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源于我在童年时代与某位朋友的一次谈话。那时我们刚上小学。她说她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我环顾四周，在脑海中描画她拥有蓝眼睛的样子，发现自己强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愿以偿后的模样。她言语中透出的惋惜似乎是为了唤起某种同情，于是我装作很同情，然而事实上，她提出的这种亵渎自我的想法让我极为震惊，我对她感到“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美丽、可爱、善良和丑陋，而尽管我以前必定经常使用“美丽”一词，却从未体验过它带来的震撼——冲击力不下于它的事实是：我发现居然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

彼时彼刻，我审视的肯定不限于容貌：还有午后大街上的寂静、光线和忏悔的氛围。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美不单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示。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使我思索这种声明的必要性。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对种族美的维护不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这一个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有共谋之嫌。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有一个问题是，把小说重心放在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会将她压碎，进而把读者带进“同情”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针对这种毁灭进行自我拷问。我的解决办法——把叙述划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读者自己重新组合它们——于我似乎是个不错的点子，然而其成果并不令人满意。此外，这种办法也不怎么奏效：很多读者仍然只是被触动了，却没有被震撼。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语言。在保持蔑视的同时又将其颠覆，这是很困难的。这部小说试图碰撞种族性自我歧视这根敏感神经，揭露，然后安抚它，不是用麻醉剂，而是用语言，这种语言是对我在首次美感体验中发现的载体的模拟。因为那个瞬间渗透着太多的种族色彩（我对同学那个愿望——在纯正的黑皮肤上长出一双蓝色的眼睛——的反感；她对我心目中有关美丽的概念造成的伤害），我的挣扎在于写作毋庸置疑的黑人独有的东西。我还并不很清楚那是什么，但无论是这种未知，还是横在探索之路上的重重阻碍，都没有使我停下追寻的脚步。

不久前，我竭尽所能在描写手法上下工夫，想把自己的作品放置在某种具有种族特殊性同时又超越种族局限的文风中。这种文风不受种族等级和耀武扬威的优越感的束缚。现将部分描写分析如下。

第一个句子打头的那个短语“千万别声张”，在我看来有好几层魅力。首先，这是一句熟语，儿时的我经常听大人们这样说，黑人妇女在闲聊中，在讲故事，说轶事，在小圈子、家庭和邻里间传播某人或者某事的闲言碎语时也经常用到这句话。这几个字给人一种在密谋什么的感觉。“嘘，别告诉其他任何人”，还有“这个谁也别让知道”。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仅限于我们之间，不要外传。密谋关系既被维持又有所保留，既被坚守也被暴露。在某种意义上，这恰如写作这本书的行为：把一种私人的倾诉公之于众。为了充分理解那种处境的双重性，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这部作品写作时的政治气候：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那是黑人生活发生剧烈动荡的年代。书的出版（相对于写作）涉及到公开，而写作则是秘密的泄露，那些我们共享并坚守的秘密，不让族群之外的人知道的秘密。

在这个例子中，“千万别声张”也是一种书面的修辞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的特意选择是因为它能体现说话者的情态，以及言说与表现某个特定的世界及其氛围。再者，除了“邻里间”这层隐含义，除了对不正当的闲言碎语与惊心动魄的揭秘的暗示，这样的“窃窃私语”中同时隐含着某种假设（从读者的角度），即说话人身处内部，知道一些别人不了解的事情，而且会慷慨分享这些内部信息。我所致力于营造的私密，读者与文本间的私密，可能会立刻启动，因为这个秘密最好是要共享，至少也要被偷听。突然的熟悉或者迅速的私密化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不想让读者有时间疑惑：“为了读这个故事，我需要做什么？我需要放弃什么，捍卫什么，保持什么样的距离？”因为我知道（而读者则不然——他或她得等到第二句话出现）这是个很可怕的故事，讲的是人们宁可对它一无所知的事。

那么，这个即将被共享的大秘密是什么呢？是我们（读者和我）都“有份”的事情吗？一次植物的异常表现。也许是因为污染。抑或是事物自然秩序的某种跳跃：某年九月，某年秋季，某个金盏花没有开放的秋天。那明媚、朴素、坚强、柔韧的金盏花。是什么时候呢？一九四一年，由于那年非常关键（对美国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所以恰好处于宣战前的一九四一年的“秋天”就产生了一种“隐蔽的”影射。在人们期待金盏花会在一个叫作“秋天”的季节怒放到极致的温带地区，在美国参战前的几个月内，某件可怕的事情即将爆发。第二个句子更加清楚地表明，说话人，即那个知情者与叙述者是个孩子，正模仿坐在游廊或者后院里闲聊的成年黑人妇女的口气展开叙述。开篇那句话摆出一种努力的姿态，试图在对付这则惊人信息方面显得像个成年人。这种孩子的视角改变了成年人透露这种情况时的优先顺序。“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它把花置于前景中，而把不伦、痛切而不可理喻的性导致的可怕后果隐入背景。这种突出“无关紧要”的信息而淡化惊世骇俗的内情的处理，一方面确立了视角，另一方面也给读者以喘息的机会：孩子的说法是否可信，或者是否比成人的说法更可信。读者因而受到保护，不必立刻直面那些惨痛的细节，同时又被挑起探求的欲望。这样的创新，我认为，在于让这个关于女性受到侵害的故事以对那些强奸的受害者或可能的受害者——那些无人（一九六五年时一定不会有人）问津的人们，那些女孩们自己——有利的角度被讲述出来。由于这个受害者不具备理解暴力或其背景的语汇，两个一开始假装成熟，实则轻信而脆弱的女友就不得不通过回顾往事，来帮她完成这件事，用她们自己的人生反思为她填补那些沉默的空白。因此，开篇的那句话起到了某种震撼的效果，即宣告那不仅是一个被共享的秘密，而且是对沉默的打破，对空白的填补，某种不能说的东西终于得以表达。这句话在某种植物微不足道的花期紊乱和一个黑人女孩毫不起眼的毁灭之间建立起了关联。当然，“微不足道”和“毫不起眼”代表的是外部世界的看法——对那些女孩来说，这两件事是她们花费了整个童年时代（包括以后）试图弄清却未能如愿的信息震撼人心的储藏所。如果说她们有所成功，那便是把探寻的问题转交给了潜在的成年读者，转交给了内部听众圈。至少她们把这些疑难的沉重分量分配给了一个更大的观众群，使某个隐私的曝光正当化。如果读者进入了开篇那句话所宣告的同谋关系，那么这本书就可以被视作首尾呼应：“自然”的摧毁暗示着社会关系的摧毁，而社会关系的摧毁会对个体产生悲剧性的后果，构成文本群体的读者也被牵连其中。

然而，小说的核心部位却存在问题。我所建立的这个破碎的世界（用来补充佩科拉的遭遇），被那些童年时代碎片式的四季变换串联在一起，每一次转折都对毫不协调、内容贫瘠的白人家庭识字读物进行映照。它以现在的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处理居于其核心的沉默：佩科拉“不在场”的空白。它本应有种形体——就像一声爆炸或呐喊过后留下的空洞。这需要某种我所不具备的老练手法，而且需要对萦绕在她周围的各种声音进行巧妙的驾驭。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个自己。她的幻觉成为某种独立于书外的对话。

同时，尽管我迫切需要某种女性表达，这种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难以捕捉，我只好用女性形象来满足自己，因为我无法确保那种属于女性的潜台词能贯穿作品始终，如开篇那句话所呈现的那样（在“千万别声张”中透出的女性的流言、渴望和震惊）。这种挣扎导致的混乱局面在描写宝琳·布里德洛夫的那个章节变得非常明显，我在那一章动用了两种叙述的声音，宝琳本人和心情迫切的叙述者的声音，我对这两种声音都不满意。而现在，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我本以为最难变成女性口吻的地方这种语言的转变却轻而易举：把白人对乔利的“强奸”与他对自己女儿的强奸联系起来。这种极端男性化的侵犯行为在我的语言中变得女性化，变得“被动”，而且，我认为，在失去了通常（或者曾经）被赋予的男性“羞耻的光辉”后，强奸这种行为显得更加令人厌恶。

我选择的语言（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口语化），我对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准则体系的依赖，为制造同谋和亲密关系所作的努力（无需任何疏离和解释性的结构），连同在体现某种沉默的同时又将其打破的企图，所有这些都意在把美国黑人文化的复杂性和财富转化成某种与这种文化相匹配的语言。

现在，回头反观表达性语言给我提出的种种问题，我对它们的流行和持续感到惊奇。听到“文明化”的语言贬低人类，看着文化驱魔主义贬低文学，目睹在自我贬损的隐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们自身——我敢说，如今我的创作跟当初一样，面临重重困难。

不出所料，《最蓝的眼睛》初版时的遭遇跟佩科拉的命运不无相似：被遗弃、被蔑视、被误读。直到这一版终于赢回它的发表尊严为止，足足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

普林斯顿，新泽西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