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黑人姑娘们在哭泣，她们的男人们则毫不左顾右盼。倒不是因为他们心不在焉，或是只关注面前的目标，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一直哭泣着的姑娘们被她们紧绷的牛仔裤劈成两半，在她们高高的高跟鞋顶端厉声尖叫，和她们紧绷的发辫及别头发的荧光发卡较劲。噢，她们的嘴唇用梅红色的唇膏涂得厚厚的，她们的眉毛被一道快活的线勾得细细的，但任什么也无法让她们停止哭泣，任什么也无法说服她们的男人看向两边。男人们用比基尼内裤紧兜着下身，敞开的衬衫露出胸口。但是他们踮着脚走过大街，眼睛直视前方，而儿子找不到任何孩子。他在哪儿都找不到黑人孩子。矮个子和十二岁以下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没有童稚的脆弱，也不会想笑就笑。他们像仓皇逃窜的野牛似的冲进公共汽车，唯恐背后的学校会抓住他们，再一次吃了他们。直到搭上地铁A线，他才发现他们是怎样对待他们的童年的。他们把它裹在一块黑布里，偷偷带进地铁，在列车上随手乱扔。列车如耀眼的珠宝一般，从隧道中冲到站台上，闪烁着可被辨认的童年的人工制品：幻想、魔法、自我、能量、脾性和涂鸦。他们把一切都带到了地下。“和平女神”、“待在高处”和“三码男孩”。“毛孩子”、“P-考米特”和“凸眼”。他坐在第五十九街车站内的一条长凳上，看着童年一闪而过。现在，他只需要知道老人都在哪儿。纽约的特蕾丝们和吉迪昂们都在哪儿？他们不在地铁里，也不在大街上。也许他们都在狗窝里。这大概就是男人们那样走路的原因了——目不斜视，踮脚走路。老人都在狗窝里，孩童都在地下。可是为什么所有的黑人姑娘都在汽车里、在红苹果线上、在交通灯下、在化学银行柜台背后哭泣呢？那引起哭泣的伤心如此不加掩饰，你会以为她们在爱利斯度利音乐厅的门厅里被判饿死。在米凯尔斯俱乐部里饿死，在纽约市立大学的校园里饿死。在大型企业的前台饿死。这使他很沮丧，所有的哭泣都是默不作声的，掩藏在梅红色的唇膏和快活的细眉背后。谁对你做的这事？谁对你做出了这事？他思忖着，一边沿着哥伦比亚大道向前走，先向右看，再向左看。街道上塞满了漂亮的男子，他们发现既做黑人又做男人的状况实在太难维持，便抛弃了它。他们把自己的睾丸剪下来贴在胸口；他们把阿尔玛·埃斯特梦寐以求的沉重假发戴在头上，把羽毛般轻软的睫毛粘到眼皮上。他们向左右两边摇摆着突出的臀部，对那些哭泣的姑娘和踮着脚走路的男人笑容可掬。在他看来，似乎只有出没于希尔顿饭店的妓女才是安详的，感觉不到痛苦。他在第一天试着看了看电视，但白脸的黑人扮演黑脸的黑人让他极不舒服。他们甚至通过彩色电视的奇妙而改变了肤色。他们全身都涂上了一层灰色的锈样光泽，而且个个兴高采烈。由衷的高兴。即使不看他们那种锈样的没有色彩的面孔，通过电波传出的笑声也足以让他感受到这一点了。与他记忆中的笑声不同——缺乏讽刺、挑战或真诚的开心。现在，他所听到的全是满意的尖笑。这使他战栗。他到底离开多久了？如果这些就是这么多年来他萦绕于心的黑人，他自己究竟又是谁呢？他入住希尔顿的那天晚上遇到的麻烦，就是他从这些新的人身上感到如此疏远的代表。希基·弗里曼牌西装让他轻易进了门，何况在他走近前台时，手中还攥着吉丁的四百美元。前台服务生准要给他一点难堪，因为他不用信用卡也不用支票付款。现金。住两晚。现金。儿子挑了一列排队等候，因为那个接待员核桃饼似的面孔看来很友善；现在他意识到那男孩有多看重身份标志。儿子对自己感到吃惊。他很少对人做出错误判断。他想，一定是和吉丁的感情纠葛让他抛掉了敏锐的感觉，让他的判断力失了准头，所以他俯身凑近那服务生，低声说：“兄弟，你今晚就想回家吗？这他妈的可不是你的宾馆。”不过现在他觉得，比起面对一个他曾经那么熟悉如今却已然面目全非的民族，他判断力的失误也就算不上什么了。

他打开房门时，心情十分沉重，紫色地毯瞬间夺去了他的呼吸。他想要她和他一起待在那房间里，让他恢复他失去的平衡，作为压舱物和抗衡力来抵消纽约市给他的那块哀伤的石头的重量。吉丁会让紫色地毯变亮，让牙白的墙壁变柔。她会阅读客房服务菜单，仿佛那是写给他们的私人信件，然后挑房间的一个角落做爱。在那顿圣诞晚餐之后的整整两天里，他们不是搂搂抱抱就是挨肩拉手，那座乱作一团的住宅始终没有注意到他们。但他们都很清楚，他必须尽快离开，于是他带上吉丁的机票和吉迪昂的护照，先她一步出发了。她一弄到机票并且弄清昂丁和西德尼的处境——是去还是留——便会即刻赶来。

他坐进一把塑料沙滩椅，把一双手臂靠在窗台上，向下俯瞰着第五十三街。这一夜的等候是多么难熬啊，担心飞机遇难，由于失去联络而焦急。就算他能从晚上六点半一直睡到早上六点半，一上午又该怎么过呢？九点以前不吃早点；磨磨蹭蹭地刮脸和洗浴，挨到中午，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就会像只仙鹤似的滑进肯尼迪机场。她说的是取行李处还是大厅？还是在酒店里等？一想到可能在这座城市里失去她，他突然口干舌燥起来。他待的酒店对吗？是纽约希尔顿还是斯塔特勒希尔顿呢？她只说了希尔顿。要想打电话弄清情况就一定会让西德尼知道。可能是他本人接电话，也许是昂丁，而如果他们俩知道了吉丁会来和他会合，可能会竭力阻止她。他可以给吉迪昂打电话。他尽量回忆那个山边的小屋，但他能记起的只有粉红色的墙壁和摆在架子上的一台录音机。吉迪昂没有电话，只能通过半山坡上那家出售朗姆酒和肉饼、出租理发推子的店铺传话。

这是个蠢主意。吉迪昂又能告诉他什么？他痛恨美国人，还真为特蕾丝准备了各种药水和符咒，如果真的有魔法存在，他们便能用它来摧毁美国人。他心甘情愿地把他的护照借给这个人，就因为这个人在对待美国人这点上和他同仇敌忾。他不明白，儿子何以想回到那个糟糕的国度去，但他同意黑人外貌相像，二十岁的年龄差距在一个黑人使用了五年之久的护照上不会被注意到。特蕾丝给了儿子一个又小又脏的幸运口袋，作为送给远行者的礼物，但他把它扔了——那玩意儿看着像印度大麻，他不想引起海关注意。他拿了吉丁给他的东西就离开了。如今是他们别离的第二天，他只能等待，不停地乱想着灾难临头，由于他的感情如此年轻，而这一沉重而成熟的爱使他觉得如同新生，这感觉前所未有，被展开的危机四伏的现状所包围。既然无所事事，他就只有信任她的城市生活常识，去做该做的事，待在该待的地方。到明天这个时候，他就能向后梳理她的头发，用他的拇指捋她的眉毛了。到明天这个时候，她在微笑中露出的一侧牙齿就可以让他心猿意马，忘了听她在说什么，笑什么。他爱看她没瞧他时的眼睛，聆听她四四拍的鞋跟的嗒嗒声。儿子坐在那儿，像个小学生似的前后晃着膝盖。不去想现在该想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该做些什么？他们该去哪儿生活？他该怎么赚钱照顾她以及将来的孩子？想到她会怀他的孩子，他心怦怦直跳，露出了笑容。看着她。他会像先前那样，像动物似的生活在那住宅周围，在后半夜待在她床边，把他的梦印进她的梦中，他会在她睡觉时盯着她的腹部。现在，那些梦境让他不好意思。那是由于孤独而变得残酷的青少年对一个他认为他绝不会再见到的世界的喃喃呼唤。

前途是有的。这是一大早就抓紧时间跑掉的一个原因。不能过那种有一搭无一搭、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了。需要为肚皮考虑。想好了再行动。他该给儿子起什么名字呢？儿子的儿子吗？

他本该在离开那儿之前就做好打算。也许他该拿上些东西：现金、珠宝和一个陌生人而非朋友的护照。可是他却拿了衣服、一只行李箱、巴利牌鞋子以及他那瓶帕科牌香水。他把那一切都看成营救。第一步先让她的头脑脱离那种盲目的敬畏。然后再让她的身体逃离那座庄园。他先走，她在两天后再跟来。除非……他想起他坐在桌边，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看着她给他斟酒，听着她站在他的角度说话，为了让他满意而安慰着昂丁和西德尼。就像他们在壁柜中找到他的第一个晚上她的表现一样。当时他不愿看她——拒绝与那双貂般的眼睛对视，因为那目光比瓦莱里安的带有更多憎恶。因为她那种婊子式的装腔作势的语调，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像个狗娘养的放贷员的口吻。看门人、借钱的婊子、家中的母老虎、福利办事外的保镖、财团的荡妇、被流莺拿来设套的柏油娃娃，她竟然管一个年龄足以做她父亲的老黑人叫“杂工”，她对他本人也不屑一顾，想知道他的名字也只是为了存进她那换过弦的大脑里，一旦警察来填写报告就能想起——五英尺十一英寸，也许六英尺，黑得像炭，喘气和吃饭的样子就像一头犀牛。但在她的效率和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蛮横无礼之下却有着风铃的声音。九棱的晶体，在光线中折射出彩虹。只要和风轻拂，碎玻璃片就会叮当作响。但遇到恶劣的天气，把碎片缀在一起的线绳就会断。因此，他的职责就是为她保持气候温和，在遇到打雷、干旱或是严冬等各种肃杀天气时用双手加以控制；他要用自己的嘴唇吹出徐徐和风，让她在其中叮当作响。她睡觉时他所爱怜的、她拉着他的手上楼时他所看到的那种小鸟般的怯弱，正是他要挺身保护的。他要始终警觉着，如果必要就用他的嘴喂她，为她构筑一个钢铁的世界，让她在里面繁荣滋长，因为爱就在那里。他终生都在寻找她，甚至当他以为在别的港口、别的地方找到她的时候，他却退缩了。他像口哨一般清新地站在她的卧室里，腰上围着一条浴巾，刚刚对她说完他能想到的最过分的话。他盯着与一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的一棵心红色的树，不敢冒险去爱，因为承受不了失去她的痛苦。如果他爱恋着又失去了这个女人，她睡眠中的面容是他所能安全看到的极限，而她醒来的面孔则会把他抛入混乱之中，他就必然会失去这个世界。于是他就让她厌恶他。侮辱和冒犯她。给她足够的理由帮他把他的爱牢牢捆住，并向上帝祈祷锁还够结实。而它像线一般地断了。

他站起身，搜寻第一次和后来在圣诞节再次震撼了他的愤怒。但在这片哭泣的姑娘和踮脚的男人的岛屿上，他却找不到那愤怒了。即使唤回对那个有硬币头像般的侧影、肌肤枯瘦、老眼昏花的人的记忆，也不会清晰到足以产生愤怒。他需要九重葛血块般的头部、鳄梨树单纯的绿色的愤怒、香蕉树肿胀和僵硬得如同患了痛风的国王的手指的果实。在这里，预应力混凝土和钢筋蕴藏着愤怒，它折叠起自己，成为一种对事物的渴求而非复仇。他依旧认为那不仅是爱情，也是一场营救。他脱下衣服，在浴缸里放满水，笑着想到大西洋铅灰色的波涛在文明的手掌中已经变成了什么。把大海恼人的背叛变成一股完全听话的活泼水流，真是创造性的胜利。为什么不呢？自然不再是野蛮或充满威胁的；野生的生命需要人类的保护才能生存。

他在浴缸里的水中伸展开四肢，闭着眼睛，想到他应该还记得的这座城市。肉铺窗子上波浪般的7字图案在哪里？叫汉德的洗衣房呢？他们把阿波罗怎么样了？圣·尼古拉大道上的遮阳篷、“米肖小馆”在哪里？百老汇大道中段诸岛上的那些人都是谁？那些树在哪里？那儿原先是有树的。从水泥中长出来的树。但没人会砍倒纽约的一棵树，因此他猜想准是他错了。大概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什么别的城市。

吉丁坐在出租车里，被堆在前面座位上的行李遮住了视线。与那个在希尔顿酒店浴缸中心急火燎的男人不同，她只想咯咯地笑。纽约让她觉得想笑，她真高兴又回到了那个有裂缝的牙齿和狐臭的酒鬼的怀抱。纽约给她的关节上了油，她走起来就如同被上了油。在这里，她的腿显得更长了，她的颈项当真连接着她的身躯和头部。经过两个月与无刺蜜蜂、蝴蝶和鳄梨树为伍的生活，第五十三街上漂亮而细长的树使她精神焕发。这些树都齐人高，修剪整齐，建筑物也不像那岛上的群山那样咄咄逼人，因为这里到处是人，他们的关节也和她的一样上了油。她怀着一种孤儿的喜悦想着，这里是家；不是巴黎，不是巴尔的摩，不是费城。这里才是她的家。比起十年前迷住它的黑人，这座城市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更有趣的东西上去，但如果说什么城市是属于黑人姑娘的，那就是纽约。不，不，不是在那儿决定城市规划，或者确定什么是或不算是信息。而是在那儿，那儿，那儿和那儿。出纳员窗口背后折断的鞭子，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办事处的趾高气扬，唱片公司、医院和公共学校中的发号施令。她们拒绝家庭金融贷款，驳回失业检查和驾照申请，开具停车罚单和传票。以及实施灌肠、输血和“拜托女士不要让我发疯”。她们把会议室安排得井井有条，出席午餐会，为派对活跃气氛，重新定义时尚，扭转局势，暴露问题，揭露掩饰，让整个电话公司的敌意如火山爆发，付钱不让人们跟接线员说话。她们的宣言极其简单：“说废话。不索取。”吉丁记得并热爱这一切。这也是她的城市，她的地盘，当年她曾在这里度过与一个欧姆热恋的夏天。乘着地铁寻找他的名字，先是当作一个护身符，然后是朋友，最后成了纽约城市隧道中的情人。而如今她要获取这座城市，把它送给儿子。他们要把这座城市变成他们自己的。她要带他看，向他揭示这座城市，和他一起生活在其中。他们要在凌晨四点离开麦克斯的“堪萨斯城”，要沿第三大道从第五十几街一直开车到索霍区；他们要一起和房东斗争，在格林威治村喝咖啡，在第一百三十五街吃豆馅饼，在八十一街吃西班牙海鲜饭；他们要在情趣用品商店里大笑，在第四十二街图书馆的台阶上喝酸奶；听RVR和BLS，在“阿祖玛”买咖啡杯，在中央火车站买巧克力曲奇，在“萨格兹”喝玛格丽塔，在公园大道市场买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特产。她要去拜访多恩、贝蒂和爱莎，把他显摆一番：她精美的画框，她的雄鹿，她的男人。

吉丁来到希尔顿酒店时已经按捺不住了，门童帮她提行李的时候她几乎都站不稳了，登记时她从服务台得知他的房间号码，连电话也没给他打——就乘电梯上了楼，敲响了门。他刚一打开门，她就跳到他身上，用两腿缠住他的腰，把他一下子扑倒在紫色地毯上。

但他坚持要回埃罗。尽管中央公园和门廊满地积雪。他们搬进多恩的公寓，可以在这里住上四个月，同时她到加州去拍摄她的第七个试播节目，这次肯定能成功。在那座公寓中漫长的严冬里，他总算让她减了速，像一株郁金香般生长。纽约的日子是阴沉的，她把他赶得像陀螺般团团转，直到他一头撞进了床头板。他见了她的女性朋友——那都是些用肩膀交谈的人，他发现她们比她少了点什么；他见了她的男性朋友——面带成功的喜悦，几乎可算得上富有，而且发现他们比他也少了点什么。大家在他们看来都那么滑稽可笑、那么伤痕累累或者郁郁寡欢，这让他对他们的彼此爱慕十分满意。他本以为他会对接触的每一个男人跺脚、刨地和狠狠地以角相抵，但他没有。她对他的爱使他惊讶；她眼里只有他，别的男人越界时，她自己就会生出防备的角。她惊喜地发现，在骑士岛时他那突然展现的令人难忘的美，在这座城市中简直像火山爆发了。即使女侍者和过路人的目光还没有告诉她这一点，她的朋友们在他面前的改变做到了。多恩完全变成了安妮·鲁尼，无助而慷慨地在意起自己的形象。贝蒂“迷上”双性恋已有半年，儿子站在房里时，她忙不迭要回到柜里在吉丁向儿子讲贝蒂的兴趣范围时，她简直气得要跟吉丁干一架。

他仍然坚持要回埃罗。甚至在她两周内走了四次秀、拍了一张宣传照、挣了两千五百美元、他们俩互相送了对方漂亮东西之后。甚至在他在一次时装秀的吧台上调了三个下午的酒之后：他打碎了五分之一加仑的杜松子酒，看在吉丁的面子上才雇了他的老伦纳德摇着头不敢相信。儿子拿了六瓶剩下的香槟，值一百五十美元，全都给了吉丁。他们俩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着。吉丁对着他耳朵大笑，说他是个拙劣的镰状细胞性贫血的混账。

他们也很清醒。在她对他讲了她母亲的事和她在葬礼上戴的那顶糟透了的帽子之后，他让她平静下来，哭个痛快。对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来讲，那顶帽子太大，样式太老。她对他倾心相诉，他对她也是一样。蠢事，秘密，罪孽和壮举。他们对彼此将这些和盘托出。尽可能地倾诉。他对她讲了她想听的关于战争的事。他无法对她或任何人从头至尾地讲这些，于是就把她想听的讲给她：不，他从来没“用他的双手”杀过人；是的，他受了伤，他还让她看锅炉爆炸在他皮肤上造成的一处烫伤来证明；是的，他害怕过，尽管事实上他没害怕，或者说没有真的被吓坏。其实，他笑过，笑着走遍了越南，因为在十八岁时，笑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武器。在战争刚打响时也是，但是当卡车陷入泥里，手榴弹马上就要爆炸或是根本没炸，笑声总在那里，几乎一直都在；可是有一天连笑声也用光了，就像他那把该死的M-14冲锋枪一样不可靠。应该喷出笑声或泪水的喉咙却一片寂静，堵住了，破裂了，当他拒绝重新入伍时，就被既不光彩也不幽默地除了名。他回到埃罗，娶了齐安涅，打了架后一走了之，然后发现和他睡觉的老婆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子睡了觉。他当时也是一声不吭，开着车穿过房子，床起了火。他把两个人拖了出来——十几岁的小子和齐安涅——但是她没撑下来。他在医院里看到她被裹起来却没看到她的眼睛时，还是默不作声。直到听到那老旧金山人在油气田被炸死的消息。一无是处的老旧金山人曾经付钱让他洗鱼。那件事终止了他的沉默。他在两州交界的汽车站见到来给他送钱的父亲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告诉他快走，告诉他要写信，还告诉了他旧金山人的死讯。在长途汽车站后面的小厕所里，儿子为了亚洲所有的爆炸而哭得像个婴儿。

吉丁吻着他的双手，他问她起初为什么离开美国。她说，她一向认为她有三种选择：嫁给一个瘾君子或医生，当模特儿或在杰克逊高中教艺术。在欧洲，她觉得可能会有第四种。他们相互诉说着一切。可他坚持要回埃罗。她边听边点头，心想和他去哪儿都成。她的快乐是圆满的。在经历了所有那些性爱高手，所有那些前戏专家和杂技演员，那些行动先于语言的男人，他的原生态和笨拙，他的粗鲁和不自觉的欢乐，就像天蓝色的水。再让我看看在天空中独自闪烁是什么样的。他做了，又做了好几次。他把她整个人当成一只耳朵，对着她的各部分低声讲述着故事：冰帽子和会唱歌的鱼，狐狸和鹳，猴子和狮子，蜘蛛赶集，与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充满冒险和奇想的性爱，以致她后来提起《小红帽》时没有一次不打战。

他们有时候会想起骑士岛。他会说“奥列巴伦”，她就会笑得尖叫。她给昂丁和西德尼寄了两张明信片做烟雾弹。收到的是一封简短、难过，还带点责备的回信，她不想让这封信坏了她的胃口。她的假请得十分困难。最后她靠的是米歇林医生打发来当新杂工的一个斜眼的黑白混血儿。斯特利特夫妇似乎没注意或不在乎她的离去。只有昂丁和西德尼感到伤心。她答应，只要他们想，她立刻就派人去接他们，但她告诉他们，她得来参加这次演出，她把两位迷茫而闷闷不乐的老人撇在厨房的桌旁，他们只好硬下心肠看她离去。她说，她的纽约之行很关键，因为她要安排妥当，他们三个才能住在一起。她不能让他们知道谁在希尔顿酒店等着她。儿子和吉丁在多恩的公寓里商讨他们的处境。昂丁和西德尼似乎对他们能否工作下去没有把握，但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让他们离开的实际举动。儿子对昂丁的困境不太同情，因为她的做法过于保守——把白人女主人的秘密“当成她自己的”来守护，而把白人女主人的婴儿“当成她自己的”来爱。他对西德尼的同情就更少了，因为三十年来他居然没有砸裂瓦莱里安的脑壳。西德尼和昂丁的谈话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他们主人的乖戾和嗜好。

“你还喜欢那个老头，是吧？”儿子问她。

“谁？瓦莱里安？”

“对。”

“我告诉过你，他供我完成了学业。”

“没有回报？”

“没有。一点没有。从来没有任何非礼的举动，什么都没有。”

“玛格丽特呢？”他问道，“她怎么对待你的？”

“还好。她的距离感更强，但对我挺不错的。算是够好的了。”

“她对你的亲人可不怎么样。”他说。

“实际上，她对他们不坏，”吉丁回答说，“他们俩对他们都不坏。至少根据我能看见的部分是这样。所以我那天才那样息事宁人。我没法相信。他们打在一起的样子就像小学生。”

“打昏了头。”他说，想到那次劝架。

“确实。”吉丁用两根指头在他胸毛中做出跳舞的样子，“我们会有钱的，会把他们接来，快快活活地过下半辈子。”话虽如此，但不是在此时此刻，因为还有许多亲热要进行。他们住在这个公寓里的时间只剩两个月了，可他们需要更多。吉丁习惯性地刮了全身的汗毛，像个四年级的女童子军，最后他总算对她讲明，他想要她留一些体毛。但是生长需要时间。很多时间。足够她给他好好画一张像了。但既然她摸得着他，又何必画呢？还有做一顿地道的海鲜饭的时间，她编完盆栽的装饰套的时间，他修好洗碗机的时间。他们一定处于热恋之中——他们从没开过一次电视。他们忘记买烟和酒，甚至都没在公园中跑过步。

整座城市里都没有他能做的成人的长期工作，所以他偶尔会做些十几岁孩子的活计，再打点成人的零工。他和职业介绍所里的人们谈起工作。黑人们叫他去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人人都在码头上工作。或者加尔维斯顿，或者圣地亚哥或者新奥尔良或者萨万纳。纽约——完全没有机会。小偷小摸能来点钱——也就这些了。一些做不正经营生的人会给他些粗活儿，望风的活儿，有时也会让他送赃款。但这一切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一天下午，他正在帮一个小贩在百老汇和第一○一街的路口卸箱子，忽然听到街上交通一片混乱。一个剃了头、鼻子上戴小环的年轻女人正在骂一个站在路中间的男人，儿子从那人莫名其妙和无辜的表情判断他来自非洲或西印度群岛。他站在那儿默默不语地看着她，他的两三个朋友靠着汽车，眼睛虽然看着别处，但显然是在等着收场。那姑娘穿着牛仔裤和紧身T恤，脚上踩着一双坡跟鞋。她有士兵般的嗓音，满嘴脏话让人难忘。小汽车冲他们猛按喇叭，并入旁边的车道；行人们瞥上一眼，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只有儿子和二楼窗子里的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这可太难堪了。那姑娘紧绷而刻薄的面孔就像一棵西兰花，她的食指向人行道上射出子弹。但在她那双眯起来的愤怒的眼睛里还有许多别的眼睛——有受了伤害的，有勇气十足的，有不过是孤独而空洞的，而她那颗剃过的脑袋让儿子想起他妹妹。他听着那些充满羞耻和气恼的辱骂，直到那男人觉得背对她也无所谓了（他那伙后援仍然靠在车子上）并转身走开。这一切都没有让她的鼻环黯然失色，也没有让她闭嘴。她一路沿街走去，一路用咒骂来鞭笞他，说不定会追赶着他，没完没了。这时，因为她眼睛中的眼睛而感到痛苦的儿子走过去，大张开双臂拦在她面前。她带着亘古的痛恨望着他。

“过来。”他说。

她没有动，于是他就用双臂搂住她，挡住二楼人们的目光，围住她的怒火。那姑娘拼命挣扎，但他不松开她。“你会冻死的，”他说，“我来给你买一杯酒。”这时她把前额靠在他胸前哭了起来。

“跟我来，”他说，“这附近有个地方。”他用一只手臂搂着她的肩膀，领着她来到一家中国餐馆，给她要了一杯杜松子酒。她喝了酒，对他讲起那个男人，可是儿子摇了摇头。“别，”他说，“别再想那件事了，你有地方待吗？”

她说：“今天晚上还没有。”于是他撂下了卸箱子的活儿，带她回了家。

他们三个人，诺莫、吉丁和儿子，一起去了一家熟食店，商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们用儿子最后的十块钱买了薯条、根汁汽水和三根“发薪日”棒棒糖。他们在雪中吃光了全部食物。他们很冷，还是一路磕磕绊绊、咯咯笑着回到了公寓。儿子和吉丁像小狗似的睡觉的时候，诺莫带着找零跑掉了。

可他还坚持要去埃罗。她同意了，但在他们做出计划之前，她在第六大道中间一块突出的金属板上绊了一跤。回到家中，她的大脚趾已经肿得有李子大了，非常疼。儿子用砂纸板做了一个夹板，从一只情人节糖盒上取下一根缎带。整整一夜，他每隔半小时就起来一次，用泻盐溶剂给她洗脚趾。早晨，肿消了，他趁她睡觉时赶去上班。她醒来后单腿蹦到了卫生间，看到他在马桶圈下画了一幅快活的春宫图。喝咖啡的休息时间，他打来了电话。

“你的脚趾怎么样了？”

“孤单。”

“我也是。”

“回家来吃午饭吧。”

“我只有半小时吃午饭，宝贝儿。”

“没关系，回来吧。”

“我没法按时赶回去。会扣半天工资。”

“我会让你觉得值的。”

他回来了，而且没再去报到上班，直到她走路不再吃力。这段日子里，他们在浴缸里吃中国菜。她用标准“白人姑娘”的口气和姿态给他朗读《真实心声》上的故事，他笑得胸口直疼。她给他读塞沙勒，他闭上了眼睛。她读《圣经》中涉及性的部分，他看着她。

她渐渐不再有孤儿的感觉。他珍惜着她，保卫着她。当她在夜里从一个令人不安的梦中醒来时，只要一转身，准有他坚实的肩膀和无垠、永恒的胸膛。她的一切在他眼前都坦露无疑。她不知道是否该控制一下，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让他知道，但他就会用手指分开她的头发，用舌头舔过那里。没什么可原谅的，没什么可赢得的，未来就在五分钟之外。他完全驱散了她那种孤儿的感觉。给予了她全新的童年。他们是纽约城的最后一对恋人——却是世界上的第一对——因此他们的激情效率低下，毫无积蓄。他们像得克萨斯州人那样挥霍它。在他喉咙肿得厉害没法说话的时候，她就让他躺在床上，在一个波道夫盒子里画出跳棋盘。他们用巧克力糖当棋子。结果玩不成，因为糖粒没法固定不动，于是他们就改用她的口服避孕药片，部分因为其平整的底面，部分为了让她不至于把跳过的棋子放进嘴里。她告诉他纯白兰地对他的喉咙有好处，给他飞快地灌下不少，让他不省人事。她不喜欢他独自一人失去意识，于是就把剩下的酒喝光，和他一起昏了过去。他先醒来，吐光了链球菌。洗漱着装之后，他看着她睡觉。她醒来时看不见、说不出话也动弹不得，他把他的大手放在她额头，直到她恢复了这些功能。他们不再去参加聚会——因为别人干扰他们看待彼此的方式。他们不再去萨格斯，也不再走过第一百一十街。他们不再放声大笑，而变成了相视微笑。越过房间，越过床垫，越过桌子。他们的语言有时会缩减成代码，有时又会膨胀成独白，在相互搂抱中传达给对方。他们从来不抬头望天或是早早起床观日出。他们不放音乐，丝毫不知春天正在来临。他们只在分开时能隐约感受到这些事，而在一起时无法关注外部世界。他们通过对方重新创造并记住了它。他看着她在镜中的面容，就想起了在海上的日子，那时的海水看起来如同蓝天。她探索他身体时会想到橘子、玩抓子游戏和装葡萄牙青酒的木桶。他是静物画、婴儿、雕花玻璃、靛蓝、手镖、露珠、镉黄、耐晒红、苔绿和对一棵想和她跳舞的树的回忆。很难清醒，很难认真看待他们俩之外的任何事，但他们有时也能勉强做到。她想到过给她的老教授打电话，他说过，总能帮她找到工作的。不过，或许五月份才是给他打电话的较好时机——在考试之后。他们商量过开一家零售花店和精品时装店，店名就叫吉德和儿子。他们还讨论过抢银行和给黑人模特儿做经纪人；他们还讨论过嘻哈音乐和纽约州，还琢磨出了一种领到吉迪昂的失业救济金的办法。

但吉丁并不担心。她在银行里还有一千九百四十美元，在巴黎还有五千美元，以及其他关系。实在逼急了，她可以长期与一个经纪公司签约，拼命工作。

救济金的计划成功了，但他只来得及取得一张支票，就和她手挽手地去了埃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