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目》提醒初学者说，等识字、读文“二端举矣，乃进而阅读经、史、子、集四部之书，循序渐进，必日起有功也”。打好了识字、读文基础后，青年学生再可进而循序读“四部之书”。那么，四部如何读法呢？

张先生仍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开列书目，最后在四部之外另加“综合论述”各类书目。经、史、子、集四部都是先列最基本的原典，后列相关的研究著作。“经传”前的小序特地告诉初学者说：“昔人综举六艺，有所谓‘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诸名目。今日读书，不必为其所限。有列在十三经而不必读者，如《仪礼》《公羊传》《穀梁传》是也；有未入十三经而不可不读者，如《国语》《逸周书》《大戴礼记》是也。必破此旧界，而后能推廓治学范围。”他将初学者不必即读的《仪礼》等三书剔出，增加了原十三经中没有的《国语》等三书。《国语》在内容上“与《左传》相表里，多载春秋列国言论，国别为书，故名《国语》”，《逸周书》多载“周时诰誓号令”，“其中如《克殷》《世俘》诸篇，足以补正《尚书》”，《大戴礼记》中“保存远古遗文不少”，“其他有关伦理政治之论文，价值不在《小戴礼记》下”。儒家经典在张先生眼中，已经从价值资源变成了学术、知识资源，虽然不具有神圣性但仍具有重要性，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源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

《简目》不只是简单地开列书单，而是交代读某书要侧重于哪些方面，有哪些自学的方法。如读“《诗》三百篇”不能只将它看成“文学之宗而已”，还应“从其中考见政治得失、民间疾苦”，它是文学经典也是历史资源。“《孟子》七篇”后的提示说：“此亦门人弟子所记，为研究孟子思想之唯一依据。文章亦恣肆奔放，无不达之情。叙事之文，以《左传》为美；说理之文，以《孟子》为高。初学熟诵其文，亦大有裨于属辞也。惟其中言心性之语，多为宋明理学家所傅会，清儒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以正之，学者可究心焉。注本除朱熹《集注》外，宜参看清代焦循《孟子正义》。”《孟子》思想既深，文气亦盛，初学者要究心其思想，同时也应涵泳其文辞。

张舜徽幼承庭教，历从名师，他本人从没有进过大学，基本属于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他的读书方法是经验之谈，值得初学者认真吸取和借鉴。如“经传”书目“《尚书》二十八篇”后的提要：“今通行本《尚书》，有五十八篇。其中惟二十八篇比较真实可信，余皆后出伪品，清代学者考论明晰，已成定论。清末吴汝纶有二十八篇写定本，可以采用。诵习时可取《史记·五帝本纪》、夏、殷、周《本纪》对校读之。”《尚书》连唐朝韩愈也说“佶屈聱牙”，今天初学者读起来更难如“天书”，将“《史记·五帝本纪》、夏、殷、周《本纪》对校读之”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因为司马迁写这几个本纪主要取材于《尚书》，并把《尚书》拗口难懂的句式翻译成汉代通行的语言，将二者对读可谓一举两得——学习了《史记》，也读懂了《尚书》。当然，现在《尚书》有不少译注本，初学者不妨先找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译注本以疏通文字，再和《史记》中与之相关的《本纪》对读，最后参看清儒和今人的注本。“《周易》十二篇”后，张先生特地提醒初学者说：“此乃我国古代阐明事物变化原理之书，其道周普，无所不包，故称《周易》……初学虽苦其辞奥衍难究，然不可不诵习其书，但可置于诵习其他经传之后，以求易于理解，能通其意也。注本可用程颐《易传》。”《周易》不仅所用的词句艰深难懂，所讲的哲理更深奥难明，把它放在其他经传的最后学习，对传统文化有一些感性认识和知识积累后，理解《周易》就会少些障碍。

《简目》在“经传”基本书目之后附有“研究经传必须涉览之书”，“音读训诂”方面有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清阮元编的《经籍纂诂》，“经解”方面的有《十三经注疏》和《清经解》，阐述“源流得失”方面的有清末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近人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章太炎的《经学略说》。音读训诂的书可以随时查阅，考论经学源流得失的书可以通读，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现在有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出了陈居渊十分详尽的注本。这些书籍有的勾勒经学的脉络，有的阐述经学的源流，有的分析经学的得失，可以作为初学者学习经学的入门书，比如先以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为向导，读经传书籍就不会见树不见林。

初学者学史应学什么？应读何书？如何读法？《简目》“史籍”提要中对三者都有简略交代：“史主记事，古今治乱兴衰、典章制度、人物高下、政教得失，悉在焉。士必读史，而后能增益学识，开拓心胸，非特多识前言往行而已。宋代言道学者，谓读史使人心粗，非也。史籍浩繁，初学可取其常见而必读者览之，自可益人意智。其他开创体例之书，亦当知其内容，便于寻检事目。”读史的目的主要不是“多识前言往行”，而是“增益学识”“开拓心胸”“益人意智”，诵习“常见而必读”之书，泛览“其他开创体例之书”，经常“寻检”资料汇编之书。初学者要留心张先生在各书目下的提示，如“精读”“详究”“涉览”“查阅”“寻检”等等。在封建时代所钦定的“正史”中，《简目》只列出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书目后的提示说：“此四史皆须通读，《史记》《汉书》中保存论政论学之文及辞赋甚多，在我国未出现文集以前，此无异于文辞总集。且马、班皆以文学名世，读其书可学其文。《汉书》十志，尤为精要，学者所宜详究。《后汉书》《三国志》行文亦甚雅洁，诵习既久，自有益于修辞用字之功也。初学且耐心精读四史，所得必多。至于通观全史，又在其后。四史刻本甚多，易于觅取。凡易得之书，例不注明版本，下皆仿此。”前四史是中国古代史学最重要的基础，初学者务必“耐心精读”，“《汉书》十志”更宜细心“详究”。前四史是文史中的高文典册，读前四史自应文史兼修。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清代学术流别剖析最详”， 青年学子读此二书不仅可了解清代学术概况，还“可从其中取得治学途径与方法”。《简目》在“《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下提示说：“此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贯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删繁存简，勒为一编……此非有大识力、大魄毅，而能运以大手笔，绝不能办此。宜其编成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叹服也。初学于此书，必须通读。胡三省注甚精博，亦须细心究览。”像《文献通考》《唐会要》一类书籍，专详各朝各代典章制度，初学者可以经常“检寻”；而《高僧传》《畴人传》一类书可供“参考”，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等四朝学案，“初学欲知四朝学术流别，自可涉览”。

“研究史学必须涉览之书”中，张舜徽先生特别重视唐刘知几的《史通》、宋郑樵的《通志总序》、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他认为“此三书为史评要籍。于古代史书义例源流，剖析既明，且又各抒己见，读之可增广识力，初学必须详究”。张先生有这三部典籍的研究著作《史学三书平议》，学子学习三书时可以参看。《简目》还开列了“近人综论史籍义例、源流及读法之书”四种，张先生多次告诫青年学子注意典籍“读法”。张先生继承传统又不以传统自限，承续传统的同时又注重接引新知，强调“大抵治史不宜局限几部旧籍，自必参考新著，昔贤所谓‘不薄今人爱古人’，学者宜识此意”，他还特地开列了今人所著的四部中国通史。

在“百家言”部分，《简目》开列了从先秦到六朝诸子，张先生认为初学者读书不必讲求古本，“能得清人精校精刻本固善，否则即以世界书局所印《诸子集成》为读本亦可。得一书而诸子之书俱在，无有便于此者。且其书所收入者，多属清人注本，又遍加句读，较木刻本之无句读为佳。上列诸书，惟徐幹《中论》不在其中，《汉魏丛书》《四部丛刊》皆有之”。这里要补充的是，中华书局多次重印《诸子集成》，大一点的书店不难购到。另外，现在学习诸子可用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搜集了先秦到唐五代子书，以清人和今人注为主，从注释到印刷都较原来的《诸子集成》为胜。徐幹《中论》可用张舜徽先生的《中论注》，该注本收在张先生的《旧学辑存》下册，齐鲁书社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有排印本。《简目》在诸子原著后面还开列了四部近人的诸子研究著作：江瑔的《读子卮言》、孙德谦的《诸子通考》、姚永朴的《诸子考略》、罗焌的《诸子学述》。这四部书后还提示了诸子读法：“此皆通论诸子之书，有论说，有考证。初学涉览及之，可于诸子源流得失、学说宗旨，憭然于心，而后有以辨其高下真伪。再取今人所编哲学史、思想史之类观之，庶乎于百家之言，有以窥其旨要也。”诸子百家都以立言为宗，理解其学说宗旨和源流得失是学习诸子的目的，熟读诸子原著后，再读近人诸子研究著作，最后读今人哲学史和思想史，是学习诸子的读书次第。

“诗文集”中的排列顺序是先总集后别集，总集从《楚辞》到《乐府诗集》，主要的诗文总集都在其中，别集则始于《杜工部集》迄于《稼轩词》。遗憾的是，先于杜甫的曹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等人的诗文集，后于辛弃疾的关汉卿的杂剧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都没有列入。张先生开列的这部《初学求书简目》，其目的是培养学者而非作家，他对于文人和学者的价值评价有所轩轾，这种态度在“诗文集”后的提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诗不必人人皆作’，此顾炎武名言也。填词格律尤严，非初学所易为，皆不如写好散文之重要。初学但知欣赏诗词即可，不必轻动笔也。扬雄以善词赋名于西汉之末，晚而自悔少作，目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亦自谓‘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所规甚远，皆足取法。至于有志在学问上用功，则不可不读清人文集。”在文士（指诗人和作家）和学者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历史上的伟大学者固然令人尊敬，伟大诗人和作家何尝不令人仰慕？青年学子应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选择自己的专业，不必为张舜徽先生的价值判断所左右。至于“不可不读”的“清人文集”的确浩如烟海，初学者等基础厚实以后，行有余力再去博览，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是阅读清人文集的最好引导，该书中华书局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有排印本。“诗文集”最后列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两部文论专著，前者系统浩博，后者敏锐专精，所以张先生称“此二书在古代文坛为创体，学者不可不观”。《文心雕龙》的注译本很多，文化程度较高的可读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普及本可用周振甫的《文心雕龙译注》。《诗品》可用曹旭的《诗品集注》。这几种注译本在书肆上容易购到。

鉴于“经、史、子、集四部必读之书”外，“尚有综合四者加以论述之书，如笔记、辨伪、书目、通论之属”，这四种书籍论述的内容“遍及四部”，《简目》专门辟出“综合论述”一类。“综合论述”这一大类中又分出“笔记、辨伪、书目、通论”四个小类。“笔记”中的书目如宋人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明清人的《少室山房笔丛》《日知录》《东塾读书记》等，全部是“朴学家笔记可资考证者”，无一不是笔记中的名著。“书目”中开列的书籍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这四部书全是文献学中的经典。张先生在四书后提示说：“汉隋二《志》，必须精熟，此乃考明唐以前学术源流、书籍存佚之书。《四库提要》论列古今学术流别尤详，读之可得治学门径。清末张之洞所为《书目答问》，分类举要，晓示学者求书之途，至为详尽，有志以博通自期者可常检之。”《汉书·艺文志》被誉为“学术之宗，明道之要”，《隋书·经籍志》是我国图书分类从七略到四部的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四部分类法的集大成，一直被清人视为“学问门径”，张舜徽先生著有《四库提要叙讲疏》，收在《旧学辑存》下册，台北学生书局和云南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他把《四库提要叙》称为“门径中之门径”。“通论”中分别开列了钟泰、王易、钱穆三人的《国学概论》，钱氏的《国学概论》现在还很流行。

现在来看，张先生这部《简目》还存在如下不足：一、《简目》不包括西方人文科学的基础书目；二、《简目》中标注的版本，现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大多都有排印本，所开列的典籍大多数已有更好的注本。尽管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简目》仍不失为青年自学国学的可靠向导，它不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又昭示了学术门径，充分发挥了目录学的学术潜能。

原刊《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