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释》“辨人”——考辨簿录作者——同样也能发千古之覆：要么指出作者张冠李戴，要么找到簿录的真实主人，要么确定作者的年代爵里，不管哪种情况，张先生都能为我们还原历史真相。

《汉志》所收录的图书中，有少数不仅书属于伪托，标注的作者可能是子虚乌有，如《汉志·诸子略》“道家”类载“《关尹子》九篇”，班氏自注其作者说“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从宋陈振孙、清四库馆臣到梁启超都断其书为伪品，从西汉刘向、东汉班固以来学界又都认为作者实有其人，并都言之凿凿地说其人“名喜”。《通释》对此书的叙录一扫二千年有关作者的迷雾：

今本之伪，固众所周知矣。即著录于《汉志》之九篇，亦难保其非依托。且“关尹”二字，乃称其人之职守，而非其姓氏。刘向入之《列仙传》中，又名关令子。彼既为神仙中人，岂复下笔著书？纪其事最早者，莫如《史记》。但言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而未尝言关尹亦著书。况《史记》所云“关令尹喜曰”，乃言关令尹见老子之至而心喜悦也。司马迁以后之人，误读《史记》，遽以“喜”为其名，或直称之为“尹喜”，自刘向、刘歆已然，班氏自《注》，亦沿其误。他如高诱注《吕览》，陆氏撰《释文》，皆谓其人名喜。名之不正，孰甚于此。后世对其人之姓名，不免以讹传讹，则其人之有无，自难遽加论断，遑论其著述乎？《汉志》著录九篇之书，殆秦汉间人所撰记，托名于关尹耳。

细读《史记》原文就不难明白，“关令尹”显然是称其官职而非指其姓氏，“喜”是形容关令尹的心情而非指其人名，但自从向歆父子、班固、高诱、陆德明等通人硕学都称其人“名喜”，后世谁还会怀疑这些大儒可能误读《史记》呢？前人唱影后人绘声，就这样一代代以讹传讹，历代学者们共同“塑造”出一个“尹喜”来。如果没有《通释》这篇叙录探微索隐，“尹喜”不知还要“活”多少年多少代。

除了像“尹喜”这类作者是无中生有外，《汉志》中还有少数作者属于张冠李戴。《汉志》所录的书籍，其书名有的与今本不同，也与六朝、唐宋人所见本不同，甚至还不同于班氏之前的《别录》《七略》。古书书名并非作者所拟，常为编次其书的人所加。班氏撰《汉志》时为求体例统一，也时有改易书名的现象。由于一书而有数名，或数书而共用一名，加之此书后世亡佚，这易于滋生学者的困扰和疑窦。如《汉志·六艺略》“易”类载“《韩氏》（《易》传）（此二字承前省略，为引者所加——引者注）二篇”，班氏自注“名婴”。因《汉志》改易了书名，班氏自注又过分省略，招致对其作者的猜测误解和其书真伪的怀疑。我们来看看《通释》如何梳理与判断这一学术公案：

《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子夏易传》，近无习者，令儒官详定。”司马贞议曰：“按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又王俭《七志》引刘向《七略》云：‘《易传》子夏，韩氏婴也。’”是其书本名《子夏易传》，不名《韩氏易传》。《七略》旧题，昭然可考。班固此《志》录诸家《易传》，自《周氏》二篇至《丁氏》八篇七家之书，悉题某氏。欲使前后一例，遂采《七略》之语，改题《韩氏》耳。但《儒林传》不言韩婴字子夏，后人遂误以为是孔子之弟子卜商。至《隋书·经籍志》乃直题之曰：“《易》二卷，魏文侯卜子夏传”，则因子夏二字而傅会之也。于是异说纷起，争论不休。独宋翔凤《过庭录》谓“子夏当是韩商之字，与卜子夏名字正同。当是取传韩氏《易》最后者题其书，故韩氏《易传》为子夏传也”。其说甚通，可成定论。

因《汉志》中的《韩氏易传》原名《子夏易传》，班氏注中又没有明言韩氏字子夏，《隋书·经籍志》撰者望文生义，将汉代的韩商“子夏”换成战国时的卜商“子夏”，由此使后世聚讼纷纭。直到现代余嘉锡先生辨于前，张舜徽先生申之于后，这一公案才得以了断。平心而论，对这一问题的考辨余先生应居首功。

《汉志》所录书籍有时没有标注作者，《通释》在考定著作人归宿上多有发明。如《汉志·诸子略》“杂家”类收录“《博士臣贤对》一篇”，并注说“汉世难韩子、商君”。班注是说明此书内容，那么“汉世”是谁“难韩子、商君”呢？《通释》在此书叙录中说：“此即汉武帝时之韦贤也。贤字长孺，鲁国邹人。《汉书》本传称其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与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贤以与谋议安宗庙，赐爵关内侯食邑，徙为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可知贤在昭宣之际，实为儒学重臣。既博通经义，则言治必与法家异趣。此一篇盖其为博士时对朝廷之问也，故题云《博士臣贤对》耳。班固既未采录入《传》，文亦早亡。班氏自注云：‘难韩子商君。’则非韦贤莫属矣。”这则考辨确定了此书的作者，也阐释了此书书名的意义及其由来。

《汉志》中收录的书籍，其作者时有爵里乃至姓氏的错误，这些错误有的出在班氏本人，有的出在抄写《汉志》的后人。如《汉志·诸子略》“纵横家”类收录了“《庞煖》二篇”，并自注说“为燕将”。《通释》认为这是班氏的错误：“《史记·赵世家》称‘悼襄王三年，庞煖将攻燕，禽其将剧辛’。《燕世家》又称‘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是庞煖乃赵之名将。班《志》自注云：‘为燕将’，盖记忆偶误。《兵书略》权谋家又有《庞煖》三篇，其所言者，盖各有在也。”以《史记》释《汉志》之误，起班固于地下也无以自辩。再如《汉志·诸子略》“杂家”类收录“《尸子》二十篇”，并自注其作者说：“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这次班氏在作者籍贯上又偶有疏误：“《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集解》引刘向《别录》云：‘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据此可知班《志》自注所云‘鲁人’，鲁乃晋之误，二字形近而讹也。考《后汉书·宦者吕强传》注云：‘尸子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是此书二十篇之书，既富儒家之言，复有水地之记。其学多方，本不限于一隅。有如《文心雕龙·诸子篇》谓其‘兼总杂术’者，不诬也。如徒以其为商君师，佐之治秦，遽谓为仅长于刑名法术之学，则犹浅视之矣。”这则叙录以班氏之前和之后的史料，无可争辩地证明尸子不是鲁人而是晋人。还有《汉志·诸子略》“阴阳家”类收录的“《黔娄子》四篇”，班氏自注称作者为“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下之”。梁启超引《烈女传》“鲁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的记载，怀疑黔娄子“非齐人，更不及威王时矣。或是两人耶”？张先生对此的解释更符合历史的真实：“齐鲁接壤，或实齐人而居于鲁，或实鲁人而居于齐，此乃事所常有。故记之者或称为齐人，或称为鲁人也。至于时君之名，间有不合，乃古人记忆偶差耳。皇甫谧《高士传》称‘黔娄先生齐人，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黔娄子》。终身不屈，以寿终。’”刘向称黔娄为鲁人，班氏说他是“齐隐士”，晋人也称黔娄为齐人，在目前没有更多史料确证的情况下，张先生的断语可能较为明智。当然，有些错误不能归咎于班固，如《汉志·诸子略》“阴阳家”类所录“《乘丘子》五篇”，古今姓氏书并无“乘丘氏”，而《汉志》自注又称他为“六国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来看看《通释》的考释：“《广韵》下平十八尤、丘字下云：‘《艺文志》有桑丘公。’《通志·氏族略》云：‘桑邱氏盖以地为氏者，《汉书》桑邱公著书五篇。’是今本《汉志》误桑为乘，为时不早，盖近世传钞致讹。”南宋末郑樵所看到的《汉志》还是“桑丘”，可见现在《汉志》中的“乘丘”是南宋后传钞讹误。张先生的考辨使《乘丘子》的书名和作者都真相大白。

由于古代文字读音通假，《汉志》中作者的姓氏名字也常有因音近假借的现象，这样便有一人而有数名或数姓，使得后人确定一书作者时十分困难，如《汉志·诸子略》“道家”类载“《蜎子》十三篇”，并自注其作者说“名渊，楚人，老子弟子”。张先生通过秦汉史书证明“蜎”为“环”的假借字，“蜎渊”就是“环渊”：“环、蜎古字通。《楚策》范环，《史记·甘茂传》作范蜎，可证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云：‘环渊，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著上下篇。’即其人已。史言‘著上下篇’，著之言犹注也，谓为《老子》上下篇解说，使其义著明也。其解说之文有十三篇，故《汉志》如实以著录之。”虽然《蜎子》十三篇已经亡佚，但《通释》仍经由史料旁证和本证，考出《汉志》中的“蜎渊”即《史记》中的“环渊”。又如《汉志·诸子略》“道家”类载“《捷子》二篇”，并自注作者为“齐人”。可在秦汉其他史书中找不到有齐人名“捷子”，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通释》对此书的叙录能为我们释难：“《史记·孟荀列传》云：‘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汉志》著录之《捷子》二篇，乃其自得之言也。接、捷字通，犹《说文》箑字，或体作耳。《史记·田完世家》《孟荀列传》作接子，《汉书·古今人表》及《艺文志》作捷子，固一人也。《人表》列此人于尸子之后，邹衍之前，为六国时人。”通过《说文解字》找到捷、接二字相通的例证，考出《史记》中的齐人“接子”即《汉志》中的齐人“捷子”。从这里可以看到，张先生继承并光大了清儒从小学入手的治学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