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比尤特或者斯波坎招募的人员已经抵达，但都已疲惫不堪，因为他们赤着脚赶了好久的路才终于抵达火场。比尤特和斯波坎的招募大厅里，每个人都要换上好靴子和好衣服，才能参加招募，于是大家在巷子里轮流换上所能带来的好靴子和好衣服。此刻，除了一个人之外，全都穿着破旧便鞋。一路上，由于超不过装运货物的列车，他们吃了45公里的灰尘。他们是街头流浪者、满心希望躲开肺结核却等着夏季下井的矿工、酒鬼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的成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尤特和斯波坎充斥着大量的IWW成员。正值战后的第一个夏天，我们这样的普通工人对IWW成员仍然十分疑虑。有常聘员工（也就是报酬为每个月六十美元，而非每小时三十美分那些人）说，IWW应该是“一味玩”（I Won't Work）的首字母缩写。我们同时相信，他们这些家伙巴不得看着我们的国家被一把大火烧个精光。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都得拿出不少时间，像巡视大火那样留心他们这些人。首先，在新的火势燃烧到对面山脊之前，我们得把他们派到那里去，而他们很多人只想躺下来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哪怕一场大火正在他们身后慢慢地逼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只要能够躺下来睡上一觉，就算死，对一些人来说也无所谓。我们把他们往山坡上赶，他们却一个劲儿地求情，希望能够原地躺下。就这样，我们把新燃起的大火控制在了山顶。在那里，我们砍出了一条“防火带”，也就是刨出一条六十厘米至一米宽的通道，移除任何可燃物品，如干燥的松针、腐殖层等。我们在防火带前码起一堆堆干树枝，等着风势转向，把树枝朝着正顺峡谷往上燃烧的新一波大火吹过去。我们一直等着，直到领班发出信号。我们点燃一堆堆干树枝，让火势倒着烧过去，跟主火烧在了一起。这叫“烧逆火”，只能一次奏效，否则如果风势变回原来的方向，我们就只能让大火朝我们自己迎头蔓延过来。整整三天，我们一觉没睡。还得有人背着保温的帆布袋，爬到三百多米高的山脊，给我们送来饮用水。我们剩下的人将防火带向大火一侧一点点地推进。沟底我们暂且不管，大火往下方燃烧时，蔓延得不远，也蔓延得不快。

我们努力工作，挡住了大火。灭火过程的头几个小时至关重要，如果措施不对，你最好听从那位年轻护林员的忠告，也就是听天由命。比尔和他任命的火场领班兼具经验与天赋。凭着天赋和之前在火场的摸爬滚打，他们知道，什么地方应该用力扑打，才能将大火压回它原来的燃烧路线。如果温度低于43度，没有东西会把你烧死，也没有人对你高声呼叫，肺部仍能吸进热气，浓烟不会熏得你闭上眼睛，如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说几条简单的关于灭火的科学道理不是难事儿。你需要尽力做的，就是将大火逼到布满泥土和岩石的空地。如果你的周围找不到这样的空地，你要把大火逼进稀疏的高山松生长区，或者其他无法迅速燃烧的区域。不过，如果火魔已经逼近，烟雾太浓，你只能看见跟前的两三名扑火人员，你就只有凭着天赋和胆识，而不是科学原理，去判断哪里是火头。看不清空旷山脊在什么位置，风向什么时候、在哪里改变方向，你手下的人员能否坚守阵地并耐心等待。当你部署人手时，别忘了最后一点，谷仓着火时，惊慌的不只有马匹。不过，我们都被安排在了合适的位置，而且，我们要么胆识过人，要么病重得什么都不在乎。不管怎么说，我们站在那里，风停了，大火跟我们烧起的逆火碰在一起，最后被我们赶进了林木线范围内。

不过，每当我们控制住火势后，总会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总有火苗窜出防火带，窜出的地点往往找不到什么特别之处，我们因此确信，有“一味玩”成员将着火的原木滚到了防火带外，从而引发了新的火情。如果确有此事，他们也许只是想多拿几天工资。但我们不这么想，而我们怎么想已经无关紧要了——防火带外，火苗四处翻滚。我和一名红头发小子接受委派，对火情进行巡视。火场领班让我们带上左轮手枪。他就是跟我们这么说的。我仍旧一个劲儿地问自己，这项任务怎么会落到站里两个最年轻的家伙的头上。难道他们认为我们年轻，正应该好好表现一番，而且我们只会紧握手枪，呆立在一旁却不会开枪？还是他们认为我们年轻气盛，连目标都没看清也敢开枪射击？或者他们认为没有人，尤其世界产业工人组织里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穿过正在燃烧的树干和枝丫，一公里一公里地巡逻着。我们只要一靠近，轻轻的灰烬犹如长了羽毛，簌簌地升腾飘扬。我们仍旧没有祈求老天帮忙，不过雨终于来了。搭档是红头发，我觉得他应该开上一枪。我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

我想，如果比尔知道我有多么需要休息几天，他是不会把我派到山上当瞭望员的。这样一想，我心里就高兴了许多。因为还在生他的气，我按最低标准向林业站进行电话汇报，也就是至少一天三次。电话装在一个棺材样的盒子里，就钉在帐篷柱上，还连着一个曲柄。长响两下，打给林业站，一长一短打给我，但林业站从来没有人往我这里打来过。在另一个偏远的瞭望哨有一个女人，两长一短就可以打到她那里。我敢肯定，其他瞭望员时常站在电话机旁准备打个两长一短，但从没有人真正打出过。我们只是看着她所在的山头，在轮到她向林业站做汇报时拿起听筒，听她的声音。她已经结婚，每晚都跟住在库斯基亚的丈夫聊天，不过为不至内疚，我们谁都没有偷听。

我一连休息了几天，连帐篷也懒得修补，之后便开始觉得有劲儿了。我知道，自己是因为受罚才被派到山上的。他们所期待的是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守望着群山，渴望同伴，渴望找点儿事情做，比如玩克里比奇纸牌游戏，我想一定是这样。我肯定会守望着群山，那是我的工作，但我不会缺乏同伴。我早就知道，群山有生命，它们会动。很久以前，在我的孩童时代，我生了一场病，没有人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该怎么治疗。母亲把我抱到室外，放在一张挂着蚊帐的床上。我躺在床上，注视着群山，直到自己好了起来。我知道，只要有需要，群山会与我呼应。

与此同时，我心中开始生出别样的感受，这一感受又跟另外一种想法相关，那就是比尔派我来守望群山，但我不会让这种委派变成一种惩罚。正是在山上的某个地方，我开始意识到心中的波动。当你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生活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故事时，你就会产生这样的感受。我开始感受到截然不同的两种想法，一是我在这个夏季的工作接近尾声，二是我即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如果即将到来的，是跟原来一样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个夏季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我也就可以回到家里，跟同伴们讲一讲我扑灭大火、背着0.32-20型号手枪巡视火灾现场，以及开山放炮等经历。然而，站在乱坟岗上往下看，我不再确信，那一场大火会在我即将开始的生活里具有多大的重要性。而越发重要的是，我不喜欢那个厨师，他就是个无名小卒，甚至都算不上是个好厨师或者坏厨师，除了洗牌，他什么事情也干不好。隐隐约约，但极为真实，我正在成为故事情节的一部分，正在成为自己的偶像——也就是比尔·贝尔的对手。实际上，我成为他的对手的过程十分神秘。厨师开始变得像那个神秘的坏家伙，就连我自己也变得神秘起来。我要让护林员和厨师看到，我不会因为被派来守望群山而被打倒，因为大山是我儿时的朋友。

做瞭望员对身体和大脑的要求并不高，心灵是最主要的。令人惊奇的是，在面对群山时，我们的心灵竟如此相似。对所有人而言，用不了多少时间，群山就会变成一种意象，而这些意象又会变得真实起来。金色的林浪变成了粉红的猛兽脊背……总有什么东西从移动的深海中涌出，总能想到海洋。从来不是湖泊，也从来不是天空。不过，不管我一开始想到什么形象，只要我注视的时间够长，群山就变成了梦境。现在仍然如此，而且反之亦然。通常是从梦中醒来后，我知道自己看见过那些山脉。我还知道，它们一直在移动，时而气势逼人地前进，时而犹豫不决地挪移，时而无休无止地退却。群山和梦境，二者皆然。

当然，午后观察群山是瞭望员的重要工作。疾风自谷底吹向山顶。悄无声息燃烧多日的小火散出烟雾，首次被人发现。雷声未到，刚刚引燃的山火已经蔓延开来。截至三点半或四点，闪电像个花哨的职业拳击手，在远处的山脊伸着胳膊踢着腿，一会儿斜向蹦跳，一会儿弯腰低头，一会儿虚张声势，却不击中任何东西。截至四点半或五点，它又玩起了另外的花样。你能感觉到空气产生了变化，变得让人难以呼吸。此时的闪电似乎在朝你跑过来，挥出短促而有力的一记拳头。你手执照准仪，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线，指向被它击中的地方，然后开始数“千零一，千零二”。加个“千零”，是为了把语速降到每秒钟数一个数。如果数到“千零五”的时候才听到雷声，那么你就能够算出，闪电击中的地方大约在1.6公里之外。击打越来越短促，数数越来越快，你便知道，雷电要在你面前大显神威了。接着，闪电和雷声同时出击。无须继续数数了。

不过，我记忆最深的是在夏夜里爬出帐篷的情景。在高高的山上，秋天似乎随时准备降临。对一个男孩子来说，跟群星站在一起撒尿，是一件非常新奇和美妙的事情。不是站在群星之下，而是和它们站在一起。即便到了晚上，莽莽群山上似乎也有风在吹，高大的树木被吹弯了腰。不过，当这个男孩子无所事事地站在那里观望时，似乎天空弯下了腰，群星拂过树林，银河消失在了远方的森林里。宇宙从这个男孩子的身边一掠而过，消失在树丛中后，天空重又填满了星星。一整夜，无数颗星星从他身边一掠而过，不过，男孩现在感到有点儿凉了。

这时，人体排出的点点水汽慢慢失去了踪影。

通过回忆，我知道当天是八月二十五日，一阵异常炎热的电暴撞上山顶，随即吹起了异常强大的风。风吹了一整夜和次日一整天，我系牢了帐篷上的全部绳子。风带来了凉意。第二天晚上，我入睡后，天空中下起了雪。当时是八月二十七日，所有东西都浸了水，变得十分沉重，咕咚一声掉到了地上。物品大多从帐篷的破口处滚了出去，不过还剩了几样。第二天早上，雪地里甚至能追踪到麋鹿的足迹。

我对即刻生火做饭并没抱太大的希望，而是首先爬上了山顶。我放眼四望。我知道，自己可能再也看不见如此美丽的大地。之所以如此美丽，是因为你把你知晓的某些东西和你看见的某些东西融合在了一起。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后，与原有各部分的拼合形成了差异。我所看见的，也许就是另一幅冬景而已，尽管这样的冬景十分令人震撼。不过，我所知晓的是，冰雪覆盖的大地依然生机勃勃，到明天，到后天肯定没问题，它又会绽放出满山的绿色。因此，我因为自己对冬去春来的认知，所以看到了这一短暂沉寂后的生机，不出三日，它就会重获新生。从我所站立的地方，到也许就是世界尽头的苦根峭壁，是一行行暂时被白色覆盖的干草和落叶。苦根峭壁之上，尚有夏日积雪的痕迹，山岭间的缺口看上去像一扇扇窗户，那一瞬间，时光似乎无穷无尽。

我还没来得及回到营地，积雪就开始融化了。几百个灌木丛一如设置好的陷阱，先是被压弯了腰，然后回弹到空中，喷吐出一口口白雪，好似瞬间同时捕捉到了几百只白靴兔。

我正在做早餐，听到钟声不断嘀嗒嘀嗒地响着：“时间到了，你该辞工了。”我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听到了，差不多立刻就认同了。我对自己说：“你灭过大火，口袋里装过大枪。”我还告诉自己：“你切开过蜡纸包着的炸药条，捆绑上雷管，退到远处，看着它咝咝地冒起白烟儿。”随后，我又对自己说道：“你帮比尔捆过货包，你还自己一个人巡过山。夏天的活儿就是这样了。抓紧时间辞工吧。”我把这几句话反复念叨了几遍，直到把它们印在了我的心上。我还知道，防火季节已经结束。实际上，护林员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如果下雪了，我就可以回到林业站。于是，我给林业站打了电话，长响两下。我打了两次，差一点儿把电话的曲柄给扯掉。但我心里清楚，从山顶到林业站之间，风暴很可能刮倒了二十几棵大树，压在了电话线上。最终，我告诉自己，坚持到明天再说。到那个时候，雪差不多已经化完，我就可以走回林业站，再抓紧时间翻过那座小山，抵达哈密尔顿了。

我有意没告诉自己的是，你不喜欢护林员的厨师，护林员因此对你耿耿于怀，而你想从他手里辞工几乎没有可能。或者，你已经成为一个故事的角色，所以不能摆脱这个故事。我利用那天剩下的时间清理了营地，终于补好了帐篷上的破洞。我听见，嘀嗒嘀嗒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了。我把罐头盒挂到树上，那是灰熊够不到的地方。我曾经看见，它啪嗒一下就把罐头给撕开了。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朝着林业站出发了。没有必要等太阳把积雪化得更多。再说，我心存一丝微弱的希望，暴风雪只吹倒了两三棵树，压在了电线杆上。所以，我决定带上爬杆设备。此外，我还带上了斧头，以及其他七零八碎的小东西。因为穿着爬杆脚扣，腰间系着攀爬带，带着绝缘子和九号电话线，我只能弓着腿行走。走出雪线前，我怀疑自己是否下行了三百多米的海拔高度。走出雪线前，我还砍倒了电线杆上压着的两棵树，捻接了一次电话线。通过计数，我本应知道，自己绝不可能在一天的时间内，检修完近二十公里的电话线路。但既已决定辞工，我干脆生出一种尽责的想法，希望本着我的良心，履行完自己应尽的职责。于是，我继续套上爬杆脚扣，顺着电话线的路线，一棵树一棵树地巡视着下垂的电线。当你这样子顺着一条线路行进时，你对大地完全没了感觉。在你眼里存在的，全是一道道往前伸展的铅笔线。我不可能看见响尾蛇，除非它长有翅膀，且此刻正朝着越冬的南方飞行。就我而言，麋鹿峰地区根本没有什么响尾蛇。如果有，它们也早已进了洞。现在毕竟是季末，而且刚刚下了一场雪。你可以找个洞底，把我的这种想法查验清楚。不过，你肯定永远也找不到蛇道。

我无须告诉你，响尾蛇通过什么方式发出声音，你肯定不会弄错的。但有时长着双翅的大蚂蚱会误导你，除此之外，你绝不会认为响尾蛇会是其他什么东西。我在空中停了好一阵子，看见它窜进了灌丛。那真是个丑陋的王八蛋，根本不像平原地区的响尾蛇，它的身体很短，头部之后十分粗壮。

我不知道自己一下子跳出了多远。不过，等我着地时，发现自己因为惊吓而一下子跳那么高，我对此怒不可遏。我脱下爬杆脚扣，捡起斧头，跟着它追进了灌丛。我还记得山谷里那位疯狂的牧羊人。那年夏天，他被响尾蛇咬了一口。他不是泰然处之，照管自己的伤口，而是去追那条响尾蛇，直至把它，以及他自己弄死。我还记得员工们讲起这件事情时，都说那个牧羊人一定是疯了。我一定比他更疯狂，因为想起他的事情后，我追着响尾蛇跑进了灌丛。我跑得很快，但还是没能找到它。

我们现在时常说起“意外事件”这个词，我觉得用它来描述我接下来的生活十分恰当。在我的记忆中，它并没有连续发生，也不是断然分开。那条蛇在我一米开外的地方盘成一圈，我将斧头竖在我和它之间，它一口咬向斧头柄，被咬中的斧头柄像钟声一样梆梆作响。几个动作之间没有任何停顿。突然，时间又开始了，因为就在这一次意外事件之后，我觉得自己握着斧头柄的手一阵刺痛。双手那个刺痛的感觉，就像你小时候拿着一根棒球棒，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同样拿着一根棒球棒的另一个小孩子偷偷地走上前来，举起他的棒球棒，照着你的球棒就来了一下。

蛇仍旧躺在那儿，仿佛从未离开过它自己盘成的圆圈。它吐着信子，注视着。它第二次向上朝我蹿起，我迅速躲开了。我差点创下一项起身后跳的记录。动作如此迅捷，以至我在空中完成了一多半思考过程。我想的是，如果再次落回到地上，我一定要设法消除手上的麻痛感，比如朝着倒在地上的树多砍几斧子。然而，等我落地时，我呆呆地立在那里，试图捕捉那条蛇发起攻击时的场景，因为那幅场景丢失了几帧图像。我能记起的是，只有四十多厘米的尾巴还留在地上。图像里看不见它的头部和上半身，难以分辨这一部分去了哪里，只看到一片竖向的釉质。就在我退回到更远处时，我得出了结论，它那四十多厘米的身体仍旧留在地上，作为发起攻击的基座，只不过它发动的攻击迅速得让人无法看清。那个王八蛋仍旧吐着信子，我于是退到了更远的地方。然后，我穿上了爬杆脚扣。这一次，当我循着电话线路前进时，我用一只半眼睛留意自己应该在什么地方下脚。

你如果拉过电话线，那就应该知道，用来爬电线杆的脚扣和用来爬树的脚扣有很大的不同。爬树脚扣的扣齿大约多出五厘米的长度，因为你在爬树的时候，脚扣首先必须抓进树皮，然后才能抓住木头。只要树干上有皮，这个东西就会相当合用。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有一段线路穿过一片曾经的着火区，也许就是1910年那几场大火之一呢，唯一立着的几棵树都已经枯死，树皮早已脱落，而且跟黑檀木一样坚硬。脚扣只能抓进一两厘米，于是我凭着脚扣尖跳起了摇摆舞，同时祈祷那一两厘米能把木头抓牢。顺着这些石化的树爬得越高，我做的祈祷越多。不久，线路跨过了一道宽达二百二十多米的壕沟。我的运气也着实够背的，一侧的线路掉落了下来。对一棵枯树来说，要在风暴中支撑跨度为两百二十多米的九号电话线确实过于沉重。而其中一棵树的根部早已腐朽，倒在了地上。树木倒下时，电话线缠在了一起。我砍断树木，把电话线取了下来。我捻接好电话线，多接上几米，把它挂到了另一棵树上。接着，我差不多让电话线仍旧那样躺在地上，朝着林业站的方向再次上路了，因为我不想一边背着重重的电话线，一边攀爬一棵枯树。但是，不管我何时做出那样的逃避行为，护林员肯定在注视着我。于是我将电话线搭在攀爬带上，再将攀爬带套在树上，尽量后仰身体攀爬起来，蹬着脚扣尽可能深地抓进早已钙化的树干。你看见过架线工的工作场景，就能明白身体后仰可是一个费劲的动作。你应该知道原因何在，哪怕你从来没有用过脚扣。当你将电话线挂到树干上，而不是电线杆上时，你得克服额外的危险。你的背部必须更加后靠，一边往上攀爬，一边用一把小斧头砍掉枝丫。因为你把攀爬带绕在了树上，你如果要向上爬，它也得跟着往上走。跟着你同时往上攀爬的，还有两百二十多米长的九号电话线。你每将脚扣向这根金刚砂图腾柱抓进一厘米，电话线就变得沉重一分，紧绷一分。树下，是你刚刚砍落的一堆尖锐枝条。

我刚爬到一小半，电话线绷得越来越紧。我要不是有攀爬带绑着，它也许早把我从树上拉下去了。脚扣越来越难以抓进树干。就在这时，我听到哧的一声。要是没有那根攀爬带，电话线就拉着我飞过悬崖落进沟里了，但这样我也许会感觉舒服一点。总之，脚扣从图腾柱上滑脱出来，我往下掉落了三米多。就在这时，什么东西挂住了攀爬带，我被悬在半空，闻到衬衫前襟冒出了烟味，原来是我的肚子擦着刚砍去树枝的尖桩跌落了三米之多。我好不容易松掉攀爬带，又下降了三米多。我无法将身体撑离树干，以朝树干再次抓进脚扣。终于降到地面时，我的感受犹如印第安人正在搓动两根木棍生火，而我正是他手里的木棍之一。

我不敢低头，不敢去看下半身还有哪些部件。我反倒对着那些尖锐的枝条查看了一番，以看清自己下体的哪些部分将要永远地挂在上面，慢慢变成一块石头。终于，我根据全身分布的痛感判断出，我的整个身体还受着神经系统的指导。

突然之间，我失去虔诚之心，明白自己完成了当天要做的电话线修理工作。我尽量将所有物品塞进一个包里，不过，我一门心思想的，却是响尾蛇那头部以下十分粗大的躯体，以及我要前往的地方是多么暖和。

到林业站的路全是下坡，我在傍晚时分赶了回去，全身依然没有凉爽下来。不出我所料，比尔正在仓库里。我走了进去，他头也不抬地问道：“你怎么离开山顶了？”妈的，他非常清楚我为什么要回到站里，他自己告诉过我，如果下了雪，我就可以回到站里。我回答道：“山上有响尾蛇。”他笑了笑，似乎对他自己和那条蛇都感到十分满意。我对爬树一事只字未提，尽管我衬衫的前摆被撕破了。

他没有打包。季末到了，他不过在清理物品而已。我们彼此没怎么说话，因为我还在生那条蛇的气，他也自得其乐。过了一会儿，我们突然都意识到自己正在干什么，随即各自乐在其中。也许，你成为打包工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你喜欢收拾各种杂物以及工具。每到夏末，培根大多已经发霉，很多工具要么把手已经破损，要么刀口、尖头需要打磨。不过，也无谓了。我捡起那把值得赞叹的鹤嘴锄，心情真是好极了。为了砍防火带，我们用它斩树根挖石头，弄缺了口子。那块生霉的培根让我想到，早就该把它端上饭桌了。比尔终于说道：“你为什么要跟筑路人员一起回去呢？没有你，他们一样能干活儿。而且不是已经到季末了嘛，我需要人手，留在营地帮我清理这些杂物吧。”接着，他仿佛在头脑里将这两件事情放在了一起，继续说道：“今天晚上来林业站玩克里比奇如何？”我告诉他，只要他有需要，我就可以过来。我同时告诉自己，过一两天再跟他说我要辞工的事情吧。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在脱离正常的生活，即将被卷入一个故事。越是到了辞工的时候，我越不能辞工。

我对克里比奇并不怎么着迷。他已经坐在了那里，头戴一顶黑色牛仔帽，穿着一件蓝色衬衫，嘴里叼着一支“布尔达勒姆”牌香烟，脚穿着双鞋舌伐木靴，靴子上装饰着花哨的流苏。除了这几样东西光彩夺目，他还是个非常出色的打包工；我们都把他当成最好的护林员；他能够指挥一大队灭火人员，把自己当成灭火人员和苦根山脉的私人领主；也许还杀死了一个牧羊人。然而，他玩不来克里比奇纸牌游戏。还有，如果来自哈密尔顿的谣言属实，那么他不但不会玩牌，而且无法摆脱那帮人。但我眼前的负担，是这个用双手捧着，与人当面对玩的克里比奇纸牌游戏。我邀请不到编外员工参与进来一起玩牌，那样的话，我们还可以玩点儿别的什么游戏。我讲过，厨师已经拒绝了我。你大可放心，我试探他之前，已经试探过了其他员工。

这几个员工跟我在林子里共事过的其他员工十分相似。他们就是一群上班的守财奴。只要鞋带还能打结，他们绝不买新的；打扑克牌时，一毛钱也不会赌；他们学会了在衬衫上缀上难看的大补丁，整个周末就知道缝补袜子、在衬衫上打补丁；喜欢囤积，恪守基督教规。因此，他们抵达小镇的第一晚才有大笔的钱可以输掉。离我们辞工的日子越来越近，他们当然要加紧囤积，越发恪守基督教规。我去员工帐篷找到我那套铺盖卷，好在睡觉前晾晒一番，正好碰到大家都在。见到他们我感到十分高兴，尤其是史密斯先生，他在我背上捶了一拳。但是，我不想引诱他们参与任何形式的原罪行为，比如这个以一毛钱为限的扑克牌游戏。我知道自己无法摆脱克里比奇扑克牌游戏。我已经听见比尔又在数他那手一个八点和一对七点的牌了：“一个15点2分，两个15点4分，三个15点6分，一个对子2分，一共是8分。”

那天傍晚，我学到一点，永远不要因为许久未见一个人，就停止对他的讨厌。我和比尔相互都有些戒备，不过，我毕竟受了两个星期的流放，这让我们之间的恶感有所减少。然而，尽管我被比尔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他的牌技却没有更多的长进。我明白，如果不换一种玩法，我们很快就会再度怨恨对方。我敢肯定，我的想法没有错，但我错在记吃不记打，我应该一如既往地讨厌厨师。他马上就要洗完碗碟。饭菜十分可口，尤其在我自己担任厨师两个星期之后。我们三个男人刚在八月底经历过雪暴天气，似乎应该彼此友爱。

作为经常率先听到他人在谈论什么话题的人，我满含感情地说：“嘿，给我一条毛巾，我来帮你把碗碟擦干净。擦完之后，你陪我们玩玩游戏，怎么样？这一季就要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还从没有坐下来，一起玩过扑克牌游戏呢。”

我伸手去接毛巾，他一把将它扔到一边。他穿着帆布鞋，先是踮踮脚尖，接着踮踮脚跟，然后又踮踮脚尖。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正因为我们期待过一个人对自己的善意之举有所回应，所以当他选择漠视时，我们会万分痛心并由此对他厌恶至极。所以，我觉得讨厌一个人是自己的事情——我讨厌你，与你无关。“我要跟你说多少遍——我不和与我共事的人玩扑克。”我手里的扑克遭到了拒绝。他把毛巾揉成一团，扔到了碗碟架上。“来，把牌给我。”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我手里抓过扑克牌，坐到餐桌旁洗起牌来。扑克牌似乎变成了一团团火焰。他说道：“坐下。”我依言坐了下来，先前握扑克牌的手仍旧摊开着。

接下来，他做了两件事情。

首先，他在一堆扑克牌里手指翻飞，挑出了四张A。随后，他把四张A插回到扑克摞里。然后，他让我切一次牌。接着，他给比尔、我以及他自己各发了一手牌。“翻过来吧。”他对我说道。我是一手正常的牌。比尔也是。他手里是四张A。

第二次，他如法炮制，先是挑出四张A，将它们插进扑克摞，洗牌，让我切牌，再给我们三个人发牌。“翻过来。”他说道。三个人手里一张A也没有。他把一摞扑克扔到我面前。“在这里面，”他说道，“找出四张A来。”他又回去擦起了碗碟。

服从不是我的天性，但我照做了。我笨拙地翻找着扑克摞，一张A也找不出来。我又做了一番更为彻底的寻找，只好放弃了事。他一边摊开擦碗巾晾晒，一边回过头说道：“看看你的衬衣口袋。”果然在那里，四张全在。我摊开来，一张一张地数着。他这一手让我印象深刻。

“他是个玩牌老手。”比尔微笑着说道。我告诉他自己差点儿被响尾蛇咬到的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像极了这一刻。

过了一会儿，比尔又说：“他真是个艺术家。”对，我得承认，我有点儿犯晕。无可否认，他是个玩牌老手，男性魔术表演圈往往就以玩牌老手为中心。可比尔称他为艺术家，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我告诉自己——幸亏这一次没有大声说出来——这个家伙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还是觉得他华而不实。

他又走过来，挨着我坐了下来，开始洗牌发牌。这一次，他只是做着各种操练。他总是发一轮牌说一句话。如果他想强调什么东西，就会洗牌、切牌、发出四手牌，再说一句话。就像这样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玩扑克牌的……”（发一轮牌）。“我玩扑克牌是为了谋生……”（又发一轮）。“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只能在夏天出来……”（又发一轮）。“我干不了重活，因为我得让我这双手保持柔软……”（再发一轮）。“所以，我只能当厨师，洗碗碟……”（再发一轮）。“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要练习。”接着，他把整个过程又重复一遍就结束了。“我从不和与我共事的人玩牌。”

他一把收好发出的四手牌，我们就准备睡觉了。

“顺便说件事儿，”我正要出门，比尔把我们叫住了，“我有个计划——我还是明天再跟你们说吧。”入睡之前，我对他那个计划已经琢磨得差不多了。就是差不多吧。

其实我认为他自己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琢磨好，也许永远也琢磨不好。次日一早，当我们在库房说起这事儿时，明显看得出来，他一边说，一边在头脑里琢磨。从一开始，我就被安排为那个抓钱的人，他“给我打掩护”。反正就是那个意思。也是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自己额外只需要两个人，而他挑选的人在我看来非常莫名其妙——第一个是史密斯先生，第二个是一个加拿大士兵。后者最近喝出了酒精中毒，已被送到山区医院进行康复。他戴的边框眼镜由动物角制成，我此前从未见过，上面还挂着一条缀有流苏的眼镜绳。事实证明，他跟牲口沟通的天赋跟比尔本人几乎如出一辙。他能跟所有的马和骡子说话。不管它们有什么毛病，他都能替它们治愈。前面打基础的工作十分艰巨，比尔能够选中他，说明他肯定有本事，但他身体不好，有时会咳嗽得非常厉害，我们则没收他手里的威士忌，然后自己喝掉。我们这么做的理论依据是，没有必要在一个垂死之人的身上浪费佳酿。比尔挑选他，只能说是一个马夫对另一个马夫的信任。一开始，比尔计划算上我们三个，再加上他本人。不过，上午还没有过去，他就改变了主意，决定带上全部员工。“都是很不错的员工呢，”他说道，“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至于厨师，我已经一再受到警告，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他估算了时间，临近季末，我们还需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把林业站收拾出来，并将灭火用剩的工具统一打包。他说，厨师将骑马前往哈密尔顿。其他人则步行过去。难怪，厨师在林子里会穿着低帮帆布鞋。

进城后的第一晚，我们要在牛津酒吧碰面。有报道说，这是哈密尔顿最好的酒吧和棋牌室。比尔把宝全押在厨师身上。至于我们其他的人，只要我们乐意，并且愿意尽可能多地出一份力，最终结果将确定无疑。这个结果取决于我，也取决于他们。我来做计划，其余人协力配合。我再次被告知——已经无数次了——万一出了乱子，我的任务是抓钱。我再次被告知，他“给我打掩护”。

“把你的枪也带上。”他对我说道。“天哪，”我回答道，“比尔，那把枪我不能带。我只有那把0.32-20型号的0.45英寸口径的手枪，子弹有骑兵炮那么大呢。我恐怕还没走到酒吧，就会被警察逮起来。”“好吧，”他说道，“等麻烦找上门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我又问道：“比尔，除了0.45的手枪，你就没有别的随身武器了？你确定你能带着它走进赌场？”他回答道：“我说过，我会给你打掩护。”

第二天清晨，我的脑海里涌现出许多片段记忆。我想起哈密尔顿有一种传言，说比尔被当地的赌客们视作天赐厚礼。那些人甚至相互较劲，在他每次来到镇上时，看谁能够赢光他的老本。如此说来，我们即将上演的情景剧也许可以叫作“护林员复仇记”。我的任务是站出来，邀请员工们下大赌注，然后让哈密尔顿那帮骗过比尔的家伙跟着大把大把下注。几个星期前，我遭到了流放，原因是我说要揍厨师一顿。而如今，厨师可以骑马赶到哈密尔顿，我们却只能走路。

“好吧，”我自言自语道，“这是最佳组合。”不过，我自己在那个杂种身上押了二十美元的赌注。是的，我也把钱都攒了起来，和其他人一样，未能免俗。

要让其他员工在厨师身上押宝，并非易事。首先，他们跟我一样不喜欢厨师。第二，在与良知的对垒中，大家难以确定，吝啬和贪婪哪样会占据上风。这帮员工仍然宁愿给袜子打补丁，也不愿意输掉一毛半毛。但面对确定无疑的好机会，他们又实在不忍心白白错过。最后，我给他们讲了我在衬衣口袋里找到四张A的事儿。“那个嘛，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史密斯先生说道。他在矿工工棚度过了大半辈子时间，对各种各样的扑克牌玩法略知一二，不过他本人并不精于此道，实际上也从来没有玩过。“他用的是掌心藏牌。”他说道。“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呢？”我问道。他拿起一张牌，向我们演示，先用食指和小指扣住纸牌的边缘，随之弯曲四个手指，再以拇指触牌，并将纸牌由掌心推或拉至手背，或反向动作，同时翻转手腕，不让对面的人看见纸牌。“所以，他的手法，”史密斯先生说道，“就是把牌藏进手背，再把掌心亮给你看。接着，他扫过你的衬衣口袋，同时弯曲手指，将牌放了进去。”他试着演示给我们看，不过那只手十分笨拙，我们总能发现那张牌。但意思我们弄懂了。我们所有人都试了试掌心藏牌，却比史密斯先生还要笨拙。实际上，我试了好几年，不过一直没能成功。史密斯先生想说服我们：“你们在杂耍场不是看过嘛。”当时，潘太及斯马戏团在斯波坎、比尤特和米苏拉做过多次巡演，因此，我们经常看见魔术师手握一张扑克，在空中一抛就消失不见了。“你的意思是说，”麦克布赖德先生问道，“厨师的手法好到足以参加魔术表演了吗？”“也许吧，”史密斯先生回答说，“我们只是试着藏一张牌，他能同时藏四张呢。”有人满怀敬意地说了一句：“我的天啊！”于是，全都下了赌注。

同时，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了廉价杂志故事的一部分。他们喜欢这样的感觉。他们看起来比我更感到满意，也许因为他们比我更喜欢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不管怎么说，当我端着帽子合计大家的集资款时，发现平均赌资比我下的总数还多，甚至超出我半个月的薪水。这笔赌资经过我的手转交给比尔充公后，他们便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观看厨师洗牌。他们坐在餐桌旁围成半圆，像赛马场挤着的马迷，观看着自己心仪的马匹接受训练。他们在他身上押了宝，甚至还言必称“要分一杯羹”。

虽然比尔说过我不用去跟修路工人一起劳动，在林业站帮帮忙就行，但我知道那边的进展并不太大。无论于他们还是于我而言，已经到了辞工的时间，这一季我们已经干完了。任何从事季节性劳务的人都知道，跟季节更替本身有同样规律的，就是每个季末都会产生这样一种感受：“辞工的时间到了，辞工的时间到了。”就连史密斯先生似乎都对炸药没了感情。

我们试着找点儿乐子，算是为去到镇上的第一个夜晚操练起来。我现在已经明白，把伐木工和牛仔想象成一群大呼小叫的人，大口喝着劣质威士忌，拿新手大开玩笑，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我对牛仔不太了解，他们主要生活在我妻子的祖国，但我在辞工之前，已经跟树林子里的多位同事打过交道，无论白天黑夜，我们很少开玩笑，而若跟新手开玩笑，则就那么几样，非常标准化。我们干的活儿太苦，劳动的时间太长，幽默感已经所剩无几。很多情况下，我们要么独自干活儿，要么分成小组，我们都觉得把时间拿来取乐非常不值当。当你身心疲惫，独自一人时，即使心情不好，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儿。而若要取乐，你先得调整好情绪，然后得有时间，还得有听众——你还得是个爱取乐的人。同时，不管你对树林子怀着怎样的热情，你都不能说它有着无穷无尽的乐趣。别误会，我们有自己的乐子，只不过仅出现在看似正式的场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开的往往是一些雷同的老套玩笑，而且最终总会拿自己取笑一番。所谓正式场合，就是一大帮员工聚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辞工前夕，大家都不再拼命干活时。

即便如此，我们也会极尽轻缓地放下劳动人民的清教徒精神，开始为犯戒做准备。我们首先在几个工程师身上开始，几天前，他们刚在护林站安营扎寨下来。他们来这里是要为偏远的农村地区绘图，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政府一直没弄清楚，从印第安人手里到底偷走了多少土地”。我当即过去看望了他们，因为我喜欢地图，以及地图背后的故事。不过，其余同事过了一阵儿才对地图绘制员产生兴趣。首先，他们每天晚上都要等到厨师倒腾完扑克。其次，从林业工人务实的角度出发，他们信不过林务局绘制的地图。他们坚信，早期绘制偏远地区的地图时，绘制员要么坐在帐篷里，要么在寒冷的冬天坐在米苏拉的地区办公室里说道：“不，走向应该是这样的。”实际上，在早年间，除非经由美国国家地质勘探局确定了方位，否则我们根本不敢相信在某个地方会有一座山脉。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人立马跟地图绘制人员争了起来。我们把自己当成了坐在米苏拉的地区办公室的人。“见鬼，”我们会这么说，“那条小溪不经过这里，而是流经了那个地方。”我们有时候想迷惑他们，有时候说的是真话。

不过，地图绘制员当时在溪流命名上所面临的困境，远比它的流向麻烦。他们绘制完清水溪的北部支流，就该接着绘制“湿屁股溪”（Wet Ass Creek）这一部分了。他们把位置也弄准了。他们可能采用的是罗盘链路测试法，至少采用了罗盘步行法。但是，提交给地区办公室的制图室时，在是否应该保留原有名称上，他们产生了分歧。地区办公室那帮人从来不管你是开玩笑还是写诗歌，所以我们坚决支持选择使用原名的人。我们辩称，西部地区有太多地名来源于某个家伙位于明尼苏达或者马萨诸塞州的家乡名，或者是某个家伙根据一头灰熊或者驯鹿定下的名字。“全国有五千条河流取名为‘驯鹿溪’。咱们就把美国仅有的一条‘湿屁股溪’保留下来吧。”我们据理力争。他们辩称，在林务局米苏拉制图室工作的多为女性，如果让她们那双纯洁的手去誊写这样的文字，这是对她们的一种冒犯。其实，这帮人很快也会去哈密尔顿，在几个妓女身上一夜挥霍掉一个夏季挣来的钱。

最后经过投票表决，我们这方获胜。或者，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认为，获胜的是我们。不管怎么说，大家都同意，以原名提交给制图办公室。于是我们期待着，这里会建起一个国家公园——“湿屁股溪国家公园”，“朝觐者”全来自布鲁克林，他们把车停在路中间，让孩子投喂灰熊，或者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