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释》既“以《汉书·艺文志》溯学术之流派”，也以此志“明簿录之体例”。为什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得要“明簿录之体例”呢？任何一种学术思路的背后，都有作者学术理念的支撑。张先生在《广校雠略·簿录体例论》中指出：“书之体用既明，学之原流自显。”在古代，书籍是学术重要甚至唯一的载体，学术的源流与变化，知识的增长与消亡，可以通过簿录的变化呈现出来。书籍类例已分，学者便可即书以求学；簿录体用既明，学者便能沿流而溯源。作者这一理念可能受到郑樵的影响，郑氏在《校雠略》中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经由书籍可以追溯学术源流，也可以了解学科知识的发展变化。《通释》对《汉志》所收簿录的叙录解题，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究心簿录之体”和“推明传注之例”，而且，这部分表现了作者许多独得之见。下面我们看看《通释》所阐明的几种簿录体例，这些簿录的体例现在基本消亡，学者很早就不用这些体式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了，现代有些著名学者对它们也可能不甚了了。

“传”就体例而言，在古代和现代通常都是指一种记叙文体，被列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从《史记》开始就有“列传”一体。《汉志·诸子略》“儒家”类却收录了“《高祖传》十三篇”，并有“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的注语；“《孝文传》十一篇”，并注说“文帝所称及诏策”。秦汉以前著述不外子、史、诗三体，子为立言，史为记事，诗为抒情。“立言”就得展开逻辑论证，做到以理服人；“记事”就得描写生动、逼真，让人能身临其境；“抒情”就得婉转、细腻、深至，真正能以情动人。立言的《诸子略》“儒家”类怎么会收录记事的《高祖传》和《孝文传》呢？梁启超在《高祖传》的解题中便称《诸子略》收录此二书是自乱其类：“此及《孝文传》，以入儒家，本无取义。殆因编《七略》时未有史部，诏令等无类可归，姑入于此耳。”张先生则认为将此二传收入儒家自有其道理：“古之以传名书者，既可以称纪录，亦可以名论述。褚少孙称《太史公书》为《太史公传》，其明征也。昔人论著中常称‘传曰’或‘传有之’，亦谓为古书耳。汉高祖初起事时，虽质朴无文，鄙弃儒学；及天下既定，与诸大臣谋治安之道，遂不得不及书史。《汉书》本纪云：‘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若此所举萧何、张苍、叔孙通、陆贾之流，皆儒生也。高帝既常与之述古，又时颁诏策以论国政。简牍渐多，故有人裒辑以为《高祖传》十三篇……所载言论，多与儒近，故列之儒家。”张先生的辨析有理有据，古人有时用“传”记事，有时也用“传”来立言。显然，梁氏的批评是由于他不明“传”在古时的簿录体例。

《春秋》列为儒家五经后，“春秋”也成了史书的代名词，“春秋”在簿录体例上通常多归入记事体。《汉志·诸子略》以立言宗，可“儒家”类却收录了“《李氏春秋》二篇”。这使许多学者大惑不解，记事体的《李氏春秋》怎么归入泛论名理的“诸子略”呢？《通释》对此书的叙录解题让人们的疑惑涣然冰释：“春秋二字，乃错举四时之名，足该一岁终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时以纪事者，谓之《春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实包天地万物。故古之以立意为宗而网罗弥广者，亦得谓之《春秋》。如《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是也。此类书而名《春秋》，喻其所言非一，犹今称《丛刊》《汇编》耳。”原来上古“春秋”这一体式，和上文所说的“传”一样，既可记事也可立言，但在立言时又与“传”同中有别：“传”往往专论某一方面，“春秋”则泛论多方，“传”的论域相对较窄，“春秋”的论域却须“网罗弥广”。

“说”这种学术体式后世学者用得不多，文献学家中明了这种体式特点的人自然也很少。《汉志·六艺略》“诗”类列“《鲁说》二十八卷”，《汉志·诸子略》“道家”类列“《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班固在书后注说“述老子学”，同类列“《老子徐氏经说》六篇”。顾实在“《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的解题中说：“傅氏《说》亡，今《老子经》不详何本。牟融《理惑论》云：‘吾览《佛经》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经》亦三十七篇。’则东汉之末，傅氏经犹存也。孙诒让《札迻》云：‘即今《老子》上经三十七章。’然章篇不侔，盖非也。”张先生对此书的解题比顾实明晰通达得多：“牟融《理惑论》三十七篇，有人问其何以止著三十七？融答以法《佛经》之三十七品，《道经》之三十七篇，载其说于篇末。彼既明云老氏《道经》，而未及《德经》，则所称‘三十七篇’者，实即《老子》上篇之三十七章也。属文之际，以章为篇，乃一时之率笔耳。不必以章篇不侔疑之。顾《经说》之体，与为原书作注解者有所不同。《汉志》著录《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乃讲说道家义蕴之文，固非注述之体。故班氏自注云：‘述老子学’也。讲说老子之学而发为论著，其文可多可少。故傅氏、徐氏所为《经说》，篇数不一，其明征也。此处所云三十七篇，乃傅氏所撰《经说》论文之实数，自不得附会为《道经》之三十七章，意固明甚。”顾实解题将《傅氏经说》三十七篇附会《老子》经文三十七篇，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他将“说”体与“注疏”体混为一谈。这两种学术体式虽都为解经，但“注疏”体要求随文施注，所以篇数与经文一致，“说”体内容虽是阐述经文义理，但论述时不必依附经文，可以申作者独得之见。同样是“说”《老子》经文，《傅氏经说》有三十七篇之多，《徐氏经说》却仅只六篇之数。《通释》在《汉志·六艺略》“诗”类列“《鲁说》”的解题中对“说”体的阐述更详尽：“说之为书，盖以称说大义为归，与夫注家徒循经文立解、专详训诂名物者，固有不同。”不明簿录体例，对古人很多著述要么疑窦丛生，要么望文生义，甚至牵强附会。

“微”这种注述体式多见于汉代，后来学者很少人用这种体式从事著述，对“微”这一簿录体例自然也日渐生疏。《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列“《左氏微》二篇”“《铎氏微》三篇”“《张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微”这一体式有什么特点呢？看看《通释》对上面四书的解题：“微亦古代注述之一体。唯治春秋者有是例，盖以经文隐约，将欲循其微辞以通其义旨耳。颜《注》于《左氏微》二篇下明其义曰：‘微谓释其微指’，是已。而沈钦韩驳之，谓微者《春秋》之支别，非传注之流，非也。”《春秋》多微言大义，所以汉《春秋》才用“微”体，特点是循经文微辞阐明经文大义，属于汉代常用的一种注疏体式，并非沈钦韩所说的那样为《春秋》之别支。从《通释》解题得知，铎椒为左丘明四传弟子，铎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左、铎、虞、张一脉相传，“微”的簿录体例与授受源流一清二楚。

“钞撮”又名“撮钞”或“撮录”，这种东西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摘钞”。“钞撮”“撮录”怎么能算著述呢？当然，汉代并没有典籍直接就名“撮钞”，可不少书籍本质上就是“撮钞”。如《汉志·六艺略》“春秋”类收录“《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这两部章句没有注明作者，可见，它们不名于一家，不出自一手。《通释》称它们“皆西汉经师治公、穀者钞撮之编，择取诸家精义以备稽览者也。古人著书，不必言皆己出，如能博稽群言，采人之长，亦自不废”。此外，《诸子略》中还有《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等。姚振宗在“《儒家言》十八篇”后的解题说：“此似刘中垒裒录无名氏之说以为一编。其下道家、阴阳家、法家、杂家皆有之，并同此例。”《通释》则完全不同意姚氏的解说：“昔之读诸子百家书者，每喜撮录善言，别钞成帙。《汉志·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读诸子书时撮钞群言之作也。可知读书摘要之法，自汉以来皆然矣。后人效之，遂为治学一大法门。《文心雕龙·诸子篇》亦言‘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韩愈《进学解》复谓‘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证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约皆有《子钞》。两宋学者，尤勤动笔。《直斋书录解题》有司马温公《徽言》，乃温公读诸子书时手钞成册者也。此皆步趋汉人读书之法，行之而有成者。《汉志》悉将此种钞纂之编，列诸每家之末，犹可考见其类例。古人于此类摘钞之书，不自署名，且未必出于一手，故不知作者也。”这篇解题可谓一篇有关“撮钞”体裁的绝妙考论，概括了“撮钞”的特点，追溯了它的起源，并穷尽了它的流变，还分析了这种体式的功用。这篇解题比姚振宗的同篇解题更为详尽、准确、透彻、明达。

“究心簿录之体”和“推明传注之例”这一主旨贯穿于《通释》全书，对汉前簿录体例的源流、特征、存废与影响，都一一做了深入的考辨和详尽的阐释，这使《通释》既是一部簿录体例史，也是一部学术流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