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录之体创自刘向，他校书秘阁时每一书校毕便写下叙录，论书之旨归，辨书中谬误，原本载在本书，后又裒集众录而称为“别录”。张氏在《别录·自序》中解释说，所谓“别录”就是“纂辑群书之叙录，都为一集，使可别行云尔”。由纪昀总其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别录”这一体式的集大成者。张的《别录》《条辨》虽远绍子政而近踵晓岚，但他写作的目的不是要给群书条分部类，而是要阐述有清一代学术的兴替与学风的嬗变，他在《自序》中揭明了《别录》的义例与宗旨：“顾每集读毕，辄好考作者行事，记书中要旨，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事实上，《别录》也好，《条辨》也好，作者都是将它们作为清代学术史来写的。

虽然此二书是当作学术史来写，但在写法上又与通常见到的学术史大不相同。不妨将它们与梁、钱二人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一比较。如果说梁、钱二人的学术史只是清代少数著名学者的“特写镜头”，那么张氏二书便是清代学者的“集体合影”；如果说梁、钱二人只描绘了十几株或几十株清代学术史上的“参天大树”，那么张氏二书给读者眼前呈现的便是清代学术史上茂密的“原始森林”。如钱穆《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凡十四章，除第一章“引论”外，其余十三章从清初黄梨洲到清末康长素，分别以十七人为标题，主要论述的也是这十七人，另附论的有三十四人。被有清学人自诩为“国朝学术前无古人”的清代学术，显然不是这十几个人能支撑起来的。即使他们的学术成就确实都“出人头地”，有清近三百年学术史能数出来的只有五十来号人，其学术队伍也未免过于寂寥，更何况其中有些人能否代表清代的最高学术水平还是个问题。如“第七章李穆堂”“第十一章龚定庵”“第十二章曾涤生”，李绂学宗陆九渊而不坠虚玄，重视躬行实践和匡时济世，虽然于经史根底较深，但在清初名家如林的学者群中他还算不上学术大师；龚自珍也并非清代的硕学鸿儒，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可能高于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曾国藩更不是以学术名世，尽管事功辞章都为当时士人所称道，但于经、史、子学都非专门。在钱著十四章中以上三人各占一章，占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张氏的《别录》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博览清人文集一千一百余家，略加删汰后《别录》中“录存六百家”，作者在序中相当自信地说：“虽未足以概有清一代文集之全，然三百年间儒林文苑之选，多在其中矣。”钱著的清代学术史是少数学者或思想家的单线排列，只让寥寥几个人唱独角戏，而张氏的清代学术则可谓千汇万状，浩瀚汪洋，许多学者都纷纷走到台前，由十几个人的清唱一下变成了六百人的合唱。这儿有淡泊自守的学人，也有热衷仕宦的官僚，有专治文字经史的人文学者，也有以天算为绝学的科学家；这儿有同代学者思想的不谋而合，也有同代或异代学人的思想交锋，有不同学术派别的相互渗透，更有不同学派的门户之争，众多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学术个性、学术风格交织在一起，于同中见异，在异中显同，使清代学术史多彩多姿，丰富生动。

张氏的这种写法难以凸显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点“重点不突出”，但它让读者更易于从整体上把握一代学术的兴替和特点，更易于了解某历史时期学风的变化，同时也更易于理解大家和名家的学术取向与学术思想。以清初的学术为例，梁、钱的学术史都突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张氏虽极力推崇这三家“意量之宏，规为之大”，但他着力的是清初学术群体，叙录的文集达七十多部，论述的学人近六十家。从这里可以看到顾、黄、王三人的思想并非空谷足音，很多人不仅议论与他们三人似乎“不约而同”，治学路数也好像“如出一辙”。且不说远在僻壤尚未进入学界视野的王夫之，顾、黄二人虽然受到学人敬重，当时在同辈中也并未达到让人高山仰止的地步。其时学术成就与顾、黄相近的人不少，有的甚至可以与他们比肩，“时论以李颙、黄宗羲、顾炎武及（朱）鹤龄，并称海内四大布衣”，有人还将钱谦益、黄宗羲与顾炎武并列，那时以学问雄海内的人还有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钱澄之等。钱澄之说炎武之学“详于事而疏于理，精于史而忽于经”，他本人治学“无所依傍，自辟蹊径，孤怀高识，创见极多”。张氏认为澄之“治经之功，似非顾氏所能逮。不知近人考论清初学术者，何以忽之”。朱彝尊“根柢庞固，文辞渊雅，有学而能宣，能文而有本，又远出并世诸儒之上”。毛奇龄同样“博学雄辨，固是不废大家”，清人甚至将“乾嘉学术开山之功，推诸奇龄”。清初学术“体用兼该，气象博大”。这一博大的学术气象是当时南北学者共同形成的，顾、黄、王只是这个学术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每人只是其中较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学术团体中较为出色的代表。当时的学术界绝非只由他们三人所形成的学术孤岛，而是由许多优秀学者组成的学术高原。假如学术史只大谈他们三家，那么他们在清初就好似天外来客，只有“请出”当年与他们并肩前行的其他优秀学者，我们才会对清初学术形成清晰的轮廓，也才会对他们三人有更深入的了解。

谈到清代学术，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乾嘉朴学，而乾嘉朴学又以“吴皖之学最盛”。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贵以专，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贵以精，它们共同形成乾嘉专精的学术风格。惠、戴二人都是引领学术风潮的人物，乾嘉学术史突出惠、戴无可厚非，但以人为章节的学术史其初衷也许是要“以点带面”，但其结果却往往是以点“代”面。忽略了“面”就可能只记一“点”不及其余，这样会使学术史以偏概“全”，以偏概“全”则又可能使学术史完全失真。梁、钱二公的清代学术史都难免以点“代”面的遗憾，钱著这方面留给人的遗憾尤深。如钱著论乾嘉学术的共三章：“第八章戴东原”“第九章章实斋”“第十章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加上附论的学者也只有十二人，连惠栋也只是在第八章中作为戴震的附庸被提到。戴震弟子和再传弟子如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金坛段玉裁，这些乾嘉朴学巨子在书中有的只偶一提及，有的连名字也没有提到过。还有钱大昕、崔述、程恩泽、桂馥、王鸣盛、赵翼这些乾嘉的经史名家，基本在书中见不到他们的踪迹。遗漏了这些巨子名家，怎么可能总结乾嘉学术的得失和特点呢？乾嘉之世只有几个学者浮出水面，学术盛世却给人以学术凋零的印象。我们再看看张氏的《别录》，乾嘉被叙录的文集两百多部，论及的学人近两百名，一时最为重要和相对次要的学者都在他的视野之中。从这群浩浩荡荡的学者队伍中，人们不难看出乾嘉时期学术的昌明，从这些浩瀚载籍里的众声喧哗中，人们也不难感受当时学术的潮起潮落。张氏《别录》让我们领略到了乾嘉的学术盛况，这一历史时期名师迭起，或精于舆地，如赵一清毕生精力萃于《水经注》；或长于小学，如桂馥一生心血用于许书，终成《说文义证》五十卷巨著；或擅长考证，如崔述集辨伪疑古学之大成；或以校勘目录名家，如纪昀萃一生精力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以专治名物称首，如程瑶田的《通艺录》；或以专治训诂见长，如王念孙的《经籍述闻》。学者守专门之业终身图之，最终能达到醇粹邃密超越前人的境地，由此又可以看出乾嘉学贵专精的风尚。

学术史编述者有点像旅游团中的导游，有些导游于万山丛中只走一条线路，带领旅游者光顾几个“代表性”景点，游人觉得名山不过如此，大呼此地不可不游但不可再游，哪知是导游无意中遗漏了不少胜景，将辽阔的风景区缩小成了几个单调的风景点；有些导游则一一向游人交代此地有哪些美景，有几处奇山，几处异水，几座古刹，几条回廊，让游人慢慢登临探访。到底是哪种学术“导游”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