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认为礼法无非是“假廉以成贪”，不过要“诈伪以要名”。礼法之士从过去的群体楷模，逐渐变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阮籍在《咏怀》诗中挖苦礼法之士的丑态说：“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他一看到礼法之士的惺惺作态就反胃。

野心家借礼法以遂其奸，伪君子借礼法以邀其名，贪婪者借礼法以成其贪。因而，只有野心家、贪婪者和伪君子才装模作样地遵守礼法，阮籍和“阮籍们”则羞与他们为伍，于是喊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

礼本是人们行为的一套规范，用来束缚人们粗野的举动，抑制人们狂暴的动物本能，使人远离动物性而越来越文明。可当礼日渐程式化以后，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守礼就得机械地走完规定的流程，这时候，礼已不再是情感的表露而是情感的桎梏。《仪礼·士丧礼》对丧吊礼的规定要多烦琐就有多烦琐，如守丧者男主人穿什么服，女主人穿什么服；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止哭”；什么时候“哭踊”，什么时候“哭，不踊”；什么时候“丈夫踊”，什么时候“妇人踊”；什么情况下可以“代哭”，什么情况不允许“代哭”……

耐着性子看完《士丧礼》后，我寻死的念头都有了，宁可自己立马死掉让别人给我行丧礼，也不愿意自己活着去给别人哭丧！

长辈逝世后要是按《仪礼》那套做下来，那就不是在哭丧而是在表演，尤其是请人“代哭”更为可笑，活活将悲痛变成了滑稽。不知是孔夫子老人家对这些礼节看不顺眼，还是他也被这些繁文缛节弄烦了，《礼记·檀弓上》子路转述孔子的话说：“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孔夫子在《论语》也说过类似的话：“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与其礼节周全而没有悲哀情感，还不如有悲哀情感而礼节不周全。看来，孔夫子不像后世礼法之士那么讨厌。

丧母后，阮籍外表虽放纵任性不拘礼法，内心却因哀伤太过而昏厥良久。有一次阮籍与晋文王司马昭等一起进餐，那时还正是为母居丧期间，而他饮酒吃肉百无禁忌。司隶校尉何曾也正好在座，何曾是当时有名的礼法之士，平时他就看不惯阮籍等人的放达，阮籍自然也觉得他“姿态愁我肠”。看到阮籍居丧期间还是这般吃相，便当面向晋文王进言说：“明公正以孝道治理天下，而阮籍重丧之时还胆敢公然在您席上饮酒吃肉，应该把他这种人流放海外，以整饬端正天下的风俗教化。”没想到司马昭对他的谗言大不为然：“阮嗣宗因居丧过于哀痛，现在已消瘦体弱得不成样子，你不能同我一起为他担忧，竟然还说出这等话来！况且居丧期间如患有重病，饮酒吃肉本来也符合丧礼。”阮籍不停地饮酒吃肉，神色镇定自若，好像没有听到他们两人对话一样。

司马昭说的倒是实话，别看阮籍居丧时期照样饮酒吃肉，母亲逝世的确哀彻心骨。《世说新语·任诞》载：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籍安葬母亲那天，特地蒸了一只乳猪，又一口气喝了二斗酒，然后再去与母亲诀别，只惨叫一声“穷矣”！就这么一声惨叫，随即便口吐鲜血，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于母亲逝世，有些人只以泪洗面，而阮籍则其哀彻骨；前者“哀不足而礼有余”，阮籍是“礼不足而哀有余”。若是孔子复生也会首肯阮籍脱略形迹的至孝。

不过，司马昭为阮籍缓颊的真正原因倒不是阮籍至孝，而是因为阮籍虽不遵礼法，但他并不反对司马。尽管是半推半就，阮籍毕竟是为他写过劝进表的人，留着他至少无害，杀了他必定有碍。要是因居丧饮酒吃肉而流放他，司马昭会失去不少士人的支持，若因此而体谅并关心他，反而能显出他司马昭的“仁慈宽厚”。阮籍多的是真情，司马昭有的是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