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激扬与民族的活力 一

李白的一生有两大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在政治上建立一鸣惊人的伟绩,在精神上获得彻底的自由。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青莲少好学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诗而九。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羡者,鲁仲连、侯嬴、郦食其、张良、韩信、东方朔等。总欲有所建立,垂名于世,然后拂衣还山,学仙以求长生。如《赠裴仲堪》云: ‘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遐。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其视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

门阀制度在唐代已逐渐走向衰亡,唐诗中很难听到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抗议与喟叹。有唐统治者为了自己基业的磐固,不断地打压抑制六朝的高门大族,唐太宗指斥士族“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不知世人何为贵之”!他因此提出选官应“或以德行,或以勋劳,或以文学”,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庶族子弟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开元二十一年六月,玄宗诏令“自今选人有才业操行,委吏部临时擢用”,史称当时“入仕之途甚多,不可胜纪”。起宰相于寒门,拔将军于卒伍,一大批门第不高的士人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演出了一曲又一曲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有志之士眼前展现的是一条看似无限风光的坦途,功名意气让大家都热血沸腾,他们积极要求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在大漠边塞建立奇勋。这种英雄主义的时代气氛增强了人们对自己才能的自信,也培养了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连书生气十足的王维也高喊:“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旋律。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称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这样非凡的个人才智自然要追求高远的人生目标:“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从政就得扭转乾坤,当吕尚、范蠡、鲁仲连、张良、诸葛亮、谢安这一流人物,他觉得自己对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对巢父、许由甚至陶渊明的人生态度都大不以为然:“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九日登高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这种自命不凡的谈吐与追求往往遭到时人的嘲笑:“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上李邕》)可他毫不在乎人们这些冷嘲热讽,对自己的志向始终执着坚定,相信自己会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的时候,即使被“赐金放还”也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即使五六十岁的高龄还深信自己能“为君谈笑静胡沙”。

这种高度的自信、宏伟的抱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他那个伟大时代对李白的“馈赠”,只是李白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强烈罢了。不过,“没有哪个社会和文化是一元的,也没有哪个社会和文化是完全整合的,任何社会和文化总是代表某种冲突观点和冲突利益的复合体”。受社会制约的时代精神和风俗习尚,也同样不会只是一种声音,不会只有一种倾向,而常常是不同音响的合奏。一方面,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在唐代逐渐衰微,许多门第不高的才志之士得以走上政治舞台,使许多士子重新认识到自己潜在的无限能力,树立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激励了他们积极的从政热情。另一方面,盛唐相对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精神解放,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的憧憬。人们创造现实世界的能力,要求突破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寻求更宽广更自由的精神空间,而束缚精神和个性的某些传统清规一旦被抛弃,某些精神的锁链一旦被斩断,精神解放和个性自由的欲望就漫无节制地高涨,盼望推开一切精神上和思想上的阻碍,蔑视权贵,笑傲王侯,把一切外在的礼法与戒律踏在脚下。李白就是这种追求个性自由、蔑视王法与王侯的时代典型,这是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对自己为人的“夫子自道”:“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这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对他形象的“素描”:“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在山水中逍遥自适,于酣饮中浩然自放,是他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他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说,“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潇洒人间还远远满足不了他精神的需要,他还想“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中称他“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嗜酒、慕仙、携妓、漫游等这些貌似放纵荒唐的行为,只有放在那个特定的追求精神自由、打破传统限制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这不是过去李白论者所谓“避世”说所能解释的,李白嗜酒、慕仙、携妓绝非要远离尘世,它是要冲破王法的限制和清规的束缚,以冲撞社会的方式宣告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人,以鲁莽灭裂的方式来表现对精神自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