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次书籍离不开“辨体”“辨义”和“辨人”，而作为对《汉志》的“通释”，当然也少不了辨伪：或辨典籍属伪书，或辨其内容为伪造，或辨作者属伪托。这同样也是“知识考古”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汉志》进行辨伪相当复杂，有时典籍既属伪书，作者也是伪托，这种情况是书与人都伪。如上文论及的“道家”类《关尹子》，关尹子其人就是子虚乌有，《关尹子》其书又岂能为真？

人与书均伪还可再细分两种不同的情况：有时伪书内容全属伪造，这种伪书就一无可取；有时伪书中有真事、真意或真情，即古史辨学派所谓“伪书中有真历史”，这种伪书便有很珍贵的历史价值。《通释》很注意对作者与书籍辨伪，但对伪书并不是一概弃如弊屣。《汉志·诸子略》“道家”类首载“《伊尹》五十一篇”，并注明作者即“汤相”。次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同样注明作者“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梁启超怀疑在文明初启之时，怎么可能写出几十篇或几百篇如此大篇幅的著作？因而他说二书“可断其必诬”。《通释》在二书叙录中不仅也断其书为伪，还分析了古人作伪的心理动因：“君人南面之术，所起甚早。然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论始有所传。其不起于夏殷以前，无疑也。顾夏殷之世，君人南面之术虽已萌芽，初但口耳相传，至周末诸子，各述所闻，始著之竹帛耳。《淮南子·修务篇》有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记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可知诸子之书，例多托古，不足怪也。”只有像张先生这样深明古书通例的人，才会写出这种入情入理的叙录，不只是满足于简单地指斥其伪，而是细致地分析先秦普遍作伪的原因。还有些学者一见其书既然属于伪书，便断定其义必然无取，张先生则认为周末诸子很多书虽为依托，但书中内容并非全是伪造，如他在《太公》一书的叙录中说：“上世言道术者，为使其书见重于世，故必依托古初，高远其所从来。言道术者之必推本于伊尹、太公，犹言方技者之必推本于神农、黄帝耳。此类书战国时兴起最多，要必前有所承，非尽后起臆说也。学者籀绎遗文，可慎思而明辨之。”其书虽为伪托但义并非杜撰，战国时期这些伪书仍值得后人细读明辨。张先生在《广校雠略》中也强调“伪书不可尽弃”：“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弊，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又不容一概鄙弃也。”

《汉志》中的少数典籍尽管其书不伪，但其内容全是杜撰臆造，《通释》对此类书籍和作者毫不假辞色。《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录了“《太古以来年纪》二篇”，顾实称书的内容“皆汉古说”，张先生则认为这类以“年纪”形式写出的历史书籍，作者毫无历史责任感，内容也毫不足取：“羲农以前之事，多见于纬书，其书已不完。即其所存者观之，多荒诞不经之说，犹各国古史之有神话也。诸纬书所述古事，始于三皇，继分十纪，大抵出于臆造。荒远无稽，不足信也。古人撰《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曰：‘唐虞以上，不可记已’（《龟策列传》）；‘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货殖列传》）。又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赞》）。可知昔贤阙疑之义，为不可及。纬书起于西汉之末，故有撰《太古以来年纪》以欺世者。考《礼记正义序》有云：‘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后，年代参差，所说不一。纬候纷纭，各相乖背，且复烦而无用。’是其说为世诟病，由来久矣。”这类所谓“年纪”“史书”，根本就违背了历史“无征不信”和“多闻阙疑”的学术原则，作者有意地为了个人目的而凭空滥造，难怪《通释》严厉地斥责它“荒诞不经”。《太古以来年纪》这类书籍的恶果，造成读者历史知识的混乱尚在其次，因为这可以由严肃的史学家出来纠正，最可恶的是它带坏了一代甚至几代学风，哪怕其书久已亡佚，其流毒仍然难消，后来那些投机取巧者会见样学样地跟着作伪。《通释》接着指出它的恶劣影响：“《汉志》著录《太古以来年纪》虽仅二篇而又早亡，然其余绪未绝，影响深远。后世若蜀汉时谯周之《古史考》，晋人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唐人司马贞之《三皇本纪》，宋人罗泌之《路史》、金履祥之《通鉴前编》，皆其嗣音。”这是追索作伪的上游源头与下流余波，是在“考镜”作伪的渊源流别。最后，《通释》还阐述了现在史学家所当取的严谨态度：“今日而言太古之事，必须以科学之律令，从事于实际之考察，得地下遗物证验，始可推知其年代，固非徒据书本，所可逞臆空谈者矣。”今天学术界抄袭作伪之风盛行，不知还有多少人能像张先生所说那样，将“科学之律令”装在胸中？

张先生本人倒是身体力行，在《通释》中常利用现代的出土文物来证明前人论定的伪书不伪，如《汉志·兵书略》“兵形势”类录“《尉缭》十六篇，图五卷”，清代姚鼐、谭献等人都断定此书“为伪书”，不过是“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张先生在此书的叙录中则说：“自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期墓葬中，出土先秦古籍竹简数千枚，以兵书为多。而《尉缭子》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诸书俱在。藏于地下，已历二千一百余年，信为先秦遗编无疑。《汉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注云：‘六国时。’《隋志》杂家有《尉缭子》五卷，注云：‘尉缭，梁惠王时人。’则与孟轲同世也。”出土文物铁证如山，所谓《尉缭》属“伪书”的言论不攻自破。不管是证伪还是证实，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像张先生这样“拿出证据”来。

当然，《汉志》中能直接用地下出土文物证伪或证实的典籍不多，《通释》对书籍辨伪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考之史志以验证其书籍与作者，考之本书以验证其内容前后是否吻合，考之他书以验其是否为原著。张先生说鉴定书之真伪万不可轻率：“世之鉴定伪书者，固贵有证，尤贵有识，否则必以不伪为伪，则天下宁复有可保信之书！”他在《汉书艺文志释例》中还以罕见的严厉语气批评后世那些未能“深明著述本原”的学者，“书未开卷，先辨真伪，苟未得其主名，辄臆定为赝鼎，任情轩轾，随声是非，终致经典束阁，不思窥览，岂不悖哉”！《通释》辨伪的方法既非常科学，态度也十分慎重，有时虽意有未安但查无实据，就只好存疑，从不轻下断语称某书为伪书，某作者属伪托，真正达到了他为自己所悬的学术高标：“持论归乎至平，立义期于有据。”《通释》的知识考古既体现了张先生的博学深识，也体现了他治学态度的认真严谨。

原刊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