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宏阔的眼界和高远的见识外，类序另一特点还表现在学问的渊博。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夫人于一切学术，苟非知之有素，则校雠一书，欲考其家数何在，则怀疑莫能定矣。”若非对“一切学术”“知之有素”，哪怕“校雠一书”也难“考其家数何在”，要品评一类学术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从向、歆父子到四库馆臣，不管是做朝廷史官还是为秘阁馆臣，无一不是当世最为渊博的大儒。目录学著作的类序最能体现他们学问的广博。史志目录和国家图书目录中的类序，涉及当朝学术的所有方面，有些类序往往出于一人或数人之手，腹俭者写类序肯定下笔便丑态百出，所以章学诚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言校雠。我们不妨以乐类小序为例，来看看类序中所表现的渊博学识，《汉书·艺文志·乐类》小序说：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

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并因此形成“礼乐传统”，礼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和制度，它从外在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态度，而乐则诉诸人内在的情感，所以《礼记·乐记》说“乐从中出，礼自外作”。但作为经学而言，乐又与礼有显著的区别，礼留下来三礼的经文，而乐只有汉儒重编的《乐记》，《荀子》中虽有《乐论》篇，但后世认为荀子算不上淳儒。这篇乐类小序追溯了乐最早的源头，又阐述了后世乐消亡的原因。周室衰后礼、乐都遭到了破坏，由于乐比礼更加“精微”，它只能呈现于节律，不能记载于书籍，因此只可存于演奏和传之口授，这样乐师亡则音乐绝。序文最后讲了《乐记》的出处和嬗变。这篇短小的类序有源有流有述有论，其实也是一篇古代音乐小史。除非对音乐的本质、功能、起源、流变了如指掌，否则难以辨析得如此之细，更难以考论得如此之精。不过，《汉书·艺文志》这篇乐类小序尚有模糊的空间：到底先世有没有一部《乐经》呢？《四库全书总目·乐类》小序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

清初顾炎武也有近似的议论，他认为“古人以乐从诗”，即“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诗与乐基本没有分离，“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沈约称《乐经》亡于秦”可能为“想当然耳”，与历史上的记载多有不合，四库馆臣对此做了翔实的考辨，然后得出上古“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的结论。精警明通之论以坚实的历史证据为基础，类序每一议论必定“言必有据”，而要做到“言必有据”就必须学问淹博。

《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总序和小序都颇见功力，其他几类的类序都前有所承，只有这一类为史官首创。《隋书·经籍志》史部总序考论了古代史官的设置、史书的社会功用、史籍的源流变化及史部的分类缘由。《隋书·经籍志》中《杂传类》小序是一篇杂传史论，考论杂传的由来、杂传的特点、杂传的演变、杂传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写这篇类序的史臣不仅是位史家，也是位史学理论家，思致既缜密，学问更渊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古代校雠学之大成，其中类序更能后起转精。试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中集部的类序通读，就能发现三者在风格上的异同，也可见出校雠学学术的进展。《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总序和《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都只是叙文学在上古的起源、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历代文学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则考辨了文集始于何时，别集起于何代，总集滥觞于何人，显示了乾嘉学者的博雅。如总序一开头便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这几句是此篇总序的总纲，也是对集部出现次第的明断。序文后面再以充实的史料佐证自己的论述。只有对浩如烟海的文集非常熟悉，才能如此从容地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