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类序之所以可作为学问“门径中之门径”，不仅由于类序可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还由于类序精审的眼光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上文论及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类总序，分别以“拘”“杂”“悍”“党”“肆”“琐”六字归纳六个时期经学的弊病，这种学术上的“大判断”敏锐而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代表了朝廷的学术评价，类序中以一二字为褒贬，表现了四库馆臣独到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都代表了官方学术思想倾向，类序的学术论断既要深刻新颖又要为学界所公认，即使私家目录的类序在评价某代某类学术时也须老到，当然私家目录中的类序不妨更有个性，而史志目录和国家图书目录中的类序更加权威。

《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在不足三百字的篇幅中，阐述了礼的起源和礼学的流变，还评断了各家礼学的高下：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

首句引《易经》语明其礼的本质和起源，再讲周礼的繁盛和周衰后礼法大坏的原因，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周代礼仪繁缛的一种夸张，“礼经”指礼的大纲，“威仪”指礼的细节。“三百”已不胜其多，“三千”更不胜其烦。最后阐述汉代礼学的产生，以及各家礼学的优劣。今天《仪礼》十七篇传自山东高堂生，而大戴礼学和小戴礼学都出自山东后仓，而《礼古经》一出于鲁淹中里，一出于孔氏壁。《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二书，记述从天子到大夫礼制虽不完备，但都比后仓用《士礼》推说天子礼制要好得多，因前二者皆有所依凭，后者则全凭主观推断。

单看一篇类序能明了某类的本质和渊源，将不同历史时期同一种类的类序对比着读，便能看出该类学术的演进发展。试将《隋书·经籍志·礼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小序与《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对读，就可以看到三书的礼类小序，或者详略不同，或者判断有异，或者视角各殊。《隋书·经籍志·礼类》小序是《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的引申，《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小序几乎另起炉灶，它一起笔就说：“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辩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清代四库馆臣不再重复汉、唐史官对礼制起源、礼学源流的叙述，只集中于礼学中争论的焦点。在所有经学中礼学争论最多，即古人所谓“议礼如聚讼”，可三礼之中，《仪礼》因其难通而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不须聚讼，唯一可能聚讼争辩的只有《周礼》，这样论述范围又聚焦于《周礼》一书。那么《周礼》中，又有哪些经文的真伪可以争辩，哪些经文的真伪不容置疑呢？我们来听听馆臣的判断：“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作者论述时采用排除法，战国时魏文侯就献《大司乐》章，所以这篇“理不容伪”。《周礼》出于西汉初年，河间献王只明言缺《冬官》一篇，从来没有说过经文有错简现象，宋以来儒者对经文“窜乱移补”皆“妄”。讲了《周礼》经文，再谈《周礼》注疏：“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先分清汉唐诸儒注疏中的得失，才可分辨后学的批判和继承，在此基础上再指出治礼的学术态度与方法：“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汉儒之长在考礼之制，宋儒之长在明礼之义，后儒应当各取其长而去其短。最后阐述礼类纲目的细分：“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这篇类序在内容上既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分，在写法上又能独辟蹊径，论断的精辟和眼光的高远让人折服。由于四库馆臣纪昀、戴震等人都是当时学界领袖，对各学术领域自然有种“一览众山小”的眼界和识力，能拨开礼学中的迷雾，这倒印证了古人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没想到这篇不落窠臼不循常轨的类序杰作，被人视为“偷懒耍猾”的类序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