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类序须有宏阔的眼界、独到的见识和渊博的学问，更离不开公允的态度和客观的立场，也就是说类序要兼具“学心”与“公心”。余嘉锡先生曾比较过私人著述与目录之书的差异：“私人著述成一家之言，可以谨守家法，若目录之书，则必博采众长，善观其通；犹之自作诗文，不妨摹拟一家，而操持一家之选政，贵其兼收并蓄也。”个人的学术著述可以有“偏激的深刻”，可以流露个人的个性偏好，可以阐述一己的新颖之见，类序则要求尽可能不偏不倚的公正，要求尽量收起个人的学术偏好和情感好恶，所以古代类序更近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价值中立和态度客观。

《汉书·艺文志》的类序是“公心”的楷模，论各家各派能破除门户之见，阐述古今学术能泯灭畛域之私，虚其心而察之，平其情而出之，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每下一断语都能体现是非之公。读一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各小序，对“汉志”类序的至公之心就会有极强的感受。如《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小序一方面说儒家在诸子中“于道为最高”，一方面又指出“辟儒之患”：“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汉书·艺文志》“道家”类小序既指出其所长——“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也指出其所短——“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小序同样论及阴阳家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不管议人还是论学，《汉书·艺文志》类序都无偏颇之失，更从不逞一己之私。将《汉书·艺文志》类序与曾巩的叙录做一对比，二者的高下便一目了然。古文家曾巩善于作文，而且笔端常带感情，他在校雠的类序中常常摇曳咏叹，时不时来一句“呜呼”，类序中强烈的个人感情完全是滥情，不仅不能动人反而十分烦人。

清代四库馆臣无一不是考据名家，在汉宋之争中自然左袒汉学，可《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中，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学术上须“兼包汉宋”，态度上要“务取持平”，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结语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以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四库全书总目》各部书籍的叙录，不时流露出较强的学术倾向和情感偏私，对宋儒多有攻击诋毁之论，但类序中则表现得相当客观公允，的确能祛“私心”而求“公理”。可见类序作为文体的学术品格，与单本书的叙录大不相同。再看看《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小序的结尾部分：

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

声明《诗类》中采录书籍虽以汉学著作为多，但并非出于个人的“私心”，是《诗经》离不开“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的缘故，也就是说，是此类学术的特殊需要，不是个人好恶的偏爱。强调态度上破除“全信全疑”的“偏见”，保持“务协其平”的公心。

经学中有汉宋之争，还有古文今文之辩。《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在汉宋之争中保持中立，在今古文之争中也“消融门户”，如《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小序说：“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尽管乾嘉学者在今古文之争中有较强的倾向性，但这篇类序写得理性、平实而又公允，像这样平正通达之言只能出之于公心。

《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充分体现了学心和公心的双重品格，既是古人公认的学术典范，也为今天的学术树立了标杆。

原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