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冒着热气，令我感到开心的是，我品尝出汤的美味可口，那意味着，我的元气有所恢复。因此，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确没听见她在说什么。我听清之后，问道：“你认识比尔·贝尔？”这下轮到她没听清了。“你必须点一道肉菜。”她帮我清理着思路，经过仔细考量，我们决定点一道任何人也许早就该点的菜——一个汉堡包，煎嫩点，加洋葱。我们共有的依据是，煎嫩点，加洋葱，可以增强体力。点完菜，她去了一趟厨房。从厨房出来后，她告诉我：“我不认识比尔·贝尔，但我知道他的狗在什么地方。你觉得汤怎么样？”“又美味又热乎。”我回答道。我等着她接过话头。

她端起汤碗，一边擦着桌上的菜渣，一边说道：“我住在达比附近的一处绵羊牧场，我听说他的狗就在哈密尔顿周围的某处绵羊牧场。我可以告诉你那究竟是什么地方。”

这一次，她去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要等着做好汉堡包。我知道，关于比尔的狗的情况，她也许说得没错。一如比尔本人，那条狗也是苦根谷的传奇之一。它有名字，但人们都叫它“比尔的狗”。就所有人类而言，它最喜欢比尔，但它所献身的事业更为高尚——为一群绵羊。它会在春天跟着比尔进山，当比尔在夜间照料那些牲畜、搓着那些绳子时，它很喜欢围着他打转。但是，一到七月中旬，它就会服从内心的召唤，消失得无影无踪。秋天到来时，比尔会去某个绵羊圈把它找回来。

作为一条牧羊犬，它专跟郊狼打交道。郊狼是一种狡猾的动物，而狡猾的动物，包括我们自己和郊狼，所具有的行为模式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固定。绵羊圈通常建在河床上，或者位于泉眼旁。一匹狼往往站在附近的山脊上，一阵鬼哭狼嚎，做出一番招摇过市的样子。牧羊犬按照自己的惯常套路，前去追踪那只郊狼，郊狼当然已经消失在了山的背后。接下来的情况是，当牧羊犬吐着舌头巡视到山脊时，已经有三四条郊狼等着与它会面。第一匹郊狼并不知道，比尔的狗所寻找的正是三四只郊狼。

比尔的狗看上去似乎由两部分组成，头部和肩部是一条斗牛狗，而其余部分，也就是它用来走路的部分是一只灰狗。也许在整个峡谷地区，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它的速度和狠度。实际上，与其说它对绵羊忠诚，不如说它对绵羊圈忠诚，因为那正是它咬死郊狼的地方。峡谷里的每一个绵羊圈都以能够接待它而备感荣耀。

服务员出来后问道：“比尔明天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回到麋鹿峰？”我告诉她：“估计在中午时分吧。”“我明天上午尽量帮他把狗带过来，”她说道，“不过，我怕我带不过来。我现在给你写张纸条，上面有那个牧场的名字，以及前往的线路，你能把纸条交给比尔吗？”

我点点头，将纸条放进了衬衣口袋。“这么说，你不认识比尔？”我问道。我把汉堡三明治切成四块，可还是太大，我只好张大了嘴巴。她回答道：“不认识。我住在达比，本来想离开达比去米苏拉。”米苏拉是我的家乡，是附近一带最大的城镇，靠近苦根河的河口。达比是一座小镇，在苦根河上游一百一十公里处，从距离和规模来说，哈密尔顿都在这两座城镇之间，但离达比略微近一点点。“不过，”她说道，“我在哈密尔顿找了份帮餐馆打杂的活儿。而且，我从来没到过米苏拉那么远的地方。”

我仍只能尽量张大嘴巴，她于是继续说着话。“我是苦根河人，因此，就算不认识比尔，也非常了解他和他那只狗的事情。”

她有着深红色的头发，牙齿排列得似乎有点儿稀疏，不过看上去还算漂亮。她身体壮实，不难想象她在牧场干活儿的情景。她的脸上和脖子上满是户外雀斑，沿着胸部越往下，雀斑越密集。

“我知道你在为比尔做事。”她说道。随即，她说了一句似乎早就想说的话：“我还知道，你们今晚要惹大麻烦。”

我放下最后那一块三明治。“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道。

“大家都来这里吃饭。”她回答道。我看看时钟，对她说：“我得走了。”她说道：“你还没吃完三明治呢。”我回应道：“味道不错，但我得走了。”

“好吧，”她说道，“不过别忘了比尔的狗。”“不会的。”我回答道。

“你现在就保证，不要忘了比尔的狗。我要你今晚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他。”

“你真有见识。”我说道。

“哪里，”她回答道，“我都没去过米苏拉呢。”

送我到门口的苦根女孩跟我年龄差不多，我们都察觉到了这一点。“再见，祝你好运。”她说道。接着，她又叫住了我：“别忘了告诉比尔，是我给他写的纸条，不过你不能偷看。”

“我会告诉他的。”我回头说道。随即，我的全副身心就只剩下那一张扑克牌桌了。

我如此专注，以至于记得整件事情的全部经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晚上。

除了吧台后面那个家伙，酒吧间一个人也没有。从脸上的表情看，他好像即将失去他可能拥有过的这个地方。有那么一阵儿，我以为旁边的房间一点声音也没有。突然，响起一阵哗啦声，随后是几声闷响，原来是水泥铸成的落袋球碰上失去弹性的台垫，被撞了个粉身碎骨。很显然，只剩一对落袋球手了。

“嗨，小崽子，”酒保恶狠狠地喊道，“你要去哪里？”

我已经迟到，正担心不已，因为旁边的房间现在只剩下一种声音，于是我想装得彬彬有礼的样子溜过去。

“我要去会一个朋友。”我回答道。

“过来。”他说道。这下子，我真的担心起来，因为我早就该站在厨师的正背后。但我还是走到了吧台前，近得足以看见他正用来放玻璃杯的矮柜上放着一把史密斯威森的0.38口径手枪。我买自酿啤酒的时候，左轮手枪并没有出现在那里。他停下手中的活儿看了我好一阵子，其间还从左轮手枪旁端起一只小酒杯喝了一口。

“来一口烈性酒。”他对我说道。“谢谢。”我边说边摇了摇头。“算我们请的。”他说道。我又说了一句“谢谢”。

他指着我：“你跟比尔·贝尔是一伙儿的，对吧？你刚才来过这儿。”

我说道：“我替他干活儿。”

“他就在里边。”他对我说道。

“他在干什么？”我问道。

“你干吗不进去看了再出来告诉我呢？”他说道。

我已经看出，如果我继续彬彬有礼，也许将永远走不出这个地方。我说道：“你干吗不自己进去看呢？你不是有枪吗？过去六七米便是门口，你不就可以看见了吗？”

他说：“我不敢抛下这个地方不管。万一有人溜进来偷东西呢。”我又看了一眼才发现，距离门口其实没有六七米，于是我明白，他被吓住了。外强中干的人我可不喜欢，何况他还有一把枪。一个人如果强硬到底，那就很容易明白，枪可不是吃素的。

我轻松地走过那段不足六米的路，四下里看了看。

正如刚才的声音提示，偌大的房间里只有两个落袋球手。他们可能是两个牧场雇员，跟牛马打交道的时间太长，根本没注意到人类都在干什么。要不然，就是地球发生倾斜，除了他们，每个人都滑到了靠里的那个房间。从这里几乎看不见扑克牌桌，不过每个人都在凝神细看，而且看得默不作声。

尽管史密斯先生就站在他应该站的门口这个位置，但他显得并不开心。根据我们的计划，他要担任这座宫殿的守卫，除了我们这一帮人，谁也不许进去，但当地球发生倾斜时，他显然被滑坡给掩埋了。我告诉他：“酒保有一支枪。”他一言不发，但把其他人推到一边，带着我来到了厨师身后的位置。我真正打量厨师前，先看到了他面前的那一堆。那就是一堆，堆头不算大，但怎么说也有四十美元。围桌而坐的另外三个人依旧戴着大牛仔帽，面前的堆头很小。比尔·贝尔刚好站在大帽檐的身后。牌桌上方的灯罩几乎把比尔一分为二。灯罩以上半明半暗，只看得出他双肩宽阔，帽子宽大。灯罩以下，他放在屁股上的双手泛着光，仿佛握着一把枪。我的注意力不再游移，而是在他的腰或者肩带里找寻着鼓突点。我终于明白，确定无疑，今晚就是一场徒手斗殴。就在我端详比尔的过程中，大帽檐往右移了一下椅子。等他再次移动时，我已经猜出，大帽檐不喜欢比尔直接站在他的身后。就在他盯着比尔时，比尔把一个围观者往右推了一把，再次站在了大帽檐的身后。我在心里想着：“他们要是就这么移来推去，很快就该移到我的跟前了。”就在这时，红头发小子从阴影里慢慢移出来，站在了大帽檐的边上。红头发小子跟我的身材差不多，可当大帽檐又移动一下椅子，并看了比尔一眼时，他没有往后退缩半步。他会否朝着火线冲过去，我无须再做推测。

接着，喝得醉醺醺的加拿大人偏偏站到了大帽檐的另一边。他咳个不停，可也是寸步不让。

在我跟前，厨师一如往常地显得自信十足。我站在他身后，高出一头，可以俯视到这个脑袋后面长了一撮毛，活像冠蓝鸦的羽毛。作为唯一没用帽子遮挡起来的牌手，而且是桌前那一堆颇有些规模的牌手，他是我们盯得最紧的人。

轮到他发牌时，他更显得鹤立鸡群。几轮牌玩下来，我已经非常清楚，跟天黑时假装笨手笨脚试图诱我入局相比，三个无脸人的发牌策略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此时此刻，每一个牌手都知道，其余牌手都是赌博好手。于是，心理策略已经转变为动摇他人的信心。三个帽檐玩牌的手法十分娴熟，却不止于此。我也开始发现，自己头脑里的赌客形象，与坐等怀揣月薪支票的下力汉入瓮的小镇托儿相比，有太多的差异。不过，厨师是一簇火焰。一张张纸牌从凌乱的牌堆跳进他的手里，再从他手里围着牌桌依次飞出。为了我们的钱，他快如闪电，极尽炫耀，同事都以他为傲。我正好站在他的身后，他仿佛受着我的支配，我想，我也是以他为傲的，尽管我一直有种感觉无法彻底释怀——他身上的某个地方缺了点儿什么东西。

根据他此前所说，他玩的是概率，尽管我本不该使用这种说法。与只是坐着数点玩赔率相比，这种玩法更为大胆。比如，很短的时间内，他两次因为一对J（J是最小的下注牌）而获得开牌机会，两次过牌，两次让其他人开牌，接着，他又两次提高开牌赌注。但那之后，他每一手牌都打得各不相同。第一手牌，他只摸了一张牌，仿佛想表明他手里有两个对子，而他没用这两个对子开牌，是因为你如果没想清楚别人会有什么牌就用两个对子开牌，会让自己陷入困境。三个无脸人中最小的那个坐厨师的左手边。他开了牌，摸到一张红桃3。因为J是最小下注牌，那么，那张牌意味着他手里有三个对子，而任意一对都能比过厨师。最糟糕的是，他手里的牌不可能小于一对J，而厨师摸上来一张牌后，手里仅有一对J。

提高赌注后，中帽檐和大帽檐退出了比赛。因为是小帽檐开的牌，他摸到那张牌后，由他首先下注。因为厨师抬高了赌注，这让他思考了好一会儿，最终决定过牌。厨师早已经完成了思考。他下了两美元的注。牌打到这个阶段，两美元可是一笔大注，仿佛手里的牌虽然不多，但足够大，于是毫不犹豫地来一把大注。他脸上的神态似在表明，自己手里不光有能赢的牌，还想把其他人拖住继续下注。这一次，小帽檐思考了大半天时间。他打出一对Q作为下注牌，厨师放低手肘，抱起了那一堆钱。大帽檐哼了一声。如果与他对阵的是我，我会认为他是在表达自己不喜欢被虚张声势所吓倒。

第二次的情形是，厨师没有因为手握一对J而开底池，相反，他来了个加注。他摸了两张而不是一张牌，仿佛表明他有一个三同点。他摸到的两张牌中，只要其中一张是个J，那他就可以用一个三同点结束牌局。当然，要是有这样好的运气，你就无须像希腊人尼克那样对付他们了。这一次，小帽檐和大帽檐都留在了牌局，大帽檐花了近五美元才认为自己终于发现，厨师没再虚张声势，因为他靠三个J结束了牌局。

随着厨师获胜次数的增加，他变得越发狂妄。他开始聊起天来，牌也打得越来越好。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一直谈论着自己手里的牌。我见过一名出色的扑克牌手，他原是个头脑发昏的职业拳师，跟厨师一样，老喜欢谈论拿在手里的牌。你无法断定，应该相信他说的哪一句话，但你会情不自禁地侧耳聆听。厨师会说“我要用一对J加注咯”，而他随后打出的是三个K。接着，他又说“我要用一对J加注咯”，这一次，他倒是依言而行了。他总是在说自己手里的牌，一般情况下，他说的都是骗人鬼话，但不时也会有啥说啥。我站在他的身后，因此，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分清真假。令我感到开心的是，跟他对局的人不是我。很显然，他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哈密尔顿这三个帽檐看到过的最令人眼花缭乱的扑克牌手。坐在椅子上的大帽檐扭扭身子，从屁股口袋里摸出了钱包。那是一只小巧的黑色钱包，他啪的一下打开，又啪的一下合上，随即展开几张纸币。接着，他摊开纸币，兑换成了硬币。面前重新堆上美元之后，他重开牌局，继续输牌。

尽管厨师在说话，发牌间歇，我仍然可以听到大家放松全身肌肉时弄出的声响。只有比尔例外，如果不是为了跟在大帽檐身后，他不会移动一分一毫。就其他人而言，阴影里的比尔头戴大帽，肩宽背阔；光线里的他双手放在屁股上。至此，包括我在内的每个人都把他打量了一番。史密斯先生如全职巨人一般站在门边，偶尔回头朝史密斯威森0.38的方向看上一眼。

我感觉左臂被轻推了一下。假装看牌实则在看我的，是麦克布赖德先生。他站在我身后比我高出整整一头，要是一直在下雨，雨水早顺着他的胡须末梢滴到我头上了。头顶能有这种感觉，让我感到十分开心，我把手伸进衬衫，摸了摸砂糖袋子。但还是有一点让我开心不起来，那就是除了史密斯先生，以及另外两个望风的——我既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也想不起他们被安插到了什么地方——我们的人全在灯光的照射下围桌而站。对于牌桌上的三个无脸人，我倒是并不怎么担心。毕竟，我们在人数上具有优势。而且，就算他们好勇斗狠，他们也是围着绿色牌桌软塌塌地度过了整个夏天，我们却在攀爬高山的过程中变得筋骨强健。我担心的是，从什么地方冷不丁冒来的援手。傍晚时，我在落袋球室至少看见过两名赌场员工。另外，有几个看起来笨手笨脚的落袋球手应该也是赌场员工，他们不过是在装样子。如果你来自毗邻小镇，自以为球技精湛，这些人不让你赔光老本才怪。再说，吧台还有一把枪。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一旦打起架来，有多少顾客会留在赌场？这个问题此刻没法回答。它既可能取决于谁是赢家，也可能取决于牛津如何对待顾客，也或者取决于比尔在这个赌场里有多少个朋友。目前，这些人全都靠后站在阴影里，不过也许全都在等着，一旦开战，即刻冲上前来。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自己会挨上一顿揍。形势发展至此，我每隔几分钟就要摸一摸那只砂糖袋子。

很显然，酒保一直没敢到门口来看上一眼。

厨师继续赢牌，赢头不大，但势头稳定。我以为在那天晚上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会继续玩他那个概率游戏，因为所谓概率就是要这么玩的。不过，有件事我老记不住，那就是爱炫耀的人终究会炫耀。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底池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虽然没有多到可以冒险挨一顿揍，不过总归是数量可观。已经有三四轮连续过牌，谁都没有开牌。当然，每打一轮牌，大家都得下注。结果呢，底池就积累到了不小的数额。实际上，上一次是厨师发牌。尽管没有人开牌，但我知道，厨师发牌的手法仍然诚实无欺。每个人都向底池再次扔进筹码，厨师把牌递给了坐他左手边的小帽檐。小帽檐处理牌比在座的其他人都要好——当然厨师除外。但到此为止，我已经确信，三个帽檐没有一个是玩牌好手。我自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认为玩牌好手还会留在哈密尔顿？”我已把他们归为还算过得去的牌手，也许会在袖子里藏上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小伎俩，足以骗过牧场雇员，以及我们这种从高山灌丛下来的林务局下力汉。

小帽檐发完牌，厨师抓了起来。他正准备理牌，随即把牌扣在桌子上，倾过身子，轻轻地抬了抬小帽檐的帽子。

“万望见谅，”他神情庄重地说道，“我一向喜欢看看，跟我打牌的人长一张什么样的脸。”

就在厨师把手从帽子上抽回来时，我看见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随即消失不见，就像一只兔子尾巴藏进了灌木丛。然而，就算我伸长了脖子，也没法再看见那是什么东西。不过，坐在对面、能从正面看见小帽檐的人突然起了一阵骚动。我知道，小帽檐遇到什么事了。大帽檐将牌握在一只手心，撑着牌桌站起身来。站在他身后的比尔退后一步，既是为了视线更佳，也许还为了更好开枪。整场牌戏中只输不赢的中帽檐用手聚拢面前那个小堆，我把手伸进衬衫，捏住了砂糖袋子。

不过，小帽檐本人好像并没有察觉，有一只兔子或者类似东西躲进了他的帽子。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帽子已经有些歪斜。他往后靠了靠，开始理牌。他理牌的时间把握得恰到好处，厨师这时也刚好理完手中的牌，并绝对以为胜券在握。

“对不起，伙计，”小帽檐对厨师说道，“你得把手伸出来。你多了一张牌。”

“谁？我？”厨师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