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首列《六艺略》意在宗“经”，后世学者也认可班氏对“经”的神化，好像六经一经产生就被供奉为“经”似的。如《汉志》中开篇所载的“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三家”，古人通常都这样断句：“《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三家。”现在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汉书》也无一不是如此标点和断句。张先生认为如此断句是一种误读：“此应读‘《易》’字自为句，乃冒起下文之辞。下始云‘经十二篇’，传若干篇。证之下文：‘《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皆应作如此读。” 为什么“世俗误连‘经’字于《易》”呢？这主要是因为后世学者多“以为‘易经’之名，早已有之”。其实，“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孔子述古，但言‘《诗》曰’‘《书》云’，而不称‘诗经’‘书经’。下逮孟、荀，莫不如此。汉人援引《诗》《书》《礼》《乐》《易》《春秋》之文，亦不连‘经’字为名也。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如《墨经》《法经》《道德经》《水经》《山海经》《离骚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经》《针灸经》《相马经》《相手板经》之类皆是也。是经之为名，亦非儒家所得专”。他说《庄子·天运》中虽有“六经之名”，但此处的“‘六经’二字，乃总括之辞，初非分举六艺而各系以经名也。儒书惟《孝经》有经名，而别有取义。且其书自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时代较晚，非《易》《书》《诗》《礼》《春秋》之比，又未可取以为证矣”。《汉志·孝经类》小序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张先生训释这则序文说：“天经、地义、民行三语，乃《孝经·三才章》所引孔子之言，此处沿用而明所以名为《孝经》之故。论者或谓儒书称经，盖自此始。不悟此书乃取天经地义之意，与他书直称某经者，固自不同也。”可见，《孝经》称“经”的本意，是说“孝”为人民大众“天经地义”的行为，而不是称《孝经》这本书是“经”书。

作者之所以要反复考论儒家后来奉为经典的《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在先秦并没有被称为“经”，一是要复原历史的真实，二是要给儒家经典“去神化”，三是要考辨儒家思想成为权力—知识话语的深层原因。假如我们将《通释》与张先生的《汉书艺文志释例》并读，就更能明了作者的深意。汉朝开国皇帝不仅没有独尊儒术，开始还自恃“马上得天下”而鄙薄儒术和儒生，接下来的君主为了与民休息反而推尊黄老，所以“司马谈之论六家”“推崇道家至矣”。“迨迁为《老庄申韩列传》述仲尼、老子问答语，贬抑儒学甚矣……班氏病其论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故《汉志》诸子十家以儒冠其首，且重申之曰‘于道最为高’。盖自孝武罢黜百家以来，尽人而同此心，势亦不可违耳。”政治上大一统的帝国必然要确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来统一人心，时移势易，强调父子君臣的儒家此时正好适应了国家的这一政治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是国家通过权力使儒家由一家一派的思想变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而儒家又通过自身的思想知识使帝国统治显得合理合法。这是权力与知识的一次联姻，结果是儒家的思想知识变成帝国权力—知识的主流话语，学术由从前的百家争鸣变成后来的一家独霸，“经”字也由此前的百家共享变成了此后的一家独占，从此，除了方外释、道某些典籍尚可称“经”外，俗世只有儒家的少数典籍才能名之为“经”。“五经”“六经”“十三经”都成了儒家的专有名词。

《通释》的考辨重现了六籍的经典化历程，阐明了尊六籍为“经”是权力介入的结果。在张先生看来，“古代著述”不外子史二体，“立言为子，记事为史”，而立言之书也不过是“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史尔”，所以天地间古籍“何一不可统之于史乎”？古代著述既可“统之于史”，“古人所以读之之法，率不越一观字。故孔子告子夏读《书》，但曰：‘《尧典》可以观美，《禹贡》可以观事，《咎繇》可以观治，《洪范》可以观度，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戒。通斯七观，《书》之大义举矣。’其平日教门人，恒以学《诗》为亟，亦曰：‘可以观。’”“盖当时登诸简策，固以史料视之矣。自后世传注既兴，经名乃立。学者率屏子、史、群书，不得与六经伍。遂于立言、记事之外，别尊六籍为天经地义之书，岂不过哉！”六经皆史早有不少学者谈过，章学诚《文史通义》更做了系统阐述。没有“后世传注”就没有六籍的经名，此论也并非张先生首创，《文史通义·经解上》早已明言“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通释》之可贵在于它阐释了六籍经典化的历程，并深入剖析了经典化过程中权力对知识的渗透。

《通释》还以知识考古来揭开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汉志·书》小序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张先生认为这是将《尚书》的起源神化。《史记·孔子世家》称《尚书》定本由孔子编次，《尚书序》也出自孔子手笔，《通释》认为这些都是“附会之辞”：“原始之《书》，盖如后世之资料汇编，丛杂猥多。自秦以前，即有人整理而铨次之，不必出自孔子之手也。”被儒家奉为神明的《尚书》，原来不过是“丛杂”的“资料汇编”，整理者也不一定就是孔子！《汉志·书》小序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通释》也不同意这种圣化《周易》的说法：“《易》之为书，由来尚矣（‘尚’通‘上’，久远的意思——引者注）。创作之人，论者不一。自唐以上，多谓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之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以发挥其旨，尊之为三圣。自宋以来，争论竞起，众说纷纭，世远年湮，莫之能定矣。即以孔子而言，《论语》述其自道，但云：‘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仲尼惟言学《易》，而未尝言及说《易》；《论语》中亦不记载其事……以今观之，知《系辞》《文言》之属，乃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而非仲尼之作也。仲尼去今止二千数百年，尚不能论定其事，更何论于远古之伏羲、文王乎！”《易经》和《尚书》的起源被神化或圣化，儒家的其他经书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儒家被“独尊”以后，《论语》在《汉志》中不是录在《诸子略》“儒家”类，而是列入《六艺略》经书中，孔子由士而尊为圣，《论语》也由“子”而升为“经”。张先生说《论语》的“论”字为“仑之借字”，“实即集合简策而比次之意”。他在《广校雠略》中也说“《论语》之名，实取义于纂辑。杂钞之书，斯为最朔矣”。张先生将簿录体例分为三个层次：著作，编述，杂钞。“著作”是指那些最具原创性的书籍，“编述”是指那些自创义例以综合、阐述和引申已有的成果和观点一类书籍，“杂钞”则是指那些将各种材料分门别类编纂的书籍。可见，“述”次于“作”，“钞”又次于“述”。原来儒家奉为“一字千金”的这部经书，不过是中国古代一本最早的“杂钞之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