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观察到，在中国，在今天，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其实是最不在乎心灵的质量问题的，越来越不在乎自己的，也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了。这一种不在乎，和我们人类文化中一向的很在乎，太在乎，越来越形成着鲜明的，有时甚至是相悼的，对立程度的反差。人们真正在乎的，只剩下了心脏的问题，也许这因为，人们仿佛越来越明白了，心灵是莫须有的，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而心才是自己体内的要脏，才是自己体内的实在之物吧？中国文化中，对于所谓人的心灵问题，亦即对于人的德性问题。一向是喋喋不休充满教诲意味儿的。而如今的中国人，恐怕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德性方面最鄙俗不堪的了。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反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似乎进行得最为彻底。我们仿佛又被拎着双腿一下子扔回到千万年以前去了。扔回到和我们的原始祖先们同一文化水准的古年代去了。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那一种远古年代，所谓人类文化，其实只有两个内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和对死的恐惧。

我们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一一—人心十窍。意思是心之十窍，各主七情六欲。当然有一窍是主贪欲的。当然这贪欲也包括对金钱的贪。所以，老百姓常说——某某心眼儿多，某某缺心眼儿，某某白长了心眼儿死不开窍。如今我们许多中国人之人心，差不多只剩下一窍了，那就是主贪欲那一窍。所贪的东西，差不多也只剩下了钱，外加上色点缀着。主着其他那些七情六欲的窍，似乎全都封塞着了。所以我前面说过，这样的人心。它又怎么能比人手的感觉更细微更细腻呢？它变成在“质”的方面很粗糙，很简陋，功能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岂不是必然的吗？

于是我日甚一日地觉得，与人手相比，我们的张冠李戴的错误，使人心这个我们体内的“泵”，不但越来越蒙受垢辱，而且越来越声名狼藉了，越来越变得丑陋了。当然，若将丑陋客观公正地归给脑，心是又会变得非常之可爱的，如同卡通画中画的那一颗鲜红的红樱桃般可爱。那么脑这个家伙，却将变得丑陋了。脑的形象本就不怎么美观，用盆扣出的一块冻豆腐似的，再经指出丑陋的本质，它就更令人厌弃了不是？

有些错误是只能将错就错的，也没有太大纠正的必要。认真纠正起来前景反而不美妙。反正我们已只能面对一个现实——心也罢，脑也罢，我们中国人身体中的一部分，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之后，居然并没有文明起来多少。从此我们将与它的丑陋共生共灭，并会渐渐没有了羞耻感。

我的宁静之享受，常在临睡前，或在旅途中。每天上床之后，枕旁无书，我便睡不着，肯定失眠。外出远足，什么都可能忘带，但书是不会忘带的。书是一个囊括一切的大概念。我最经常看的是人物传记、散文、随笔、杂文、文言小说之类。《读书》、《随笔》、《读者》、《人物》、《世界博览》、《奥秘》都是我喜欢的刊物，是我的人生之友。

通过阅读，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仿佛每天都有新朋友。我敬爱他们，甘愿以他们为人生的榜样。同时也仿佛看清了许多“敌人”，人类的一切公敌——人类自身派生出来的到自然环境中对人类起恶影响的事物，我都视为“敌人”。

读，实在是一种幸福。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

可是我心里却不想再继续上学了，因为穷、太穷，我在学校里感到一点尊严也没有。而一个孩子需要尊严，正像需要母爱一样。

我是全班惟一的一个免费生。免费对一个小学生来说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负担。

一位会讲故事的母亲和从小的穷困生活，是造成我这样一个作家的先决因素。狄更斯说过——穷困对于一般人是种不幸，但对于作家也许是种幸运。的确，对我来说，穷困并不仅仅意昧着童中生活的不遂人愿。它促使我早熟，促使我从童年起就开始怀疑生活，思考生活，认识生活，介人生活。虽然我曾千百次地诅咒过穷困，因穷困感到过极大的自卑和羞耻。

教育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应首先在学校中扫除嫌贫爱富媚权的心态！

而嫌贫爱富，在我们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依然不乏其例。

因为我小学毕业后，接着进入了中学、而后又进入过大学，所以我有理由这么认为。

我诅咒这种现象！鄙视这种现象！

青年永远是文学的最真挚的朋友。中学时代正是人的崭新的青年时代。他们通过拥抱文学拥抱生活，他们是最容易被文学作品感动的最广大的读者群。今天我们如果进行一次有意义的社会调查，结果肯定也是如此。

我在中学时代，是个中等生。对物理、化学、地理、政治一点兴趣也提不起来。每次考试勉强对付及格。俄语韧一上学期考试得过—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后再没及格过。我喜欢上的是语文、历史、代数、几何课。代数、几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学习兴趣，因为像旋转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题却需要灵活性。我觉得解代数或几何题也如同写小说。一篇同样内容的小说，要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统一，必定也有一种最佳的创作选择。一般的多种多样，最佳的可能仅仅只有一种。重审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创作之前没有进行认真选择角度的。所谓粗制滥造，原因概出于此。

对较多数已经是作家的人来说，通往文学目标的道路用写满字迹的稿纸铺垫。这条道路不是百米赛跑，是漫长的“马拉松”，是必须步步进行的竞走。这也是一条时时充满了自然淘汰现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断进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时期内自甘寂寞的勇气的人，即使“一举成名”，声名鹊起，也可能“昙花一现”。始终“竞走”在文学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谈到所谓“个人奋斗”，我认为我们北大荒知青中如今当了编辑、编剧、作家的朋友们，可以说人人都是“个人奋斗”过来的。但是，在我们走过来的路途上，的的确确有兵团对我们的扶植和培养起重要作用。的的确确有像杨防、崔干事这样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起重要作用。如果为了将自己塑造得更像“个人奋斗”者而矢口不谈这一点，那也的的确确是忘恩负义了！切莫以为当今的大学生们多么关心时事，他们不过是依然的喜欢“佩”所谓“热门话题”罢了。否则还叫“大学生”吗？不是我这么认为的，我猜想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是这么认为的。和大学生们对话已经是我最厌烦的一件事了。他们的浅薄是常常令我讶然而且发怔的。特别是遇到了那种自以为思维方式特“形而上”的。他爸妈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尽在“形而下”地不能再“形而下”的现实之中活着，包括他自己，你说他装出一副特“形而上”的样子图的什么呢？装给谁看呢？跟谁学的呢？但一想他们的年龄，也就少了些“友邦惊诧”，多了点儿“理解万岁”。凡是有幸迈人大学校园的男女，谁不是从故作高深的岁数混过来的呢？何况他们或她们那“形”终究也升高不到多么“上”处去，一旦告别校园，走向社会，便将纷纷如自由落体，很可能掉到比自己的父母及兄弟姐妹更“下”的思维的地面上，无须别人告诉，他们或她们自己便会明白事实真相——原来满嘴“形而上”者流，在中国，在今天，有不少是卖“狗皮膏药”的……

世上有那么一种人，是见不得以强欺弱之事的，非常遗憾，我正是那么一种人中的一个。

人，尤其是男人，惧悍畏强而又同时欺虐弱小，的确是可以归人到王八蛋一块堆儿去的。

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暴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阴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作了呢？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我看得出来，不少的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是早已蜷伏着某种想要打某一个人的野蛮冲动了，只不过尚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或借口。而打一个小偷，这理由是相应充分的，这借口似乎也是正当的……

当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之所以特别规定出对犯人(包括死刑犯，当然也包括尚未被宣判罪名成立的疑犯)的人道原则，那实在也是因为，法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们对于蜷伏在不少人潜意识里的野蛮冲动早有敏感的觉察和透彻的分析，并希望成功地抑制它。这一种野蛮冲动的心理历史渊源极其悠久。它证明人类的确是有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娱的劣根性的。这一点是人有时候连动物也不如的。而人尤其卑劣处正在于还要为此制造理由和寻找借口。在一个普遍的人们的尊严缺少保障的社会里，普遍人们的潜意识里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蜷伏着想要将某一个打翻在地并践踏之的野蛮冲动。某些时期，某种情况之下一旦有人振臂一呼，他们会旋即扑向任何一个被指喝为小偷、流氓、无赖之类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被指喝的人并不是真的坏人。而且、当我们对此种现象予以特别的观察，我们定会发现，他们中某些家伙本身即小偷、即流氓、即无赖……

我在中学时读过一篇关于纪念“五卅”惨案的悼文。似乎是郁达夫写的，记忆是很模糊了。时隔几十年，只剩一行文字印在我脑中——陈尸街头的女学生们的裙被镣了上去，短裤被剥了下来，在她们有的人的阴户里，还被插入了树枝和棍棒……

不要仅仅按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我的记忆。我越长大成人，越对自己有了另外的解释——那就是，—个少年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除开对某些罪大恶极的人民的公敌，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另当别论，除开对某些人间恶魔，诸如对某些不但杀人累累而且在杀人前折磨人、杀人后又食之的两脚兽，何以人对人竟会那么的邪恶？……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亲眼看到一些别的孩子怎么样残忍地虐待小猫小狗以肆娱……

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亲眼看到在松花江畔、一些少年怎么样随心所欲地摆布一具无人认领的溺尸乐不可支……

我在“文革”中，在外地“串联”时，曾亲眼看到一些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怎样将一个女人的上衣剥光，并将写上羞辱文字的牌子用细铁丝拧在她的奶头上……近年来我不止一次，也可以说是多次地从严肃的大报而非故意耸人听闻的地摊小报上，读到流氓歹徒怎样光天化日之下轮奸少女，怎样毒打残杀弱者至死而围观者也就是“白相”者众多的报道……

那一时刻我也确实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遍布我的全身。不是胆怯而是恐怖。不是重重包围着我的那些嘴脸的凶恶样子使我感到了恐怖。而是从他们的眼里从他们的内心里似乎散发出某种东西，它氲氤一气，织成一种看不见的厚而密的氛围……

它使我氲氤感到窒息……

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之时，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而笔“绣”其它时，写作仅是个人享受。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未镭基湍流逆河，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们豢养或被金钱所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自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了解得多客观，多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

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阑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听关于腐败的话题，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元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者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猖士，或者干脆由猖士变成隐士。作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恩付也是那么的情有可原。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土，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河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与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丽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让我说，人啊，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果然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休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才干。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蜡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淮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末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歼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性情中的真我来。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会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申冤的。

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吗？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要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这样。

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宇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真是不可琢磨。我想。把女人的腿画得那么修长、那么秀美、那么迷人，涂以肉色，而将女人们的脸都画得像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脸似的。于是夹在书中，压在玻璃板下，时时“欣赏”，便心安理得了。仿佛“欣赏”的是小女孩，非属女人了。

都是女人的大腿，我想，倘将“白毛女”的头换成一个外国女郎的头，恐怕那一排年历卡就该属于“封资修”，被视为能毒害人的诲淫的东西了。这位工宣队员，更不会当着我的面饶有兴趣地“欣赏”那上面的几十条裸腿了。辩证法真是无处不在。

大概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为女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文字，在形容女人方面有那么多细致学问。比如就说女人的笑吧，外国文学的形容，也不过就是大笑、微笑、冷笑、美好地一笑、天真地一笑、单纯地一笑等等。而中国文学中，则有嫣然一笑、婉然一笑、灿然一笑、媚然一笑，思量起来，果然各领风骚。外国人形容女性身材，也不过就高低胖瘦，充其量再加上“线条”怎样怎样，如何如何富有“性感”。而中国文字中，除“苗条”，还有“婀娜”。“婀娜”之外还有“窈宛”。“窈窥”之外还有“亭亭玉立”、“风姿鉴人”一类。还有“秀色可餐”，要吞吃下去的意思。想起前些时候偷读一本《香艳诗抄》，其中更不乏什么“软玉温香”、“被翻红波”、“蝶浪蜂狂”一类，外国人叫“做爱”，或者直言曰“睡觉”。就像阿Q对吴妈说的那么明白。可中国人却谓之曰“云雨”。怎么他妈的琢磨的呢！可见中国男人在女人身上动用的脑筋自古以来就很多。可见又自古以来都爱装正人君子，继而想到那位召见过我两次的工宣队员。他在欣赏“白毛女”年历片时，目光就很有几分猴褒。倘若那年历片上没有女人的大腿，印的是仿宋体或篆书体或“狂草”的“最高指示”，谁知那位革命的“沙子”会不会压在玻璃板底下，时不时就伏下头“欣赏”起来没够没了的？啤酒和五香鸡头代替不了女人。喝过了啤酒我更想女人，我感到我周围布着许多陷阱，防不胜防。我的心理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它太累了。也许它太需要靠在一个女人的怀里，太需要一种女性给予的温情了……

二十六岁了，第一次明确地想女人，想得好苦哇！后悔早几年没将头往一个女人怀里靠过，想得就很朦胧。

产生得最快的勇气也消失得最快。任何冲动如果不能变成行为，不过就是一种心理本能而已。除了证明你有这种本能，再无其它意义。

我觉得身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们一样受命运的摆布，还要受生育之苦。还要受“不知把自己怎么办才好的年龄”的捉弄。

便对那几位女工宣队员同情起来。

在这个小镇上，谁家里来一位外国人，可是件不寻常的事情。

不寻常的事情往往也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镇上的人们肯定都忌讳这一点的。

做过什么亏心事吗？做过的。“批邓”的时候贴过一张大字报。写过三篇“反小生产者”的短篇“小说”。没发表。写过一部“反文艺战线‘走资派’的长篇”，没写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短篇也发表了，长篇也写完了。为了什么呢？为了获得。为了获得什么？为了获得我所憎恶的那种政治势力的青睬。憎恶是真的，想讨好也是真的。产生过愤起疾呼抗争的类乎勇士精神的冲动，更多的时候惟恐祸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维护着一点点的人格。如果讨好成功呢？如果想获得的获得了呢？我会不会加入“另一类勇士”的行列，顺着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劲呢？……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绘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语》，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推行“焚书坑儒”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但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言词不多，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毅忍自尊。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采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仟侮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它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

我不善交往，又惟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说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谈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应是块“净土”，但索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尽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营狗苟之事，我看时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鉴定、中学的毕业鉴定。都写得相当好。中学的毕业鉴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鉴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大容易入党嘛！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吗？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吗？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悼悼作罢。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动，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

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是“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闯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海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个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钩”。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贰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乎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往往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人空门为好。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的非凡。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它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垢于世吗？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钮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作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撤丁一次弥天大谎！

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人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碴丸”。

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照”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