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我也知道，自己应该找个旅馆住下来。我坐起身来，检查了自己的衣服。衣服都在凳子上，行李包放在一个角落里，钱放在一个袋子里，正好是我应有的数额。我知道，自己睡了有一会儿了。我也知道，离天亮的时间还很早。我上了床，把自己和周围环境又探查了一番。

一开始，我试图弄清自己的状况。但没过一会儿，环境迫使我转移了注意力——不过，那也是等我弄明白，自己身在哈密尔顿，此刻应该是星期六的凌晨这一点之后。时间太早，我无法知道自己今晚会有什么感受。不过，我对头天晚上的事情深感难过，我竟然在收银台前跌倒，弄得满头都是牙签。据我所知，除了女人，还没有谁晕倒过，而那还只是书里才有的事儿。实际上，那些曾经晕倒过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突然，极不寻常地，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悲怆。也许自离开麋鹿峰起，我的潜意识就告诉自己，要倒也只能倒在中餐馆的地板上。尽管我一天之内上山走了22.5公里，下山22.5公里，外加最后的10公里，但现在我也无意向比尔提及了。即将到来的这一晚，是护林员、厨师、其他同事和我共同度过的最后时光。我对自己说道：“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表现，让见鬼的厨师晕过去才好呢。”我再次把自己探查了一番，我真希望自己的状态再好一点——我已经不再难受了，但还不敢起床，不敢走到楼下的大厅里去查看情况。

就在这时，周围的环境再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个大屁股顶着我床边的墙壁，碰了我一下。正如书上所说，我直挺挺地坐了起来。那应该是个屁股，但它怎么穿墙而过的？房间里光线昏暗，我把那面墙壁检查了一遍。老天作证，墙壁竟然是一层帆布，另一面墙同样如此。不过，我床边这面墙不时鼓突出来，仿佛形成布洛杰特峡谷的那道冰川正在隔壁房间用着劲。突然，我想起上了年纪的史密斯先生和麦克布赖德先生给我讲过的事情。“这正像旧时代的西部妓院，”我心里想着，“床位与床位之间用帆布作为隔断。”我观察着，聆听着。隔壁房间正在发生的事情，延伸至我所在的房间。我看清楚听明白后，自言自语道：“这哪里是像旧时代的西部妓院？分明就是啊。”

一开始，我以为隔壁床位应该有好几个人，但我汇总完全部情况之后，确定只有一个皮条客和一个妓女正在床上翻云覆雨，他们不时冲出“战场”，随即重回正道，但鼓突部位撞上了我床边的布帘。不幸的是，只能看到他的屁股，而她的屁股一定是呈直线运动，而且从未碰到过我。我慢慢明白了原因所在。她一直在呆板地说着什么。就在他们颠鸾倒凤的过程中，她说起了他经常在外面搞其他妓女的事儿。那一年，我正好对声音的韵律十分敏感，因此我意识到，对于她所说的事情，我能够识别它的格律。我要是将她那些停顿考虑进去，那么她就像正在朗诵一首无韵诗。

我高中时跟着一位十分有名的老师修读英语课程。她为人很好，但也许对诗歌和学生有点儿过于热情。反正吧，到初冬的时候，她觉得她教的低年级学生已能够写出十四行诗了，于是布置了一项作业。当时，在蒙大拿读高中的低年级学生能够分清楚，肚带在哪里结束，鞍带从哪里开始，但对八度音阶、六行诗节等知识一窍不通。于是，在一连数天，难受一天胜于一天之后，我带着问题向母亲求救。母亲细心地看着我，确信我真的遇到难题后，对我说道：“等我洗完了碗，我就来帮你。”于是，我们坐在餐桌旁，我握着她的左手，她用右手写着十四行诗。她的左手一阵阵颤抖。她写的十四行诗叫作“论弥尔顿的失明”，这样的话题我闻所未闻。米苏拉县立高中的英语老师们都认为那是一首好诗，在那一年的五月份获评年度最佳诗作奖，后来刊登在了学校的年刊上，边上贴着我的照片。我母亲为我深感自豪，但坚持让我晚饭后留在家里，直至我学会识别格律。于是，我们又坐在了餐桌边。这一次，弥尔顿或者莎士比亚坐到了我们中间。我再一次握住她的左手，她用右手敲打出带有重音的音节。接着，我们自创了几行抑扬格五音步诗句。而我们写出的无韵诗不同于弥尔顿或莎士比亚，结尾处从来没有七零八落的词句。我们写有“不朽弥尔顿，我心之创造者”，以及其他类似诗行，蒙大拿各高中的低年级学生均能识别其韵律，并认为那就是诗歌。这些诗句他们至少能数出五个音步。

一开始，我并没能找准隔壁的节奏。听得出来，她正在酝酿，嘴里说出来的只是平常的泄愤之词，“你这个好吃懒做的龟孙子”等。不过接下来，他每欺骗她一次，她就献上一节诗句，而且每一节都以“你无耻得像一堆屎肠子”作为结尾。她喜欢这一行诗句，把它当成一种副歌来使用，我由此找准了它的韵律，第一次意识到她是在诵读抑扬格五音步诗歌。不过，因为不时出现跳跃和停顿，她朗诵的诗歌更具有弥尔顿或者莎士比亚风格，完全没有我母亲或者我的风格。我听出来，她的男人不但亏欠于她，而且四处乱说，因为她还有一节诗总以“你就是只小乌鸦，满嘴流脓，屁眼生疮”作为结尾。关于他的嘴巴，我无法核实她所说是否属实，因为他正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张开过嘴。不过，如果你想知道他那大屁股的情况，只需好好看着我床边的墙壁就行了。它顶得这面墙壁起伏不停，像一条想要退缩的大虹鳟。

我正要细想她做的几个比喻，却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许是受到她节奏的催眠。等我醒过来时——肯定在不短的时间之后了——隔壁已经没有了任何动静。我担心自己再次睡着，也想弄清楚皮条客和妓女的翻云覆雨，特别是那些抑扬格五音步诗句是不是我的梦境，也许在我生病的状态下，我的时间节奏感一直处于扭曲状态。外边的大厅里，似在进行一场行军，有人时来时往。我瞅准一个走远的空当，伸头往外看了看。千真万确，保准是他，尽管我所能看清的，只有一个毛发密布的屁股，但即使只有一盏煤气灯，我也能够认出它来。他在大厅的尽头转过身来，她就在他的怀里，她那小巧的屁股成了分界点，上半身和下半身弯成了V字形。看得出来，他们正在这里闲逛，以在晚间真正工作开始前进行适当休息。大厅里的他们朝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我竟没来得及缩回脖子。他们与我那一动不动的鼻尖擦身而过，向房间走去。那个男人脚趾上翘，因为太专注于他的活计，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我。而她呢，是个模样难看的小个子妓女。不论她和那只“大猩猩”正在干着什么勾当，她明显能一心多用，包括对我。她略一扭动脖子，回过头只看了我一眼，就那么简单。接着，她把脖子再往后扭了扭，说道：“去你妈的。”这么说来，她还在惦念韵律一事，尽管没有人对其高声朗诵英语中最广为人知的话语而给个分数、定个等级。

上了年纪的伐木工时常会聊到“会走路的妓院”，此刻，我正亲眼看着它。我刚想说那是“一整夜，妓女们在旅馆里来回穿梭”。但我突然回忆起，妓女们并不是穿梭，其中一个妓女差一点穿透了我床边的墙壁，仿佛有人试图从墙壁里把她扔过来。

在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中，我的身体仍然不太舒服。我再一次睡了过去，一直睡到大晌午才醒过来。这一觉让身体轻松了不少，我觉得自己又恢复了原本的节奏。除了我要辞工这一节奏，现在又永远地加上了隔壁这位邻居弄出的各种节奏。这些节奏全是抑扬格。不过，此刻最响亮的音节是“周六晚哈密尔顿见”。我弄不清楚这个节奏的名字，不过听上去有点儿像“这里就是原始森林”。

我穿好了衣服——身体比我预想中颤抖得略微厉害一点儿——试探性地走出大厅，其间又摔倒了一次。终于，我走到外面，打算吃点儿早餐。我不会去那家中餐馆的。我担心自己头一晚爱上的服务员在日光之下，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看。我找了一家希腊餐馆。为了留住我对那位服务员的第一感觉，我从此再没有去过那家中餐馆。看着面前的菜单，我想了好一阵儿，最终点了茶和烤面包。这位服务员脸上的表情说明，她并没有对我一见钟情，这家专供下力汉用餐的餐馆不欢迎点快餐，尤其是所点的快餐中有茶而非咖啡时。更为不堪的是，我使着劲也要吃完的，是茶而不是烤面包。

吃过早餐，我便出门去找那位医生，他的位置跟主大街隔了一个街区，因为那儿的租金比较低。医生的办公室很小很拥挤，等候区的长沙发已经旧到露出了弹簧，医生名叫查尔斯·里奇，医学博士，贴在窗玻璃上的名字要从右往左读。

里奇医生行医的领域并不复杂。坐在办公室的他仍戴着那顶牛仔帽，每个病人大约诊断五分钟。他从里间办公室伸出戴着帽子的头，用手指着某一位病人，然后晃一晃手指。轮到我了。我走进门的过程中，他已经戴好了听诊器，一言不发。他对我有些担心，在我胸部的某个部位重复听了几下。最后，他从耳朵里扯下听诊器，跟头天晚上一样，只要他觉得有了把握，就会尽量说些令人开心的话。他说：“你已经好了。”然后，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我住在米苏拉。他又告诉我，我最好在哈密尔顿再住一个晚上。“休息的时间适当长一点，”他说道，“别再打架。”

我的病症不算特别复杂，但他还是对我强调了一件事儿：“都是那该死的冰激凌苏打水。从今往后，除了上好的威士忌，什么东西也不要喝。”

这听上去是个很好的建议，而且来源免费。因此，为了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从今以后我都依言而行。

我想要感谢他一下，可他已经对着另一位病人晃起了手指头。

回旅馆的路上，我四下打量着，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选择。我找到了，有一家旅馆说它们有豪华套房，每晚价格24美分（如要泡澡，价格翻倍）。就在我回到原来的房间收拾行李时，我注意到隔壁房间房门大开，她一丝不挂地站在一块镜子前，正在试戴一顶帽子。她穿了一双高跟鞋，身高增加了不少。她正斜戴着一顶过大的帽子，这样试试，那样试试。不过，她发现我之后，取下了帽子，仿佛不想让自己的视线受到妨碍。她把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当然，仍旧韵律感十足。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随即躺到了床上。我躺在那里，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我这位邻居能与厨师正式会会面。至于结果，我可不关心谁输谁赢。

稍后，我调整好状态并收拾完行李走下楼来，却发现没有人收钱。也许，那家旅馆不是按房间收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更换住所费了些力气，我进入新的旅馆房间后，再次四仰八叉地躺了下去。我翻了个身。自从春天离家以来，我第一次挨到了石灰墙，顿时有种安全感。多日以来，我第一次差点儿睡过头。醒来后，我知道自己没时间打盹了。不用看表也知道，比尔和其他同事应该就要到了，或者已经到了。在这之前，他们应该在靠近分水岭的大沙湖边上扎过营。我就着一只陶罐洗了把脸，但里面的水已经不干净了。而我早已明白一点，自己能在一天之内从麋鹿峰走到这里，但却没什么可炫耀的。

等我赶到布洛杰特峡谷路边上的畜栏时——这是林务局曾经用来关牲口的地方——比尔已经在给驮队卸货了。林务局把一座废弃小屋改成了仓库，厨师和加拿大人正坐在阴凉处。其余同事还没有抵达，这明摆着，厨师和加拿大人是骑马来的，其他包括上了年纪只能小步走路的史密斯先生在内的大部队，都掉在了后面。加拿大人一路骑着马，到了这儿却只知道坐着歇凉，没有帮比尔搭把手，其他人对此并无二话。他骑着马摔进了峡谷，竟然还活着，算他命大。至于厨师，你也许想踢他两脚，但如果你对林区生活有所了解，你就会收敛一下了。林区的厨师被称作营地之王，可以坐上王座，因为在林区，吃饭是头等大事。你在林区干活儿累得他妈要死，当然要花点时间补充体力。再者，如果你想在林务局得到适度的回报——从来不以薪水著称——那你来到这里后，最好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并且尽可能地以此为乐。

因此，我们进入林区后，什么事都得干，而厨师他妈的只做饭，还陪着工头聊天。

我和比尔一言不发，卸着货包，解着马鞍，再将货包、马鞍，连同湿漉漉的鞍毯往库房里搬运，正好从坐在阴凉处拍打苍蝇的厨师跟前经过。

最后，我和比尔才说起了话。在林务局工作的人，很少说完整句子，要么因为你必须咕哝着说话或者大口喘气，要么因为在林子里干活儿不是绕着弯子把话说完整的那种人。比尔正从一头骡子的一侧卸下货包，我则站在另一侧帮忙。

他问道：“你怎么……”

货包正好滑到我的肩上，我咕哝着说：“我做到了……”

如果气息够用，且有说完整句的意愿，这两句对话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问：“从麋鹿峰走到这里，你怎么做到的？”一个人回答：“我做到了，但你不必多问。”

即便话不说完，我俩也一定听得懂对方的意思，所以在其他员工拖拖沓沓地走进畜栏之前，我们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那帮人穿过畜栏的挡板，在厨师和加拿大人的身边找个阴凉处坐了下来。接下来，他们全都一言不发。史密斯先生对我多有照顾，所以我尤其关心他的情况。令我感到难受的是，他的步幅很小，脖子因为出汗而变得十分苍白，那里通常青筋暴起，此时系着他那块印花大手帕。

大家坐着歇息，我和比尔开始给牲畜投喂燕麦。当时已是九月，你不可能让牲畜在苦根岭上驮一个夏天的货物，还指望它边干活儿边啃两口青草就能活命。比尔没有明说，但他以它们为荣，在它们哼哼地拱着草料的时候，他轻轻拍了拍每一头牲口的屁股。已到夏末，它们的状态还不错。

他忙完了牲口，跟一帮人说起话来。他和史密斯先生唱主角，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事先已经有了头绪。比尔说：“我们是一支队伍，但抵达牛津旅馆前，千万别再成群结队。那样看起来太招摇。”

史密斯先生问道：“那我们什么时候出现，比尔？”

比尔回答道：“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溜进牛津酒吧。”

虽然上了年纪，但史密斯先生表现出非常好的恢复能力。他解下印花大手帕，擦了擦脖子。他似乎一直在跟比尔，而非我们其余人说话。“比尔，”他说道，“棋牌室里由你负责，我站在门口，不管谁想从赌注房进来，由我负责好了。”

比尔对我说：“无论出现任何意外，你都要去抓钱。”接着，他像往常一样，继续说道：“我会给你打掩护。”

麦克布赖德先生早就有话要对比尔说，他的话一语中的：“一定注意，我们玩牌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筹码。离开了那儿，一个筹码也无法兑现。”

比尔说：“我们搞猫腻的时候，你们都要帮衬着。大家都是好员工，不需要制订太多的计划。”

史密斯先生表示同意：“是的。就我们即将开展的行动来说，不需要太多计划。”

接着，厨师开口了。他又是一番高谈阔论。“你们都记住，”他说道，“我很少在发牌的时候出老千。我要是靠发牌出老千赢的话，早就死翘翘了。一个晚上也就一两手牌耍点手段，我可是个概率牌手。”（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我是个很幸运的概率牌手，应该能够领先。不过，万一我运气不好，你们千万不要失去耐心。好牌会来的，你们要做好准备。”

这是厨师最后说的话，因此我肯定，他早就做好了计划。他喜欢成为一部戏的主角，喜欢成为比尔的宠儿。我和史密斯先生相互看了一眼，分享着我们对他的厌恶。我们很快就根据指示散开了。回旅馆的路上，我再一次走进了希腊餐馆，也就是我不大受待见的那一家。我问服务员，能否帮我找一个小的面粉袋子。她似乎对我有了一丝好感，去厨房找了一圈，回来告诉我没有，餐馆里没有面粉袋，不过有一个十斤装的砂糖袋子。她拿给我看了一下，上面的“砂糖”字样还没有被磨掉。我说：“这个很好，比面粉袋子还要合适。”实际上，砂糖袋子刚刚好，因为我想用它来装我们即将赢到的钱。好笑的是，我们预先给自己开了好多并不好笑的玩笑。

我离开旅馆有一段时间了，因此一回来我就躺到了床上。就在我为“砂糖”袋子而开心时，突然之间，一切都散架了。我说是“突然之间”，但其实我早就意识到，只是装作不知道——当我把手伸过台子去抓钱时，我他妈肯定会被人揍上一顿。我一直怀疑，比尔此举是在报复，而非捞钱。但是，我也不时以各种方法给自己打气，比如或许是我低估了那帮同事的能力，或许他们不过是贪婪成性，而不是真的好勇斗狠，拿到自己赢来的钱之后，肯定会出去喝个酩酊大醉。同事中的两位老者，也就是史密斯先生和麦克布赖德先生，竟也都像比尔那样指望靠打架来赢钱，并不约而同地制订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计划。直到发现这一点，我才意识到，自己将在劫难逃。实际上，当我在畜栏跟史密斯先生临时分别时，我就已经发现，同事们的打架计划并不会止步于那帮吹牛赌客。他说过：“我们要横扫这座小镇。我们首先要搞定的，是那几个吹牛赌客，然后是那几个牧场雇员，最后是那帮婊子。”

正如我们所知，如果做到了这几样，我们肯定能横扫整座小镇。正如我们所知，镇上有一栋栋的房子，但我们不知道，房子里面都有些什么。向我们开放的建筑物里居住着赌客、牧场雇员和妓女，外加一家中餐馆和一家希腊餐馆。对我们来说，这些就是整个小镇。你们会指出，我和史密斯两个人说的都是“牧场雇员”而非“牛仔”——我们林务局的人一直把牛仔叫作牧场雇员，以表明我们的看法。我告诉史密斯先生：“那帮妓女也许最顽固。”他大笑起来，上唇的胡须比他的头发还白。他希望，当真如此。

我已确信，毋庸置疑，我们就要惹上大麻烦了。毕竟，我已在林务局干了三个夏天，此前已经有过两次，每到辞工时间，我都会经历这样的“秋季典礼”。此前已经有过两次，我看见一帮捞到什么就算什么的下力汉经由参与“横扫小镇”活动，发展成了生死之交。林务局成立早期，每个人都在这场秋季盛典中受到洗礼——我们洗劫小镇，我们在小镇上接受洗礼。盛典结束后，一切都被放大，而且变得庄严——同事、辞工时间、横扫小镇。跟我们有关的一切都比以往更大更多，除了钞票。

我同时想到，那场大火不再重要。不过，在这一切成为一段故事之前，我仍然意识到，那场大火是夏季狂欢，而横扫小镇是发生在秋季的收尾仪式。就这么简单，不管是拼命灭火的那些人，还是横扫小镇的那些人，你永远不能忘记他们。

然而，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却找不到法子让自己躲过这一顿揍。我已经知道，打架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要把手伸过桌面去抓钱。我得用双手才能把钱抓过来并放入砂糖袋子——现在看来，这样的举动一点儿也不好玩，我的下巴会因此伸展出去，等着被某人用黄铜指套揍得鼻青脸肿。我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也想不出保护自己的办法。雪上加霜的是，我知道自己之前已经无数次地想过这个问题，但总是把它埋在心里，因为即便在半梦半醒的状态下，我也想不出办法来保护自己。现在是我最后的思考机会。但是，天已经黑了，我还是没有理出任何头绪，只是一个劲地心潮澎湃。我心里想到的往往是这一幕，我伸手抓钱，旁边有人一拳打在我的下巴上，我却看不清打我的那个人是谁。接着，我感到血流进了我的嗓子眼。

我既不喜欢挨揍，也不喜欢流血，但挨揍时毫无还手之力最让我心里不痛快。好像我又变回了小孩子，被关进黑屋，等着挨父亲的一顿揍。这真是个想不出任何应对之法的事情。末了，我对自己说道：“至少别再躺在这个黑咕隆咚的地方了，去那个赌窝看看吧。”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找到一些新法子，不过，至少我得去看一下。

牛津旅馆里既可玩撞球和落袋球，也可玩扑克，它是很多西部人的第二个家。从入口进去，首先经过酒吧和烟摊，吧台那个家伙一个劲地装得就像他是这里的老板。我买了一瓶自酿啤酒，不过，如果我问他要一杯非法酿造的烈性酒，没准儿也能要到手。接着，我踱过一扇大门，来到了游戏室。从几何分布来说，这里已经位于后部。越往里走，赌注下得越大，犯罪感越重，往来的人社会地位越低。面前是几张大大的长方形撞球桌和落袋球桌，过去不远是一溜儿圆形牌桌。天花板一片漆黑。每张桌子上方都有一个灯罩，盖着绿色台布的桌面显得十分耀眼。大通间的后面是一个小房间，略微高出地面，里边同样是一张绿得耀眼的牌桌，边上几乎一片黑暗。这张扑克牌桌所在的位置，处于整个赌窝的最里头。

我慢慢走到后边，假装随便逛逛，假装随意喝着早已没气的啤酒。有张外形精良的撞球桌专供嗜赌精英使用，每小时收费二十五美分。两位球手球技娴熟，正在玩三边撞球。每当他们打出一杆高难度球，站在我边上的旁观者就会拍手鼓掌，并低声告诉我，其中一个球手是镇上最好的理发师，另一个是银行的副经理。接着，他以更低的声音，告诉我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情况——众所周知，这两个人每晚九点必定收手，因为他们回家陪老婆之前，都要给另外的女人留出几个小时的时间。

落袋球手球技不佳，球桌外形粗糙，因此没有人围观。那些球一定是水泥疙瘩，桌垫上的橡胶也早已老化，球手为了让球获得反弹力，只得大力击球。当你手持来复枪扣动扳机时，如果像他们击球那样猛然耸动头和肩，那么即使站在几十米开外，你也打不中乱坟岗。一旦击球不中，他们就会骂一句“他妈的”，并用白垩粉擦一下杆头。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据此判断谁是技艺不精的落袋球手——嘴里总是嚷嚷着“他妈的”，随时在用白垩粉擦杆头，击球时总要抽头耸肩——就是擦再多的白垩粉也无济于事。到了射击场，这种行为就叫作畏手畏脚。我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最前面的几张牌桌前。

一如其他赌场，牛津酒吧头几张牌桌通常供本地熟客使用。他们并非赌棍，而是服装店的雇员和送货员，这些人早早结婚成家，输多了不行，但离开了牌同样不行。于是，他们借着这栋房子的掩护，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既没赌博，也没真正输钱。他们打得很慢，输赢数目稳定，跟玩扑克不一样，并没有一翻牌就输掉一大把。我观看的这几个人正在玩“金盘”和皮纳克尔。他们用以下注的是白条，而非筹码。他们先用钱买来白条，白条可以当筹码用，但回兑白条时，赌场只返给他们仅可用于购买自酿啤酒或玩落袋球的兑换券。赌场明面上不收他们的牌桌使用费，但在我观看的过程中，一个人走过来，从赌注底池中拿走了一张白条。如果你数一数赌场员工一年之中从底池里拿走的白条，也许会发现维持这座小镇赌窝运行下去的金融要素，是那些假装没有赌博的送货员，而不是一帮真正的赌客。

我走过扑克牌室时，假装举着瓶子喝啤酒，因此谁也没有细看我。里边一共三个人，都装得有模有样。他们假装在一起玩扑克，一边思考牌点，一边用左手把玩着白条堆。我一眼看穿，他们全是赌场的自己人，他们玩游戏只是为了引诱怀揣支票的林务局下力汉或者绵羊牧场傻瓜蛋。他们的着装一模一样，全都穿得像比尔·贝尔——黑色牛仔帽、蓝色衬衫、衬衫口袋悬着“布尔达勒姆”香烟的黄色袋绳。我不明白，是不是苦根河一带自以为剽悍强硬的那些家伙有统一着装，因为就连那位医生也都戴了一顶小巧的黑色牛仔帽。他们装作没看见门口站着的人。看不见脸的他们戴着牛仔帽，琢磨着手里的牌。接着，几顶帽檐几乎整齐划一地略微抬起，他们擦着帽檐斜睨着。显然，他们正是替这处赌窝干事儿的托儿，因为他们玩牌的时候没有人围观。任何一个西部人都知道，如果玩扑克没有人围观，那就不是真的在玩扑克。因为扑克游戏就像磁铁，即使是怀揣一夏薪水的牧羊人也能被吸进这个磁场里。

为了不被人细细端详，我继续往前走着。不过，这样一来，我也无法把他们看个清楚明白。我顺着手中空酒瓶的边儿向外看，看到的多是些牛仔帽帽檐，以及高高耸起并挡住了扑克牌的肩膀。他们头上的牛仔帽也是黑色，但跟比尔的黑色牛仔帽并不相像，他的因落满灰尘而泛白。耸起的肩膀看上去很宽大，但至少两个人的肩膀加在一起才比得上比尔。我把他们依次叫作“大帽檐”、“中帽檐”和“小帽檐”，跟橄榄差不多，等级最小的往往要标示为“大”。他们身上任何东西都不被看见，只有那双手是个例外。那一双双手使劲装出笨拙的样子，好引诱我参与他们的游戏。

不知是什么力量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充当了一回间谍，尽管我了解的东西并不多。我第一次亲眼看见的吹牛赌客，跟我头脑里对于他们的想象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脸我看不见，但他们一直在观察我。我至少了解到一件确信无疑的事情——位于后部的扑克牌室距离前门很远，如果我们必须边打边退，我要记得观察两边的情况，以防有人朝我们挥动球杆。

我心里忐忑不安，也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加上时间还早，我开始想起，自离开麋鹿峰以来，我还没有好好地吃过多少东西。我跨过街道，来到那家服务员对我没有好感的希腊餐馆。那位服务员正在当值，身上的围裙扫得我的桌子哗啦直响，她以一种我们之间一直心有灵犀的口吻说道：“你今天晚上怎么也得吃点儿东西。来到我们镇上后，你还一直没好好吃过东西呢。”

我回答道：“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我去给你拿汤，你先看看菜单吧。”她说道，“记得点个肉菜。吃了肉，你才能恢复体力。”

她进了厨房，我在心里一直想着她。准确地说，对于这种突然而来的母爱，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她之前的冷漠让人心伤，一旦受伤，怎么可能如此迅速遗忘。她放下汤碗，一边看着汤，一边说道：“我知道比尔·贝尔的狗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