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目答问补正》在现代人文教育中的作用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元年（1876），时著名的目录学家缪荃孙正在张府作幕僚，缪在《艺风堂自订年谱》中说此书由他写定。缪自编年谱时张之洞已经作古，我们只能看到缪的一面之词，而听不到张对此书著作权的声辩，因而后人也就只好认可缪的自述，如张舜徽先生就说缪“始在四川，即为张之洞撰《书目答问》，以示后生治学门径，士论翕然宗之”。可张之洞是清末政界和学界左右风气的领袖，为学兼师汉、宋，治经学和金石学发凡起例，常能道“前人所未道”，《书目答问》即使不全出自他的手笔，无疑主要出于他的构想和策划，并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和学术追求。舜徽先生在同书中也说张之洞“提督四川学政时，著《輏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多士，未几而此二书遂风行天下。或病《书目》不尽翔实，且其稿非己出。然而开风气，示途轨，谆谆启牖之意，不可没也”。好在一百年前的古人不像今天这样动不动就为版权打官司，读者也谨守“言者为天下之公器”的古训，由于它在编目上能“以约驭繁”，人们便不问三七二十一将它拿来作为求学的津逮、问学的门径，成书后的几十年间重印了数十次。“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那风行的盛况不下于如今中考或高考复习指南一类的辅导资料。

可是一百年后的今天，无论是正准备高考的中学生还是通过了高考的大学生，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书目答问》为何物，即使研习人文科学的研究生也少有人了解这本书，更不用说拿它作为求学的向导了。真想不到时过境迁、物换星移，世风和学风都变得如此之快，人们剃掉了长辫脱掉了长衫，同时也扔掉了当时大家热衷的校雠目录、音韵训诂，忘掉了这本曾风行了半个世纪的《书目答问》。但《书目答问》可不像长辫子，剪了长辫子值得庆幸，它标志着一个腐败王朝的结束，而忘了《书目答问》则深为可惜，我们因此丢了一笔前人传给后人的优秀文化遗产。

编纂《四库全书》是清代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一部备受学人推崇的巨著，从清至民国一直是学人的必读书，就是今天也仍然是治学门径的重要参考读物。但它的内容过于庞杂，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显然不可能用它作为问学的入门向导。而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正是“为告语诸生而设”，他在《书目答问略例》中交代编书的缘由和目的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相同，因录此以告初学。”此书从问世到现在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期间许多父兄师长给子弟学生开了不少学习参考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等人都开过“青年必读书”，鲁迅叫青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自然过于偏激，胡适所开的书目也不及《书目答问》系统，其他名家开的书目更不尽如人意。就提供青年学生治国学的门径而论，还没有一本参考书目能与《书目答问》相比，它在今天对学人文科学的学子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它能开阔青年学子的学术视野。如今学人文科学的学生分别隶属于历史、文学和哲学各系，大家都只是泛览了一点各学科的教科书，外加一套各专业的文选，学历史的用不着管什么哲学和文学，学文学的当然也无须过问什么哲学和历史，学哲学的自然也无暇光顾相邻的专业，彼此都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恰如《淮南子·泛论篇》中所说的那样，“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这样下来青年学子怎么不偏狭孤陋呢？《书目答问补正》虽然只薄薄的一小册，但我国传统经史子集的基本书目都囊括其中，如卷一“经部总目”中又分为“正经正注第一”“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第二”“小学第三”三类，所谓“正经正注”是官方钦定的经书“诵读定本，程式功令，说经根底”。在这一类中，作者列出了《十三经注疏》及《四书章句集注》的合刻本、分刻本十三经的标准读本。这一类中，每部经书的注本只有两至三部，因为多了就难分谁是真的“正注”。而在“列朝经注经说经本考证”这一类中，则每一部经书列出了十几种或数十种有名的注本，由于这类中的注经说经属于学术性质，学子看这类注疏可以扩大见闻开阔眼界。在“小学”这类中，列出了历代尤其是清代最有成就的文字音韵学著作；卷二的“史部总目”中，又分为“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古史”“别史”“杂史”“载记”“传记”“诏令”“地理”等十四类；卷三的“子部总目”中，更是分为十二家共十三类；卷四的“集部总目”从楚辞到历代的别集、总集和诗文评；卷五还列有丛书目录。可以说二十世纪以前的经史子集四部的主要著作都收在其中，学生即使没有时间细读书中所开列的书籍，翻翻《书目答问补正》也能了解一下国学的“家底”，并通过了解国学的“家底”，“弇陋者当思扩其见闻，泛滥者当知学有流别”。

它同时也为青年学子指出了读书的门径。作者在该书的略例中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其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为此他特地“分别条流，慎择约举”，以便让学子“视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张之洞认为“读书宜多读古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应多读国学“元典”，这些国学典籍“一字千金”。另外他认为对于典籍的“精校精注”，清代学者胜过前人，他在卷一“经部”下注说：“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故于宋元明人从略。”在全书的略例中也交代“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如《十三经注疏》所谓“正注”合刻本列有这样几种精注精校本：“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同治十年广州书局覆刻殿本，阮文达公元刻附校勘记本，明北监本，明毛晋汲古阁本。”接着在下面又进一步解释说：“阮本最于初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这使初学者知道何种注本和校勘本最好。后面《十三经注疏》的分刻本中，几乎十分之九的注本和校本是清人的，而且其注的精审和校的细密早有定评。如杜甫诗集的注本特别多，历史上有所谓“千家注杜”的说法，作者在众多杜注中只列出两个注本：“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附编二卷。唐杜甫。仇兆鳌注。通行本。”“杜诗镜铨二十卷。杨伦注。成都合刻本。”在书目下面作者解释了只列这两个注本的原因：“杜诗注本太多，仇、杨为胜。”昭明《文选》也是注家林立，并形成了所谓“选学”，唐代“选学”俨然成了显学，在各种注本中作者首列“文选李善注六十卷，附考异十卷”。还特地交代几种较好的版本：“胡克家仿宋本，武昌局翻刻本，广州翻本。叶氏海录轩评注本六十卷，亦佳，汲古阁本较可。”最后也列出了“文选六臣注六十卷。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李善。明新都崔氏大字本”。张氏接着特地品评两种注本的优劣：“不如李善单注，已有定论，存以备考。”作者于传统的四部之外又在卷五专列“丛书目”。为什么要列“古今人著述合刻丛书”呢？我们来听听作者的解释：“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一类。”于四部之外别出“丛书”类，从目录学的角度讲深明学术流别，难怪清末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称“其书损益刘、班自成著作”（见上范跋）。从指导学子问学的角度看，列出“丛书目”不仅对当时的诸生十分有用，对今天的学生尤其必要，这让他们知道清以前有哪些著名的丛书，如“汉魏丛书”“津逮丛书”“武英殿聚珍版书”“皇清经解”（又称“学海堂经解”）及“玉函山房丛书”“抱经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粤海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小学汇函”等，让他们知道什么书要到什么丛书中去找，如今的研究生一听说要找古书就一脸茫然，“丛书目”能准确地为他们指点迷津。

《书目答问补正》绝不是将各种重要的经史子集杂乱地堆放在一起，细读全书就能明白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苦心，我们从中能了解各种注本疏本考证本的承继关系，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能从中找到进学的阶梯和求学的方法。张氏在此书“附录二”中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氏此说最先倡于戴震，其后又申于清学殿军章太炎，这一治学途径是清代学人的公论，绝非张之洞一己的私言，只是张氏将它说得更加透彻明白而已。清人目睹理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倡言以小学而立其基，通经书以树其本，以史学而致其大，以集部而成其博。精小学是治学的基础，不精小学则不能读通经书；精通经书便有了治学的根本，在当时不通经书就没有识断的准绳，所以小学是基，而经学是本。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不学好古代汉语就读不通古代典籍，求学问道就无从谈起了。不只学习中国古代的思想、历史、文学须要先精文字音训，就是研究外国的人文科学也得先懂各国的外文。德国的语言学家洪堡特说：“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学术品格，必须到一个民族的语言中去寻找。”试想一个不懂法语的人怎么可能探究法国学术的精微，一个不通英语的人怎么可能感受英国小品文的美妙呢？立志于学术的学生首先应从语言文字入手，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不至于信口开河。许多学生一提笔就是后现代、后殖民，一开口就是解构主义、解释学，其实他们西学和国学的典籍都没有认真翻过，他们没有能力读懂自己民族的古籍，更不用说通过西方的原文读通西方的典籍了。

《书目答问补正》的“补正”也不可小视，补正者范希曾为沉潜笃学之士，“用心于目录校雠之学尤勤，细而一字一句，大而古今载籍之浩瀚，手猎目耕，旁参曲证，摘讹而补罅，疑释而趣张”，可惜天不假年，三十一岁就匆匆离开了人世，身后唯一留下的就是这本《书目答问补正》。“补正”反映了从《书目答问》刊行的1876年（光绪二年）至1931年这五十多年的学术成果和出版状况。它在内容上补充了《书目答问》问世后“五十年间新著新雕未及收入”的新书，还订正了《书目》中原有的“小小讹失”（见前揭范跋）。如“子部”“周秦诸子第一”中，《书目答问》列出：“荀子杨琼注二十卷。谢墉校本。通行苏州王氏刻本十子全书本即谢校本。儒。”作者原只标明谢墉校本最精，并指出通行苏州王氏刻本十子全书本就是谢校本。范氏补正说：“杨琼唐人。谢校出卢文弨手。杭州局二十二子本、定州王氏畿辅丛书本，皆据谢本重刻。杭州局二十二子，宝庆三味书坊皆有翻本。遵义黎氏古逸丛书覆宋台州刻本，其版今在苏州局。四部丛刊影印古逸丛书本。宋钱佃荀子考异一卷，江阴缪荃孙覆宋刻本，今版归吴兴张氏，汇入择是居丛书中。国学会辑印周诸子斠注十种，影印缪覆刻对雨楼丛书本。”这则补正中交代了《荀子杨琼注》的作者时代，交代了谢校本的实际校勘人，交代了谢校本的源流演变，范氏的确尽了目录学家“考镜源流”的本分。又如同卷原列“荀子补注一卷。郝懿行。郝氏遗书本”。范氏补正则补充了该书的卷数，以及后来“郝氏遗书本”的流变，尤其是补充了郝氏之后出版的更好的《荀子》注本：“长沙王先谦《荀子集解》二十一卷，已括上举二书在内，并录王念孙父子、孙台拱、陈奂、俞樾、郭嵩焘诸家校注汇为一编，甚便学者，有光绪十七年长沙刻本，民国间涵芬楼影印本，光绪间坊间影印巾箱本。”

当然《书目答问补正》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集部所列的书目就太不全，遗漏了历代许多名家名集，特别是张氏拘泥传统“词乃小道”的陈腐观念，《东坡乐府》和《稼轩词》就不予收录。又如杜甫诗集只收仇、杨二家注，而遗落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陶渊明集》只收汤汉注本，而遗落了更重要的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本，这给初学者带来了诸多不便。另外，张之洞列出的“善本”也未必皆“善”，如《经部》“《尔雅》之属”中，同时收录了郝懿行《尔雅义疏二十卷》和邵晋涵《尔雅正义二十卷》，张氏在郝书下说“郝胜于邵”。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郝氏义疏》成于道光乙酉，后邵书且四十年……郝氏于发例绝无新发明，其内容亦袭邵氏之旧者十六七，实不应别撰一书。《义疏》之作，剿说掠美，百辞莫辨。”余嘉锡《读已见书斋随笔》也附议梁说，同时还指正郝氏是“剿说掠美”的“惯犯”。如今天的学生读此书时，也不妨像范希曾一样给《书目答问补正》再来一次“补正”。从范“补正”到现在七十多年来，经史子集出了不少新注新校的排印本，如在原书卷三“子部”无论是“兵家”“农家”“医家”还是“天文算法”，七十多年来更出了许多更新更好的学术著作。即使传统的四部中，也有太多需要重新“补正”地方。如卷二“史部”“史评第十四”中只列出“史通通释二十卷。唐刘知几。浦起龙释。原刻本。黄叔琳《史通训故补》二十卷，原刻本，亦可”。范“补正”说：“通释上海文瑞楼影印原刻本。又四部丛刊影印明万历间张鼎思刻《史通》二十卷无注，附录何焯、顾广圻校语，为札记一卷。象山汉章《史通补释》二卷，未刊。”又《书目》列出“《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章学诚。原刻本，粤雅堂本。以史法为主，间及他文字”。张之洞说《文史通义》“以史法为主”显然不合原书作者章学诚本意，章氏在《家书》（二）中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应该说《史通》的主旨才是“以史法为主”，而《文史通义》的主旨则是“以史意为主”。而且自范“补正”行世七十多年来，《史通》和《文史通义》的注释、翻译和评论很多，《史通》现代评注的名家有张舜徽、程千帆先生，而《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现代最好的注本是中华书局版叶瑛的《文史通义校注》（附《校雠通义》校注）。青年学子可在范“补正”的基础上再作“补正”，既能广见闻，又能明源流。

《书目答问》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过光绪五年贵阳刊刻本，《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的瞿凤起校点本为最佳，该社2001年“蓬莱阁丛书本”为1983年版的简体字重印本。

原刊《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