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遗嘱：并没有确切的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事实上是两封私人通信；甚至不是真正的通信，因为它们从没有寄出。布洛德，作为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于1924年他的朋友死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它们，和一堆其他的纸放在一起，一封用墨水写，折好并附有布洛德的地址；另一封，更加详细，用铅笔写成。在他的《〈审判〉第一版跋》中，布洛德解释道，“……在1921年，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曾写了一份遗嘱，其中我请求毁掉若干物件（DIESESUNDJENESVERNICHTEN），重新审阅别的，等等。这时，卡夫卡递给我人们后来在他的办公室找到的用墨水写的那页纸，对我说：‘我的遗嘱会非常简单：我请你烧毁一切。’我还能确切地记着我给他的回答：‘……我事先告诉你我不会这样做’”。通过这个回忆，布洛德说明违背朋友遗愿的道理。“卡夫卡，”他接着说，“懂得我对他写的每一个字的狂热崇拜”；所以他很明白我不会去服从他，所以他“本来可以去选择另一个遗嘱执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严肃的无条件的最后决定。”然而是否这么肯定？在他自己的遗嘱里，布洛德要求卡夫卡“毁掉某些物件”；为什么卡夫卡没有认为向布洛德要求同样的帮助是正常的事？如果卡夫卡的确知道他不会被服从，为什么他还要用铅笔，在他们1921年谈话之后写第二封信，讲出和详细说明他的打算？暂且不谈这些，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两位年轻朋友就这个话题谈了些什么，况且，这个题目对于他们不是最为紧急，从他们每个人来看，尤其是卡夫卡，他那时不能认为自己格外受到不朽的威胁。

人们经常说：如果卡夫卡的确愿意毁掉他所写的，他本来可以自己去把它们毁掉。但是怎么毁掉？他的信由与他通信的人所占有（他本人没有保留任何他所收到的信件，至于日记，的确，他本来可以把它们毁掉。但是，那是些工作日记（与其说日记不如说笔记），他写作时它们对于他是有用的，而且他一直写到最后的日子。对于他的未完成的散文，人们也可以这样说。不可挽回的未完成，但它只是在人死的时候才是这样；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有机会重新回到它们上面来，即使是一篇他认为失败的短篇小说，对于作家也不是无用，它可作为另一个短篇的素材，作家没有任何理由毁掉他所写的，只要他还不是奄奄一息。但到了奄奄一息之际，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里，他在疗养地，并且不可能去毁掉任何东西，他只能倚赖一个朋友的帮助。由于没有很多朋友，由于最终只有一个，他便指望他了。

人们还说：想毁掉自己的作品，这是个悲怆的举动。这样说来，不服从毁坏者，卡夫卡的意愿便成为对另一个卡夫卡，创造者，的忠诚。在这里，人们触及到围绕他的遗嘱的传说的最大谎言：卡夫卡不想毁掉他的作品。在第二封信里他解释得非常明确：“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有价值的（GELTEN）仅仅是这些书：《审判》，《司机》、《变形记》，《劳动教养营》，《乡村医生》，以及一个短篇《一名禁食冠军》。《沉思》的若干本可以留下来，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把他们送去捣碎，但是什么都不要去重印。”因此，卡夫卡不仅没有否定他的作品，反之却对它作了一番总结，试图将应该留下来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要求的区分开来；一种忧伤，一片平静，但是无任何疯狂，无任何判断中的绝望所导致的盲目：他认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书都是有价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一本《沉思》，大概是认为他不成熟（很难对此表示反对）。他的拒绝并不自动包行所有没有发表的，因为他把短篇小说《一名禁食冠军》也放在“有价值”的作品之列，而在他写那封信的时候，这个短篇还只作为手稿而存在。之后，他又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个短篇《第一的痛苦》，《一个小女人》，《女歌手约瑟芬》。为了把它们搞成一本书，他在疗养地，临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这本书的清样；一个几乎悲怆的证明：卡夫卡与传说中的那个要毁掉其作品的作家毫无共同之处。

希望毁掉的实际上只涉及两种文稿，被确定得十分清楚：首先，加以特殊强调的是：隐私的文稿：书信，日记。

其次，他认为他没有能够写好的短篇和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