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世说新语·汰侈》

在西晋上流社会，私人宴会十分常见，让“美人行酒”也很常见，但如此奢侈冷酷则比较罕见。

石崇是晋朝开国元勋石苞的幼子，这小子力气大胆子更大，有才气更有野心。石苞临终前把财物分给几个儿子，独不分财给小儿子石崇，石崇母亲为此埋怨丈夫，石苞说别看他在兄弟中年龄最小，将来兄弟们中要数他的钱财最多。果不其然，石崇后来不仅在兄弟们中最富，而且还成了晋朝的首富。西晋的时候没有现在的国有企业，也还不懂什么叫“中外合资”，更没有证券期货市场，土地又没有收归国有，所以后门、垄断、卖地、批条和内线交易，那时候统统都无处可使，西晋官僚和官二代聚敛的手法只有两种——贪和抢。那时候无官不贪，贪污是相对安全的敛财途径，大多数官员通常都选用这种方法致富，而抢虽然发财快可风险也高。石崇是足智多谋的冒险之徒，他的敛财手法是双管齐下——既贪又抢，所以他比同僚们的财富成倍翻番。史书上说在荆州刺史任上的时候，他经常抢劫来往的商旅，估计在其他任上他同样做这种“兼职”。当然，干这种“兼职”的不只石崇一人，仅从《世说新语》记载看，魏晋之际戴渊曾以抢劫为职业，祖逖也曾以抢劫为副业。祖逖抢劫事记在《世说新语·任诞》中，在当时士大夫眼中，像祖逖这样的名士抢劫，只是“放诞”而非“犯罪”，祖逖本人以抢劫自夸，他人也不以抢劫为耻。当然，戴渊后来改过自新，祖逖仅只偶一为之，都没有像石崇那样“持之以恒”，所以也都没有像石崇那样暴富。

石崇与王戎相似又相反，相似之处是他们都喜欢走极端，相反之处是他们正好处在奢侈与吝啬的两端。《世说新语·俭啬》九则小品王戎独占四则，《世说新语·汰侈》十二则小品石崇独占七则。假如王戎的小气让你摇头，石崇的奢华定要叫你咋舌。石崇追求暴富，而且喜欢炫富。王戎连自己也害怕自己吃好了，石崇却要使世人都知道他吃得多么好。王戎的乐趣是回家后与夫人一起数钱，石崇的乐子是与人豪饮斗富，因此，石崇家里从来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这篇小品就是写他家宴上的饮酒与劝酒——

石崇每次请客都要大摆宴会，每次宴会都要叫美人劝酒，客人要是没有将杯中酒饮尽，就表明美人劝酒未尽责任，马上命令家中侍者把她们牵出杀头，不少美人因此而丧命。一次，丞相王导与大将军王敦一起去拜访石崇，丞相向来不善饮酒，但他担心美人因自己丧命，就勉强自己把杯中酒喝干，一杯接一杯喝到大醉。每次轮到大将军饮酒时，他却故意坚持滴酒不沾以观察事态发展，接连斩了三个劝酒美人，王敦仍然面不改色，照样还是坚持不饮。丞相王导见此责备王敦，王敦却无所谓地说道：“石崇杀他自家人，干你何事？”

过去人们一直将《世说新语》视为小品集，鲁迅把它作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从文体形式上看，它的确更近于小品文，从其着墨于写人来看，也可以说它是一本微型小说集。明人胡应麟认为作者通过语言，将“晋人面目气韵”刻画得“恍忽生动”。鲁迅先生更称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此文真正出场的主角是王导和王敦，石崇家宴及美人劝酒，只是他们二人活动对话的原因与背景，石崇本人则通过“背面敷粉”的方法间接描写。像石崇这样大官兼大款的豪门，宴席有美人劝酒并不稀奇，就像吃饭有佐料一样，而以客人“饮酒不尽”便“交斩美人”的方法，来强行要挟客人喝酒则极不寻常。这远远不是生活的奢华，而是他为人的暴烈凶残。比石崇更凶残的当数王敦，石崇以杀美人要挟客人饮酒固然残酷，可这种残酷的劝酒法，只对有恻隐怜悯之心的人才管用，如王导就宁可把自己灌醉，也不忍心看着美人丧命，可对像王敦这样豺狼本性的人则有反作用——刺激了他嗜杀的动物本能。明明知道自己不饮酒的结果，他偏偏“固不饮以观其变”，看石崇到底能不能狠心杀掉美人。如果说第一次“固不饮”，是出于好奇想一看究竟，那么当主人连“斩三人”以后，他还是“尚不肯饮”，而且脸上居然“颜色如故”，那就比野兽还要冷酷残忍。他看着别人杀掉美人，就像观看屠宰场杀动物一样，引不起他半点悲伤同情。当听到王导责备后，他还振振有词地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在这些权贵世胄眼中，平民都是奴才和动物，只配供他们役使、作乐、杀戮，杀死美人与杀鸡杀猴别无二致。

作者重点写王敦的残忍，处处以王导的仁厚来作反衬：因害怕劝酒美人丧命，王导“素不能饮”却饮至“沉醉”；想看看主人杀自家美人，王敦善饮却“固不饮”。人们常用“见死不救”来形容冷漠自私，王敦借刀杀人则比亲自杀人还要狠毒。

对于此事的真假人们各执一词。首先刘孝标注引《王丞相德音记》说，王导和王敦在王恺家听乐，吹笛人一时忘记了曲调，王恺便命内侍当场把乐伎打杀，当场一座改容，只王敦神色不变。这是王恺杀吹笛乐伎，而不是石崇杀劝酒美人。《晋书·王敦传》将杀吹笛乐伎和劝酒美人都归之王恺。石崇在荆州刺史任上杀人越货是家常便饭，他与王恺斗富时曾斩杀向对手通风报信的都督和车夫，石崇和王恺同样奢侈残暴，他们两人做出这种事情都不让人意外。王敦在凶残上比石、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挑逗并“观赏”杀人的主角都是王敦更情在理中。刘辰翁和李慈铭都认为，石崇和王恺虽然暴虐，但无论如何也不至于杀人以劝酒。但这可能是后世的书生之见，我觉得他们三人亲手杀人、诱使杀人和“观赏”杀人，即使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符合他们各自为人的真实——杀奴婢这种事情，他们都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