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试图超出王法规定的秩序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了却“明朝散发弄扁舟”的宿愿；一方面又想在王法规定的封建秩序中成就功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李白的人生道路就是在这种悖论式的追求中走完的。追求精神自由和大济苍生都是当时历史的必然要求，早于李白的孟浩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虽然也向往这种潇洒送日月的生涯，但他又无法像孟浩然那样丢开社会责任；晚于李白的杜甫希望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但由于他青壮年时大唐帝国极盛而衰，社会心理已由狂热的浪漫精神陡变为清醒的现实态度，加之特有的深沉稳健的个性，使杜甫不具有盛唐社会那种浪漫的激情，只有李白才充分地秉有时代赋予他的双重品格：既想在外在世界承担历史责任，又想在内在世界享受精神自由。他身上的这种双重品格都活跃在当时民族情绪的深层结构之中，是盛唐时代精神中涌动的两大激流。他强烈的功名追求受时代潮流的影响自不必说，他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热爱，又何尝不是为时代潮流所激发？从表面上看，肯定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对个体存在的价值，急切期望超出封建王法规定的社会秩序之外，幻想在另一个世界中充分享受自由，似乎是一种远离社会和时代的表现，然而，这种追求自由的动力本身就是当时社会提供给他的，他越是想超出那个社会反而越是证明了那个社会的浪漫气质。

历史一方面赐予李白这种双重追求，另一方面又堵死了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实现这两种追求的可能性。追求精神自由与建立丰功伟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东西，李白执着于这两种历史的要求，想成就一番政治上的大业，又不想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想失去个人精神上的自由，这不仅使他在外在世界碰得头破血流，也使他的内在心灵总是处于不同力量的矛盾冲突之中。

两股历史潮流在李白身上一齐汇聚碰撞，必然在他的心灵深处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时而把他涌向欢乐的绝顶，时而把他带到痛苦的深渊。正是由于执着于这种时代的双重品格，使他的欢乐没有流于轻浮，又使他的痛苦没有走向绝望。如果只知道自己的精神自由，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没有“拯物情”和“济苍生”的情怀，那他就将一味地飘逸潇洒，缺乏民胞物与的社会热情和愤世嫉俗的刚毅勇气；如果满头脑只有功名观念，没有对精神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他就会失去浪漫的幻想和天马行空的豪情，失去李白之为李白的豪放气魄。正是这两股时代潮流在他身上同时汇聚，他才得以同时体验人生的大喜与大悲，使他能真正进入存在的深度。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两股时代的潮流在他身上同时汇聚，不断地在他心灵深处掀起情感的狂澜，他才得以把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处于封建鼎盛时期那种昂扬向上的活力推向峰巅，使他成为盛唐气象当之无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