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中充满了痛苦，连曼陀罗都无法呼吸。它们成排地在藤蔓上萎缩，不知不觉地在瓦莱里安的视野内凋零。他坐在花房里，淡忘了一切，只对一九五○年他第一次听儿子的歌声那件事记忆犹新。

这些年来，他认为她嗜酒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睡眠要戴眼罩，做事笨手笨脚，假期的美容浴，不爱交往，昏睡不醒的早晨，夜晚的哭泣，暴躁易怒，匆匆敷衍的甜蜜母爱。他认为她酗酒——私下里喝很多，这就是她当他的面只喝葡萄酒和雪利酒的原因。不嗜酒的人才会喝真的酒；而私底下的酒鬼则会在各种场合喝夏布利白葡萄酒——或许这只是他的看法。但他巴不得这是真的。知道她从未酩酊大醉，从未“精神不正常”，从未不省人事，从未宿醉不起，从未因经久未饮而狂躁让他伤心欲绝。他能够接受醉酒，事实上早已接受，因为他相信那是真的。比起得知一个漂亮（还非常和善）而清醒的年轻母亲酷爱看她自己的婴儿流血，其他什么问题都得算好的了。爱之过甚。有一次把自己锁在卫生间，手中握着一把削皮刀，以免自己向那种爱屈服。不过这也没什么。没有把孩子从房间这头扔到那头，或者抛出窗外。没用开水烫，没挥拳打。只是在孩子的细皮嫩肉上拿小针美妙地扎扎而已。“美妙”，这就是她用的字眼。“我知道那样做不对，知道那是坏事。但这件事有点美妙。”她是这么告诉他的，就在那天大家都离开之后在餐桌边亲口大声说的。他听后两膝发抖，不得不重新坐了下去。黑人们全都走出了餐室，像灌木和树木一样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了，只剩下他们俩还留在枝形吊灯的光亮之中。她站在他身旁，面颊在挨了昂丁那记耳光后已恢复了苍白，头发蓬乱却很美丽。她站在那里平静地述说这一切，他同意她的观点，觉得那可能是也应该是真的——是美妙的，如果他能抄起鹅的尸体旁边的浅盘里的切肉刀在她那张令人倾慕的可爱面孔上划上一道，那一刹那也会很美妙。美妙。确凿而美妙的。但他集中不了注意力。他的双膝在发抖，手指在桌布上战栗。他不愿看见他的手打战，但他也不愿看她的面孔。他想过——如何或者是否应该不再看她而只看自己的手。他下不了决心，也移不开他凝视的目光。但在她说这番话时，他是想过的。“那很好玩，我要看看针扎下去的痕迹，听听他的哭叫，但不知怎么，我不相信他会那么疼。”她管那叫“痕迹”。她看到了痕迹。没有想到他会“那么疼”。就像实验室里的一名助手切掉一只被麻醉的可爱的小白鼠的脾。

突然之间，他完全清楚了该做什么：到他那儿去。到迈克尔那儿去。找到他，触摸他，摩挲他，把他搂在怀中。现在就去。他想站起身，但他那双麻木的腿没有一点力气。

“我不能再听下去了，”他说，“不能。”

她便住了口，怀着全然的理解和彻底的耐心看着他。他还是站不起来。她对此也很理解，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走出了房间。“以后吧，”她的脚步声似乎在说，“当你更坚强一点的时候，我会对你说的。跟你分享。让这件事成为我们共有的。”

瓦莱里安没有动。我永远都不会有那么坚强，他想。永远都不会坚强到可以去听那件事。我要么现在就死，要么就去找他。等我从这张餐桌旁走开，就要二者取其一，没有中间选择。我绝不能再听下去了。

当西德尼身穿睡袍、睡裤和拖鞋返回餐室时，已经是凌晨两点。瓦莱里安坐在枝形吊灯的灯光下，腿和手指终于不再颤抖。

“您该到楼上去睡觉了，斯特利特先生。”

瓦莱里安微微摇了下头。他要是上了楼，恐怕就再也不会下来了，而要是站起身，他只有去死或者去找迈克尔。

“去休息一下，到早晨再去想事情。”西德尼说。

瓦莱里安点了点头。

餐桌还保持着西德尼搀扶着抽泣的昂丁走出去时的模样。在他帮助昂丁脱下衣服躺倒在床、按摩着她的脚直到她入睡的这段时间里，没人动过桌上的任何东西。但他根本睡不着。大海在他和妻子周围展开。他们在海中漂流，如果从这座岛上搬走，就再也没有可以上岸的地方。他们没有住宅，没有自己的地方。一些证书有点价值，但没有积蓄。只有一个妻子被他妻子打过的人在遗嘱中允诺会为他们留下后路。西德尼着手清理餐桌，把东西堆放在侧桌上。心里悬着的事实在放不下，他就直截了当地问了。

“斯特利特先生。”

瓦莱里安抬起昏暗的眼睛，但没有说话。

“您打算让我们走吗？”

瓦莱里安盯着西德尼，想先对好焦点，然后再去理解对方的问题。

“什么？”

“我和昂丁。您打算让我们走吗？”

瓦莱里安把前额放到手上。“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而西德尼一时间只能满意地听着那从远处模模糊糊给出的回答，瓦莱里安则托着头，重新陷入西德尼尝试穿透的那蜡般的恐惧。第二天清晨六点，他依旧待在那里。他的眼睛终于闭上了，他的头脑慢下来，偶尔才怦然一响。他醒来是因为生理要求。不是死，也不是乘上飞机去找他儿子，而是要上厕所。于是他从桌边走开，靠着那双无力的新腿爬上楼梯。一旦满足了那种生理需求，可以想象，就会去满足别的：洗洗脸，刷刷牙，用双手向后梳梳头发。他脱下鞋，拿着鞋坐到了床上。洗衣房水池下的漂亮男孩因为不会说也不会哭只能唱的那幅画面——他不知道任何能描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的词汇，只好唱着“啦，啦，啦，啦，啦，啦”，那幅画面整夜萦绕在瓦莱里安脑海里，即使在一阵阵的浅眠中也没有离去，直到早晨还停留在他没脱袜子的双脚之间。

瓦莱里安想到，我得为此哭泣。我得为此流泪。但不是泪水，上帝求求您，但愿是血。我得为他的伤口流下血泪。但我需要许多条生命，一条又一条、一条又一条的生命，一条生命对应一处伤口，一条生命对应一次淌血，一处灼伤。我需要流尽终生的血泪来对应每一处创伤。之后还要更多。一条又一条生命对应那，那，那，那处。伤口。深深的、永恒的小男孩的伤口。不知何时留下，永远不知什么原因，永远无法启齿，更不用说靠头脑来想通的伤：他在这世上全心依靠的一个人——他甚至不可能选择不爱的一个人——怎么会对他下这样的狠手。作为一个幼小的男孩，他最终可以相信的只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被这样对待，否则这种事不会发生在他身上。这世上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世界被想象、凭空捏造或者偶然形成，更不用说，说，说，说被创造出来。而他是对的。这世上不会容许发生这样的事的世界存在。因此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世界。而应该是别的什么。我在其中生活过，我也要离开它奔赴死亡，但它不是世界。也不是生活。是别的什么。

这总算让他舒服了一些，因为他知道，不管这种事是什么，反正它不是生活。他达到了一种茫然、空白、毫无感情的境界，他希望它能支撑他直到他流出血泪。直到他的心苏醒，为着唯一的目的一路压送着血液：在他生活的千年中一刻不停地从眼中溅出血泪。

那天早上玛格丽特醒得非常早，夜里她做了该做的梦：那是说不出口的。她马上起了床。当众受辱之后痛快的解脱，颈手枷似的实在的安全感，她的身体都还保留着。如同被竭力追捕后终于就擒并被扼住喉咙，她看上去反倒平静了，露出了那种新闻照片上会给人留下傲慢自负或至少是不知悔改的印象的表情。那种平静来自发现一切终于结束的轻松。各个部件均已复原，终于可以叹着气说：“感谢上帝，我终于没有逃脱处罚。”她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不过，这不是需要她解决的问题。那是将来的事，而她的当务之急是揭露过去的事。眼下她得洗头发，使劲洗，在头发上堆起山一样的肥皂泡，再一遍遍冲洗。然后她就坐到太阳底下，对她所知的一切护发要领全然不予理睬，就这样把头发晾干。

十字树林成了一栋布满阴影的住宅。成双成对的人要么囚禁彼此，要么分道扬镳，他们心灵的低语与雏菊树的梦分庭抗礼。吉丁和儿子一起走了，在密谋些什么。西德尼和昂丁走在碎玻璃上，忧心忡忡，愤怒而又阴郁。一会儿互相埋怨，过后又彼此抚慰。瓦莱里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花房始终无人照看，邮件也没人读。沉寂压迫着大丽花和仙客来，因为再也没有音乐来滋养它们。西德尼把几份午餐端到桌上，但餐室里不见人来。吉丁和儿子在冰箱里搜寻过——一对共犯。玛格丽特只在早餐时来喝了咖啡。西德尼把盛有心不在焉地准备好的三明治的托盘送到瓦莱里安的房间，结果又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

玛格丽特把事情零零碎碎地告诉了她丈夫。她一点点地、挤海绵似的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他们俩走上楼梯时空气中飘着这样的句子：“没你想的那么频繁，而且在每一次之间，我们俩还是享受了很久的快乐时光。”但他已经踏进了他的房门。又有一次，她说：“不要设法说服你自己我不爱他。他对我来说比生命还重要。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她不得不重复这句话，因为他的背影飞快地消失了。他那双昏暗的眼睛根本不朝她这里看。她告诉他的都是只言片语，碎得让他可以一口吞下，因为她所有的词汇不足以描述她所知所记的事情。因此她没办法也没理由来描述那些日落后街上无人走动的漫长而寂静的日子。当然，有些杂志可以期盼，但无论《生活》还是《时代周刊》都无法填满一个上午。这种事就是从这样的一天开始的。她只做了一次，一次偶然的错误，然后就有了第二次，后来就成了她期盼的，抗拒的，屈服的，计划的，害怕的，忘记的事，因为事后她就发现了原因。她被婴儿的种种需求惹恼了。有些时候，她没法不限制这种需求的存在；制止他对她最好的和持续的自我所做的要么含蓄要么直白的要求。她无法描述她对他无休止地寻求安全的胃口的厌恶——一个婴儿的自以为是简直是罪孽：他睡觉时要有人在身边，他醒来时要有人在身边，他饿了要吃东西就该有人在他眼前变出食物。所以她把那些中听的部分告诉了他：她无法控制自己——这是真话，因为当她对那种无止境的傲慢、那种愚蠢的信任感到恼火时，她就忍不住要把针扎下去。

终于有一天，玛格丽特走进他的房间，在身后锁上了门。

“我刚刚和迈克尔通了话。”她说。

瓦莱里安无法相信。她能给他打电话？和他通话？叫他的名字？她是不是以为这和往常一样是公事公办？

“他说他发过两封电报，告诉我们他回不来了。两封。但是接线员没有打电话报过一封。我要他给B.J.布里奇斯打电话。我们在新年的时候显然不需要什么客人了。”

瓦莱里安一语不发。她正准备继续说下去，随便聊些事情，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血还没有从他的眼中滴下，所以这仍然不是生活。他之所以能够挺过来，是因为他现在过的不是生活，而是别的东西。

“你怎么敢给他打电话？”他嘶哑着声音问道，“你怎么敢？”

“他没受伤，瓦莱里安。他没受伤。”

瓦莱里安没有说话，只是瞪着她。此时此刻的她甚至更可爱了。她的头发没有被发胶固定，没有被装饰艺术风格所折磨，满头秀发随着她的头形自然下垂。她也没有化妆。纤细迷人的眉毛不经修饰，薄薄的上嘴唇比起她刻意涂成的丰满之态更可人。

“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什么受了伤什么没受伤？你不知道其中，其中，其中，其中的区别。”他闭上了嘴，他说不出来，“你怎么知道受伤和愈合的区别？”

“我知道。我见过他。我去看过他。相信我，他好好的。比大多数时候都好。”

有一阵子他们俩都没说话，后来玛格丽特才开口：“你想问我为什么。别问了。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告诉你，我顶多能控制自己不去做，而不能让自己不做。事情当真发生时，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起初我以为是因为他哭或者不睡觉。可是后来，有时候我是为了让他哭或者把他弄醒。”

“我听不下去了，玛格丽特。”

“你能。我已经做了，一直记得。所以你也能听。”

在他眼里她很强悍。他却在衰弱，被哀伤磨损得心力交瘁，而她还很强悍，比他强。她谈起那件事来仿佛它只是一个病例，一次手术，她挨了那一刀后就挽回了生命，现在正在对他描述那次经历。

“你让人作呕。你是，是、是、是恶魔。你做那种事，因为你是恶魔。”

“我做那种事是因为我能做，瓦莱里安，而我不能做了之后就不做了，也不想做了。”

“不能？”

“对，不能。他长得太大了，他能还手了，他能……告诉别人了。”

“你走开。”

“他挺好的，我告诉你。他没事。”

“请你走开。”

她明白了，彻底明白了，她没再说一句话，就开了锁，出去了。

还有一次，她在早餐桌边等着他，说：“你生气是因为他没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瓦莱里安还没有想过这一点。这些年来，小男孩躲在水池下的画面和只有“啦，啦，啦，啦，啦”的歌声始终伴随着他的生活，但现在他才意识到那是他的愤怒的一部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大概感觉太羞耻了。”

“噢，天啊。”

“我想他现在还是觉得羞耻。”

瓦莱里安的双手再次颤抖起来。“他为什么爱你？”他越过他那双颤抖的手问她，“他为什么爱你？”

“因为我爱他。”

瓦莱里安摇着头，又问了她第三次：“他为什么爱你？”

“他知道我爱他，”她说，“我只是忍不住那样做。”

瓦莱里安大喊起来，声嘶力竭：“他为什么爱你？”

玛格丽特闭上了她那双男孩般的蓝眼睛：“我不知道。”

这时泪水涌了出来。不是一下子涌出来的。不像他预想和渴望的那样是一股血流；而更像是黄昏的闪光，是眼睛里的一点变得越来越亮的水银。而这仅仅是开始，他清楚还会有更多的随之而来。现在，这一明亮的烧灼已经让他满足了。

玛格丽特睁开眼睛，注视着他的眼睛。“揍我吧，”她轻声说，“揍我吧，瓦莱里安。”

他一想到揍她，想到要与她肌肤接触，颤抖的手就抖得更厉害了。他的全身都在退缩。“不，”他说，“不。”

“求你了，求你了。”

“不。”

“你非揍不可。求你了，你非揍不可。”

现在他看得见她脸上的那些线条了，那些被化妆术高明地遮掩了的线条。这一条、那一条的线，发际线和其他的相比明显不同。她看着更真实了。不像一块瓦莱里安牌糖果，而像是公共汽车上的一个人，已经成形，有着血肉之躯和丰满的生命，而那条生命不是你的，你也无法接近。

“明天，”他说，“也许明天吧。”

每天她都要求他，每天他都回答：“明天，也许明天吧。”但他从来没动手，而她也很难想出某种能缓解彼此痛苦的方式。

新年的第一天，玛格丽特推开厨房的门。昂丁像往常一样待在里面，玛格丽特揪过的发辫如今安静地盘在她的头顶。玛格丽特在做了那个该做的梦后，在穿过一道道门站到橡木桌边时，觉得周身干净，毫无重负。昂丁在打盹，头靠在一把椅子的背上，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听到了门扇合页的吱呀声，当即醒来，警觉地站起身。

“别，别。坐下，昂丁。”

昂丁把脚伸进软拖鞋，依旧站着。“我能给你弄些什么吗？”她问这话是出于习惯，也出于一种让这个女人满足便可以把她赶离厨房的需要。

“不，不，谢谢你。”玛格丽特坐了下来，似乎没有受昂丁在听到谢绝后所保持的痛苦的沉默的干扰。她的目光经过那黑女人的侧面，落到百叶窗上一处能看到天空的地方。

“我知道你知道，”她说，“我一直知道你是知道的。”

昂丁坐了下来，没有回答。

“你爱我儿子，对吧？”比起询问这话更像是肯定。

“我爱一切需要爱的小东西。”昂丁说。

“我觉得我该感谢你，因为你什么也没说，可我不得不告诉你，你说了反倒要好些。和目睹你所作所为的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是很可怕的。不过我觉得我能理解。你想让我恨你？所以这些年来你始终什么都没说。你想让我恨你。”

“没有，我没那么想过。你……你在我心里算不上什么。”

“噢，那倒是，而你恨着我就觉得痛快，是吗？我可能是个卑鄙的白人太太，你可能是个好心肠的有色女人。这么一来是不是能让你好过些？”

昂丁没有回答。

“不管怎么样，我来这儿是要对你说一声对不起的。”

昂丁叹息一声：“我也对不起你。”

“我们本来可以成朋友的，昂丁。就像最初那样，那时我常到你的厨房来，吃你做的东西，我们还笑个不停。是吧，昂丁？我们是不是总笑？我说得没错吧？”

“你说得对。”

“可你想恨我，所以你就闭口不说。”

“没有人可以告诉。这是女人的事。我不能告诉你丈夫，也不能告诉我丈夫。”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的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对我喊，制止我，做些这种事呢？你明明知道，却一个字也不说。”

“我猜，我当时以为你会让我们走。如果我告诉西德尼，他就会告诉斯特利特先生，然后我们就会丢了工作——一份好工作。现在我也不清楚当时是怎么想的，说实话。但我一旦开始把它存在心里—它也就成了我的秘密。有时候我想，要是你们都让我走，周围也就没人可以帮你们消气了。我可不想把他留在这儿，孤零零的一个人。”

“你该制止我。”

“你该自己制止自己。”

“我是制止了。我之后确实制止了，但你本来能立刻制止我的，昂丁。”

昂丁用她双手的掌根捂住眼皮。她移开手掌时，眼睛是红的。她喘了一口粗气，看起来很苍老。“那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吗？制止你？”

“不。那不是你的工作，昂丁。但我希望那是你的职责。我希望你因为喜欢我，能帮助我。我当时只有十九岁。你那时三十几？三十五？”

昂丁歪了下头，从侧面看着她的东家。她慢慢地扬了下眉毛，然后眯起了眼。好像她是第一次看见玛格丽特。她在惊讶中前前后后地晃着头。“不，”她说，“我没有三十五岁。我二十三。一个女孩。就跟你一样。”

玛格丽特把前额抵在一只手掌中。她那一头落日色的头发的根部是棕色的。她那样托着头待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得原谅我做了这种事，昂丁。你一定得原谅我。”

“你原谅自己就行了。别要求更多了。”

“你知道吗，昂丁？你知道吗？我想做一个棒透了、棒透了的老太太。”玛格丽特从她极少用到的声带某处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昂丁？咱们来做棒透了的老太太吧。你和我。”

“呃。”昂丁说，不过她露出了一点笑容。

“我们俩现在都没有孩子了，昂丁。而且都牢牢地陷在这儿了。我们应该做朋友。还不算晚。”

昂丁看着窗外，没有吱声。

“是不是太晚了，昂丁？”

“差一点，”她说，“差一点就来不及了。”

在人生的某一点上，世界之美已经足够。你不需要把那种极致的美拍下来，画下来，甚至不需要记住。它已经足够了。没必要保存其记录，你也不需要与他人分享或对他人诉说。当这种事发生时——这种放弃——你放弃是因为你能。世界总会在那里——当你睡觉时，它会在那里；当你醒来时，它还会在那里。所以你能够睡觉，而且有个醒来的理由。一株枯萎的绣球花和开花时一样精巧而可爱。黯淡的天空和阳光同样诱人，没有开花结果的金橘树并非不完美，它们本就如此。所以可以打开花房的窗户，让外界的天气进入。门闩可以不插，细布门帘可以摘掉，因为兵蚁也很美，何况不管做什么，它们总是世界的一部分。

瓦莱里安开始回到他的花房。不像先前去得那么早，现在他要等到早餐的雨之后。他依旧对玛格丽特说：“明天，也许明天吧。”但那里的一切他都没动手改变。没有栽种，没有剪枝，也没有移植。听凭那些花木生长或死去。曾经的骑士岛上的一切又开始占据这里。

他在他的花房中反省着自己的无知，为此深感内疚，因为他和一个一见之下便让他俯首称臣的女人共同生活，却对她毫无了解；他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了，说话了，但对他同样毫不了解。这其中有些糟糕透顶的东西，无知的罪孽中有些东西令人反感，让他无法动弹。他原先不了解，是因为他压根就没试图去了解。他只满足于他所了解的。去探求更多的事情不光麻烦，而且可怕。如同一个无底的水桶。如果你知道如何行走，无底其实无关紧要。玛格丽特清楚无底是什么样的——她注视过，跳进去过，又挣扎而出——显然比他强悍。她做了多么可怕的事啊。而对此一无所知更可怕。他能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他不知情，邮差和他擦肩而过。或许这才是他始终未收到一直期待的消息的原因：他的无知使他不配得知消息。国王们出于本能总会杀掉信使，他们是对的。一个真正的信使，一个称职的送信人，会被他所传递的信息腐蚀。如果他品格高尚，就该接受那种腐蚀。瓦莱里安没收到过任何消息，但在等候这么久之后，在等候接收、了解和传达其内容之后，他在不知不觉中编造出了那个消息。编造出了他所等待的信息。他根据这条想象出来的消息，使自己全心关注世界的结构及其居民。但他当年选择不去弄清他儿子从水池下传递出的真实信息到底是什么。而他所能说的一切便是，他不知情。因此，他因不知情而罪孽深重。还有什么能比一个自愿不知情的人更令人厌恶呢？没有了。一个无知的人在上帝面前就是一桩罪孽。没有人味，因此也就不足道。没有谁可以不汲取他那一类人的罪孽、不吸进他的无辜的臭气而存活于世，哪怕那会使成排的曼陀罗凋零，让它们从藤蔓上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