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疏》在《四库提要叙》的基础上，重新追溯了各家各派学术的渊源与流变，重新审视了各学派的是非与各体例的优劣，重新辨析了各簿录体例的特征、承因、嬗变，并间接阐述了学科分类与典籍分类的原则。假如说将《四库提要叙》的总叙与小叙连缀起来是一部学术史论的话，那么《讲疏》则通过对《四库提要叙》的正误、纠偏与申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构。

对《四库提要》《经部总叙》和经部小叙的“讲疏”，不仅追溯了儒家经书的经典化历程，考索了各经书传注的流衍变化，还论析了汉学与宋学的兴衰更迭。我们来看看经部中对《书类叙》和《诗类叙》的讲疏。《尚书》的今文古文之辨，《诗经》的大序小序之争，《讲疏》在争论的两造之间务取持平，有时常能以古书通例决千古学术疑案。如《诗叙》的作者长期以来一直聚讼纷纭，从后汉郑玄到南宋郑樵、朱熹，可以说是人言人殊，莫衷一是。每一种说法都看似有理但又难以确证，每人都似乎言之凿凿却多属主观推断。张先生依据古代典籍的形成过程阐释这一聚讼说：“其实古人之书，皆由手写，每喜各记所闻，附于其尾。书之不出于一手，不成于一时，乃常有之事。又古书多不标作者主名，后世不能的指其出于谁手，不足怪也。”“古人之书，多后人附益之笔”，后人附记之辞窜入正文是常有的事，人们读《诗经》时的批语附记也极有可能窜入大、小序中，一定要指实某篇某段全出谁之手，往往不失之武断便流于附会，在一时找不到确证的情况下，留有一定模糊空间可能更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否定大、小序与肯定大、小序，既牵扯着今文古文之争，也纠缠着汉学宋学之争，这样，学术之争很容易掺杂着意气之争。四库馆臣或明或暗地左袒汉学，《四库提要》中的总叙小叙当然难得平视汉宋，自然也就难有冷静的学术品评，只有像张先生这样消融门户之见，才可能使经义明而公理现。

《四库提要》有些总叙和小叙，往往以数百字就能准确勾勒出学术史轮廓与特征，显示了四库馆臣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高度的抽象概括能力，但他们尊经卫道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四库提要·经部》的总叙难免偏颇，小叙自然也难以客观，如《子部总叙》就直言不讳地称颂“儒家尚矣”，儒家经史之外“余皆杂学”，诸子百家在四库馆臣眼中本来就不具有平等的学术地位。四库馆臣对法家虽然全盘否定，但总算还让它单独列为一类，《四库全书总目》将先秦儒家、法家、兵家、农家、医家之外的各家各派一并收在“杂家”中，“杂”字本身含有贬意，暗示这些学派不入流不入品。什么是四库馆臣所说的“杂家”呢？《杂学类案语》有明确的界定：“实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它们或“谈理而有出入”，或“论事而参利害”，总之，都“不纯为儒家言”。儒家之外的各家各派虽然都出于儒家，却由于各自的“私智”而失去了儒家的本原，改变了儒家的宗旨，“谈理”与儒家有出入，论事更渗透了一己之私，最后由“儒”而变为“杂”。称诸子百家全都出自儒家，当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根据，不过是四库馆臣为了抬高儒家身价的诡辩，这一说法的荒谬一目了然，不值一驳。但这种偏见让《四库提要叙》所建构的学术史，恰似我们从哈哈镜中看到的人像那样走样和变形。《讲疏》认为“诸子之言，皆主经世。各有所偏，亦有所长”。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墨、道、法、名等各家各派相互争鸣也相互影响，诸子百家之间无所谓“纯”也无所谓“杂”，更无所谓“主”也无所谓“从”。张先生批评了四库馆臣入主出奴的门户之见，对儒家既无须一味仰视，对其他各家各派也从不鄙视，《讲疏》重构的学术史自然更逼近历史真实。

《四库提要叙讲疏》虽是对《四库提要叙》的注疏，但它是注疏者与原作者的一次平等对话。对于《四库提要叙》中的论述，《讲疏》有时“跟着”讲，有时“接着”讲，有时则“反着”讲，也就是说《讲疏》对讲疏的对象有赞成，有引申，有订正，有辩驳。《讲疏》在“接着讲”的时候，补充了许多叙文中没有的内容，将原叙与“讲疏”结合起来读，某一科学术史就显得更为丰满。《四库提要叙·释家类叙》寥寥数行只简述了佛教典籍在历代史书中的分类和隶属情况：“梁阮孝绪作《七录》，以二氏之文别录于末。《隋书》遵用其例，亦附于《志》末。有部数、卷数而无书名。《旧唐书》以古无释家，遂并佛书于道家，颇乖名实。然惟录诸家之书为二氏作者，而不录二氏之经典，则其义可从。今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不录经典，用刘昫例也。”《讲疏》则首先阐述佛教的起源与二氏名称的由来：“佛教起自印度，始于释迦牟尼。佛姓释迦氏，略称释氏，奉其教者称释教。儒家排斥佛道，遂并称二氏。韩愈《昌黎集·重答张籍书》云：‘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余矣。’是二氏之名，唐时已盛行。”接着详细考证传入中土的时间：“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旧说皆以为在后汉明帝之世。然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一作秦景宪，当即一人），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当为佛教输入之始。据《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子楚王英，早已信佛，此亦佛教输入不始于明帝时之证。特明帝永平十七年，遣郎中蔡愔及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负经归，乃立白马寺于洛阳城雍门西，此为佛教见重于中土之始耳。”现在治佛教史者有的仍然将后汉明帝时定为佛教输入之始，是误将“佛教见重中土之始”作为佛教输入中土之始，张先生以史为证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然后再阐述佛经在中土的翻译、传播与兴盛：“自是月氏、安息高僧踵至，多译经典。历两晋南北朝尤盛，而以后赵佛图澄、西秦鸠摩罗什为最著。而中国沙门如朱士行、宋云、智猛、法显、法勇等，亦西行求经；支遁、道安、慧远、慧持等，复讲经宏法。君主如赵石虎、秦姚兴、梁武帝、北魏明帝等，又竭力推崇，上好下甚，靡然向风，于是寺刹浮图，山崖佛象，遍于天下矣。”最后讲佛教典籍的编辑、存佚与编目、分类，从梁僧佑《弘明集》到唐僧道宣《广弘明集》的编辑，讲到阮孝绪《七录序》中对佛教典籍的分类，再讲到沙门唱宝《经目录》和智升《开元释教录》的编撰。这是一篇有考辨、有阐述、有论析的佛教史论。集部《词曲类叙》的“讲疏”实践了作者本书《自序》中所说的“取《提要》本书以相申发”的方式，连续引用《御定历代诗余提要》《碧鸡漫志提要》《钦定词谱提要》《钦定曲谱提要》四则《提要》，依次深入地阐释了“词曲之源流，词谱之体制，戏曲之演变”，这则“讲疏”俨然就是一篇凝练简洁的词曲史论。

《讲疏》中对原叙的内容，或引申和发挥，或正误和纠偏，正面的引申和发挥也好，反面的正误和纠偏也罢，它们都是在《四库提要叙》的基础上对学术史进行重构。这四个方面在《讲疏》中并非绝然分开，纠偏中可能有引申，发挥时可能有订正。《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叙》说：“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鉴于这则叙文对“小学”的内涵没有进行清晰的界定，《讲疏》则先引《汉志》给“小学”下了明晰的定义：“《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接下来详尽阐述“小学”内涵和外延在历朝的流变：“小学一目，历代沿用，而内容各有不同。盖有汉世之所谓小学，有宋人之所谓小学，有清儒之所谓小学，自不可强而一之，学者不容不辨。刘《略》班《志》以《史籀》《仓颉》《凡将》《急就》诸篇列为小学，不与《尔雅》《小雅》《古今字》相杂。寻其遗文，则皆系联一切常用之字，以四言、七言编为韵语，便于幼童记诵，犹今日通行之《千字文》《百家姓》之类，此汉世之所谓小学也。”汉代八岁儿童上小学，发蒙时一开始就学习认字，所以汉世的“小学”指儿童必须读写的常用字，所用的教材是编为韵语便于记诵的《凡将》《急就》等字书。“迨朱子辑古人嘉言懿行，启诱童蒙，名曰《小学》，其后马端临《经籍考》列之经部小学类，此宋人之所谓小学也。”到南宋朱熹在《小学》中又加进了礼仪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所以宋人的“小学”就不仅仅指以韵语编成的常用字书。“《四库总目》以《尔雅》之属归诸训诂，《说文》之属归诸文字，《广韵》之属归诸韵书，而总题曰小学，此清儒之所谓小学也。”清代的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即广义的语言文字学。我们现在学术界常以“小学”代指语言文字学，是在清儒小学的意义上使用“小学”一词的。张先生这则讲疏澄清了《小学类叙》中关键词语义的含混，使人明白了《四库提要》中所谓“小学”的内涵和外延，也使《四库提要叙》更为严谨。《农家类叙》的讲疏同样有引申有订正，阐述了农学的发展和农学典籍的分类，注疏的文字数倍于原叙篇幅。尤其是《医家类叙》的讲疏详细阐释了医学的起源与演变，医学古今的不同和南北的差异，医学的流派与门户之争。农家与医家二类的讲疏其实就是农家和医家的学术发展史。

在《讲疏》这部约十五万字的著作中，张先生为我们重溯了学术源流，再辨了簿录体例，也重构了学术史。该著几乎论及了我国古代学术的方方面面，因而，它既是簿录体例史、学术发生史、学派流别史，当然也是一部学术发展史。

原刊《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