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世说新语·伤逝》

人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丧子之痛，即人们所说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于天下父母来说，假如老天同意让人替代，他们宁可丧己也不愿丧子。

魏晋间的大名士王戎有两个儿子，长子王绥（字万子），次子王兴。王绥被誉为“有大成之风”，具备能成大器的才能气质，一直深得王戎的喜爱。王兴为庶出，不知什么原因为王戎“所不齿”。可惜命运捉弄人，王绥“有美誉而太肥”，十九岁就撒手人寰。王戎对王绥最为看重，王绥之死对王戎的打击自然最为沉重，“悲不自胜”是说悲哀得不能自制。山涛之子山简去探望他，见王戎痛苦得近于精神崩溃，便找个理由安慰他说：“小孩是怀抱中的东西，何至于悲伤到这般地步！”山简这番苍白无力的劝告哪能安慰王戎？他难以接受山简的这种“洒脱”：“圣人道合自然，超越了人间情怀，最下等人又不懂人间情怀，人际深情全在我辈身上体现出来。”最后本想劝说王戎的山简，反而被王戎的话说服了，转而和王戎一起恸哭起来。

王戎为人有卓识也有深情，在魏晋名士中堪称情理兼胜。《世说新语》和《晋书》中有很多有关他卓识的记载，也有不少他对亲朋一往情深的故事。卓识表现在他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事件发展的料事如神，所以能避开一个又一个政治险境，成为西晋政坛上的不倒翁；还表现在他有识人之明，任何人的优劣与心机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当然还表现在他处世的“谲诈多端”，他的同辈都觉得王戎深不可测。深情表现在王戎对亲人、朋友的真情真性上，丧子他“悲不自胜”，丧母他“鸡骨支床”，朋友之丧同样让他悲痛欲绝。我对王戎老兄唯一的坏印象是他过于吝啬。当然，人吝啬到了他那个水平，有点可笑也有点可爱。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是王戎的理性认知，也是他的人生体验，而“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则涉及当时的玄学背景，事关当时清谈家争论的热门话题。何晏持“圣人无情”之说，《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圣人无情就是从圣人法天中推衍出来的，此处的“天”就是“自然”。圣人与天合其德，与道同其体，所以动静与天地同流，而没有主观的喜怒哀乐好恶取舍，这就在逻辑上推出了圣人无情。另外，玄学家们关于“有无”之争，最后也走向了“圣人体无”的结论，圣人既然以无为体以有为用，他们个人只有无情无绪无取无舍，对人才能没有偏心，处事才能行无为之政。从逻辑上说，不管是行无为之政，还是对人没有偏心，都要求圣人达到“无情”的境界。另一玄学大家王弼不同意何晏的观点，何劭《王弼传》引王弼的话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王弼所谓圣人高于常人的地方在“神明茂”——智慧超群，同于常人的地方在“哀乐以应物”——五情同。作为魏晋之际的清谈高手，王戎无疑熟悉当时争论的要点，他认为“圣人忘情”显然他是站在何晏一边。王戎觉得圣人超越情，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所以他父母死亡他“哀毁骨立”，儿子早夭他“悲不自胜”，友人离去他感怆伤怀。

古代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悼子诗，如孟郊的《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洒之北原上，不待秋风至。”黄庭坚悼友人小孩的《忆邢惇夫》：“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比起这些诗歌来，王戎悼子的名言不仅具有人伦的至情，也富于玄学哲理的深度，另外，还有点士人的优越感，更有点对底层人的偏见。

最后，这则小品中的故事又见《晋书·王衍传》，王衍是王戎的从弟，更是西晋“祖述老庄”的清谈领袖。《世说新语》虽为王戎，但小品后刘孝标特地注明：“一说是王夷甫丧子，山简往吊之。”那么故事中的主人公到底是王戎还是王衍呢？窃以为主人公是王衍更近情理：一是王戎儿子王绥死时已是十九岁的小伙子，不能再说是“抱中物”，再者，王戎与山简父亲山涛同为竹林七贤中人，他们是同辈至交，山简不可能用小品文中那种语气和王叔叔说话；二是《晋书》中说王衍是丧幼子，所以山简才说“孩抱中物”，山简与王衍年龄更接近，说话的口吻才会那样随便。很有可能由于王戎至情至性，让《世说新语》的作者张冠李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