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谈文言的特点。特点是对比之下的产物。同什么对比？当然是同白话，其中包括现代汉语；有时甚至偏重现代汉语，如繁体字和异体字，同古白话比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特点概括为两类：一类是组织方面的，其中包括字、词、句、篇；字又分为字形和字音。一类是表达方面的，包括押韵、对偶和用典。

5.1组织方面：字形

字有形体，是手所写，眼所见；有声音，是口所说，耳所闻；有意义（除了极少数，如“蜻”之类），是心所理解。

5.1.1用字数量多

近年来，不只一个人做过现代汉语用字的统计，结果大致是：常用字三千多，次常用字约三千，合起来不过六千多。《新华字典》是小型的字典，收字一万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现代汉语词典》是中型的词典，因为也略照顾方言词语和旧词语，收字比较多，超过一万（包括繁体和异体）。至于也供读文言典籍用的辞书，收字就更多，新《辞海》是一万五千左右（包括繁体和异体），新《辞源》用繁体字排，一万四千左右，这都是为实用，不求全。求全的，旧的有《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七千多，新的有《中华大字典》，收字四万八千多。这是由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文言用字多。多，有原因。原因之一是时间长，见于各时代典籍的（其中有不少后代不再用）都算；之二是有不少异体字，一个人吃了两份粮甚至多份粮。

不由统计，我们翻翻文言典籍，也会感到那里用字比现代汉语的作品多得多（繁体、异体不算）。有不少字我们感到生疏，音拿不准，义不清楚，不得不查辞书；有时甚至《辞源》也没收，要查《中华大字典》。

5.1.2繁体字多

现在看汉字简化以前印的书刊，不很年轻的人感到最显著的不同是有很多繁体字，很年轻的人感到的也许不是繁体字多，而是许多字不认识。这感觉的一种来源是文言用繁体字，不用简体字。其实，文字由繁化简是必然的趋势，因为省事总比麻烦好，这只要拿篆书同楷书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只是在旧时代，这趋势靠自流，而汉字有坚定不移的特性，所以自楷书通行之后，除了少数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小本本之外，笔画多的字总是难于简化。建国以后，从1956年起，国家有关单位陆续公布汉字简化的办法，连同偏旁简化的字都算在内，有一千几百个字的形体简化了。这些字，在旧时代的文言典籍里，当然都是老样子。由繁化简是好事，可是我们总不能要求1956年以前印的文言典籍的文字变成简体。这是文言给我们带来的麻烦，我们要么不读；如果非读不可，那就最好还是也认识繁体字。——即使只是读近年用简化字印的古典作品，了解一些繁体字的情况还是有好处。随便举一两个例。明朝有个大画家名“文征明”，在明朝而敢叫“征明”，很奇怪，其实这“征”是简化字，繁体是“徵”。陶渊明《挽歌辞》有两句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前几年，某语文月刊登一篇文章，其中说“余悲”应理解为“悲余”，意思是为我悲伤，他不知道这“余”字是简化字，原为繁体，是“馀”。总之，繁体字多，好也罢，不好也罢，这是文言的特点，我们不能不注意。

5.1.3异体字多

两个字或两个以上的字，音同义同，只是形体不一样，我们称为异体字。表情达意，用一个够了，却要记两个，如已经认识“管”，还要记个“箟”，增加了无谓的负担，当然不好。常常还不只要多记一个，如“杯”要多记“盃”“桮”两个，“窗”要多记“窸”“窓”“窻”“牕”“牒”五个。字形体不同，来源于时间长，地域广，写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而异体流行之后，有些文人为了表示博雅，还常常故意用较冷僻的异体字。于是在旧时代，异体字就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是赘疣一类的病，最好割治。统一文字形体，秦始皇吞并六国以后，由李斯主持，搞过一次。后来就不再有人管。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整理异体字，是建国以后的事。1955年底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异体字一千左右。这之后，印文言作品，一般就不再用异体字。可是，正如上面所说，文言典籍几乎都是旧时代印的，那里面还是多有异体字。因此，文言的这种特点，虽然不合人意，我们还是不能不注意。

5.1.4通假字多

通假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如把不准“带”孩子写为不准“代”孩子，把交“代”任务写为交“待”任务，我们现在说是写别字。自然，别字如果年龄增加，渐渐变为老牌子，得到多数少壮派认可，也就可以算正确了，如“交待”就是这样。有人说，古人用通假字等于我们现在写别字，这不完全对，因为情况有别。所谓别字，是有正牌以后，对冒牌的称呼。推想较早时期（比如春秋战国及其前），总有一些字，正牌未定，那就不管是南北对峙还是三国鼎立，都得算正统。这局面渐渐变化，一方势力相对增长，其他相对削弱，于是用势力大的那个字才有正确的意味，但用势力削弱的那一个也未必可以算错，比如不写“早起”而写“蚤起”，你说不对，他可以引《史记·项羽本纪》“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为自己辩护。因此，在这种地方，我们读文言典籍，最好是多注意事实，少管对错。事实是古人惯于用通假字，我们现在看（自然是戴着现在的眼镜）会成为理解的障碍；但破除障碍并不难，是熟悉通假的情况，知道在这里，此字等于彼字就可以了。

5.1.5少数典籍用楷字以外的字体

严格说，现在印书刊常用的铅字是宋体，它和楷体有微小的分别。宋体是手写楷体的方整化，就系统说仍然属于楷体。我们现在读的文言典籍，包括木版的在内，几乎都是用楷体字。但是，如果我们读的范围较广，钻得较深，那就会遇见楷体以外的文字。大致说，这都是古文献资料的影印或影写。就字体说，有甲骨文，如刘鹗《铁云藏龟》、罗振玉《殷虚书契菁华》等；有金文（大篆），如王俅《啸堂集古录》、邹安《周金文存》等；有小篆，除秦的金石遗物如《峄山碑》、秦权秦量等以外，还见于许慎《说文解字》；有隶书，汉朝许多有名的石刻，如《张迁碑》《乙瑛碑》等都是；有草书，今存的许多帖，如王羲之《十七帖》、孙过庭《书谱》等都是；有行书，如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颜真卿《祭侄文稿》等都是。这类文献资料性质专，量不大，可是它究竟是文言典籍中所有，所以想全面了解文言，也就不能视而不见。

5.2字音

汉语的字音是指一个音节，一般包括声、韵、调三部分。所谓同音，是声、韵、调都一样；不同音，或者是声、韵、调都不一样，或者是三部分中的两部分或一部分不一样。以下泛泛谈字音，都是指一个音节。

5.2.1字音变动快

同字形相比，字音的变动大多了。因为不管文言在眼睛里怎样稳定，它的音总要通过口语表现出来，而口语的音总在变，文言的音也就不能不随着变。前面3.2.6节曾提到，不同时代的人读《诗经》第一篇《关雎》，声音不会一样。这不同的时代也许距离不很远，比如春秋末期和战国中期。不一样的具体情况，可惜过去没有录音设备，了解清楚是做不到了。但我们可以推知，是一定有变化。以“北京话”为证，许多外乡人提起它，总把它看作调和稳定的整体，可是多年住在北京的人清楚地感觉到，就解放前的几十年（那时候五方杂糅的程度还不很厉害）说，前后可以分为三种：前是老旗人的话，中是老北京的话，后是文化界（包括学生）的话。前后有小差别，是随着时间变的结果。这变的情况，放眼历史，太复杂了，我们所能推知的不过是由书面上透露的一点点概略。这概略同我们读文言典籍有关系（主要是中古时期），所以应该扼要地介绍一下。

5.2.2上古音

因为是概略，所以不妨划分为三段：上古，中古，近古。先说上古。中古、近古有韵书，上古没有。研究上古音，主要是想搞清楚《诗经》押韵的情况，连带也探索一下那时期声母和声调的情况。这风气晚到宋朝才开始，到清朝许多汉学家手里才有了可观的收获。可是各家的看法不尽同，如对于韵部，大致是越分越细：顾炎武分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二十一部，到王力先生就增到二十九部（详见《诗经韵读》）。对于声母和声调，各家的看法自然也不一致。但是根据各家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知道上古字音的一些情况。这方面的知识可以解决阅读时会碰到的某些疑难，如该押韵的地方，我们照今音读不押韵，了解古音的情况之后，知道还是押韵。但我们的所知，就质说终归是概略，就量说终归是点滴，用这概略和点滴来追踪古人读时的声音，自然还有很多困难。幸而我们读文言典籍，一般是追求意义；至于声音，知道与后代有别而不清楚“别”的细节，也没有什么大妨害。

5.2.3中古音

中古大致指南北朝到唐宋这一段，不了解这时期音的情况，就不是没有什么大妨害了。因为这时期有大量的韵文和骈文作品，我们喜欢读，可是用现代音读，常常会体现不出作品的声音美，这就不能不感到茫然。字音一般由声（少数字没有声母）、韵、调三部分组成，所谓声音美，主要表现在韵和调方面，声的关系不大。举杜甫《旅夜书怀》五律为例，前四句是：“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舟”和“流”要同韵，又要同是平声，才能押韵；就调说四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独”旧是仄声）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二句和第四句，同地位的字要平仄不同，才能对偶（对偶有声音方面的要求，是平对仄，仄对平）。这样，读旧韵文和骈文作品，想要体现声音美，就必须知道那时期字的韵和调的情况，或者说，与现代字音差别的情况。

对于中古字音，比之上古，我们知道得清楚多了。这是因为有不少韵书可以参考。现在能见到或考知的，有大影响的，最早是隋陆法言《切韵》，它总汇古今南北，分韵比较细，共有193部；调是四种，平、上、去、入。稍后，《切韵》由唐人孙愐修订，成为《唐韵》，韵略有增加，是195部，声调相同。到宋朝陈彭年等增修，成为《广韵》，韵又增加，成为206部；声调还是平、上、去、入四种。唐人科举考诗、赋，押韵并没有像《唐韵》分韵那样细，而是有些相近的韵，如“冬”“钟”同用，“支”“脂”“之”同用。宋丁度等编《礼部韵略》，是作为程式，供考试时遵照的官书，把可同用的韵合并，只剩108韵。到金元时期，108韵又合并为106韵，因为这种分法见于金朝王文郁编的《平水新刊礼部韵略》，所以通称“平水韵”（也有人说，因为南宋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的刘渊是平水〔今山西省临汾市〕人，所以这样叫）。平水韵寿命长，势力大，到清朝成为《佩文诗韵》，或简称《诗韵》，也是官书，考场内外必须遵照。《佩文诗韵》把韵分为平、上、去、入四部分。平声（不分阴阳，与现代音不同）包括上平声（上平、下平不是平声声调的分类，而是因为平声字多，分为上下两卷）一东、二冬等15韵，下平声一先、二萧等15韵，共30韵；上声包括一董、二肿等29韵；去声包括一送、二宋等30韵；入声包括一屋、二沃等17韵。每一韵大致以常用、不常用为先后，罗列属于这一韵的字，如上平声一东韵有“东”“同”“铜”“桐”等174字，上声一董韵有“董”“动”“孔”“总”等36字。

读中古以来的文言作品，只要熟悉《佩文诗韵》，不清楚韵书的演变情况也未尝不可。如读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觉得第二句不合“平平仄仄平”的格律，那就可以查查《佩文诗韵》，知道“独”是入声一屋韵的字，“看”是去声十五翰韵的字，又是上平声十四寒韵的字（这里是用平声音），然后读作guīzhōngzhǐdù（普通话没有入声，可读作去声）kān，合了格律，就可以体现声音的美。

5.2.4近古音

代表近古音（主要指北方官话）的重要韵书是元周德清《中原音韵》。这是为北曲作的书，因为曲是俗文学，不用书面语的中古音，所以韵书要根据口语改弦更张。大的更动是：平声分阴阳；取消了入声，把原来的入声字分别编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韵部不按四声分，为19部（因为平仄可以通押）。如果我们熟悉现代语音的情况，那就可以发现，《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已经同现代语接近。其实，由中古音向近古音转化，并不始于元朝，据有些人考证，入声收尾的－p、－t、－k，在宋朝已经渐渐失落。《中原音韵》的大胆改革，只是承认了既成事实。可是保守派的中古音的韵书还在坚守阵地，统治着诗词等作品。比如明朝高启作诗，清朝王士禛作诗，甚至现代部达夫作诗，用的字音还是唐宋人的规格。所以谈起近古音，书面上实际是双轨制：真近古音只统辖一部分俗文学作品，其他还是中古音的天下。我们这里是谈文言的特点，文言同近古音的关系不密切，所以用不着深究。

5.2.5文言的读音问题

语音的变化是渐渐的，但又是不停止的。总在变，积少成多，就可能如俗话所说，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十年也许过于夸张，说百年总不为过吧？可是我们谈三千年语音的变化，只分为三期，这太粗略了。用这粗略的模式来铸造无数作品写作时的音，当然不可能。所以读文言作品，只能用现代的音。例如“关关雎鸠”，不管孔子怎样读，我们只能读作guānguānjūjū，“细草微风岸”，不管杜甫怎样读，我们只能读作Xìcǎowēifēngàn。一般说，追旧音不只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甚至不合算，因为我们是一贯用现代音寄托情意，如果换用生疏的音（假定办得到），那就会使感受的真切度和深度都受到影响。但这是一般说，不是毫无例外。常会遇到的例外情况有两种：一种是依旧说要变读，如“滑稽”要读gǔjī，“王天下”要读wàngtiānxià；另一种是不从旧读有碍声音美，如“闺中只独看”的“独看”，用现在音读dúkàn，不好听。怎么样处理才妥当？

先谈前一种情况。变读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来自通假，如“母内诸侯”，“内”等于“纳”，“王大说”，“说”等于“悦”，那就不能照字面读，非变不可。非变不可，也就不成为问题。另一种变读不是这样，如“滑稽”的“滑”读gǔ，“石濑兮浅浅”的“浅浅”读jiānjiān，“郦食其”的“食其”读yìjī，“龟兹”读qiūcí，“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读nāmó，大概都是保存旧读法，没有随着今音变。还有一种情况，是旧日所谓“破读”，如“王天下”的“王”读wàng，“治国”的“治”读chí，“操行”的“行”读xìng，“三思”的“三”读sàn，都是借变读来分辨不同的意义或用法。读文言，变读，要多记，是负担。有负担总不如没有负担好。但这是原则，实际还要看有没有必要。关于破读，吕冀平、陈欣向二位曾举出许多理由（原则没有贯通、传注家认识不一致、并非必要等），认为应该放弃大多数，保留极少数（《古籍中的“破音异读”问题》，《中国语文》1964年第5期）。我赞成减轻负担的原则，也赞成不一刀切的办法。例如破读有没有必要，就不可一概而论。现代语是承认它有时候必要的，如“射中”的“中”读zhòng，“对称”的“称”读chèn，“间隔”的“间”读jiàn，“生长”的“长”读zhǎng，等等。现代语是还活着的，我们奈何它不得。可是这样一来，读《史记·项羽本纪》“道枳阳间行”之类，“间”就只好读jiàn；那么，“间”变读了，“道”呢，变为dǎo？这是从今的原则与一贯的原则有时会冲突。还有另外的情况需要考虑。比如“扁piān舟”（小船）、“长zhàng物”（多余之物）、“心广体胖pàn”（胖的意义是安舒）、“宫商角徵zhǐ羽”（徵是五音之一）之类，如果照字面读，似乎就会影响正确意义的表达。看来处理的办法最好是经济和表意兼顾，尽量不变，不得已就变。这是原则，具体实施难免遇见两可的情形，即使不会很多。至于保存旧读法的那些，也可以用这个原则处理，现代语中有对证的，不变会影响意义的，变；此外可以照字面读。这种从简的处理办法，道理上说得通，因为事实上是：一，现代语已经这样处理了不少，如“大使”的“使”，“品行”的“行”，“忠告”的“告”，“文过饰非”的“文”，等等，都不变读了。二，辞书也悄悄地用了这个原则（虽然不彻底），对于有些依旧说应该变读的音，注“旧读”或“读音”，意思是照今音读也可以了。三，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也用了这个原则，如规定“口吃”的“吃”不读jī，“叶公好龙”的“叶”不读shè。只是可惜，都是零零星星，没有整个筛一遍。用减轻负担的原则，应该整个筛一遍。这工作相当艰巨，个个过关要费很大精力是一难，骤然全盘改会挫伤旧习惯是另一难。但只要我们接受这个减轻负担的原则，对于问题的性质我们就不至有什么迷惑，而要求慢慢解决也就不至太难了。

再谈后一种情况。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来自文言的常用花样，调平仄和押韵。上面5.2.3节说过，唐宋以来的文言作品，用的都是中古音，与现代音有差别，很明显，如果用现代普通话音读，有的地方就难免原来平仄协调的不协调了，原来押韵的不押韵了。前者如：

（1）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范仲淹《岳阳楼记》）

（2）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王勃《滕王阁序》）

（3）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杜甫《阁夜》）

（4）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

例（1）是散文用对偶，例（2）是骈文用对偶，例（3）是律诗用对偶，例（4）是词用对偶。这些用中古音读，“峡”是仄声，和平声“湘”对偶，“极”是仄声，和平声“通”对偶；“竹”是仄声，和平声“华”对偶，“泽”是仄声，和平声“川”对偶；“哭”是仄声，和平声“歌”对偶，“伐”是仄声，和平声“樵”对偶；“识”是仄声，和平声“何”对偶。如果用现代音读，就都成为平声对平声，不合对偶的要求。后者如：

（5）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李商隐《筹笔驿》）

（6）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传李白《忆秦娥》）例（5）是律诗，用上平声六鱼韵，如果以现代音为准，韵字的韵母要是ǘ才能押韵，可是“书”“胥”“车”“如”都不是。例（6）是词，用入声韵（第四部的“月”“屑”），可是在现代语里，“别”“节”“绝”已经变为阳平，不能押韵。这样，读这类作品就不能不考虑何所适从的问题。从新或从旧，两条路自然只能走一条。用现代音读的最大优点是省力，因为用不着背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等，以及记其中的哪一韵都收哪些字。另一个优点是不违背推广普通话的原则（据我所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是坚守这个原则，所以读文言作品就不管格律）。但是这种省力有如喜欢钓鱼而不肯修整钓鱼工具，其结果是本来可以钓得多，却没有钓那么多，就是说，应该享有的声音美却有一部分（也许不很少）跑了。

“求之不得”，这也是碍难接受的事。可惜是没有折中之道。或者宜于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处理。比如是偶尔兴之所至，拿几首诗词读读，以后也许不再读，或读也不会多，那就用不着费大力先记一东、二冬。如果相反，是大有兴趣，不只想再读，而且想锲而不舍，那就以费些力，记记一东、二冬为好，因为一劳可以永逸，投资不多而获利很大。其他各种类型的中间的，我以为，即使不能记住《诗韵》的细节，能够略知梗概，以减少阅读时的疑难，总比毫无所知为好。

5.3词

汉语的字和词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有的字不是词，如“蟋”和“蟀”，因为都不能表意。有很多词不只一个字。字是形体和音节的单位，词是能够独立表意的单位，大致相当于英语的word。

5.3.1生僻的词数量大

我们翻看文言典籍，一种突出的印象是有不少词面生：不知道读音和意义，或知道读音而不清楚意义，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某一个音节是不是词。这不希奇，因为文言典籍是旧时代写的，我们不熟悉旧时代，自然就不能知道表示旧时代的有些词是怎么回事。多用生僻的词有不同的情况。《仪礼》《礼记》中讲丧祭等事的那些，其中许多行事以及所用器物等等，如“斩衰裳苴绖杖绞带冠绳缨营屦”（《仪礼·丧服》），“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甄加以郁鬯”（《礼记·祭义》），离我们现代的生活太远了，我们自然会感到生疏。但这是记实，不得不如此。汉人作赋就不然，而是有意制造声势，找许多甚至造一些生僻的字来凑热闹，如，“其山则崆嵕嶱嵑嵣嶚刺，窄峉埊嵬，嵚巇屹巙”（张衡《南都赋》）就是这样。这是作者认为必要、我们认为不必要的。再就是唐宋以来的许多复古文人（以明朝的为最厉害），为了表示自己脱俗，就常常用力找一些古奥的字来代替常用的那一个，我们看到，自然也会感到生疏。这当然更是不必要的。一般文言作品，用通行的文言写，其中的一些词，我们感到生疏，情况主要是两种。以《论语·乡党》篇为例，一种是写的古事物已经灭绝或不用，如“圭”“齊”（斋）”“傩”“绅”之类，另一种是现在仍然有而变了称呼，如“恂恂如”“阈”“吉月”“凶服”之类。两种相比，前一种的量比后一种要大，因为旧名物很多，词自然要跟着多，只要那名物已成过去，我们见到那个词就必致感到生疏。由感到生疏方面看，后一种性质也一样，因为都是古用而今不用。文言典籍里有很多古用而今不用的词，这是读文言作品的一个大难点，不能不注意。

5.3.2词大多保存古义

词有意义，还有年寿。不同的词可能年寿有分别：有的长到几千年；有的较短，或者出生得晚，或者用个时期不用了。年寿长的，有的意义不变，如“水”“火”“大”“小”之类，古人怎样用它，我们还是怎样用它。但也有不少意义有变化。变化可大可小，如“去国”古是“离开”国，“去上海”今是“往”上海，这是大变；“再”古只指第二次，今可以指第一次以后的许多次，这是小变。不管大变小变，都是古今意义不同。这不同经常表现在不同的（书面）语言里。显然，在文言典籍里，用古今意义不同的词，所用的意义一定是古的；现代语的作品相反，用古今意义不同的词，所用的意义一定是今的。所以说，由词义的演变方面看，文言保存了大量的早期的词义。读文言作品，必须重视这种现象，不然，把“去鲁”理解为“往鲁国”，当然是大错，就是把“善走”理解为“能走路”，也总是错误，因为与原意不合。

5.3.3单音节词多

词的形体有短有长。短的只一个音节，如“人”“打”之类。长的不只一个音节，以两个的为最多，如“人民”“思索”之类；超过两个的比较少。说多音节的词算“一个”词，是因为造句的时候，它要整体活动，不能拆开单干。比如“学习”，说“学习英语”可以，说“愿意学习”可以，说“学钢琴”可以，只是不能说“习——”，“习”不能独立活动，所以“学习”算“一个”词。就汉语说，在词的库存里，单音词加双音词是绝对多数。但这是不分古今的笼统说，如果分古今，那就单音词和双音词的比例还有大差别：单音词是古多今少，双音词是古少今多。这差别的来源是文言里许多经常单用的词，到现代汉语里不能单用了。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为例，“足”现在要说“充足”，“食”要说“粮食”或“食物”，“兵”要说“武器”或“武装”，“民”要说“人民”，“信”要说“信任”。词的音节由单一变多，是长时期的汉语演进的趋势。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单音节独用，同音异义的词就必致过多。多而必须分辨，怎么办？这在书面语中好办，比如两位zhāng先生，一胖一瘦，写出来是“张先生胖，章先生瘦”，一看清清楚楚；口语就不行，要说“弓长张的张先生胖，立早章的章先生瘦”。同理，文言里的大量单音词，由口语流传，为了意义清楚，就不得不用各种办法（主要是拉个义同或义近的），使音节增加一倍。这样，与现代汉语相比，文言词汇的这个特点就颇为突出。说突出，不只因为它的静态表现在堆堆上，还因为它的动态影响深远。举例说，词的用法灵活，显得本领大，主要是从这里来的；句子偏短，显得精炼，更是从这里来的。说起句子短，我们不能不想到守严格格律的诗词，如果不是单音词多，象“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萨都刺《满江红》），这样字少意繁的句子，写出来是很难的。

5.3.4词用法灵活

就意义说，双音词比相对的那个单音词明晰、固定，如“友谊”“友情”“友好”“朋友”和“友”比就是这样。较不明晰，较不固定，到用来造句的时候却有它的优越性，是放在哪里都过得去。比如说“以之为友”可以，说“友之”也可以，“友谊”等等就不成。文言词用法的这种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有不少词兼有名、动两种用法。如：

（1）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孟子·梁惠王下》）

（2）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孟子·梁惠王上》）

（3）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4）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史记·项羽本纪》）

（5）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6）·衣敝缊袍，与·衣孤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

“鼓”“目”“衣”，都是在前一例里表示事物，后一例里表示动作。现代汉语也有这种情况，如“上锁”和“锁门”的“锁”，只是非常少。文言里却是到处可见。这种现象，习惯上称为“活用”。如果只是说到这里，不错；可是一般是还要进一步，说“鼓之”的“鼓”是名词活用为动词（“目”

“衣”等同），这就有问题了。问题在于怎么知道“鼓”是名词。由语源？古字形似乎没有偏袒的表示。由统计？可惜还没有人这样做。剩下的常用办法是凭印象，也可惜，是两种用法都不少。这有如一个小铺既卖油，又卖醋，如果甲说它是卖油带卖醋，乙说它是卖醋带卖油，这样凭印象坚持一偏之见，取信于人是很难的。可是对于同样性质的“鼓”的词性的一偏之见，似乎都信之不疑，为什么？很明显，是因为都戴着现代汉语语法的眼镜。用这副眼镜看，“鼓”是名词，毫无问题所以“鼓之”是活用，言外之意，这不是它的本职，是临时通融一下。是不是临时通融，应该去问孔子、孟子和司马迁，推想他们是未必承认的。这牵涉到文言词的分类问题。曾经有人注意这种现象，并向另一面偏下去，说古汉语实词不能分类，如高名凯。折中的稳妥之道是能分，只是不应该依照现代汉语语法的框框去分。原因是，文言词有灵活的特点，想分类就不能不重视这个特点。

（二）有的词入句，用法可以偶尔变通一下。如：

（7）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荀子·劝学》）

（8）武王乃·手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逸周书·克殷解》）

（9）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

“水”和“手”经常表示事物，这里却表示动作；“生”和“死”相反，经常表示动作，这里却表示事物。这样的灵活与上面那种灵活有分别：上面那种灵活是经常，有如狗既可以看家，又可以协助打猎；这里的灵活是偶尔，有如狗捉住一只老鼠。这类用法，在现代汉语里即使非绝对不可能，也总是非常少见。

（三）文言词还有使动、意动之类的用法。如：

（10）王果能·将吾，中原可得，于胜小敌何有？（方孝孺《客谈二事》）

（11）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史记·项羽本纪》）

（12）于是乘其车，揭其剑，过其友曰：“孟尝君·客我。”（《战国策·齐策四》）

（13）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战国策·齐策一》）

“将”这里是名词，带宾语，表示“使吾为将”的意思；

“活”是不及物动词，带宾语，表示“使之活”的意思。

“客”是名词，带宾语，表示“以我为客”的意思；“美”是形容词，带宾语，表示“以我为美”的意思。一般介绍古汉语知识的书称前两例为“使动用法”，后两例为“意动用法”。特别提出来介绍，是因为它不守常规；在现代汉语里，随意打破常规是不容许的。

（四）名词作状语。如：

（14）齐侯……见大豕，……射之，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15）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6）下首至尾，曲脊掩胡，·猬缩·蠖屈，·蛇盘·龟息，以听命先生。（马中锡《中山狼传》）

“人”“廷”“猬”“蠖”“蛇”“龟”都是名词，分别修饰动词“立”“叱”“缩”“屈”“盘”“息”，作状语，在现代汉语里，这种用法是少见的。

5.3.5有些零件性质的词文言没有

语言里有些零件，研讨词类的时候像是附属品，其实由表意方面看也未必不重要。例如在饭桌前说“我不吃”是一种意思，说“我不吃啦”是另一种意思。虚虚的语气助词尚且如此，其他充实得多的零件就不用说了。可是文言简古，有些现在看来颇为有用的零件，它却没有。这指的是三种情况。（一）没有表动态的助词“着”“了”“过”。那么，表示事件、活动的“正在进行”“已经完成”“过去曾有”怎么办呢？一种办法是由事件、活动的本身来说明。以《论语·公冶长》篇为例，“颜渊、季路侍”可以表示“正在进行”，“以其子妻之”可以表示“已经完成”，“或乞醯焉”可以表示“过去曾有”。另一种办法是用表时间的副词，如“方”“将”

“且”“已”“未”“渐”“旋”等；或表时间的常用语，如“初”“先是”“昔者”“顷之”“须臾”“久之”等；语气助词里有个“矣”，也有表示“已经完成”的作用。

（二）量词很少，表示数量只用数词。在文言中，除了表度量衡单位之类的词（尺寸、斤两、升斗等）以外，无论表名量还是表动量，都是数词和所计之物直接组合，中间不加量词。如：

（1）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荀子·劝学》）

（2）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韩非子·五蠹》）

（3）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床公十年）

（4）王趣见。未至，使者·三·四·往。（宋濂《大言》）例（1）（2）是数词和事物直接组合，例（3）（4）是数词和动作直接组合，中间不用量词，这在现代汉语里是不行的。

（三）代词数量多，可是没有特定的表示多数的办法。现代汉语的代词没有文言多，可是有不很完备的表多数的办法。如“我”“你”“他”，可以加“们”，表多数；“这”“那”，可以加“些”，表多数。文言没有这样的办法，是单一还是多数，一般要由语言环境（包括上下文）来推定。间或有所表示，如“吾属”“尔曹”之类，可是“属”“曹”不是专职，与“们”

“些”的性质不同。

5.3.6有不少不用在句末的语气助词

文言，尤其早期的韵文，简短，有时候为了声音和韵味的整齐或充沛，要在句首或句中加个不表示意义的音节。如：

（1）·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论语·季氏》）

（2）·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诗经·周南·葛覃》）

（3）一雨三日，·繄谁之力？（苏轼《喜雨亭记》）（4）北风·其凉，雨雪·其雱。（《诗经·邶风·北风》）

（5）日·云莫（暮）矣，寡君须矣。（《左传》成公十二年）

（6）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诗经·豳风·东山》）像这样嵌在句首或句中的语气助词，文言里有很多（杨树达《词诠》举出上百个）。现代汉语的句子已经由短变长，难得有空隙，自然就用不着这些了。

5.4句

文言在句子的组织方面也有一些特点。这特点，有的表现在全句上，有的只涉及结构的一部分。下面择要说一说。

5.4.1形体简短

我们读文言作品，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句子比较短，停顿多。如：

（1）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史记·李将军列传》）

（2）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姚鼐《登泰山记》）

不计标点，例（1）是六十二个字，停顿十四次，平均四个半字停顿一次；例（2）是四十九个字，也是停顿十四次，恰好三个半字停顿一次。这在现代语的作品里是罕见的。

文言句子偏于短，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单音节的词多，这在上面第5.3.3节已经谈到。另一种是惯于用意会法。如：

（3）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史记·信陵君列传》）

（4）前长君为奉车，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汉书·李广苏建传》）

例（3）的“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晋鄙听”“不听”都是假设的情况，照现代语习惯，前面都要用“如果”“假使”之类的词，文言却不用而靠意会。例（4）的“劾大不敬”是被劾，照现代语习惯，“被”要明白点出，文言却不说而靠意会。还有一种原因是省略的词语多，留到下面第5.4.7节再谈。此外，文人笔下崇简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如上面所引《登泰山记》的文章，就分明是用意写得这样精炼的。

5.4.2整齐句式多

韵文要求句式整齐是当然的，这里是专就散体说。在先秦的典籍里，行文求句式整齐，《老子》是突出的代表。如：

（1）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

《老子》的文章是格言式的，自然不能不这样表达。其实也不尽然，如《荀子》总是长篇大论，句式也求整齐。如：

（2）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生而凶。（《天论》）

句式求整齐不只少数人，可见不是出于某些人的癖好。这由正面说是，整齐比不整齐会有比较好的表达作用。这作用包括两个方面，是由语句的积累和对称，意思可以更明朗，声音可以更悦耳。因为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到汉魏以后，它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如南北朝时期写散体文章，也是：

（3）夫两仪即位，帝王参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阴阳分，地以刚柔用，人以仁义立。……归仁与能，是为君长。抚养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灵来格。祥风协律，玉烛扬辉。九谷刍豢，陆产水育，酸咸百品，备其膳羞。栋宇舟车，销金合土，丝纻玄黄，供其器服。文以礼度，娱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备设。（僧祐《弘明集》卷四何承天《达性论》）

（4）时有西域沙门菩提达摩者，波斯国胡人也，起自荒裔，来游中土，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歌咏赞叹，实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杨衒之《洛阳假蓝记·永宁寺》）

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是有意凑四字句。这种风气向下发展，精益求精，就不只求句式整齐，而且求相邻的句在意义和声音方面都对称（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之类；平对仄，仄对平），并且长短有变化（四六或六四等）。这就成为骈体，留待下面介绍。

5.4.3判断句的表示法

表达“……是……”，文言经常用“……者，……也”的形式。如：

（1）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2）廉颇者，赵之良将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或者只用一个“也”字。如：

（3）夫许，大（太）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4）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后汉书·张衡传》）

还可以“者”“也”都不用。如：

（5）此堂，师长教士地。（《明史·海瑞传》）

这种形式同“是”的古今异用有关系。“是”在文言里经常用作指示代词，一般不起联系的作用；如果用“……是……”的形式表示判断，那要用“为”“即”“乃”之类联系，如“其北为河”，“五大夫乃秦官”之类。

5.4.4句中的主谓关系多用偏正形式表示

用在句中的有主谓关系的词语，经常在主谓间加“之”字，使它成为偏正词组。如：

（1）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如旧昏媾。（《左传》隐公十一年）

（2）欲勿子，即患·秦·兵·之·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3）·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韩愈《师说》）

这也许是为了紧凑，因为偏正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单位，主谓是事物和动作并立，象是两个单位。

5.4.5宾语前置的规格

现代汉语有宾语前置的形式，那是用“把”字。在文言里，“把”字没有这样的用法，可是宾语前置有较多的规格。

主要是三种。

一种是，宾语是代词，在疑问句里要前置。如：

（1）室如县（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2）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3）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同上）

另一种是，宾语是代词，在否定句里要前置。如：

（4）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汝），莫·我肯·顾。（《诗经·魏风·硕鼠》）

（5）古之人不·余·欺也。（苏轼《石钟山记》）（6）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还有一种是，用中间加“之”或“是”的办法使宾语前置，以加重语气。如：

（7）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董泽之蒲可胜既乎？

（《左传》宣公十二年）

（8）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

（9）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尚书·周书·蔡仲之命》）

5.4.6状语和补语的位置

介宾词组“以……”“于……”以及一些副词作修饰成分，现代汉语经常用在前面作状语的，文言却经常用在后面作补语。如：

（1）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卫风·木瓜》）

（2）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论语·学而》）

（3）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顾炎武《与人书》）

有时候，现代汉语用作补语的，文言却用作状语。如：

（4）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论语·公冶长》）

（5）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淮南子·主术训》）

5.4.7省略较多

词语省略是语言中常见的现象，只是与现代语相比，文言省略比较多。下面分类举些例（括号里是省略的词语）。

省主语的：

（1）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2）（）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

（）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陶渊明《桃花源记》）

例（1）省略的虽然都是“余”，可是跳过两个句号；例（2）“具”“便”不是承上省（换了主语）。这在现代语里是少见的。

省宾语的：

（3）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墨子·非攻上》）

（4）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史记·项羽本纪》）

例（3）是省略了动词后的宾语，例（4）是省略了介词后的宾语。

省“使”“令”之后的兼语的：

（5）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6）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豪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战国策·赵策四》）

像这种地方，现代汉语是不能省去“他”字的。

省介词的：

（7）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

（《资治通鉴》卷一○四）

（8）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明史·海瑞传》）

例（7）省略的是“于”，例（8）省略的是“以”。

5.4.8容许变格

文言作品，多数是在诗词里，为了适应字数整齐、对偶、押韵等要求，句子的组织还可以打破常格。如：

（1）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

（2）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天净沙》）

（3）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

（4）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秋兴八首》）

例（1）（2），名词性词语独自作叙述句，例（3），形容性词语独自作描写句，例（4），“香稻”和“鹦鹉”换位，“碧梧”和“凤凰”换位，这在现代语里都是不允许的。

5.5篇

表情达意，围绕一个中心，写完，情意没有遗漏，文首尾齐全，有标题或可以加标题，我们称为“篇”。文言的篇也有一些特点。

5.5.1篇幅较短

读文言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篇幅简短的多，洋洋万言的很少见。以记事的为例，《左传》记战事，有些是很复杂的，可是总是简而得要；《史记·货殖列传》记由远古到汉朝的经济情况，头绪那样纷繁，可是字数并不很多。史以外的零篇文章，如我们常读的《师说》《永州八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当然更是这样。篇幅简短，有原因。旧时代事较简，书写印刷困难，习惯于照前人的规格作等等，这是客观的。还有主观的，是以简短为上，如刘知几《史通·烦省》引晋张辅《班马优劣论》说：“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是班不如马也。”唐宋以来的古文家甚至以简繁争高下。这结果是，文言作品与白话作品相比，在篇幅方面常常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文言的有些体裁，还特别以短小精悍见长。如：

（1）论赞——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圣，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史记·齐太公世家》）

（2）短札——卿事时了，甚快。群凶日夕云云，此使邺下一日为战场，极令人惆怅，岂复有庆年之乐耶？思卿一面，无缘，可叹可叹！（王羲之《杂帖》）

（3）小记——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

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唐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苏轼《东坡志林》）

（4）题跋——往观明允《木假山记》，以为文章气旨似庄周、韩非，恨不得趋拜其履舄间，请问作文关纽。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实闻所未闻。今令其人万里在海外，对此诗为废卷终日。（黄庭坚《跋子瞻木山诗》）

（5）诗话——“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生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王夫之《薑斋诗话》）我们读白话作品，不管是中古的还是近代的，像这样用语不多而意义深远的几乎难于找到。

5.5.2押韵文体比较多

押韵起初是伴随着歌唱来的，所以早期的押韵作品，如《诗经》《楚辞》的大部分，汉乐府诗，都是可以歌唱的。这个系统向下传，文人仿作，理论上应该还是可以歌唱，事实上却大多不再谱入管弦，如魏晋以来的五言诗，以及唐人作的古体诗和近体诗都是这样。但因为这些作品终归属于可歌的系统，所以间或还是会谱入管弦，如唐朝的歌伎就曾以近体诗为歌词。词也是这样，早期是花间、尊前的歌词，到后期，文人仿作的就不再歌唱。这类作品，不管可歌还是不可歌，总之都是押韵的。至于数量，我们都知道，是大得惊人。

诗词之外，还有本来不预备歌唱，事实上也没有用它作歌词，而也押韵的不少作品。照后代“诗”和“文”的习惯用法，这些押韵的作品是诗词以外的“文”。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一种是“赋”。这个体裁来源于《楚辞》，所以也称为“辞赋”。不过就入乐与否来看，两汉以来的赋与《楚辞》有分别：《楚辞》中如《九歌》是歌词；汉赋如《上林赋》《两都赋》等，六朝赋如《别赋》《哀江南赋》等，都不是歌词。不歌而押韵，所以是韵文。另外几种是“颂”“赞”“箴”

“铭”“诔”“祭文”（极少数用散体）。其中以“铭”的类别最多，用途最广，如刘禹锡有《陋室铭》，是贴在屋里，还可以挂在座旁，是“座右铭”；写在碑文后面是“碑铭”，墓志后面是“墓志铭”；又任何器物上都可以刻铭，如“砚铭”“琴铭”等。

诗词和押韵的文是照习惯要押韵的一些体裁。文人作诗词，写韵文，习惯了，成为癖好，有时写照例应该用散体的文章，也会忽而兴之所至，用几句韵语。最突出的例是范仲淹《岳阳楼记》，“若夫霪雨霏霏”一段，几乎连散式的句子也想凑韵。

白话文句子长了，而且常常是字数多少不等，想押韵就比较难，所以文言各体的押韵花样，唐宋以来，只见于文白夹杂的曲和弹词等作品里，到现代语的作品里就差不多绝迹了。

5.5.3文体种类多

对付不同的用途，书面语言不能不分为各种体。体是按照内容不同、写法不同而分的类。不同的类有不同的名称，如“诗”“赋”“论”“书”等。大致从汉魏间起，有些人开始注意文章作法，于是谈到文体，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有“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话。到南北朝，刘勰写了一部《文心雕龙》，是文论的专著，里面卷二到卷五都是研讨各种文体的，标题是：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二十种。这不是严格的逻辑分类，如“诸子”和“论说”就不能截然分开。但可以看出，在那时期，文人心目中的文体已经很多。

稍后，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把文体分得更细，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共三十八种。萧统选文有标准，他在《文选序》中说，要“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选的是美文，所以经、子、论辩文不选。如果各种性质的文章兼收，文体的数目还要多一些。《文选》给文体分类，大致是以文的名称为标准，不同名的有一个算一个，因而有些内容相近甚至相同的，如“上书”和“书”，就算作两类。后代一部有名的选本，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只收古文不收诗歌，分类是内容和名称兼顾，计有：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大类。这样合并，眉目清楚，正如编者在“序目”中所说：“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可见细分，类是还要比这多的。

文体种类多，还可以从文人的文集里表现出来。如苏轼是各体都擅长的作家，《苏东坡集》收的文体计有：诗，词，赋，铭，颂，赞，论，策问，叙，状，表，启，书，记，碑，传，青词，祝文，祭文，行状，墓志，辞，策，札子，奏议，制诰，外制，内制，乐语，差不多三十种。

文体种类多，与上层人物的排场有关系，比如同样是一封信，写给皇帝就得改个名称，叫奏章之类。白话是人民大众用的，所以许多表示排场的名称就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