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一切都会没事的。

很久以后，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我们的天真、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颗粒无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惧、情欲、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乔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也死了。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

其实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除了问个为什么。然而，这个为什么太难理清，只好暂且借助叙述事情经过来摆脱困境了。

希腊旅馆的大堂里，嬷嬷们走了过去，犹如内心的欲火般悄无声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们在唱歌。我们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亲咖啡店楼上的罗斯玛丽·弗拉努奇，坐在那辆一九三九年产的别克牌小汽车里吃着黄油面包。她摇下车窗对我和姐姐弗里达说我们不能上车。我们盯着她，对她的面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里的那股傲气，打碎她蠕动嘴巴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拥有财富的自豪感。等她从车里出来，我们要把她打得屁滚尿流，在她那洁白的皮肤上留下道道红印。她会放声大哭，问我们会不会让她脱掉裤子。我们会说不要。如果她脱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无论她什么时候这样问，我们都知道她在向我们奉上某种珍贵的东西，而我们的骄傲会通过拒绝得以宣扬。

开学了，我和弗里达拿到了新的棕色长筒袜和鱼肝油。大人们谈论着锡克煤炭公司，声音中充满了疲惫和不安。晚上，他们把我们带到铁路沿线，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块，装满麻袋。然后，我们一边往家走，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那些巨大的货车，里面的煤渣被倒进钢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红通通的，冒着烟雾。即将熄灭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我和弗里达故意在后面磨蹭，望着那团被黑暗包围的绚丽色块。当我们双脚离开铁道的石子路，踏进田野里的枯草时，难免会感到一阵战栗。

我们的房子又旧又冷，是绿色的。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到处是蟑螂和老鼠。大人从不跟我们谈话——只让我们去做这做那。他们总是发号施令，却从不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摔跤跌倒了，他们就瞪眼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割破自己或者摔伤了，他们就说你们简直疯了。如果我们感冒了，他们就厌恶地摇头摆脑，觉得我们太不懂事。他们会质问，如果你们都病了，我们能指望谁来干活？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生病了，处方就是轻蔑的态度、散发着恶臭的黑药水，以及让我们脑袋发钝的蓖麻籽油。

一天，出去捡完煤渣回来，我响亮地咳嗽了一声，气管里塞满了痰液，母亲皱起了眉头。“天哪，赶紧躺在那张床上吧，我都不知道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把头包上。你简直是镇上最大的傻瓜。弗里达呢？去找几块旧布来把那扇窗户堵上。”

弗里达重新堵上了窗户。我拖着身子上了床，心里满是内疚和自怜。我穿着内衣躺下，尽管黑色吊袜带的金属钩硌得我双腿生疼，可我还是不想把它们脱掉，不穿长筒袜躺着实在太冷了。过了很长时间，床上挨着身子的那块地方才热乎起来。一旦焐热了那剪影般的一小片，我就不敢动了，因为身子半英寸之外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凉的。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问我感觉怎么样。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母亲进来了。她的手又大又糙，当她在我胸口上涂抹魏克斯药膏时，我疼得浑身僵硬。她一次抠满两手指的药膏，不断按摩我的胸口，直到我奄奄一息才住手。正当我觉得快要尖叫出来时，她就用食指抠出一小块药膏塞进我嘴里，让我吞下去。她在我的脖子和胸口那儿捂上一块暖烘烘的绒布毯子，又在我身上盖了好几层沉甸甸的被子，说要让我发汗，而我真的出汗了——很快。

后来我吐了。母亲说：“你干吗吐在床单上啊？你就不知道把脑袋伸到床沿外面吗？瞧你干的事。你以为我无事可做，有的是工夫洗你吐的东西吗？”

呕吐物从枕头缓缓地流到床单上——灰绿色，还夹杂斑斑点点的橘黄色。这团东西像生鸡蛋一样流动着，顽固地黏成一团，拒绝破碎，难以清除。我纳闷，这东西怎么会既干干净净又脏兮兮的呢？

母亲的声音在嗡嗡地响着。她不是在对我说话。她是在对呕吐物说话。可她却用我的名字来称呼那团呕吐物：克劳迪娅。她竭尽全力把那团脏东西擦洗干净，又在一大片湿了的地方铺了块扎人的毛巾。我再次躺下。那几块破布从窗户缝中掉了下来，空气又冷了。我不敢叫母亲回来，也不想离开热乎乎的被窝。母亲的怒气令我羞愧难当；她的话让我脸颊发热，而我只会一个劲儿地哭泣。我不知道她其实不是冲我发火，而是为我的疾病懊恼。我相信她瞧不起我的软弱——居然任由疾病“拿住”了。我会渐渐地不再生病；我要拒绝生病。可是这会儿我却哭个不停。我知道自己流了不少鼻涕，可我就是打不住。

姐姐进来了。她眼里充满了悲伤。她唱歌给我听：“当深深的紫色降临在昏昏欲睡的花园围墙上，有个人儿在想念着我……”我打着盹儿，可心里却还惦念着紫红色、围墙，和“那个人儿”。

可往事果真如此吗？像我记忆中那样痛楚吗？只有一丁点儿吧。或许，更像某种丰饶而富有成果的痛楚。爱，像枫树的汁液般稠密黝黑，慢慢涌入那扇裂了缝的窗户。我能闻到它，尝到它的滋味——甜美，陈腐，深处带点冬青的味道——在那幢房子里，爱无处不在。爱，连同我的舌头，粘在结霜的窗户上。爱，连同药膏，糊在我的胸口。当我在熟睡中踢掉毯子，冷冽刺骨的风的轮廓让我的喉头清晰地感觉到爱的存在。深夜，当我的咳嗽变得干燥又剧烈，就会有脚步踏进房间，就会有大手重新把毯子盖好，把被子掖好，然后在我的额头上停留片刻。因此，每当想起秋季，我想到的都是某个人和她的双手，这个人不想让我死去。

同样是在秋季，亨利先生来了。我们的房客。我们的房客。这几个字像气球般从唇间吹出，在我们的头顶飘荡——无声无息，各自飘零，有种令人愉悦的神秘感。我母亲在谈论他的到来时感到无比放心和满足。

“你们认识他，”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亨利·华盛顿。他一直跟德拉·琼斯小姐住在第十三街。可是如今，德拉小姐已经老糊涂了，连自个儿都顾不过来。所以，亨利先生想另外找个住处。”

“哦，没错，”她的朋友们毫不掩饰好奇，“我一直在琢磨他会在德拉小姐那里住多久。大伙儿都说她已经老得不成样了，多半时间都搞不清亨利先生是谁，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哦，她嫁的那个又疯又老的黑鬼可没给她的脑子带来半点好处。”

“你知道那男人离开她时都对别人说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说了什么？”

“他跟伊利里亚的那个小骚货佩吉私奔了，你知道的。”

“老邋遢贝西的一个女儿？”

“正是。有人问他干吗要为了那只小母牛离开德拉这样一个善良的女教徒。你知道，德拉总是把房子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他说他敢向上帝发誓，真正的原因是他再也无法忍受德拉常常使用的紫罗兰水。他说他喜欢闻起来女人味十足的女人。他说他觉得德拉太爱干净。”

“这老狗。太恶心了！”

“你说得没错。这是哪门子的道理啊？”

“哪门子都挨不上。有些男人就是狗。”

“她就是因为这个才得上中风的吧？”

“肯定有影响。可你知道，他们家那些女孩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还记得老是咧嘴笑的哈蒂吗？她脑子从来没有正常过。还有她们的姨妈朱丽娅，经常在第十六街来回晃悠，自言自语。”

“不是把她弄走了吗？”

“没呢。县里不想收她。说她不会伤害任何人。”

“可她在伤害我。你要是想尝尝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滋味，可以像我那样早晨五点半起床，去看看那丑老婆子戴着圆边帽从身边飘过的情景。上帝保佑！”

她们大笑起来。

我和弗里达正在洗瓦罐。我们听不清她们说什么，但我们喜欢竖起耳朵听大人们谈话，密切关注他们的声音。

“唉，等我年老体衰了，但愿不会有人让我像她那样四处游荡。太丢人了。”

“他们打算怎么安排德拉？她没有亲人吗？”

“有个妹妹要从北卡罗莱纳州过来照顾她。我猜她是想霸占德拉的房子。”

“哦，别这么说。这可是我听过的最恶毒的念头了。”

“你想不想赌一把？亨利·华盛顿说那个妹妹已经有十五年没见过她了。”

“我还以为亨利有朝一日会娶她呢。”

“娶那个老女人？”

“是啊，亨利可不是胆小鬼。”

“的确，可他也没有老糊涂啊。”

“他结过婚吗？”

“没。”

“怎么搞的？难道有人割了他那东西吗？”

“他就是太挑剔。”

“他可不是挑。你看看周围有他能娶的人吗？”

“嗯……没有。”

“他只是很理智。工作踏实稳重，为人低调。我希望这事能成。”

“会的。你收他多少钱？”

“每两周五块。”

“这笔钱对你来说用处不小啊。”

“没错。”

她们的谈话如同一场略带淘气色彩的舞蹈：声音相遇，屈膝行礼，摇摇摆摆，然后退开。接着另一个声音加入，却又被下一个声音掩盖：两个声音绕着圈子互相追逐，然后打住。她们的话语有时高高地盘旋而上，有时大步腾跃几下，然而所有的声音都时不时地被温馨律动的笑声——就像一颗果冻做的心脏的跳动——打断。我和弗里达向来会把她们情感中透出的焦虑、纠结和冲撞看得一清二楚。她们说的话，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每句都懂，因为我们一个九岁，一个十岁。因此，我们总是注意观察她们的脸庞、双手和腿脚，从音色中听出真相。

因此，星期六晚上亨利先生过来时，我们闻着他身上的气味。那气味妙极了。像树和柠檬雪花膏，像努奈尔牌头油和咝咝牌香水。

他总是笑呵呵的，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牙，中央一道友善的缺缝。大人们没有向他介绍我和弗里达——只是指了指我们。就好像在说这是浴室，这是衣橱，这是我的孩子，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当心这扇窗户，不能开到底。

我们斜眼瞧着他，什么也不说，同时也不指望他会对我们说什么。也许只是等他点点头，就像他在壁橱前点点头那样，表示看到我们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话了。

“你们好啊。你一定是葛丽泰·嘉宝，你一定是琴吉·罗杰斯。”

我们咯咯地笑了。连爸爸都愣了下，然后露出一丝笑容。

“想要一分钱吗？”他向我们递来一枚亮晶晶的硬币。弗里达低下脑袋，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伸出手去拿。他的拇指和食指一拧，那枚硬币消失了。我们惊愕中带着几许高兴。我们搜遍了他全身，手指插进去掏他的袜子，翻看他上衣的内衬。如果说快乐意味着信心满满的企盼，那么我们当时很快乐。在等待硬币再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让爸爸妈妈感到开心。看着我们的手顺着亨利先生的身体游走，爸爸笑了，妈妈的目光变得柔和了。

我们喜欢他。即便后来发生了那些事，我们对他的记忆中依然没有怨恨。

她跟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弗里达睡在最外边，因为她胆子大——从不会有如果睡梦中把手耷拉在床边，就会有“东西”从床底下爬出来咬掉她的手指这样的念头。我挨着墙睡，因为我就那么想过。这样一来，佩科拉只好睡在中间了。

两天前，妈妈告诉我们有个“情况”要过来——一个没地方可去的女孩。县里安排她在我们家住几天，等他们决定好怎么办再说，确切地讲，是等到她全家团聚再说。我们要对她好，不能打架。妈妈不清楚“那些人怎么了”，但知道那条“老狗”布里德洛夫烧了自家的房子，重击了老婆的头，结果全家人都露宿街头。

露宿街头，我们知道那种日子有多恐怖。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经常受到露宿街头的威胁。任何无度行为都可能导致这种后果。如果有人吃得太多，他就可能露宿街头。如果有人烧太多煤，他也可能露宿街头。有人可能因赌博而露宿街头，因酗酒而露宿街头。有时母亲会把儿子赶到门外，一旦出了这种事，无论孩子之前做过什么，大家的同情心都会偏向他。他被关到门外，而干出这种事情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妈。被房东赶出门那是另一码事——虽然可怜，但属于生活中你控制不了的情况，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收入。但是，因为太懒惰而使自己露宿街头，或者心肠太硬而把自己的亲人关在门外——那可就是罪孽了。

被赶出家门和露宿街头还是有区别的。如果是被赶出家门，那么你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如果是露宿街头，那就说明你无处可去。这种区别很微妙，但却具有决定性意义。露宿街头意味着某件事情的终结，是个不可挽回的物理事实，界定并补充了我们形而上的生存状态。由于在社会等级和阶层中属于少数，我们总是游移在生活的边缘，或者拼命巩固我们的种种脆弱，然后坚持着，或者单枪匹马地向这件衣服显眼的皱褶地带爬去。然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应付这种边缘生活——大概因为它很抽象吧。但露宿街头的具体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就像死亡的概念和实际的死亡之间的区别一样。死亡不可改变，而露宿街头也是条不归路。

意识到有露宿街头这种事情发生，我们逐渐酝酿出对房屋、对所有权的渴望之情。渴望踏踏实实地占有院子、门廊和葡萄架凉亭。拥有地产的黑人倾尽全部精力和热情经营自己的窝巢。他们就像疯狂而绝望的鸟儿，过度装饰一切；忐忑小心地惜护着自己辛苦挣来的家业；整个夏天都忙着腌制食品，填满家里的食品柜和架子；他们刷漆、挑拣，把家里各个角落鼓捣个遍。这些房子就像温室里的向日葵，而那些出租房就像衬托向日葵的丛丛野草。租住的黑人经常偷偷地瞥几眼主人的院子和门廊，更加坚定了要为自己买“一幢小而漂亮的老宅子”的愿望。与此同时，他们在租来的小屋里尽量勤俭节约，积攒财物，指望有朝一日能拥有自己的财产。

那时，乔利·布里德洛夫就是一个住出租房的黑人，他让自己的家人露宿街头，这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畴。他与牲畜为伍，成了货真价实的老狗、毒蛇、耗子一样的黑鬼。布里德洛夫太太住在她为其干活的那个女人家里，儿子萨米住在另一户人家，佩科拉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乔利则进了监狱。

佩科拉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没带装着换洗衣服或睡裙或两条白色棉布内裤的小纸袋。她空着手跟一个白人妇女走进来，然后就坐下了。

在佩科拉跟我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大家玩得很开心。我和弗里达也不再打架，我们把心思都用在这位客人身上，想方设法不让她感到寄人篱下。

当我们发现她显然不想喧宾夺主时，就开始喜欢她了。她会在我们扮小丑给她看的时候放声大笑，还会微笑着优雅地收下我姐姐送给她的食物。

“你想吃全麦饼干吗？”

“什么都行。”

弗里达用盘子给她端来四块全麦饼干，用印着秀兰·邓波儿头像的蓝白色杯子盛来牛奶。她喝牛奶花了很长时间，还满怀爱意地看着秀兰·邓波儿带着酒窝的脸蛋。弗里达和她深情地聊了许久，夸赞秀兰·邓波儿如何聪明伶俐，对她充满崇拜之情。我没法加入她们，因为我恨秀兰。不是因为她聪明伶俐，而是因为她跟波耶格尔跳过舞。波耶格尔是我的朋友，我的叔叔，我的父亲，他应该跟我翩翩起舞，咯咯欢笑。可他却跟一个白人小姑娘心有灵犀，兴高采烈地翩翩起舞，那些白人姑娘的袜子从不会滑到脚跟以下。于是我说：“我喜欢简·威瑟斯。”

她们迷惑地盯着我看了看，觉得我不可理喻，然后继续深情地回忆着那个总是眯缝着眼的老秀兰。

我比弗里达和佩科拉年纪小，心智还未发展到让我开始喜欢她的转折点。当时我只感到赤裸的仇恨。但是，在此之前，我曾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秀兰·邓波儿有过一种比仇恨更为奇怪、更为可怕的感觉。

那种感觉是从圣诞节和娃娃礼物开始的。圣诞节最贵重、最特别、最动人的礼物总是蓝眼睛的大号娃娃。我从大人们啧啧的赞叹声中听出来，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样的娃娃代表着我最深切的渴望。我对这东西和它的模样感到不知所措。我该拿它怎么办呢？假装我是它的妈妈？我对婴儿或者当妈妈毫无兴趣。我只对跟我同龄且同样大小的人感兴趣。当妈妈的前景激发不出我的丝毫热情。那意味着上了年纪，意味着其他很多遥远的可能性。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期望我如何对待娃娃：使劲摇晃，虚构出各种跟它有关的情形，甚至跟它睡在一起。图画书里满是小女孩跟她们的娃娃睡觉的场景。往往都是些破烂安妮娃娃，根本不值一提。我对那白痴似的圆眼睛、扁脸盘和黄蚯蚓一样的头发有种生理上的厌恶，而且私下里对它们感到害怕。

满以为别的娃娃会给我带来巨大的快乐，结果却事与愿违。我带着娃娃上床睡觉时，它那僵硬的四肢抵着我的皮肉——带肉坑的手上那尖削的手指总在刮擦着我。如果我在熟睡中翻身，那骨骼般冰凉的脑袋总是和我的头相撞。它可说是最让人不舒服、公然侵犯别人的睡眠伙伴。抱娃娃的感觉也让人感到索然无味。浆过的薄纱或者棉裙上的花边让人在拥抱时万分恼火。我只有一个强烈愿望：把娃娃拆了。看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看看它哪里可爱，哪里美丽，哪里吸引人，但显然，只有我感觉不到它的魅力。大人、大女孩、商店、杂志、报纸、橱窗标志——全世界公认所有的女孩都会把那种蓝眼睛、黄头发和粉红色皮肤的娃娃当作宝贝。“看哪，”他们说，“这个多漂亮，如果你今天‘表现好’，就可以得到它。”我用手指触摸着娃娃的脸蛋，好奇地看着它那细细的眉毛，用指尖挑着帆脚索般的红唇间露出的仿佛两块琴键似的珍珠色牙齿。我摸摸它翘翘的鼻子，抠抠它亮晶晶的蓝眼珠，卷卷它的黄头发。我就是无法喜欢它。但我可以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全世界的人都说它漂亮可爱。扭断它的细手指，折弯它的平脚板，弄松它的头发，拧歪它的脖子，那东西只会发出一种声响——大家说那是甜蜜而哀伤地呼唤“妈妈”的声音，可在我听来却像垂死的小羊羔的叫声，或者更准确地说，像七月里我家冰箱门打开时生锈的铰链发出的呻吟。抠出那双冰冷又傻气的眼珠子时，它还在“啊啊啊”地叫唤。把头拧下来，把木屑抖出去，在铜床头架上打折它后背时，它还一个劲儿叫个不停。撕开后面的棉纱网，我看见了那块打着六个小孔的铁片，这就是它发声的秘密所在。一块圆形金属片而已。

大人们皱着眉头抱怨说：“你什么都不爱惜。我这辈子就没得到过哪怕一个娃娃，小时候哭瞎了眼都想要一个。现在你拥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却把它扯得七零八落。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的愤怒多么严厉啊。眼泪威胁着要抹杀他们那冰冷的威严。他们的嗓音里充满了多年未了的渴望之情。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毁了那些娃娃。我只知道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想要什么样的圣诞礼物。如果那些有能力满足我愿望的大人把我当回事，问问我想要什么礼物，他们就会知道我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或者占有任何实物。我更想在圣诞节那天获得某种感受。那个问题其实应该这样来问：“亲爱的克劳迪娅，圣诞节你想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会说：“我想坐在大妈家厨房里的矮凳上，腿上撒满了丁香花，听大伯给我一个人拉提琴。”低矮的凳子正好适合我的身高，大妈的厨房让我感到温馨和安全，还有丁香的气味和音乐声，之后，为了满足我各种感官的需求，最好还能品尝到鲜桃。

然而我尝到闻到的却是专门为茶会设计的锡盘和杯子散发出的呛鼻气味，我烦透了这样的茶会。我也讨厌穿新衣服，因为穿之前必须在镀锌澡盆里洗个招人恨的澡。身体在锌皮上滑来滑去，连戏水或者浸泡的工夫都没有，因为水凉得太快了，也没有时间痛痛快快享受赤裸的感觉，时间只够让肥皂水形成的帘幕在两腿间斜斜滑落。然后是粗糙毛巾的擦洗，污垢的消失让人感到恐惧和羞耻。这样的清洁令人恼火，且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腿和脸上的墨水印消失了，一天的积累和活动成果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鸡皮疙瘩。

我毁掉了白皮肤的娃娃。

然而，真正可怕的不是肢解这些娃娃。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把同样的冲动转移到白人小姑娘身上。我可以拿斧子去砍她们，下手时无动于衷，唯一让我感到震颤的是我想要这样做的渴望。我要解答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她们让人心神摇荡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是什么让大家对她们注目，还“哇哇”地赞叹个不停，却不会这样对我？瞧瞧黑人妇女在街上靠近她们时的一瞥，瞧瞧这些人触摸她们时那种艳羡的轻柔。

如果我掐一下她们，她们的眼睛——不像娃娃的眼睛那样透出狂热的光亮——会痛得闭上，她们的叫声也不像冰箱门发出的声音，而是令人陶醉的疼痛的叫喊。当我明白了这些无情的暴力行为是多么可恶，而正因为无情所以可恶，我慌乱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最好的藏身之处就是爱。于是我就这样完成了从最初的虐待到造作的仇恨再到骗人的爱的转变。这是迈向秀兰·邓波儿的一小步。很久之后我才懂得崇拜她，正如懂得享受洁净，可我心里清楚，即便懂得，这个变化也只是一种没有改进的调整。

“三夸脱牛奶啊。昨天还在冰箱里放着呢。整整三夸脱啊。现在连个影子都没了。一滴不剩。我不介意家里人进来拿走自己想吃的东西，可那是三夸脱牛奶啊！真邪门，谁能用得着三夸脱牛奶啊？”

我母亲说的“家里人”指佩科拉。我们三个，我、弗里达和佩科拉，听着她在楼下厨房里唠叨着佩科拉喝了几夸脱牛奶。我们知道佩科拉喜欢那个印着秀兰·邓波儿头像的杯子，一有机会就会用它喝牛奶，只为触摸和欣赏秀兰那张甜美的脸蛋。母亲知道我和弗里达讨厌喝牛奶，猜想佩科拉是因为太馋才喝的。我们当然不敢“反驳”她。我们不主动跟大人说话，我们只有回答问题的份儿。

我们干坐着，为压到朋友头上的屈辱感到害臊：我抠着脚指甲里的泥，弗里达用牙把手指甲刮得干干净净，佩科拉则用手指抚摸着膝盖上的疤痕——她的脑袋歪向一边。母亲独白似的吹毛求疵总是让我们感到恼火和压抑。那些唠叨没完没了，很是羞辱人，尽管不明说（妈妈从不具体点名——只是说“家里人”或者“某些人”），却句句刺人痛处。她能那样不间断地絮叨几个小时，从一件气人的事联系到另一件，直到把所有让她懊恼的事情都吐光了才肯罢休。等到把所有人所有事都说遍了，她会突然唱起歌来，然后在歌声中度过这天剩余的时间。然而，她的歌声总是姗姗来迟。腹部紧缩、脖子灼热的我们竖起耳朵听着，回避着彼此的目光，抠着脚趾上的污泥或者干着别的什么事。

“……真不明白我这儿是干什么的，我猜是个救济院吧。该轮到我接受而不是付出了。我想我应该一无所有，应该在救济院里终老才是。看来我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有的人整天算计着要把我送进救济院。猫要口袋干什么？我何苦多养一张嘴？好像养活自家人、不至于沦落到救济院里还不够让我烦恼似的，现在我又自找麻烦添口人，简直要把我榨干了。不行，可不能让她得逞。只要我身子骨还有点气力，脸上还有张嘴。什么事都有个度。我可不是东西多得非扔不可了。没人用得了三夸脱牛奶。亨利·福特也用不了三夸脱牛奶。这简直是造孽。我是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别人的。没人敢质疑这点。但这种事该停止了，让我来了结它吧。《圣经》里说要祈祷也要警惕。有人把孩子丢给你然后就继续干自己的事去了。居然都没个人上这儿来看看那孩子有没有面包吃。看起来他们只会想着来瞧瞧我有没有面包给那孩子吃。可是连这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压根儿就不会过他们的脑子。乔利那个老贱货出狱都整整两天了，也不到这儿来看看自己的孩子是死是活。就他所知，这孩子可能都已经死了。那个当妈的也不闻不问。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当母亲骂到亨利·福特和所有那些丝毫不关心她有没有面包吃的人时，我们就该走开了。我们可不想听她说罗斯福和教会夏令营的事。

弗里达起身下楼，我和佩科拉紧随其后，绕了大半圈才避开厨房门。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在那里只能隐约听到母亲的絮叨声。

那是个寂寞的星期六。屋子里散发着费尔斯石脑油和烹调芥菜发出的刺鼻气味。星期六总是让人感到寂寞，是那种唠唠叨叨、又要打肥皂洗澡的日子。痛苦程度仅次于压抑、拘谨、喝咳嗽糖浆的星期日——这天你听到的全是“不许这样”和“自个儿好好坐着”之类的话。

如果母亲有心思唱歌，情况就没那么坏。她喜欢唱些倾诉艰难与苦涩岁月的歌，唱些某人去了远方、离开了我的歌。然而，她的嗓音是那么甜美，她的眼神是那么醉人，使我不禁对那些艰难岁月心生向往，渴望自己能生长在那“一文不名”的年代。我期盼着这样的甜美时刻：我的“心上人”离我远去，我“不愿看见黄昏的太阳落山……”，因为那时我便会知道“我的心上人已经离开故乡”。母亲时而欢快时而忧郁的嗓音给悲痛染上了色彩，滤掉了歌词中的悲伤，让我深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而且很甜蜜。

然而，如果少了歌声，星期六就会像沉重的煤筐一样压在我的头顶，而如果妈妈还像现在这样唠叨个不停，那感觉就像有人在拿石块砸我的头。

“我穷得叮当响，他们以为我是谁啊？圣诞老婆婆吗？好吧，可以把袜子取下来了，因为现在又不是圣诞节……”

我们焦躁不安。

“我们干点什么吧。”弗里达说。

“你想干什么？”我问道。

“我不知道。没什么可干的。”弗里达盯着树梢，佩科拉看着双脚。

“你们想去亨利先生的房间看他的那些少女杂志吗？”

弗里达扮了个丑陋的鬼脸。她不喜欢看那些肮脏的图片。“嗯，”我接着说，“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圣经》。很漂亮的。”弗里达吸吮着牙齿，嘴唇间发出噗的一声。“那好吧。我们可以去给那位半瞎不瞎的太太穿针。她会给我们一个便士。”

弗里达不屑一顾。“她的眼睛好像老流着脓水。我可不愿意看到那双眼睛。佩科拉，你想干什么？”

“我无所谓，”她说，“你们想玩什么都行。”

我又想到个点子。“我们可以上街去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东西。”

“太冷了。”弗里达说。她感到无聊又恼火。

“我知道。我们可以做软糖。”

“开玩笑吧？妈妈在你旁边唠叨着你能做得出来？她要开始对着墙唠叨，你知道，能唠叨一整天。她甚至不会答应让我们做。”

“要不，我们去希腊旅馆听他们骂人吧。”

“哦，谁愿意干这种事啊？再说，他们翻来覆去就会说那几句。”

把可以提供的点子全倒出来后，我便集中注意力观察起指甲上的小白点来。白点数代表我以后会交的男友数。总共七个。

妈妈的独白声逐渐偃旗息鼓。“……《圣经》上说要给饥饿的人饭吃。说得对，合情合理。可我不能喂大象啊……谁要是需要喝三夸脱牛奶，就不必住这儿了。他们来错地方了。这儿成什么了？难道是奶牛场不成？”

突然，佩科拉弹簧般跳了起来，瞪大的双眼中充满恐惧。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你怎么了？”弗里达也站了起来。

我们同时朝佩科拉盯着的地方望去。鲜血顺着她的大腿流下来。台阶上已经落了好几滴。我跳了起来，“嘿，你割破腿了吗？你瞧，裙子上都是血。”

一片暗红色的血渍染上了她裙子的后摆。她一个劲儿地嘶嘶叫着，两腿分得开开的。

弗里达说：“哦，天哪！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什么？”佩科拉把手指放进嘴里。

“这是月经。”

“那又是什么？”

“你该知道。”

“我会死吗？”她问道。

“不会。你不会死。这只是意味着你能生孩子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我最讨厌看到弗里达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米尔德丽德告诉我的。妈妈也说过。”

“我不信。”

“不信算了，傻子。听好了，在这儿等着。坐下，佩科拉。就坐这儿。”弗里达语气中充满了威严和热情。“你，”她对我说，“你去弄点水来。”

“水？”

“对，笨蛋。水。悄悄地，不然妈妈会听见的。”

佩科拉又坐了下来，眼里恐惧的神色少了些。我走进厨房。

“你要什么，姑娘？”妈妈正站在水池边冲洗窗帘。

“要点水，妈妈。”

“你就会来我干活的地方找事。拿个玻璃杯来。可别拿不干净的。还是用那个瓶子吧。”

我拿了玻璃瓶，在水龙头下灌满水。感觉好像花了很长时间。

“我不用水池就没人想喝水。偏偏在我用的时候就都渴了……”

瓶子里灌满水后，我拔腿朝厨房外走。

“你去哪儿？”

“外面。”

“就在这儿喝！”

“我不会把瓶子打碎的。”

“你怎么知道你不会。”

“我保证，妈妈。让我拿出去吧。不会洒的。”

“你最好别洒。”

我来到门廊，端着水站在那里。佩科拉在哭。

“你哭什么呀？疼吗？”

她摇了摇头。

“那就不要流鼻涕了。”

弗里达打开后门。把什么东西藏在了上衣里。她惊讶地看着我，指着瓶子问：“你拿这个干吗？”

“你吩咐我的啊。你说弄点水来。”

“不是一小破瓶水。要好多水。刷台阶用，呆子！”

“我怎么知道啊？”

“是啊，你怎么知道。来吧，”弗里达拽着佩科拉的胳膊把她拉起来，“咱们上后面去。”她们朝房子外草丛茂密的那侧走去。

“嘿，我怎么办？我也要去。”

“闭——嘴，”弗里达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高声耳语，“妈妈会听见的。你刷台阶吧。”

她们消失在房子拐角。

我又要错过什么了。有重要的事发生，我却留在后面，什么都看不到。我把水浇在台阶上，用鞋子蹭了几下，然后就跑过去跟她们汇合。

弗里达跪在地上，身旁放着一块长方形的白棉垫。她正在脱佩科拉的裤衩。“赶紧啊，脱下来。”她设法脱掉了她的脏裤衩，顺手朝我扔过来。“拿着。”

“扔给我干吗？”

“埋了，呆子。”

弗里达叫佩科拉把棉垫夹在两腿中间。

“那样她怎么走路啊？”我问道。

弗里达没吭声。她从自己的裙边取下两枚别针，把棉垫的两头别在佩科拉的裙子上。

我用两根手指挑起裤衩，望了望四周，看能不能找东西挖个坑。这时，树丛里传来一阵沙沙声，把我吓了一跳。我转过身，看到一张面团般煞白的脸，上面嵌着一双看得入迷的眼睛。罗斯玛丽正看着我们。我朝她的脸抓过去，成功地挠伤了她的鼻子。她尖叫一声，往后跳去。

“麦克蒂尔太太！麦克蒂尔太太！”罗斯玛丽号叫着，“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在这里耍流氓呢！麦克蒂尔太太！”

妈妈打开窗户朝下望着我们。

“怎么了？”

“她们在耍流氓，麦克蒂尔太太。你瞧啊，克劳迪娅打了我，因为我看见她们干的事了。”

妈妈重重地甩上窗户，从后门跑了出来。

“你们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哦，哇，耍流氓，是吗？”她走进灌木丛，扯出一根枝条，“我宁可养几头猪也不养坏女孩。至少我可以把猪宰了。”

我们大声尖叫起来。“别打，妈妈，别打，妈妈。我们没干坏事。她在胡说。别打，妈，妈妈！别打，妈，妈妈！”

妈妈抓住弗里达的肩膀，把她的身子转过来，在她腿上抽出三四道血痕。“看你还干坏事不？看你再敢！”

弗里达悲痛欲绝。抽打在她身上留下伤痕，还让她深受屈辱。

妈妈看着佩科拉。“你也尝尝！”她说，“不管你是不是我的孩子！”她抓住佩科拉，转过她的身子。棉垫一头的别针松开了，妈妈看见它从她的裙下掉出来。枝条在空中盘旋，妈妈眨了眨眼。“这该死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弗里达还在抽泣。马上就该轮到我了，于是我连忙解释道：“她流血了。我们只想止住血！”

妈妈看着弗里达等待确认。弗里达点了点头。“她来月经了。我们只想帮帮她。”

妈妈放开佩科拉，站在那里望着她。然后她把两个人都搂到自己怀里，她们的头紧贴着妈妈的肚子。她的眼中满含歉意：“好了，好了。别哭了。我不知道。行了，这就回屋去。罗斯玛丽，回家去吧。表演结束了。”

我们都进了屋子，弗里达还在悄声抽泣，佩科拉夹着条白尾巴，而我则提着那条标志少女变成女人的裤衩。

妈妈领着我们向卫生间走去。她把佩科拉推了进去，拿走了我手上的裤衩，叮嘱我们在外面等着。

我们能听到水哗哗地流进澡盆的声音。

“你觉得妈妈会把她淹死吗？”

“哦，克劳迪娅，你真是太傻了。她只是想把佩科拉的衣服都洗干净了。”

“我们要不要把罗斯玛丽好好揍一顿？”

“算了。放她一马。”

水还在喷涌，透过水的哗哗声我们听到了妈妈音乐般的笑声。

那晚，我们三个在床上静静地躺着。我和姐姐对佩科拉满怀敬意。躺在一个真的来了月经的大活人身旁好像挺神圣的。她现在跟我们不同了——已经像个大人了。她自己也感觉到这种距离，不过并没有显得凌驾于我们之上。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细声细气地问：“我现在真的能生孩子了吗？”

“当然了，”弗里达昏昏欲睡地说，“你当然能生了。”

“可是……怎么生啊？”她的嗓音空洞中带着几分好奇。

“哦，”弗里达说，“得有人爱你。”

“哦。”

我和佩科拉沉默无语了很长时间，仔细琢磨着这个问题。我猜想，肯定得有“我的心上人”出现，这个人在离开我之前要爱过我。可是母亲唱的歌曲中没有提到孩子啊。也许这就是女人伤心的原因：男人们还没让她们怀上孩子就离开了。

之后，佩科拉问了一个我从未想过的问题：“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的意思是说，怎样才能找个人来爱你呢？”可是弗里达已经睡着了。而我又不知道。

这就是那幢房子绿色和白色相间有一扇

红色的门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亮极了漂

在俄亥俄州洛兰镇，百老汇街与第三十五街交汇的东南角有个废弃的店铺。它跟铅灰色的天空格格不入，与四周灰蒙蒙的房屋和黑乎乎的电线杆不相协调。然而，它以一种令人恼怒而忧郁的方式强行闯入行人眼帘。开车路过小镇的游客都纳闷它怎么没被拆掉，而住在附近的居民走过这里时总会把目光移向别处。

过去，这座房子还是比萨饼店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拐角附近有一群游手好闲的男孩扎堆。这些大男孩在这里碰头，嬉闹、抽烟、谋划恶作剧。他们吞云吐雾，强行把烟雾注进肺里、心脏里、大腿里，压制着青春的震颤和能量。他们走路晃悠，笑得缓慢，然而弹烟灰的动作却太快，太频繁，在老到者面前暴露出他们还是新手，才刚养成这一习惯。不过很久以前，在这群年轻人的低嚎声和耍酷模样还未出现的时候，这幢房子由一个匈牙利面包师承租，他做的奶油面包和罂粟籽面包圈还曾小有名气。更早时，这里是某个房地产商的办公室。再早时，几个吉卜赛人把它当成活动场地。这家吉卜赛人把大玻璃窗装饰得别具一格，跟过去完全不同。他们家的女孩子轮流坐在好几码长的丝绒帷帐和挂在窗边的东方风格的厚毯子之间。她们不断向外张望，偶尔笑一笑，眨巴几下眼睛，或者点点头——偶尔而已。大多时候，她们只是望着窗外，华丽的长袖和长裙掩盖了横在她们目光中的赤裸。

这一带人口流动频繁，可能都没人记得，更早更早以前，在吉卜赛人搬来之前，在那群年轻人出没之前，布里德洛夫家曾住在这里，挤在店铺的前厅，在地产商突发奇想酿成的一片残骸中过着恶劣的生活。他们在这个墙皮剥落、昏暗阴沉的匣子里悄然进出，从不惊动邻居，从不去劳工组织那里喊冤，也从不去镇长办公室里抗议。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活在自己意识的单元格中，各自拼凑缝制着自己的现实生活这床棉被——在这里捡几块破碎的经历，在那里收集几条零散的信息。他们凭借从彼此身上搜罗到的点滴印象，制造出某种归属感，并努力按照彼此认可的方式凑合着生活。

这些住宅由第一代希腊房东设计规划，毫无想象力。大“店铺”区用纤维板隔成两间屋子，而隔板高度又不及天花板。一间是客厅，这家人称之为前厅，另一间当卧室用，全家人的起居都在这两间屋子里解决。前厅里放了两张沙发、一架立式钢琴，还有一棵很小的人造圣诞树，装饰繁复，遍布灰尘，已经在那里矗立了两年。卧室里摆着三张床：一张窄窄的铁床是萨米的，他十四岁，另一张是佩科拉的，她十一岁，还有一张双人床是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为了使热量均匀分布，卧室正中心放着一个煤炉。靠墙放着箱子、椅子，一张小茶几和一个纸板做成的“衣橱”。厨房位于公寓后方，是独立的单间。没有沐浴设备。只有一个抽水马桶，眼睛看不见，耳朵却能听到。

至于家具就无须多说了，实在无法形容，因为在设计、制造、运输、销售各个环节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马虎、贪婪和冷漠。家具已经用旧了，却仍未让人感到亲切。人们只是拥有它们，却不熟悉它们。没有人在把硬币或别针掉在了沙发垫底下之后，还记得掉落或找到的地点和时间。没有人曾咯咯笑着说“可我一分钟前还拿着啊，我就是坐在那儿跟××聊天的”，或者说“原来在这儿，一定是我喂孩子吃奶的时候滑下去的！”。没有人在哪张床上分娩过——或者深情地回忆起某个油漆剥落的地方，那是孩子开始学着站立时，为了抓住那里获得支撑而蹭掉的。没有哪个节俭的孩子曾把口香糖粘在桌子底下。没有哪个快乐的醉汉——家人的某个朋友，脖子粗壮，未婚，天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吃——曾坐在钢琴边，弹奏那曲《你是我的阳光》。没有哪个少女曾凝视着那棵小小的圣诞树，回忆起自己何时装点过它，或担心那只蓝色小球会不会掉下来，他是否会回来看看这棵树。

这些家具没有承载任何回忆。更别说任何值得珍视的回忆了。偶尔，某件家具会激起一种生理反应：上腹部酸性刺激物增加，脖子后面微微冒汗。拿沙发来说吧。买的时候簇簇新新的，可还没等运到家，靠背的布料就已经裂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而商店不愿负任何责任……

“听着，哥们儿，我把沙发装上车的时候它是没问题的。东西一旦上车，商店可就管不着了……”此人嘴里散发出一股李斯特防腐液和头彩牌香烟的气味。

“可我买的时候是新的，我可不要破沙发。”乔利眼里带着乞求的神色，连睾丸都缩了起来。

“自认倒霉吧，哥们儿，自认倒霉吧……”

当然，你可以恨那张沙发——如果你可以恨一个物件的话。可那没用。你每月还是得凑够四块八给人家。如果你每月要为沙发付四块八，而它买来时就有裂口，既不实用又让人窝火，你是不会为拥有它而感到快乐的。这种不快乐会散发出臭气，渗透到一切事物上。这股臭气会使你不愿粉刷纤维板隔墙，不愿为椅面找块匹配的材料，甚至不愿把沙发的那道裂口缝上。裂口变成了大豁口，大豁口变成了裂谷，里面廉价的木框和更廉价的填充物暴露出来。在沙发上睡觉解不了乏。在沙发上做爱让人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它就像一颗坏牙，不甘心独自忍受疼痛，非要把痛苦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让呼吸困难，视力减弱，神经不安。一件令人痛恨的家具会制造出一种令人烦躁的不适，这种不适会弥漫整个屋子，妨碍与之无关的事物带来愉悦。

在布里德洛夫家，唯一有生命的东西要算那个煤炉了。它独立生存，不依赖任何事、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熄灭”、“封堵”或者“燃起”火焰，尽管这家人经常给它添煤，而且熟悉它的脾气：加煤时要一点点撒，不能倾倒，不能过量……火焰似乎在按照自己的节奏燃烧、变弱或者熄灭。然而，每天清晨，它总觉得自己还是熄灭的好。

这就是那家人妈妈爸爸迪克和简他们住在

这幢涂成绿色和白色的房子里他们很幸福

布里德洛夫一家住在店铺前厅并不是工厂裁员造成的暂时困难所致。他们住在那里是因为穷，因为他们是黑人，而他们困在那里不走是因为觉得自己太丑陋。他们的贫困虽然根深蒂固，难以改变，却也毫不特别。真正特别的是他们的丑陋。谁也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并非丑陋得可怖和不可救药。除了父亲乔利，他的丑陋（源自绝望、放荡、惹是生非、向弱小者施暴）是行为上的，其余的家庭成员——布里德洛夫太太、萨米·布里德洛夫、佩科拉·布里德洛夫——可以说是把丑陋穿戴在身上，虽然这件外衣并不属于他们。他们的眼睛，那一双双小小的眼睛在狭窄的额头下方挨得很近。发际线又低又不整齐，在两道笔直、浓重、快要碰在一起的眉毛的衬托下，就显得更不整齐了。鼻子灵敏却长得歪歪扭扭，鼻孔朝天。他们颧骨很高，耳朵招风。线条优美的嘴唇本应引人注目，却反而让人更容易去注意脸部的其他部位。你看着他们，心里好奇他们为何如此丑陋；你仔细观察，却找不出根源。然后你意识到这丑陋来自信念，他们的信念。感觉就像有个无所不知的神秘主人给了他们每人一件丑陋的外衣，让他们穿上，而他们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主人说：“你们是丑陋的人。”他们打量自己，找不出任何证据来反驳这个判决；事实上，迎面而来的所有广告牌、电影以及目光都提供了支持这一判决的证据。“没错，”他们说，“你说得对。”他们把丑陋接过来，像一件斗篷一样披在身上，穿着它在世上招摇。他们对待丑陋的方式各不相同。布里德洛夫太太看待自己的丑陋就像演员看待道具：为了凸显性格，为了强调她时常想象的那个属于自己的角色——一个殉道者。萨米把自己的丑陋当作让别人痛苦的武器。他据此调整行为，选择伙伴：那些为之着迷，甚至为之震慑的人。还有佩科拉。她躲藏在自己的丑陋后面。隐蔽，遮掩，销声匿迹——极偶尔偷偷向外张望几眼，结果也只是更加迫不及待地回到面具之后。

在十月某个星期六的早上，这家人逐一从致富和复仇的梦中苏醒过来，回到店铺前厅那莫可名状的痛苦之中。

布里德洛夫太太悄无声息地溜下床，在睡衣（一件旧连衣裙）外面套了件衬衫，朝厨房走去。她那只健全的脚在油地毡上踩出铿锵有力的响声，残疾的那只则发出沙沙低语。在厨房里，柜门、水龙头和铁锅在她手底下哐啷作响。这噪音虽然沉闷，从中透出的威胁意味却无比响亮。佩科拉睁开眼睛，躺在原地凝视着已经熄灭的煤炉。乔利含糊地咕哝几句，在床上辗转反侧片刻，然后就悄然无声了。

佩科拉甚至能从自己躺着的地方闻到乔利身上威士忌的气味。从厨房里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大，听着不那么沉闷了。布里德洛夫太太那些与准备早饭毫无关系的动作中带着明显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可以从过去找到大量证据支持这点。此刻，有所察觉的佩科拉腹肌紧缩，小心地呼吸着。

乔利回家时喝得酩酊大醉。不幸的是，他醉得太厉害，以致吵不起架来，所以整个事件只能在今天早上爆发了。因为没有立刻发生争吵，即将来临的打斗就会显得刻意；事先精心谋划，毫无想象力，而且会闹得你死我活。

布里德洛夫太太迅速走进房间，在乔利的床脚站住。

“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

乔利没动弹。

“听见没有？”布里德洛夫太太戳了戳乔利的脚。

乔利缓缓睁开眼睛。那两只眼睛红得吓人。毫无例外：乔利有着全镇最丑陋的眼睛。

“哦……臭娘儿们！”

“我说家里需要弄点煤来了。这屋里冷得像巫婆的奶头。你喝了见鬼的威士忌，感觉不到有多难挨，我可冷得要命。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做呢，我可不想挨冻。”

“走开。”

“除非你给我弄点煤来。如果我像头驴一样辛辛苦苦干活，却连取暖的权利都没有，我何苦呢？你什么都弄不回来。要是都指望你，我们全死干净了……”她的嗓音扎得人脑袋生疼，“……你以为我会冒着严寒亲自跑到外面去弄煤吗，休想。”

“你怎么去弄关我屁事！”乔利的喉头顿时冒出杀气腾腾的气泡。

“你得起床醒醒酒了，你到底去不去给我弄煤？”

没动静。

“乔利！”

没动静。

“你今天早上可别惹我，伙计。你要是再吐一个字，我撕了你！”

没动静。

“行！行！可如果我打了喷嚏，只要打一个，愿上帝保佑你那可怜的屁股吧！”

这时萨米也已经醒了，可还在装睡。佩科拉依然紧紧地缩着肚皮，不敢大声喘气。他们俩都知道布里德洛夫太太自己本可以，而且也会去棚子里搬煤，说不定她其实已经搬回来了，或者也可以让萨米或佩科拉去搬。可是昨晚没有争吵，这种悬而未决之感就像一段哀乐中的第一个音符在郁闷等待的空气中蓄势待发。酗酒这种蠢事，无论多么司空见惯，最后总要仪式性地了结。布里德洛夫太太琐碎而毫无特色的日子，就是由这些争吵来辨认、归类与区别的。正是它们赋予生活的每时每刻以实质性内容，否则，日子就会暗淡无光，完全被遗忘。争吵缓解了贫穷带来的无聊，给死气沉沉的屋子增添了亮色。在这些打断日常生活而其本身也已成为常态的争吵中，她能够展示自认为属于真实自我的风格和想象力。剥夺这些争吵无异于剥夺她生活的全部激情与合理性。乔利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和暴戾性情给他们俩提供了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的必要材料。布里德洛夫太太自认是个正直、虔诚的女信徒，备受一个无用男人的拖累，而上帝派自己来惩罚他。（当然，乔利已经没有获得救赎的希望，而救赎与否亦不重要——布里德洛夫太太感兴趣的不是作为救世主的基督，而是作为审判官的基督。）经常能听见她与耶稣谈论乔利，请求主帮助她“把这个混账东西从扬扬得意的云端打落下来”。有一次，醉醺醺的乔利差点一跤跌进红彤彤的煤炉，她当即尖叫道：“收走他，耶稣！收走他！”如果乔利不再喝酒，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耶稣。她疯狂地需要乔利的罪孽。他堕落得越深，越放肆，越不负责任，她和她的使命就越崇高。这一切都打着耶稣的名义。

同样，乔利也极其需要她。在他厌恶的事物当中，她是为数不多他触手可及且可以伤害的一个。他把无名的怒火和无法实现的欲望通通发泄在她身上。他可以恨着她，自己却毫发无损。还很年轻时，乔利初尝禁果，正如饥似渴地跟一个乡下小姑娘在草丛里寻欢作乐，不想受到了两个白人的惊吓。那两个男人拿手电筒正对他的屁股照着。他停下来，惊恐万状。他们咯咯地笑起来，没有移开光线。“接着干啊，”他们说，“继续干，把活干完。黑鬼，好好干个痛快。”灯光仍然没有移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利并不恨那两个白人，却痛恨和鄙视那个女孩。只是隐约想起这个片段，以及其他数不清的侮辱、失败乃至挫折，都会刺激他逃进堕落的避风港，对此连他自己——但也只有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不知怎的他就是无法让别人震惊，震惊的从来只有他自己。所以他也就放弃去做什么惊人之举了。

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厮打跟做爱简直如出一辙，同样遵循着某种说不清的野蛮定式。他们彼此心存默契，不将对方置于死地。他打她就跟懦夫打人似的——用双脚、手掌和牙齿。而她呢，则完全用女性的手段予以还击——用平底锅、拨火棍，偶尔也拿熨斗砸他的脑袋。打斗期间谁都不吭声，既不呻吟也不辱骂。只有东西落地和毫无新鲜感的身体互相碰撞的声音。

两个孩子对这些冲突的反应各不相同。萨米往往会咒骂片刻，或者索性离家出走，抑或自己也投入战斗。听说，到十四岁时，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不下二十七次。有一回，他甚至跑到了水牛城，在那里待了足有三个月。无论是被强行送回还是环境所迫，他每次回来时都闷闷不乐。另一方面，佩科拉受年龄和性别限制，只能想方设法地去忍受。虽然应对的方法在变，痛楚却深刻而又长久。她在两种愿望之间挣扎，要么强烈地渴望一方打死另一方算了，要么恨不得自己一死了之。此刻她正小声嘟囔：“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千万别打。”佩科拉跟萨米和乔利一样，总是管她妈妈叫布里德洛夫太太。

“别打喷嚏，布里德洛夫太太，可千万别打。”

然而布里德洛夫太太还是打了。

毫无疑问，布里德洛夫太太能打这个喷嚏完全是蒙上帝眷顾。她只打了一个。

她端起满满一锅凉水冲进卧室，照着乔利的脸泼过去。乔利坐起身来，呛得连咳带吐，他光着脏兮兮的身子，从床上一跃而起，做了个凌空拦截的动作，搂住老婆的腰，两人摔倒在地。乔利把她拎起来，又用手背把她打倒。她坐在了地上，后背抵着萨米的床架。她没有松开那口铁锅，用它使劲撞击乔利的大腿和裆部。乔利一脚踩住她的胸口，她丢掉了锅。他跪下来狠命地朝她的脸扇了好几下。要不是她迅速低头，让那一拳落在了铁床架上，她早就服软了。布里德洛夫太太利用这个短暂的空当溜出了他的打击范围。一直在床边默默观看他们扭打的萨米突然用双拳揍起父亲的脑袋来，嘴里大骂：“你这光屁股的浑蛋！”一遍一遍又一遍。布里德洛夫太太抄起又圆又平的炉盖，踮起脚尖跑到正打算站起身的乔利跟前，朝他猛击两下，把他打回了被她激怒之前的麻木状态。她一面大口地喘着气，一面朝他身上扔了条被子，让他躺着。

萨米连声尖叫：“杀了他！杀了他！”

布里德洛夫太太惊讶地看着萨米，“快别这么说，小子。”她把炉盖放回原处，朝厨房走去。然后在门口站住，对儿子说：“你还是赶紧起来吧。我需要些煤。”

佩科拉用被子蒙住脑袋，让呼吸变得舒缓些。尽管她收紧腹肌极力阻止，恶心的感觉还是迅速涌了上来。她强烈地想要呕吐，但是和往常一样，她知道她不会。

“上帝啊，求求您，”她对着手心小声说，“让我消失吧！”她紧紧闭上双眼。身体的某些小部位逐渐消散。一会儿慢一会儿快。然后又放慢了。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没了。然后是前臂，直到胳膊肘。现在轮到脚了。对，这样挺好。双腿同时不见了。大腿以上最难消失。她必须做到真正的静止不动。她的肚子怎么也不愿离去。可最终还是走了。接着是胸脯、脖颈。脸也很顽固。几乎完全消失了，几乎。只差紧闭的双眼了。它们总是被留下来。

她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眼睛消失。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眼睛意味着一切。一切都在那里，在眼中。所有那些画面，所有那些脸庞。她早就放弃像萨米习以为常的那样离家出走去看看新的画面和新的脸庞的想法了。他从不带着她，从不提前为出走作打算，所以也从不计划。总之这条路行不通。只要她还是老样子，只要她还是那么丑，她就只能继续跟这些人待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她属于他们。她经常对着镜子，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试图揭开丑陋的秘密——丑陋得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看不起她。她是班上唯一单独坐双人课桌的学生。姓氏的首字母总让她不得不坐在教室前排。可是玛丽·阿波罗奈尔呢？玛丽排在她前面，却跟卢克·安格利诺同桌。老师们总是这样对待她：他们尽量避免瞥到她，只有当全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才点到她的名字。她还知道，当学校里某个女孩想狠狠侮辱某个男孩，或者要他立马作出答复时，她会喊“鲍比喜欢佩科拉！鲍比喜欢佩科拉！”，而这毫无例外会逗得附近听到的人发出阵阵笑声，被嘲弄者则会假装生气。

不久前，佩科拉忽然想到，如果她的眼睛，摄取那些画面、熟悉那些场景的眼睛——如果她的这双眼睛不同，也就是说漂亮的话，她自己也会完全不同。她的牙长得挺好看，而且至少她的鼻子不像某些被认为可爱的人那样显得又大又扁。如果她的外貌不同，即长得漂亮的话，也许乔利的表现就会不同，布里德洛夫太太的表现也会不同。也许他们会说：“喏，瞧瞧长着漂亮眼睛的佩科拉。在这么漂亮的眼睛前面，我们可不能干坏事啊。”

漂亮的眼睛。漂亮的蓝眼睛。又大又蓝的漂亮眼睛。跑吧，杰瑞，跑吧。杰瑞在跑，艾丽斯在跑。艾丽斯有双蓝蓝的眼睛。杰瑞有双蓝蓝的眼睛。杰瑞在跑。艾丽斯在跑。他们长着蓝蓝的眼睛在跑。四只蓝蓝的眼睛。四只漂亮的蓝眼睛。天蓝色的眼睛。蓝得像福瑞斯太太的衬衫。清晨般美丽的蓝眼睛。

艾丽斯和杰瑞蓝色故事书般的眼睛。

每天晚上，她从不间断地祈祷，为拥有一双蓝眼睛。她狂热地祈祷了一年。尽管有些受挫，她仍然没有放弃希望。要让这样的奇迹发生，那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

她就这样陷在紧紧束缚着她的信念中，只有奇迹才能让她解脱，如此她将永远都看不到自己的美。她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东西：别人的眼睛。

她顺着花园街向一家卖糖果的小杂货店走去，鞋子里藏着三分钱——在袜子和鞋膛之间溜来溜去。每走一步，她都感到硬币硌得脚发疼。那是一种能够忍受甚至让人珍惜的甜蜜刺激，充满了希望和难言的安全感。她有充裕的时间来考虑买什么。可是此刻，她因熟悉而喜爱的景象轻柔地拍打着她脚下的街道。电线杆下长满了蒲公英。她纳闷，人们为什么管蒲公英叫野草？她觉得蒲公英很漂亮。可大人们总说：“杜宁小姐把自己的院子收拾得挺干净，一株蒲公英都看不到。”戴黑色头巾的东欧妇女挎着篮子到田里拔它们。可她们不要黄色的头，只要带锯齿的叶子。她们要做蒲公英汤。蒲公英酒。没人喜欢蒲公英的头。也许是因为它们太多，太强壮，长得太快了。

人行道上有个Y形裂纹，还有一处的水泥翘了起来，露出底下脏兮兮的泥土。她那拖拖拉拉的脚步经常会让她在这里绊一跤。在这条人行道上——虽然陈旧些，但光滑平整——滑旱冰会很舒服；轮子平稳地滑行，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新铺的路面既颠簸又不舒服，在新路上，滑轮的声音很刺耳。

这些以及其他没有生命的事物，都看得见，体验得到，对她来说可谓真真切切。她熟悉这些东西。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准绳和试金石，能够被转化，被占有。她拥有那个让自己摔跤的裂缝；她拥有那一簇簇蒲公英，去年秋天，她吹飞了它们白色的头；今年秋天，她曾凝视它们黄色的花头。拥有这些让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样，世界也是她的一部分。

她登上四级木台阶，来到雅克鲍斯基的生鲜店门口。她推开门时，门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她站在柜台前，打量着成排的糖果。只买玛丽琴牌的，她决定。一分钱能买三块。坚硬的糖块终于裂开，露出花生酱——油和盐跟甜甜的焦糖味混合在一起。憧憬的钟声搅得她的胃很不安宁。

她脱下鞋，取出那三分钱。柜台那边冒出雅克鲍斯基灰白的脑袋。他遽然从思绪中惊醒，把目光转向她。蓝眼睛。朦胧，低垂。他慢慢向她望过来，犹如季节不知不觉由夏入秋。在视网膜和物体之间，在视野和景物之间，他的目光游移、犹豫、徘徊着。在时空的某个定点上，他感觉没有必要浪费工夫瞥上那么一眼。他没有看见她，因为对他而言，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一位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杂货店老板，满嘴冒着土豆和啤酒味，脑子里想的是有着雌鹿般眼睛的圣母马利亚，情感已被某种永恒的失落感磨钝，他怎么看得见一个黑人小女孩呢？他的生活中甚至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暗示，这样的奇迹可能发生，更不用说值得或必要了。

“嗯？”

她抬头望着老板，看到的却是一片虚无，而那里本应是询问的目光。不仅如此。那眼神中完全没有人类应有的认同，只有一种呆滞无光的疏离。她不知道是什么让这人的目光悬在半空。大概因为他年长，或者是个男人，而她还是个小女孩。可她在成年男人的目光中看见过好奇、厌恶，甚至恼怒。不过这样的虚无她却也并不觉得陌生。它带着某种锋利的棱角，在下眼皮的某个部位透出嫌恶。她在所有白人的眼睛里都看见过这种潜藏的神色。就是这样。这种嫌恶肯定是冲着她，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她身上的一切都在流动与变化，可是黑皮肤却静止不变，令人害怕。正是这身黑皮肤制造了白人眼睛里那带有嫌恶棱角的虚无。

她伸出手指了指玛丽琴糖——用一根黑黑的小手指，指尖顶着橱窗。她在用黑孩子安静而毫无冒犯之意的坚持表达着跟一个成年白人男子交流的意愿。

“这个。”与其说这个词代表着什么意义，还不如说更像一声叹息。

“什么？这个？这个？”老板的嗓音中，痰液与不耐烦混在一起。

她摇了摇头，指尖定在在她看来摆着玛丽琴糖的地方。他看不到她的视野——他的视角，她手指的斜度，让他不明白她在指什么。他那只粗大发红的手在玻璃柜里来回抓摸着，像只因为失去身子而被激怒的母鸡那躁动不安的鸡头。

“上帝啊，你有嘴说话吗？”

他的手指触到了玛丽琴糖。

她点点头。

“干吗不直接说名字？一包？要多少？”

佩科拉展开拳头，露出那三分钱。他迅速拿出三包玛丽琴糖——每包有三个方块。她拿着钱递过去。他有点儿犹豫，不想碰她的手。她不知道如何把右手的那根手指从玻璃柜上移走，或者如何把硬币从左手中拿出来。最后，他伸过手，从她手中取走了那几枚硬币。他的指甲刮到了她汗淋淋的掌心。

来到外面，佩科拉感到那种难以言传的羞耻感在慢慢消退。

蒲公英。她心底忽然升起对蒲公英的爱怜。可它们并不看她，也不回报她的爱。她想：“蒲公英就是丑，蒲公英就是杂草。”沉浸在这股突发的奇想中，她被人行道上的裂缝绊了一跤。愤怒又开始在她的心中躁动并苏醒，大张着嘴，像只贪婪的小狗，舔舐着她羞耻的残渣。

愤怒好多了。至少在愤怒中有活着的感觉。一种真实和存在感。一种价值意识。这是一股美好的浪涛。她的思绪又回到雅克鲍斯基的眼神，以及他那充斥着痰液的嗓音上。愤怒不会持续很久；那只小狗是很容易喂饱的。它太快地解了渴，睡着了。羞耻感又渐渐涌出，它的浑浊之水渗进她的眼睛。在泪水流出来之前要怎么办？她想起玛丽琴糖来。

每张淡黄色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幅画像。一幅玛丽琴的小头像，糖果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笑眯眯的白色脸蛋。金色的头发微微凌乱，蓝色的眼睛从一个干净舒适的世界向外看着她。那双眼睛任性，顽皮。而佩科拉只觉得它们很漂亮。她吃了块糖，甜味很正。吃了糖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琴。爱上了玛丽琴。变成了玛丽琴。

三分钱为她买来九次与玛丽琴宜人的高潮。可爱的玛丽琴，糖果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

布里德洛夫家店铺前厅的楼上住着三个妓女。查娜、波兰和马丽小姐。佩科拉很喜欢她们，经常去拜访，还替她们干这干那。她们呢，也不小看佩科拉。

十月的一个早晨，就是火炉盖大获全胜的那个早晨，佩科拉上楼来到她们的房间。

她甚至还没敲开门，就听见波兰在唱歌——她的嗓音甜蜜有力，犹如新鲜的草莓：

饭桌上有我悲伤的歌

悲伤的歌在碗柜上

饭桌上有我悲伤的歌

悲伤的歌在碗柜上

卧室里有我悲伤的歌

因为只有我孤枕而眠

“嘿，小团子。你的袜子上哪儿去了？”马丽每次都用不同的称呼来叫佩科拉，毫无例外的是她起的绰号都很可爱，大多出自菜谱或者菜单，因为她脑子里最常琢磨的就是这些。

“你好，马丽小姐。你好，查娜小姐。你好，波兰小姐。”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你的袜子上哪儿去了？你像院子里的狗一样光着两条腿。”

“我一双都找不到。”

“找不到？你们家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喜欢袜子吧。”

查娜咯咯地笑了。无论什么时候丢了东西，马丽总是将其消失归因于“家里有什么东西喜欢它”。她会带点警告意味地说：“家里有什么东西喜欢乳罩。”

波兰和查娜正为夜晚外出做着准备。波兰一个劲儿地熨衣服，一个劲儿地哼着歌。查娜坐在厨房里一把淡绿色的椅子上不停地卷着头发。马丽从不做准备。

这几个女人都挺友好，可是却不容易聊起天来。佩科拉总是主动跟马丽说话，而马丽只要打开了话匣子就很难关上。

“马丽小姐，你怎么交了这么多男朋友？”

“男朋友？男朋友？恶心鬼，从一九二七年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小伙子了。”

“确实没见过。”查娜把发热的卷发器搁进装努奈尔头油的铁盒里。一碰到热金属，头油就嘶嘶地响起来。

“为什么啊，马丽小姐？”佩科拉追问道。

“什么为什么？是问我为什么从一九二七年以后就没见过小伙子？因为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小伙子了。从那以后他们就绝种了。人们刚生下来就老了。”

“你是说从那时起你自己就老了吧。”查娜说。

“我可从来没老过。只是胖了。”

“一回事。”

“你以为自己瘦，男人就觉得你年轻吗？让鬼魂给你买腰带吧。”

“你肥得像骡子屁股。”

“我就知道你那两条细细的罗圈腿跟我的一样又老又旧。”

“不用操心我的罗圈腿。男人最先扒拉开的就是我那两条腿。”

三个女人全都大笑起来。马丽笑得脖子都朝后仰了过去。笑声从喉咙深处像无数条河流一样涌出，随性、低沉、裹着泥沙，奔向这个像是广阔大海的房间。查娜歇斯底里地咯咯笑着，每倒抽一口气，都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一根无形的绳索把笑声从她体内拽出来。波兰的笑无声无息，她除非喝醉了才会说话。清醒的时候，她总是轻轻地哼着或吟唱伤感的歌曲，她会唱很多这样的歌。

佩科拉用手指捻着搭在沙发背上的头巾的毛边。“我从来没见过别人有像你这么多的男朋友，马丽小姐。他们为什么都喜欢你啊？”

马丽打开一瓶麦根汽水。“他们还能怎么着？他们知道我有钱，长得也好看。他们个个都想把脚趾头伸进我的卷发里，从我这儿弄走钱。”

“你很有钱吗，马丽小姐？”

“小布丁，我有的可是钱的妈妈。”

“从哪儿挣的啊？你又不工作。”

“是啊，”查娜说，“你从哪儿挣的钱？”

“胡佛给的。我帮过他一个忙，帮过联邦调查局的忙。”

“怎么帮的？”

“反正帮了他一个忙。他们想抓住那个骗子。他叫乔尼。照他们说，他是个人渣。”

“我知道。”查娜梳理着头发说。

“联邦调查局当时急着抓他。他杀的人比得痨病死的还要多。你敢得罪他？天啊！你上天入地他都能把你追上。那时我苗条漂亮，不超过九十磅，水灵灵的。”

“你就从来没水灵过。”查娜说。

“得了，你从来都没干燥过。闭嘴。告诉你吧，小甜点。说实话，只有我一个人拿得住他。他要出门抢银行、杀人，我温柔地对他说：‘乔尼，你不该干这种事儿。’他就说只是想出去给我买漂亮东西。花边短裤什么的。每个星期六，我们都会买上一箱啤酒，炸小鱼吃。你知道，我们用面粉和鸡蛋和的浆炸，等整个又黄又脆了——不能炸得太过——我们就打开冰镇啤酒……”无论何时何地回忆起这样一顿美餐，马丽的目光都会变得柔和。她的一切故事都会在即将描述食物的那一刻停住。佩科拉仿佛看到马丽的牙齿陷进松脆的海鲈鱼的脊背，看到她用肥厚的手指把从嘴唇上滚下的雪白滚烫的肉片重新塞进嘴里，她好像能听见啤酒瓶盖打开时“嘭”的一响，闻到第一股啤酒泡沫的苦涩，感觉到啤酒碰到舌头时的冰爽。她的白日梦很快结束了，而马丽却还深陷其中。

“可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她问道。

查娜咯咯笑着说：“她搞得好像自己是告发迪林杰的红衣女郎一样。迪林杰才不会靠近你，除非他在非洲打猎时把你当成河马射了。”

“哈，这匹河马在芝加哥玩得可痛快了。耶稣啊，九十九！”

“你干吗总说‘耶稣啊’，接着再跟个数字？”佩科拉早就想问她了。

“因为我妈经常告诫我不许骂人。”

“她有没有告诫你不许脱裤衩？”查娜问。

“压根儿就没裤衩，”马丽回答说，“我十五岁时才见到那东西，那是我离开杰克逊镇去辛辛那提打日工的时候。我的白种女主人给了我几条她的旧裤衩，我还以为是绒线帽呢。打扫房间时我戴在头上。她看见后差点笑得背过气去。”

“你可真是个大傻帽。”查娜点上一支烟，等着卷发器冷却。

“我怎么会知道？”马丽稍顿片刻，“那东西反正老要被脱下来，穿它有什么用呢？杜威从不让我穿太久，我都不习惯穿。”

“杜威是谁？”这个人佩拉科听着很陌生。

“杜威是谁？小鸡！你从来没听我说过杜威的事吗？”马丽为自己的疏忽感到震惊。

“没有，小姐。”

“哦，宝贝儿，你这半辈子真是白活了。耶稣啊，一九五。他嘴可真甜！我遇到他时才十四岁。我们离家出走，像夫妻一样一起过了三年。跑到这儿来的所有男人你都见过了吧？他们五十个加起来也抵不上杜威·普林斯的一根踝骨。哦，主啊，那个男人爱死我了！”

查娜用手指把一绺头发卷成圈儿。“那他为什么让你出来卖呢？”

“姑娘，当我知道自己能卖——就是说有人愿意为此出大钱的时候，简直就像有人拿羽毛敲我的脑袋一样没感觉。”

波兰笑了。笑得无声无息。“我也是。第一次的时候，我告诉姨妈我没收钱，她狠狠揍了我一顿。我说：‘钱？凭什么要收钱？他什么也不欠我啊。’她说：‘他不欠你个鬼！’”

她们全都沉浸在欢声笑语中。

三个快乐的碎嘴婆。三个快乐的老巫婆。多年前的愚昧让她们感到很好玩。她们可不像历代小说中塑造的那些妓女：有着高尚和宽容的心地，只是因为环境的险恶，才献身于把男人从不幸和无聊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事业，偶尔谦卑地拿点钱也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理解”。她们也不像敏感的年轻一代女孩，在命运之手的荒唐摆布下被迫维持表面上的冰冷无情，以保护青春年华免遭进一步的打击——这样的女孩十分清楚自己完全可以另觅高枝，能让适合自己的男人幸福。她们亦不同于那些懒散无能的妓女，无法只凭卖淫谋生，转而吸毒贩毒或者拉皮条，最终促成自我毁灭的结局，不自杀只是为了惩罚对缺席的父亲的记忆，或者为了延长沉默的母亲的痛苦。除了马丽对杜威·普林斯传说般的爱恋，这几个女人都痛恨男人，所有的男人，毫无愧疚，毫无歉意，毫无区别。她们辱骂客人，习惯性冷嘲热讽。黑人、白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犹太人、波兰人，形形色色——全都软弱无能，全都被置于她们仇视的目光下，全都是她们无情怒火的发泄对象。她们以耍弄男人为乐。全镇人都知道，有一次，她们把一个犹太人哄骗到楼上，三个人一起扑上去，提起他的脚后跟，把他裤兜里的东西全抖出来，然后把他扔出了窗外。

她们对女人同样不恭，那些女人虽然不是所谓的同行，但也欺骗自己的丈夫——无论是经常还是偶尔为之，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她们管这些女人叫“糖衣妓女”，不愿去体会她们的境遇。她们只尊敬那些所谓“虔信基督的黑人妇女”。这些女人声名纯洁，顾家，不抽烟喝酒，不乱跑。她们对这样的女人永远满怀深情，但却从不流露。她们会跟这些女人的丈夫睡觉，收他们的钱，但那往往是为了报复。

她们也不保护和关心天真无邪的少女。回想自己的青春岁月，她们只觉得那时无知，后悔没有好好利用年轻赚得更多。她们不是穿着妓女衣服的年轻姑娘，也不是悔恨失去纯真的妓女。她们就是穿着妓女衣服的妓女，从来不曾年轻，更谈不上纯真。当着佩科拉的面，她们像跟彼此相处时一样随便。因为她是个孩子，马丽还编些故事给她听，可是那些故事既轻佻又粗野。如果佩科拉宣布她愿意过她们那样的生活，她们不会劝阻，言语中也不会露出惊讶。

“你和杜威·普林斯有孩子吗，马丽小姐？”

“有啊。当然有。我们生了好几个呢。”马丽有些焦躁不安。她从头上取下一枚小发夹，剔起牙来。这暗示她不愿再说了。

佩科拉走到窗前，望着下面空空荡荡的大街。一丛青草吃力地从路边的石缝里钻出来，迎接它的却是十月的冷风。她想到了杜威·普林斯，想到他是如何地爱着马丽小姐。爱是什么感觉？她搞不清。大人们相爱时都做些什么？一块儿吃鱼？乔利和布里德洛夫太太在床上的画面映入她的眼帘。他发出的声音好像很痛苦，好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父亲的叫唤声如此可怕，但却远不及母亲的无声无息可怕。好像她压根儿就不在那里。那可能就是爱吧。窒息般的喉音和沉默无语。

佩科拉把目光从窗口收回来，望着这三个女人。

查娜改了主意，把刘海换成别的样式，梳起小巧但挺结实的高卷式发型。她能够自如地变换出各种发型，但每种都让她的表情显得愁苦不安。她又画了浓妆。这会儿，她把眉毛画得很夸张，嘴唇像丘比特的弯弓。过一会儿，她又会把眉毛改成东方式，把嘴唇画得邪恶又凶猛。

波兰用甜草莓般的嗓音唱起另一首歌：

我认识一个浅褐色皮肤的小伙子

我认识一个浅褐色皮肤的小伙子

他双脚挨着地面时泥土都会快乐得跳跃。

他像孔雀般趾高气扬

他的眼睛闪烁着黄铜的光泽

他的微笑如糖浆般慢慢淌光

我认识一个浅褐色皮肤的小伙子

马丽坐在那里剥着花生，不时地把花生米扔进嘴里。佩科拉目不转睛地瞧着这几个女人。她们是真人吗？马丽轻柔、可爱地打了个咕噜噜的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