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道既厉操东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谢太傅曰：“卿兄弟志业，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弟不改其乐。”

——《世说新语·栖逸》

相传，“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中最有名的箴言。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世上哪种事情最难办？”他应声回答说：“认识你自己。”在这点上倒真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我们老祖宗老子也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且他还把“自知”看成是比“知人”更高的智慧——“知人”不易，“自知”更难。那位偏激而又深刻的尼采，好像对人类的自知十分绝望，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我们对自己必定永远是陌生的，我们不理解自己，我们想必是混淆了自己，我们的永恒定理是‘每个人都最不了解自己’——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不是认知者。”

历史上和现实中，“自己不认识自己”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我身边有一些老兄由于怕老婆，连一天正儿八经的“家长”都没有当过，但他们屡屡信心满满地说“我要是这个省的省长……”“我要是教育部部长……”言下之意他要是某省省长或某部部长，某省某部肯定比现在好多了。这些老兄为什么对当省长、部长那么自信，而在自己老婆大人面前为什么又那么自卑？对此我一直困惑不解。这让我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安史大乱爆发后他在庐山旅游，不久接受居心叵测的永王李璘征诏，一入永王幕府便吹起了牛皮：“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诗的后两句是说：只要起用我这个当世谢安，我李白在谈笑之间就能把天下搞定！话音刚落，永王和李白就被朝廷搞定了：永王被杀，李白坐牢。虽然李白自许“怀经济之才”，但国家要是真的交给了他管理，结果肯定不像他的诗歌那么美妙。李白一直误将写诗的天才当成治国的干才，弄得他自己老是喟叹“怀才不遇”，至今从李白那些伟大的诗篇中，你还能感受到他老人家一脸愤慨，满腹牢骚。

这则小品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也许是一副清凉剂。

我们得从头说起。

文中的戴安道就是大名鼎鼎的戴逵，他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也是杰出的雕塑家，还是著名的音乐家，又是了不起的作家。当然，你在他名字后面还可以加上很多“家”，他大概是那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天才之一。戴逵和顾恺之的绘画，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是“魏晋风度”在艺术上的完美体现。南朝谢赫《古画品录》说，戴安道为东晋画坛领袖和雕塑家典范：“戴逵：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荀卫已后，实为领袖。”戴逵在南京瓦官寺作的五躯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狮子国的玉像，并称为“瓦官寺三绝”。他还是远近闻名的鼓琴妙手，长子戴勃和次子戴颙子承父业，在传统基础上“各造新声，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他们创新声之多为早期琴家所罕见，兄弟二人都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音乐家。

戴逵在社会上的声望越来越高，晋孝武帝时朝廷征他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每次他都辞以父疾不就，次数多了郡县长官开始逼迫他应诏，无奈之下他逃到吴郡内史王珣武丘的别馆。晋朝散骑常侍为皇帝近臣，入则规谏过失，出则骑马散从，虽权力不大但地位很高。戴逵居然对和皇帝一起骑马溜达毫无兴趣，像躲瘟神一样逃避征诏。当时显贵谢玄忧心戴逵“远遁不反”，考虑他已年过六旬，在外面有“风霜之患”，这才向皇帝上疏说：“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请求皇帝收回诏命，孝武帝才没有逼他出来做官。

他不仅不愿出来做官，甚至不愿意与王公周旋。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曾派人召他到太宰府去演奏，戴逵本来讨厌司马晞为人，觉得自己受到侮辱，立即当面把琴摔得粉碎，并大声说道：“我戴逵不是王门伶人！”他鄙视那些附庸风雅而又放荡奢侈的权贵，觉得为他们弹琴是奇耻大辱。这种情况如果放在今天，许多“艺术家”肯定要乐成疯癫症，至少很多人把这看成“莫大的荣幸”。

魏晋士人以处为高，以出为劣，至少在口头上都把隐逸看得非常高尚。不过，戴逵隐逸不仕并不是追逐虚名，而是他认识自我以后理性的人生选择。他说人应该“拟之然后动，议之然后言”，遇事要先“辩其趣舍之极，求其用心之本”。也就是说一个人先要了解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尽自己的本分。戴逵知道自己爱干什么，想要什么，能干什么。

干自己爱干的事情就会幸福，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就有激情，干自己能干的事情就能成功。

“认识自我”只是前提，“实现自我”才是目的。当然，能“认识自我”的人，不一定能“实现自我”。到底是“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古人和今人各有各的角度，自然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各有各的道理。就“认识自我”而言，谁都会承认“知难”，和“实现自我”相比，大家又都会肯定“行难”。知道自己爱做学问也能做学问，生逢“诗书虽满腹，不值一文钱”的世道，读书人不一定愿做学问，在强权通吃的社会里，不通世故的书呆子也可能钻营买官。

戴逵兄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认识自我”上有过人的识力，在“实现自我”上又有超人的定力。他们一旦认准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一旦确立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就能矢志不移地朝那个方向努力，就像曹丕所说的那样，“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不因穷困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不因显贵而改变自己的志向，而我们常人恰恰相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个人欲望是自己定力的死敌，欲望驱使我们随波逐流——大家爱钱就跟着大家去捞钱，大家爱官就随着大家钻营官，最后在蝇营狗苟中失去了自我，在庸庸碌碌中消磨了自己一生。

戴逵坚持隐居东山以激励气节操守，他的兄长戴逯则志在“建式遏之功”。“式遏”一词来于《诗经·大雅》，这里指出仕做官以建功立业。《晋书》称戴逯“骁果多权略”。骁勇果断的人往往鲁莽，有权谋计略的人往往多疑，勇敢果断又足智多谋确属难得的治国人才，正是“骁果多权略”的雄才，激起了他“建式遏之功”的雄心。戴逯后来成为淝水之战中的功臣，如愿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兄弟二人的出处进退有天壤之别，谢安对此也十分纳闷，有一次特地问戴逯说：“你们兄弟的志向为什么如此不同？”戴逯一五一十告诉上司：“下官不能忍受隐居的愁苦，家弟不想改变隐居的乐趣。”“不堪其忧”“不改其乐”借用《论语》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暗以颜回来比喻戴逵，迂回曲折地称赞弟弟能像颜回那样安贫乐道。

这则小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仕与隐原无高下雅俗之分，应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做出选择。出仕就要承担社会责任，归隐就应保护社会良知。因此，隐逸必须耐住寂寞，出仕用不着羞羞答答，二者都能成就美好的人生——出来当官固然可以惊天动地，潜心专业同样可以千古垂名，戴逯和戴逵便是人生选择的最佳例证。

到底考公务员还是考研究生？今天正在为此犯愁的青年朋友，这则小品是最好的“心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