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郗于事机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于道上闻信至，急取笺，视竟，寸寸毁裂，便回还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得笺大喜，即诏转公督五郡、会稽太守。

——《世说新语·捷悟》

诗人常常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连诗歌都能写好还有什么不能干好？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安史大乱时夸口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隐然以当世谢安自居，好像自己在谈笑之间就可以把天下搞定。连印象中比较老成持重的杜甫也一张口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千多年以后还能想象出他那目空一切的气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毫不客气地说，李杜都是政治上的糊涂虫。幸喜李杜都没有治国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不是伟大的诗人而是历史的罪人。诗人中政治糊涂虫当然不只李杜，一直被称为才高八斗的曹植也要算一个。明明知道兄长和侄子一直提防和忌恨自己，可他在文帝、明帝面前不懂韬晦之略，还在《求自试表》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吹嘘自己的才华和壮志，要求皇帝“出不世之诏”，让自己“统偏师之任”。这不是找死吗？他好像至死都不明白，在他兄长曹丕眼中，自己立功的雄心就是篡位的野心。

政坛上深谙权谋的老手，没有一个人会像李杜那样“说大话”，他们都明白谁先伸头谁便先死的道理，所以无一不擅长韬光晦迹——明明狗胆包天偏要装成胆小如鼠，明明雄心勃勃偏要装成胸无大志，明明目光深远偏要装成鼠目寸光，明明老谋深算偏要装得傻气天真。《三国演义》“曹操煮酒论英雄”这一回中，写刘备栖身曹营时“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做梦也想黄袍加身的刘备，哪有兴趣当一个菜农浇花种菜？

上面这则小品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政坛上的韬晦之术。

郗鉴、郗愔、郗超祖孙三代一直处在东晋权力的中心，三人在朝廷同参权要，但他们为人却大不相同：郗鉴儒雅，郗愔方正，郗超机敏。这里来看看郗愔和郗超父子的处事方式。

文中的“北府”是东晋的一个军事建制，此时治所从广陵移到了京口，也就是今天江苏镇江市。郗愔曾掌控藩镇北府，北府地势扼京城咽喉，史称京口“人多劲悍”。有英迈之气和不臣之心的桓温，常常赞叹“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对北府早已垂涎三尺，郗愔居重地握重兵使他如芒在背。忠厚的郗愔对权术机谋一向都很迟钝，既不能窥探桓温的险恶用心，也不能洞察自身的危险处境，竟然糊里糊涂地给桓温写信说：“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由于中原已被胡人占领，西晋帝王陵墓都在洛阳。郗愔对晋朝忠心耿耿，他希望与桓温共同辅佐朝廷，秣马厉兵收复中原故土。信中对桓温的真心表白，可能招致郗愔的杀身之祸：一、“共奖王室”摆明了当今之世能与桓温抗衡的只有郗愔；二、郗愔是晋室的铁杆忠臣，自然就是桓温篡位巨大障碍；三、郗愔虽已届暮年仍雄心不老，这会使桓温如鱼刺在喉。

郗愔给桓温写信那会儿，正好长子郗超外出，在路上听说有信使到了，急忙从信使手中取出信笺，读完立马把信撕成碎片，回家后代父重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又老又病，无力胜任眼下这一军事重任，想乞求一个闲散的位置打发余年。文中的“宣武”即桓温，温死后谥宣武候。桓温见信后非常高兴，对郗愔的戒备和忌惮全都消除，立即下令升任郗公都督五郡军事，并兼任会稽郡太守。

要不是儿子郗超调包换信，在当时诡谲多变的形势中，身居要津的郗愔转眼就将身陷绝境。郗超年轻时就卓荦不群，他做桓温参军时桓温便发现郗超深不可测。郗超知道什么时候必须收敛锋芒——韬晦以打消他人戒心，什么时候应该露出峥嵘——展示力量以震慑对手。桓温对郗超“倾意礼待”，郗超对桓温也鼎力相助，桓温“王霸大业”背后的高参就是郗超。温超二人在才调上惺惺相惜，在追求上又臭味相投，难怪他马上把糊涂父亲那封糊涂信“寸寸毁裂”，因为他最明白这封信会招来多大的风险。

郗超不仅办事精明干练，识人眼光敏锐，待人又慷慨大度，而且清谈时义理精微，与人辩论更是议论风发，一代名相谢安也畏他三分。郗超生前让人服让人怕也招人爱。他入桓温幕后暗助温密谋篡逆，可惜把才能用错了地方。郗超死后他父亲才看到儿子与桓温谋反的密信，正在丧子之痛中的郗愔厉声骂道：“逆子真该早死！”

看来，任何一个政客在风急浪高的政治舞台上，“没有”才能不行，“只有”才能更不行；不用机谋可能自己遭殃，只用机谋国家可能遭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