，那么，发生在稍后的诗歌界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便更进一步了。在这次争论中，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被认同，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也逐渐被理清。

由于1996年之前的人文精神的探讨，使当代作家和评论家逐渐理性起来，1997年夏天在福建武夷山召开的“当代汉诗国际讨论会”便带有了浓厚的“学术”色彩，当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与会人员大多也是批评家或大学教师，带有明显的对当代诗歌的批判意味。也许正是这次会议埋下的伏笔，在1999年4月北京平谷县召开的“盘峰会议”上，发生了“民意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论。

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按照西川、陈东东早在1988年刊印的《倾向》1期编后前记中所说：知识分子写作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它应该建立在“理想主义信念”、“使命感”、“责任感”和“少数”等思想基础上。显然，这是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知识分子写作的论述中，这种立场更为学理化了。他们对朦胧诗歌、平民诗歌产生了不满，同时也对九十年代诗人所面临的不同境遇进行了更为理性的分析，指出，“知识分子精神与写作之间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时代恰恰是诗人担负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使命的主要原因”。(20)

要论述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恐怕还得先说说流行一时的“个人写作”。持此论点的是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程光炜、崔卫平等人。崔卫平认为：“个人化的写作意味着写作不再依据任何外部的指令，意味着不再配合什么。”它“标志着独立作家、独立诗人的成长、形成。这种独立也不是不加限制的。”王家新提出，个人写作应该建立在“差异性”之上，要求诗人经以个人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21)肖开愚说个人写作应该在“个人和世界之间”，强调“理想的诗歌形式，自我探索，社会责任感”三个方面。似乎是在讨论个人写作时，知识分子写作的精神已然确立，这种写作的精神已经与八十年代的群体写作有了明显的区别，而且也对八十年代以来的平民化写作保持了距离，提倡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将这一倾向充分表达则是1998年3月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90年代诗歌》一书的出版。它似乎也是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一次划定。它的出版使很多诗人不满。按照后来于坚的批评，很多诗人如北岛、周伦佑等诗歌被遗漏了，而且他极其不满程光炜等对“90年代诗歌”秩序的排定。与此同时，由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出版，形成了对立。这就自然导致了1999年的“盘峰会议”，从而引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争论。

那么，“民间立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难道它与知识分子真的是两相对立的吗？为民间立场而摇旗呐喊的有诗人于坚、韩东、沈浩波及评论家谢有顺等。于坚还是为其“口语诗”进行新的清理，他强调一种“神性写作”，并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是一种西化的结果。韩东说：“民间立场就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民间的概念是自足的和本质的”，类似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经典命题。(22)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进行更进一步分离的是谢有顺，他把“知识分子写作”过多地归结为一种“虚构的经验”和“永远不触及生活本身的边界”，而把“民间立场”描述成既关注“形而上的问题”，又(而且是重点)关注最琐细的日常生活。

针对上述“民间立场”的论述和对知识分子写作的批判，王家新、西川、唐晓渡等又提出了批判与质疑。西川指出，“民间立场”并不存在，于坚所谓的“独立写作立场”是我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所谓“民间”是最没有独立性的场所，民间心理就是从众心理，看热闹心理。(23)张署光在批评中重新强调：“独立品质或独立人格，如果说不是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也正是知识分子所必须具有的。强调写作中知识分子身份，也许正是要力求突出独立品质，正是力求关注人类命运，关注时代与当下经验。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强调，从诗坛目前的现状看，这一点更显得十分必要了。”(24)

其实在这场讨论中，我们已经能发现，无论是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还是坚持民间立场的诗人、评论家，他们的讨论都已经比1996年之前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更为深入，他们都强调了一种品质：独立精神。而这，正是精英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必备的精神。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其实这场讨论是一场虚拟的讨论，有诗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民间立场”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民间？从韩东等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民间其实不过是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是与精英知识分子相对立的一种立场。而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也不过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立场。

事实上，在这场讨论中，我们已然发现，知识分子已经与国家主流话语保持了一种距离，都强调“独立品质”，这表明知识分子真正理性的时代才到来，但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并没有产生。于坚、韩东、谢有顺等还只是停留在与精英话语保持距离上，还没有产生真正独立、自由、完整的思想，而且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独立批判精神也常常以沉默来显示。2006年5月份，在武汉发生的“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现象明显是人们对作家知识分子集体沉默的不满。

至此，在当代，“知识分子”从无名到隐性发言，再到崛起，再到其内核的认识，最后到神与形的追求和分离，虽然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英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还没有出现，但是，我们已经渐渐能看出其端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