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在James Schmidt看来，这是一个18世纪有答案而20世纪却成了问题的一个问题。What is Enlingtenment？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1)。就是说，在18世纪的启蒙者看来，他们确定自己就是那掌握理性真理的人，他们自己知道一切，他们用理性的眼睛看见别人都是些蒙昧蛮荒之人，他们自己清楚要让这些愚昧可怜的人觉悟成什么样子，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启蒙”指的是什么，他们正是按照“启蒙”的标准答案及精确蓝图吹奏“启蒙”号角的。但在“启蒙”主义的伟大运动把人类带向理性、科技、速度、效益的现代社会之后，当人类饱受了科技理性对人类生存基础的毁灭之苦，当人类饱尝了速度和机械的大赌盘给人类制造的无根、异化、空虚和绝望，到了二十世纪，人们的灵魂高高地漂泊在无限膨胀的工业产值和污染里，人们的衣着华丽，人们的胃腹鼓胀，人们的心灵茫然。于是，二十世纪的人类似乎越来越不明白，两个世纪之前的那场锣鼓喧天的“启蒙”运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二十世纪的人类似乎越来越感觉到，那场“启蒙”本身反而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蒙，是易经中的一卦：山下出泉，蒙。是指清水从黑暗的大山腑内流出，就象黎明太阳出来的过程，天光由朦胧变成光明。该卦引出的意象是蒙童：刚开始学习的幼童。“蒙”是指某种类似儿童的心智不开的状态，是“不懂事”，是愚昧。启蒙，即发蒙，指通过“教育”使孩童的思维由混沌(黑暗)状态进入清明。启蒙是一种教育。(2)从《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可以看出这些文化前驱用文化改变世界的真切热望，说，“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我们中国虽自命为文学国，但我们的文学作品，能在世界文学水平线上占一个地位的，却是极少，数千年来，文学的运动，寂寞而且无力”(3)，因而，他们要让这个时代变得不同，他们要开发这个近乎荒芜的地方。鲁迅改变国民精神的论述，企图在铁屋子中唤醒沉睡者的呐喊，希望吃人者改变心思、希望麻木观望者清醒、希望救救孩子的劝说、呼吁和奔波，核心的意思是启蒙，是教育，是把合理做人的知识观念传承给不拥有这些知识的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都是一种教育，是温良敦厚的教育，是稳妥和滋润的教育。但从郭沫若的《创造季刊发刊词》、《创造周刊发刊词》、郁达夫的《创造日宣扬》、成仿吾的《创造日终刊感言》、郭沫若的《创造日停刊布告》等具有“五四”狂飙色彩的激烈言辞看，启蒙者不仅仅是自己拥有知识而向蒙童传授知识的教育者，不仅仅是无所不知的天才，不仅仅是凡事正确的全人，而且是面对残缺不全的世界的颠覆者、毁灭者、埋葬者，而且是另外一种毫无缺陷的崭新世界的创造者，也就是说，包括那些被启蒙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包括世界的本来的创造者，在这些人面前，整个世界要被否定，要被揭穿，要被颠覆，要被推倒重来。谁有能力做这么大的事情，谁有资格包办所有那些别人的事情，谁能正确规划如此牵扯所有存在物命运的宏伟蓝图，谁可以是这样的无所不能的人，谁能够是这样的敢于替代上帝而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的人？几乎没有看见相关论证，没有人说到其他人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说到其他人可以拒绝改造和拒绝被启的权利，只是隐隐约约被断然告知：启蒙者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启蒙者是不容置疑的正确的人，而且似乎说，被启蒙的对象无论有多少，无论在哪里，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和拒绝的权利，有人似乎在断然宣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都是错的，只有启蒙者是对的，而且事先宣布，启蒙的后果肯定是好的。

关于启蒙运动，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4)

在这些先驱之后不久，就有人透过“启蒙”者的美妙蓝图而看到了后面，Frederick Beiser说，“‘启蒙’就是以理性作为判别一切信念、法则、艺术及文本的判准(5)。理性有着一套解释的独特形态，以普遍法则作为一种机械论来理解事物的内在与外在关系，这种思考模式导引出两种迥异的结果：怀疑论与自然的物质论。由于理性经常要考察种种信念，以致形成彻底的批判主义，其激化后的结果就是彻底的怀疑论。其次，启蒙独特的解释形态是把事物置于机械和数理法则下，以致一切皆可被数量化和计算化；易言之只有物质性的存有才能被理解，能被理解的就一定是物质性的。”(6)缺乏灵魂的关照，忽略生命存在当中人们未知的部分和一般意义上不可能知道的部分。启蒙者在集结自己的勇气，在精心规划着崭新的未来的世界。就像是面对大自然已有的水，启蒙者不高兴，在启蒙者看来，这自然的水中蕴含的无数的微量元素、无数的信息元素、无数的矿物质、无数的生命体使得这水是混沌的、朦胧的、不清楚的，启蒙者说，用我们的理性把水分析清楚，用我们的勇气猛烈地使用水，让我们埋葬原来的不够完美的水，让我们制造出我们的理性创造出的全新的水。不久之后，水被污染了，根本不能用了。启蒙者说，水怎么污染成这样了呢，状况已经糟糕到如此，也只有我们理性和勇气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了，让我们用启蒙的理性进行净化处理，把那些钠、铁、钾、钙、锌给加进去，但这样的人造的水是不是最好的水，是不是无毒的水，是不是对生命健康有益的水？如果要问，应该在这样的水出现之前就问。在这样的水出现之后才问，假如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要回头再来，要返回到没有污染之前的天然的水，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德国源流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很多，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大。忽略人的内在要素，漠视人的神圣性，轻看人的尊严，把无限丰富的生命解释为完全可以手工把握的几条线索，进而文艺思潮、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中灌输那些条款，进而发动开疆拓土、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那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施密特把‘希特勒主义的真正起因’归咎于启蒙哲学‘无限制的人性’观，指纳粹以帝国意识形态和种族疯狂达到了‘十九世纪合符逻辑的结果’，……恰恰是现代人性的启蒙理念这一非人的理念，‘恰恰是绝对人性的伪宗教敞开了通向非人性的恐怖的道路’”“说到底，1918年的革命的‘人民主权’的正当性，其实是启蒙运动及其结果”(7)。这应该引起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思。

刘小枫《我读络维特的经验》梳理了一条清晰的线索。络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提出了一个文艺思潮、社会意识、社会运动与人类生存状况紧密关切在一起的问题：“为什么巴赫、莫扎特、歌德、贝多芬、席勒培植的德语文化精神到头来竟然孕育出德意志青年人为主体的纳粹党徒？”“德国人文主义与纳粹党徒现象究竟是什么关系？”(8)海德格尔、络维特、施特劳斯们对德国思想的“思想”凸显出一个重要线索。德国古典哲学是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重要一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意识形态和社会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德意志思想要的是公平、道德、解放和自由。在强调人的强力意志时，在把人生的重要构成过多粘连于社会集体，给集体和社会赋予了太多价值和意义反而淡化了个人的价值意义，反而挤掉了个人生命的空间，反而消解了个人生命的珍贵性时，在面对人生的姿态方面，最终酿造和选择了就人类幸福而言，离幸福最为遥远的，就人类前景而言最为暗淡和血腥的手段：反叛和斗争。“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黑格尔，但络维特说：黑格尔是“极大的错误”(9)。黑格尔为了完成现代启蒙主义，搞出了一套庞大的哲学体系，这套哲学体系使人全面陷于虚无主义。络维特说，德国的虚无主义是由抵制虚无主义而最终导致的，开始的旗帜把大家都蒙蔽了，德国后古典哲学的思想脉络是回到古典，核心力量是道德。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与绝对真理相对而言的人的某种内在品质，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它是人的自我的标准。德国的人文主义引发的思想嬗变导致十九世纪德意志精神的革命和政治性反映，这种政治性反映渗透到市民社会、劳动、教育、人道、信仰等。这种反映也与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相回应。卢梭、托克维尔、蒲鲁东、索雷尔等。卢卡奇写于1952年《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论说黑格尔、谢林、希特勒的理性道路，根源在于这种思想脉络对“超越性存在的抵制”，即对神圣信仰的抵制，即对永恒真理的抵制。结果是，高举个人英雄，崇拜人间首领，抹杀人性，蔑视人权，践踏人的基本尊严。由崇拜真理转换为崇拜领袖，以前观念中以真理为是，变成了，领袖总是对的。远离神圣存在，远离永恒标准，苟且的、变换的、零时的、标准的贯彻则通过暴力斗争的工具。海德格尔于1935年讲“形而上学导论”时说，德国的虚无主义肇始于康德，说，德国古典哲学的开端——康德哲学才是“极大的错误”。(10)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德国源头的启蒙思潮在较长时间里垄断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又远远溢出文艺界，进入社会革命层面，进而主宰社会运动，在中国当代人生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制造了极大的行动后果。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锣鼓喧天浩劫，文化大革命的骇人本质容易被人感受到，容易被人认清，但是，德国启蒙主义源流对中国人生的英雄气概的悄无声息的浸泡和为国为民的强制性俯视是不容易被人看清的。

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启蒙主义的另一翼是“庸俗的”现代理性文化。施特劳斯《从黑格尔到尼采》提出“尤其是德意志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一种全盘否定各种传统价值观念甚至道德真理的态度或观点。”什么是现代文明观念？施特劳斯说，就是降低道德标准和道德要求，把道德等同于要求个人权利(11)。当把现代主义看为一个结果时，人们发现它的源头在启蒙主义。无论是德意志精神还是法国等地的启蒙主义，他们合理酿造的思潮，无论是放松道德而追求技术物质的，无论是抓紧人的正义与道德而寻求解放的，其走势基本一致，合力，就显现为把人从超越性、神圣的、不可知的存在世界中挖出来，从世界的众多综合因素中独立出来，摆脱上帝，摆脱情感，摆脱灵魂，摆脱潜在的信息，摆脱不可知的和不可为的因素，而进入紧张的自我控制，用有限的理性把人生的众多信息用单线条的、表象化的、可知的、技术化的、物质的材料予以把握，使人类进入一个清清楚楚的技术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只肯定眼见的、可度量的、可制造的、可证实的存在，而使得灵魂的、内在的、潜在的无数生命存在都被摈弃。最显而易见的现代后果是，人们只承认理工科的学问和由理工科技术知识制造出来的产品，而玷污和毁坏人类神圣而无限广阔的心灵空间，忽略和放弃了作为人的实际上最重要的、不可测度的、无限的心灵品质和人文素养。这种现代技术理性给人类制造了快速的、简洁的、冷酷的根本性灾难。这些灾难的表现主要有：一、从社会层面讲，只注重社会的强硬治理，不注重社会的内在和谐；只注重刑法，不注重人道；只注重暴力，不注重爱与和平。二、从文化观念和文学思潮看，以反叛为是(反叛自然、反叛历史、反叛现存体制、反叛现有文明)，以顺从为非(不顺从上帝，不顺从自然规律，不顺从人生幸福的正常轨迹)；注重否定，忽视肯定；注重破坏，忽视建设；注重奇异，轻视正常。三、从人的生存状况看，由于不断的颠覆毁坏，由于怀疑和否定一切，而使人全面陷于虚无主义，使时代陷入癫狂，使人们普遍陷于异化、焦虑、孤独和绝望，使人生总是呈现在此起彼伏的灾害之中。

根据施特劳斯的论述，关于西方现代性的关注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霍克掀起的全面拒斥西方古典思想传统的浪潮，此次颠覆古代文明的所谓“进步观念”的浪潮是以马基雅维利反叛古代开始的，培根等“启蒙哲学家”的乐观主义概念认为，只要摆脱古代思想的束缚，摆脱各种已有观念的枷锁，只要相信“科学技术”，人类就可以迈向无限“发展”和“进步”的康庄大道；第二次是由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们掀起，以理性为旗帜，以斗争为工具的革命性浪潮；第三次是由尼采、海德格尔掀起由后现代徒子徒孙们延续的对现代性的大规模反思浪潮，此次反思在揭示现代性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由激昂慷慨迈向“虚无主义”(12)。现代性要的是“现代反对古典”、“新反对旧”、“青年反对老人”、“现在反对过去”、“低贱反对高贵”，从反对到反对，以至无穷。在现代思潮中，人们追逐的是不断的“新”和永无止息的“进步”，甚至用“新的还是旧的”、“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革命的还是守旧的”的标准取代了“好的还是坏的”的标准，“在这样一个万物皆流，一切具变，事事只问新潮与否，人人标榜与时俱进的世界上，是否还有任何独立于这种流变的‘好坏’标准？善恶对错、是否好坏的标准都是随‘历史’从而反复无常？如果如此，人间是否还有任何弥足珍贵值得世人常存于心甚至千秋万代为人敬仰的永恒之事、永恒之人、永恒之业？”(13)坚守的意义被否定，保留的价值被质疑，永恒存在的珍贵性时刻被颠覆，人间真正美好的东西转瞬之间被推翻，人生被引向混乱、无常、虚无的灾难。甚至祸及整个大自然，在革命、革新、创新的声浪中，大自然也被彻底改造，到处是征服，到处是开发，到处是污染，到处是灭绝，大自然的永恒性面临挑战，大自然本身的存在面临危机。

施米特认为，启蒙哲学的“价值思维”是“野蛮”逻辑，“启蒙理性主义者，造出了一个完美的机器人，非说这才是最好的人，有机的人身必须死掉，以便可以活在机器人中。”(14)太强硬的标准，太统一的行动，太绝对的原则把过多的人安装在社会的大机器上，每一个只不过是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一开始似乎是关乎个人的，是为人的，而结果，却是背离人的，扼杀人的。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以人为出发点的理性的启蒙最终却导致强暴的对人的扼杀？原因也许是多样的，但有一点是根本的，那就是，启蒙主义的一个脉络，启蒙主义被中国“五四”先驱理解和继承的脉络只注重了人的理性，忽略了人的灵魂，只注重了人的世界中可把握和可表达的部分，忽略了难于把握和不易表达的部分，只注重了宇宙人生中苟且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辩证的、历史的、物质的层面，忽略了神圣、无限的、灵魂的、绝对的层面，只注重了俗世的层面，忽略了信仰的层面，只要求真实的存在，不愿意要真理的存在，只关注人的自然存在，忽视了人的精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