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先勇的《台北人》全集中，开卷的《永远的尹雪艳》，是最“冷”的一篇。其他各篇，虽然也都采用客观叙述，虽然也都包含社会批评，但读者很容易感觉出作者对故事里人物的同情。惟独在《永远的尹雪艳》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离，冷眼旁观，采用全知叙事观点，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识内，只限于人物外貌言行与情节发展的具体客观之描述。《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中嘲讽意味最浓的一篇。此嘲讽意味，前后一贯，藉由全文之“语调”（tone）——即“叙述者”之口吻——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何谓“叙述者”。我们时常误以为一篇小说的叙述者，就是小说的作者；叙述者所说的话，就是作者要说的话。其实并不尽然。特别是在讽刺文中，作者有时故意让叙述者道出与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话；而此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差距，最能拍击而产生嘲讽效果。

在《永远的尹雪艳》里，白先勇就运用了这种让叙述者说反面话或歪扭话的嘲讽技巧。举数例如下：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总也不老……不管人事怎样变迁，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

作者的本意：

孰能不老？即使像尹雪艳，外表看似没有改变，人人以为“永远”，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名气大了，难免招忌，她同行的姐妹淘醋心重的就到处嘈起说：尹雪艳的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的八字确实带着重煞，使人家败人亡。这和她的名气大，招忌，倒没什么关系。

叙述者的话：

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尹雪艳离开洪处长时还算有良心，除了自己的家当外，只带走一个从上海跟来的名厨司及两个苏州娘姨。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真没良心。洪处长破产后，她不但离弃他，而且把她自己的一切家当与仆人都带走。

叙述者的话：

尹雪艳站在一旁……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互相宰割。

作者的本意：

尹雪艳毫不悲天悯人，观赏着客人们互相宰割。

白先勇的另一种嘲讽技巧，即在叙事时故意使用成语、陈腔滥调以及夸张言语。成语或陈腔滥调如“五陵年少”、“两鬓添霜”、“一腔怀古的幽情”、“津津乐道”、“高朋满座”、“世外桃源”、“呆如木鸡”、“倾诉衷肠”等。夸张的比喻与描写更是俯拾皆是，给全篇小说带来含有喜剧意味的嘲讽效果。举例如下：

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灿烂的星斗，王贵生说，如果用他家的金条儿能够搭成一道天梯，他愿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弯月牙儿掏下来，插在尹雪艳的云鬓上。

用钻石玛淄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

洪处长休掉了前妻……答应了尹雪艳十条条件；于是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

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

即使是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亲切的称呼起来，也如同受过借封一般，心理上恢复了不少的优越感。

尹雪艳的话就如同神谕一般令人敬畏。

尹雪艳亲自设计了一个转动的菜牌，天天转出一桌桌精致的筵席来。

轻盈盈的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

（打麻将快输时）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向尹雪艳发出乞怜的呼吁

这种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描写，是全篇揶揄语调之主流，呈现给读者一幅活生生的社会讽刺图画。

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里，我探讨《台北人》的生死主题时，曾论及《永远的尹雪艳》这篇小说的寓意。为了方便，我将有关的几段抄录于下：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这篇小说，固然也可解为社会众生相之嘲讽，但我认为“象征”之用意，远超过“写实”。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她超脱时间界限：“尹雪艳总也不老”；也超脱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是“万年青”；她有“自己的旋律……自己的拍子”。白先勇一再用“风”的意象，暗示她是幽灵：“随风飘荡”、“像一阵三月的微风”、“像给这阵风薰中了一般”、“踏着风一般的步子”、“一阵风一般的闪了进来”，而她“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踏着她那风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极乐殡仪馆”等等，明喻兼暗喻，数不胜数。加上任何与她结合的人都不免败亡的客观事实，作者要把她喻为幽灵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我之所以强调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艳喻为幽灵，即要证明《台北人》的底层，确实潜流着“一切皆空”的遁世思想。因为尹雪艳既是魔，既是幽灵，她说的话，她的动作，就超越一个现实人物的言语动作，而变成一种先知者之“预言”（prophecy），也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作者对人生的评语。其功效有点像希腊古典戏剧中的“合唱团”（chorus），也类似莎士比亚《马克白》剧中出现的妖婆。

所以，当尹雪艳说：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对人世的评言。而当“尹雪艳站在一旁，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徐徐地喷出烟圈，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她这一群得意的、失意的、老年的、壮年的、曾经叱咤风云的、曾经风华绝代的客人们，狂热的互相厮杀［表面意思指打麻将］，互相宰割”，我们好像隐约听到发自黑暗古墓后面的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人，皆不免一死。死神，一如尹雪艳，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将他们一个一个纳入她冰冷的怀抱。

如此，《永远的尹雪艳》，除了表面上构成“社会众生相”之一图外，另又深具寓意，是作者隐形的“开场白”。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我们采取了此篇的象征含义，而视尹雪艳为死亡之化身，则文中蕴育的那么一点诙谐性；完全丧失，全篇小说立刻变得“死一般的严肃”（deadserious）。许多原本夸张得近乎滑稽的比喻与描写，一下子变得不夸张，不滑稽，完全认真。尹雪艳真的变为“永远”，不再是作者的反面话。她的言谈真的是“神谕”。她真的是一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人们在她面前，真会发出“讨救的哀号”与“乞怜的呼吁”。这些本来靠着夸张与故意的做作而激发讽刺效果的言语，突然之间一针见血地勾绘出人类与死亡的关系。可怜的人类，囿于生命之“有限”，不论有多么重大的抱负，都无法与死神抗争。其无助、无能之处境，正是吴经理以苍凉沙哑的嗓子唱出的：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

尹雪艳的公馆，是“世外桃源”，给人“乐不思蜀的亲切之感”，坐在沙发里，倚在柔软的丝枕上，“人一坐下去就陷进了一半”，“叫人坐着不肯动身”。大家谈的是“老话”，“都有一腔怀古的幽情”，“好像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老朽得眼圈都已开始溃烂的吴经理，居然听信尹雪艳哄他的“干爹才是老当益壮”这句话，于是“心中熨帖了，恢复了不少自信”。在这种描述里，作者对社会国家的批评与影射，显而易见，不必解释。然而其中的“自欺”之旨意，亦可适用于作者视野中的人类根本之处境。真的，我们那一个人，不也同样避免面对“终归一死”的残酷现实？我们那一个人，不也盲目自欺地贪恋着虚空的人生，陷入暂时的安适与欢乐中，不肯动身？尹雪艳招待客人的京沪小菜，名为金银腿，贵妃鸡，抢虾，醉蟹，显然也都有暗示含义，影射人类愚昧无知，贪求富贵，迷醉于富贵。

《台北人》中的许多角色，都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这件事，在《台北人》世界中，一般影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遗忘痛苦，自我陶醉。在《永远的尹雪艳》里，除了这些比较明显的影射外，随着主题含义之引申，“麻将桌”进一步变为整个人生的缩影。尹雪艳的公馆里，“打麻将有特别设备的麻将间、麻将桌、麻将灯，都设计得十分精巧”。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互相厮杀互相宰割”的朋友们，其实也就是陷落在人生的泥沼中徒然打滚的人类。而尹雪艳，这位铁面无私的死神，当然自己不下场，只是旁观。她总预先下一番工夫，替客人们安排好牌局，准备得完善妥帖，为的却是能够尽情观赏人类无助的挣扎，以为自娱。没有一人能够成为胜利者，因为“在麻将桌上，一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受控制”。真的，既有“死亡”之存在，谁还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一如尹雪艳转动菜牌选菜，谁知道死神下次选中的，是你是我？

一旦我们了解了埋伏在社会讽刺画面下的死亡主题，再从头细读这篇小说，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作者是如何仔细如何费心地选择精确的字句，制造生动适切的意象，并充分利用且发挥惟独中国文字才具有的那种暗示潜能。

为了影射尹雪艳是“魔”，作者一再采用“风”之意象；以写实观点而言，是比喻她姿态轻盈，以寓意而言，当然就是象征她“无实质”，尹雪艳确是一个没有实体的妖孽：“脚下没有扎根”，“轻盈盈的来回巡视”，伺机攫取下一个祭品。她的“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这句话中的“流”字，有如画龙点睛，十足表达出尹雪艳之不可捉摸。尹雪艳是“冰雪化成的精灵”，心硬似铁，性冷如冰，难怪她奉上的，是“冰面中”，是“一盅铁观音”，是“一碗冰冻杏仁豆腐”。尹雪艳周身透着“麝香”，“薰得……人……进入半醉的状态”，她客厅中细细透着的“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是致命的妖气，在人被薰得怡然入醉时，已中毒素而步向死亡。

我们不难注意到，白先勇在形容尹雪艳时，一再取用与巫术、庙字有关的字汇与意象语，以暗示她的“超自然”性质。如“通身银白的女祭司”、“祈祷与祭祀”、“徐徐的喷着烟圈”、“神谕”、“像一尊观世音”。她邀请徐壮图，一道研究“麻将经”。她客厅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浓香来”。她害得徐太太，“两腮一天天削瘦，眼睛凹成了两个深坑”。

另外，白先勇在这篇小说的情节结构中，纳入一大节关于法师吴家阿婆的来历与言行之详述。我觉得白先勇选用这一角色的目的之一，是借用这位道人的口，来表达一下他自己显然多少相信的“乱世出妖孽”或“妖孽造乱世”的玄论。（参阅《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所讨论白先勇的“冤孽观”。）这使我们联想起《水浒传》里，就因为宋仁宗时傲慢愚顽的洪太尉，坚持命人打开“伏魔之殿”，不意走脱了老祖天师洞玄真人镇锁在内的妖魔，才引致以后的多年盗乱。

然而，吴家阿婆这一角色的最大功能，还是在于加浓整篇小说里本来就已萦回缭绕的宗教（或邪教）神秘气氛。白先勇接着又详细描写设在极乐殡仪馆的徐壮图灵堂，道士之打解冤洗业酪，僧尼之念经超度，拜大悲忏。这些，除了也都加添宗教神秘气氛外，更烘托出此篇小说的“死亡”主题。

死亡，不论多么可怖，却亦有一股令人不解的惑力，就像一身银白的尹雪艳，能把人“拘到跟前来”。（这里的“拘”字，含义多深！）尹雪艳闯进徐家的灵堂时，“大家都呆如木鸡。有些显得惊讶，有些却是忿愤，也有些满脸惶惑，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潜力镇住了，未敢轻举妄动”。这几句描写，我觉得也很能适用在人类面临死亡时，一般所经历的诸种或诸阶段反应。

白先勇选择文字的用心，处处可见，例子实在举不尽。现在让我们研析一下他如何利用颜色，暗示尹雪艳是死神，是致人命的妖魔。

白色，是死亡之色；而作者描绘尹雪艳时，几乎离不开“白”字：“素白旗袍”、“混身银白”、“一身雪白的肌肤”、“犯了白虎”、“雪白……的冰面中”、“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一身白色的衣衫”、“一身素白打扮”。这样再三反复的暗示，即使最粗心的读者，也该不致忽略。而当尹雪艳在替吴经理做六十大寿的庆生酒会上（“庆生”！何等之反讽！）选中了徐壮图时，象征死亡的白色之上，突又增添了象征血腥的红色。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绣花鞋的尹雪艳，“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的抖动着”。即连她捧给徐壮图的食品，也是红白相映：“一碗冰冻杏仁豆腐……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红与白，流血与死亡——这里，已预兆着徐壮图无法逃避的噩运。但“预兆”不止于此。我们细读尹雪艳当天的打扮与装饰，可发现作者选用了一些多少可以使人联想到凶杀利器的字眼：“簪上一朵……血红的郁金香”，“耳朵上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这些，都隐隐预示不久之后，徐壮图将被一个工人用一把扁钻刺杀身亡。实际上，徐壮图的命运，在他踏进尹雪艳公馆，“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时，就已经注定的了。尹雪艳鬓上的“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正是妖魔等着飨饮的一大杯徐壮图的鲜血。

对徐壮图，以及从前的王贵生，甚至洪处长，尹雪艳都没磨大多时间，在短期内就结果了他们。但对吴经理，她所施展的手段，却是更加冷酷的“凌迟”。吴经理是尹雪艳的干爹，是上海百乐门时代直到今日的老相识。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吴经理患有风湿，沙眼两种慢性疾病。其中的象征含义，不难理解。事实上，白先勇不只一次，而是三番四次，提醒读者吴经理的肉身之逐渐腐蚀：

吴经理的头发确实全白了，而且患着严重的风湿，走起路来，十分蹒跚，眼睛又害沙眼，眼毛倒插，常年淌着眼泪，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

……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老花眼……苍凉沙哑的嗓子……

每到败北阶段，吴经理就眨着他那烂掉了睫毛的眼睛，向尹雪艳发出讨救的哀号。

尹雪艳把黑丝椅垫枕到吴经理害了风湿症的背脊上……

因为连日奔忙，风湿又弄翻了，他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的时候，一径拄着拐杖，十分蹒跚。

小说的最后一景，又是大家围着尹雪艳的麻将桌打牌。吴经理的手气却出了奇迹，一连串的在和满贯。“他不停的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到了第十二圈，他突然双手乱舞大叫道：

阿媛，快来！快来！“四喜临门”！这真是百年难见的怪牌！东、南，西、北——全齐了，外带自摸双！人家说和了大四喜，兆头不祥。我倒霉了一辈子，和了这副怪牌，从此否极泰来。阿媛，阿媛，依看看这副牌可爱不可爱？有趣不有趣？

这段话，除了含蓄着作者对社会国家处境的影射外，暗示出吴经理的盲目与无知。他早已半死（真正是在极乐殡仪馆“穿出穿进”），身体已溃烂得差不多了，却还妄想“从此否极泰来”。（但当然，我们也可扭曲一下解释说，以死亡来结束“倒霉了一辈子”的生命，倒是真正的“否极泰来”。）小说结束时，尹雪艳“轻轻的按着吴经理的肩膀”，笑吟吟说道：

干爹，快打起精神多和两盘。回头赢了余经理及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好个“我来吃你的红”！这句双关语，真是一针见血。可怜的吴经理，离开死亡只差一步，死神已按着他的肩膀，等着吸干他的生命浆液。而他却还笑着叫着，不知不觉。《永远的尹雪艳》，虽是《台北人》中最“冷”的一篇，（写死神，岂能不“冷”？）我们还是能从叙述者一贯的嘲讽语调下，隐约感觉出作者对人类愚昧的惋惜与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