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斯·布洛德创造卡夫卡的形象和他的作品的形象，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即使卡夫卡学者们很想和他们的父亲保持距离，他们却从未走出后者给他们划出的地域。卡夫卡学的文章数量上了天文数字，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通过无数的序，跋，笔记，传记和专题论文，学院报告和论文，卡夫卡学生产和维持着它的卡夫卡形象，以至于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而是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

一切关于卡夫卡的，并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用一种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一、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不是在文学史（欧洲小说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几乎仅仅在传记性的微观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书。在他们的专题论文中，布瓦岱弗勒（BOISDEFFRE）和阿尔贝来斯（ALB′EREES）自称在普鲁斯特门下，拒绝以传记的方式来解释艺术。但他们只是想说，卡夫卡要求一种例外，其作品与他个人不可分开，不管他们是叫约瑟夫·K，勒翰（ROHAN），撒姆萨（SAMSA），土地测量员，本·德晨（BENDEMANN），歌手约瑟芬（JOS′EPHINE），禁食者，或空中杂技演员，其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别人，而只不过是卡夫卡自己。传记是理解作品意义的关键：作品唯一的意义在于它是理解传记的关键。

二、和布洛德一样，在卡夫卡学者笔下，卡夫卡传记成为了圣徒传记；罗曼·卡尔斯特（ROMANKARST）在1963年利伯莱斯（LIBLICE）学术讨论会的报告最后所用的夸张令人难忘：“弗朗兹·卡夫卡曾为我们而生，而受苦”。圣徒传记多种多样：宗教的；世俗的卡夫卡；他的孤独的牺牲者；极左分子：卡夫卡“经常”出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会议，而且对“1917年的革命非常关注”（按照一个有谎语癖的人的说法，此语常被引用，但从未被核实）。每个教堂都有自己的伪圣经：居斯塔夫·杰努什有他的《谈话录》。每个圣人都有自己的供祭法：卡夫卡的意愿是让人毁掉他的作品。

三、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将卡夫卡—步步逐出美学领域：或将他作为“宗教思想者”，或者，在左翼那里，将他作为艺术的反对派，“他的理想中的图书馆中包括几本工程或机器方面的和法学家如何作陈述的书籍”［德鲁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的书］。卡夫卡学不倦地研究卡夫卡与祁克果（KIERKEGAARI），和尼采，和神学家的关系，对小说家和诗人视若无睹。甚至加缪（CA-MUS）在他的文论中，也没有把卡夫卡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谈论，而是作为哲学家。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私人文稿和他的小说，而且明显地更喜欢前者。我随便举加罗蒂（GAARAUDY）关于卡夫卡的文论，那时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他54次提到卡夫卡的书信，45次卡夫卡日记，35次杰努什写的《谈话录》，20次短篇小说；5次《审判》，4次《城堡》，没有一次《美洲》。

四、和布洛德一样，卡夫卡学无视现代艺术的存在；好像卡夫卡不属于那一代的伟大创新者：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韦伯恩（WEBERN）、巴托克（BARTOK）、阿波利奈尔（APPOLLINAIRE）、穆齐尔、乔伊斯、毕加索、布拉克（BRAQUE），所有这些人都生于1880至1883年间。五十年代，当有人提出卡夫卡与贝克特（BECKAETT）的亲缘关系的见解时，布洛德马上反对：圣-加尔达与这等堕落毫无关系！

五、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它不研究作品的价值：作品所揭示的迄今不为人知的关于人的存在的种种面貌，致使艺术的演进改变方向的美学方面的创新，等等）；卡夫卡学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他。隐喻是宗教性的：［布洛德：城堡＝上帝的圣宠；土地测量员＝寻找天意的新帕希法尔（PARSIFAL）；等等，等等］它们是精神分析式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测量员＝革命的象征，因为他着手对土地进行新的分配）；它们是政治的［奥尔逊·威尔斯（ORSONWELLES）的《审判》］；卡夫卡学在卡夫卡的小说里，并不去寻找由一个巨型的想象所改变的真实世界；它在破译宗教的启示，解开哲学的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