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我开始写《玩笑》的那一天：从一开始，完全自发地，我就知道，通过杰罗斯拉夫（JAROSLAV）这个人物，小说将把它的目光注入往事（人民艺术的往事）的深层，我的人物的“我”将在这一目光下和通过这一目光表现自己。而且，全部四位主角也这样创造出来了：四个共产主义者的个人的宇宙，嫁接在四段欧洲的往昔之上。卢德维克（LUDVIK）：生长在伏尔泰式的辛辣的共产主义之上；杰罗斯拉夫：作为一种欲望的共产主义，重建保留在民间创作中的父系制的往昔；科斯特卡（KOSTKA）：嫁接在福音书上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海伦（HELENE）：共产主义，一个自我感情式的（HOMOSENTIMENTALIS）的热情主义的源泉。所有这些个人的世界在它们被分解之刻被捕捉：共产主义瓦解的四种形式；也可以说：四个古老欧洲的冒险之崩溃。

在《玩笑》中，过去仅仅表现为那些人物心理的一个平面，或在文论式的离题中出现；后来，我想把它直接放在舞台上。在《生活在别处》，我曾把一位我们时代的诗人的生活，置于欧洲诗歌的全部历史的画面之前，为的是使其步伐与兰波（RIMBAUD）、济慈（KEATS）和莱蒙托夫（LERMONATOV）的步伐合在一起。把不同的历史时间相对照，和《不朽》（LCIMMORTALITDE）一起，我走得更远。

当我还是年轻作家，在布拉格的时候，我憎恨“一代人”这个词，它那种和众人凑在一起的味道使我讨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别的人联在一起，是在其后，在法国，读到卡洛斯·伏昂岱斯（CARLOSFUENTES）的《霍乱之地》（TERRANOSTRA）。一个另一个洲陆的人，其历程与文化都与我相距遥远，怎么可能被同样的美学困扰所缠绕：要让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于同一部小说里？而我，直到那时一直天真地认为这个困扰只属于我。

如果不去俯视古井，就无法捉住什么是墨西哥的霍乱大地。不是要以史学家的方式到里面去读历史纪事式发展中的事件，而是去问自己：对于一个人，什么是墨西哥大地之精华？伏昂岱斯从梦幻小说的方向抓住了这一本质，在那里，许多历史时代相互混杂为一种如诗如梦的历史；他这样创造了某种难以描写的东西，而且无论怎样讲，是文学上从未有过的。

最后一次我有这种秘密的美学亲缘感情，是和索莱斯（SOLLERS）的《节日在威尼斯》（FETEAVENISE）。这部小说奇特，故事发生在我们的今天，却是一台完整的戏，献给华托（WATTEAU）、塞尚（C′EZANNE）、提香（TI-TIEN）、毕加索（PICASSO）、司汤达（STENDHAL）。一出他们的讲话和他们的艺术的戏。

在这期间，还有《撒旦诗篇》：一个欧洲化的印度人的复杂的认同；非霍乱的大地，失落的大地（TERRAENONNOSATRAE；TERRAEPERDITAE）；为了把握这个被撕裂的认同，小说从地球的不同地方去审视：在伦敦，在孟买，在一个巴基斯坦村庄，还有在七世纪的亚洲。

不同时代的共同存在，给小说家提出一个技术问题：怎样把它们联在一起，而不让小说丧失同一性？

伏昂岱斯和拉什迪都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解决办法：在伏昂岱斯那里，他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再现从一个时代走到另一个时代。在拉什迪那里，是由吉布列尔·法利什达（GIBREELFARISHTA）这个人物通过把自己变为大天神吉布列尔来保护这一超时间的联系，吉布列尔大天神自己则成了穆胡恩德（MAHOUND，穆罕默德的小说式变形）的通灵人。

在索莱斯和在我这里，这样的联系没有什么虚幻；索莱斯：画与书籍，书中诸人物看到和读到，作为通向往昔的窗口。在我这里，过去与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相同的动机上被跨越。

这个地下的（没有被看出并且是看不出的）美学亲缘是否可以以相互影响来解释，而不以共同受过的影响来解释？我看不出它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呼吸了相同的历史的空气？小说的历史，经由它自己的逻辑，是否让我们面临同样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