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他自认为懂了

曾升起他生命的山脉……

——马修·阿诺德《被埋葬的生命》

我年轻时，觉得自己是个硬汉，并一直引以为傲，甚至有点儿为之疯狂，但我那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林业站的四面八方，群山的数量比我后半辈子看到的加起来还多，堪称山的海洋。站内，在那个特别的时刻，我正与美国林务局塞尔韦森林麋鹿峰林业站的护林员玩着克里比奇纸牌游戏，且领先于他。国家林务局甚至比我还年轻，跟我有许多共同之处。

那是1919年的八月中旬，我十七岁，林务局才成立十四年。林务局的成立年份众说纷纭，我觉得应该是1905年。那一年，本属内政部的森林局划归农业部，并命名为美国国家林务局。

1919年，离塞尔韦森林麋鹿峰林业站最近的道路在45公里之外，距离苦根岭峰顶22.5公里，顺着布洛杰特大峡谷径直下行22.5公里，便可到达苦根谷，再走几公里就是蒙大拿州的哈密尔顿。这22.5公里下坡路的艰难程度，堪比22.5公里的上坡路，而且更为危险，因为布洛杰特峡谷是著名的蜱虫区，蜱虫会引发落基山斑疹热，病愈概率只有五分之一。从麋鹿峰到布洛杰特峡谷口这45公里小路是林务局的专用道路，因此路旁的树皮上刻有路标。在广袤的麋鹿峰地区，只有几条小路有这样的路标。此外，就只有猎物小径和旧时用陷阱捕猎的小道，它们通到敞亮山脊和草场周围便再无去路，没有任何标志说明它们消失在了什么地方。那是一个驮马成群出没或者人单独行走的世界，靠几只蹄子和一双脚板就可以闯天下，其余的却要用手来完成。1919年，在爱达荷北部的苦根岭地区，四轮车、挖掘机和电锯还没有出现，当然，过不了多久，它们就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当时，尚无气动设备取代手提钻，扑灭森林火灾也没用上化学手段或空中设施。

现在，如果没穿制服，没有大学文凭，你很难当上森林瞭望员，但在1919年，连护林员都没有上过一天大学，更别提普通员工。林务局招收护林员，挑选的是全镇最强壮的人。比尔·贝尔是我们的护林员，他是苦根岭上最强壮的人，我们都认为他是全林务局最好的护林员。有传言说，比尔杀过一个牧羊人，这更坚定了我们的看法。他被宣判无罪，这让我们多少有点儿失望，不过没有人怀疑他的实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蒙大拿州，被宣判无罪跟真正的清白无辜并不是同一回事儿。

我们这位护林员随时佩戴一把0.45英寸口径的左轮手枪，包括我在内的普通员工大多也持有左轮手枪。两位上了年纪的普通员工告诉我们，国家林务局的英文缩写“USFS”其实应该是“慢用快操”的首字母缩写。因为年轻，又有点儿文化，我一听到这个说法就争了起来，着重指出他们这句处世格言的首字母组合跟“USFS”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最后一个字的首字母是“F”而不是“S”。实际上，由于固执己见，我为这个问题争论过好长一段时间，我的争辩之声随处可闻。每次一争论，他们就一边通过八字胡的分岔处向我吐口水，一边瞪着我，仿佛我年龄太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说话的资格。在他们看来，那句格言与国家林务局非常相配。到了夏末，我逐渐认同了他们的看法。

尽管比尔·贝尔这位护林员十分优秀，但他玩克里比奇纸牌的技术却乏善可陈。他一边放下牌，一边说道：“一个15点2分，两个15点4分，三个15点6分，再加一个对子2分，共8分。”一如往常，我掰开他的手，跟着他一起数点。只有一个8点和一对7点，他却要把这手牌数成8分。也许8点这张牌让他想到了这一层。“比尔，”我对他说道，“你这手牌只有6分。一个15点2分，两个15点4分，还有一对得2分，加起来就是6分。”每次被指出数错牌，比尔·贝尔就像受到了侮辱。“他妈的，”他说道，“这是张8点，你看不见啊？看好了，8点加7点……”厨师还在洗碗，他站在比尔身后看了一眼，说道：“就是6分嘛。”比尔抓起牌，一把扔进牌堆里。厨师每次针对比尔的插嘴都没说错，但这并没有让我对厨师产生更多好感。人们不会轻易喜欢一个受宠的厨师，我尤其讨厌这个家伙。

即便如此，那个夏天结束前，我也说不清楚，自己讨厌他到了什么程度，或者下一场纸牌游戏会酿成什么大祸。夏季过半，我满了十七岁，但我并没有发现，自己会成为一个故事的角色之一。我一直不知道，生活会不时变成文学作品——当然，时间不会太长久，但已足够让我们深刻铭记，并频繁到终有一天当我们说到“生活”二字时，就意指这样的时刻：生活之路不会偏转、后退、前进，或者根本无处可去，它是笔直伸出的一条线。这条线紧绷而无可逃避，具有复杂性和高潮性，如果运气够好，它还有一点儿净化性，仿佛生活是在任人摆布，而非自然发生。不过，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不再认为比尔会成为任何故事的主角。我已经厌倦了，下次不再等着让他坐庄。发牌前，他会舔舔指头，免得一次发出两张或三张牌。

很难说清，比尔手执绳索时，怎会如此天差地别——手拿绳索的他，就是一个艺术家，往往能够用绳索做出各种各样的事儿来。哪怕就在护林站，他也会转着一个小绳套，朝着一张凳子“轻轻地”扔出去。如果没在做这个，他就在挽绳结，都是漂亮的绳结。员工在闲聊，他却在抛绳圈，或者挽绳结。他跟别人说话不外乎“行”或“不行”——只偶尔说上几个词组，或一到两个句子——可对自己的马匹或骡子，他却老是说个不停，而它们竟也能听得懂。他从不跟它们大声说话，尤其是那群骡子，他觉得它们跟大象一样，他说什么它们都能记得住。他给骡子钉掌时，如果有不听使唤的，他也从不采用其他手段，只是把它牵到太阳下，套住一只前蹄，让它站上几个小时。你很难想象，即使是一头骡子，缺了一条腿，顶着烈日站几个小时，这会收到怎样的基督教化效果。

比尔是个大块头，他的身板跟他那双手十分相配。总体来说，他就是个马夫，而他也需要一匹个头特大的马。他不是电影里或者平原上那种纤瘦型牛仔，而是大山里的马夫。他既能拉锯挥斧、驾车修路，如果非得走路，他可以走一整天；也可以穿上攀爬脚扣，架设9号电话线，还是个手艺不差的厨师。在大山里，劳动才能生存。在大山里，你不会太过在乎马匹能否快跑。它能跑去哪里呢？比尔那匹马个头高，步幅大，能以8公里的时速，在山间小道上行走一整天。那是一匹山间大马，驮着一个山间大块头。比尔给它起名为“大驼鹿”。大驼鹿呈棕色，走起路来头往后缩，仿佛长有一对大角。

每一种职业都有顶尖高手。医院有脑科医生和外科医生。锯木厂有拉锯工，他们眯着眼睛，锯出第一道锯口后，便迅速把一根原木锯成了板子。林务局刚成立那会儿，马夫是我们当中的顶尖高手，因为林务局所处的地方往往没有大路可走。绑货是一门艺术，可追溯至人类第一次使用动物驮着自己的物品搬家。就此而言，这项技术最先源自亚洲，后经北非和西班牙，也许再通过印第安人的老婆，由墨西哥人传到了我们这里。你要不知道肚带、鞍带和马毯这些术语，简直没办法跟马夫们交流。随着公路的出现，这门古老的艺术日渐消失，但在二十世纪初期，崇山峻岭之间很少有公路，“苦根崖壁”也还没有一条道路。从靠近蒙大拿州哈密尔顿的布洛杰特峡谷的沟口，一直到我们这座位于爱达荷州的麋鹿峰林业站，只能依靠双脚来行走。每当需要配备大规模灭火人员，就要出动四五十匹骡子和短背马。它们在狭窄的曲折山道上喘着粗气，打着响鼻，在拐弯处拉下大堆大堆的粪便。串起牲口的绳索猛然绷紧，它们的脖子往前伸展似乎被连成一条直线，看上去像一群个头硕大的黑天鹅，一阵盘旋后，消失在了更高的天际。

比尔是我们马帮的头儿，林务局从未遇到过比他更好的马夫领头人。但此刻，他在艰难地盘算着，手里剩下的三张牌，他应该打出哪一张。他很想脱下黑色的牛仔帽挠挠头，但他早起穿衣的第一个动作是戴上帽子，上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情才是脱下帽子。中间这段时间里，他是不喜欢脱帽的。等他腾出手把帽子推回头顶继续玩牌时，我不禁想起了跟他一起翻越苦根岭的几次经历。

作为马夫的头儿，比尔走在马队前面，显得棱角分明。他斜戴着牛仔帽骑在马上，头几乎转向后侧，以便能看清货包有无松动的迹象。我后来看到过埃及的浮雕作品，头部和身体朝着不同的方向，优秀的马夫正是那样一种状态。毕竟，绑货是一门艺术，既要把货包放平衡，还要注意行进中的平顺。不然，牲口走不了一两天就会被马鞍磨破皮。那样一来，整个夏季，或者一多半时间它就什么活儿也干不了。

比尔处在队伍的最前头，刚好什么情况都能看见。马匹可能踩滑，或被猛踢而挣脱绳索，或受惊滚下山坡，直至撞上一根树干。你甚至不得不朝它开上一枪，捡回马鞍，散落一地的其他东西只好弃之不顾。不过，就大多数时候而言，别人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的情况，比尔那训练有素的眼睛一眼就能看出——马鞍过分后移，导致牲口无法呼吸，或者马鞍发生侧歪。骡马的装备较大，时常遇上“小肚子鲱鱼”，什么样的肚带也扣不上去，同时也有不少“大肚子鲱鱼”，每天一早，一碰到肚带就腹胀如鼓，随后才慢慢瘪了下去。谁知道会遇到哪种情况呢？问题也许出在仓库里，货运工没弄清重量，而且满不在乎。此时就会有牲口驮着超重的货物，在翻越苦根岭的路上勉强才能站稳脚步。或者，货物包轻重一致，但马夫的助手捆得一边高一边低；也有时候，钻石结打得过松，无论驮运什么东西都会歪斜。苦根岭上的道路蜿蜒曲折，布满花岗石块，烂泥坑比比皆是，无一不显出马夫、装备和牲口的弱势。一根绳子连着四五十头牲口，而牵着这根绳子就能翻越苦根岭，这几近失传的艺术，近乎一场辉煌的表演。1919年，我跟着比尔，见证了整个表演过程。

越往上走，苦根岭越显得风景秀丽。八月，漫山遍野生长着蓝莹莹的羽扇豆。骡马口吐白沫，红色的大鼻孔喘着鼻息，不时晃荡晃荡背上的马鞍，试图调整货物的配重。南边不远处就是埃尔卡皮坦山峰，永远覆盖着积雪，一直名副其实。前方，也就是往西，就是我们的林业站以及爱达荷境内的众多山脉，那是诗一样的地质奇观，一望无垠，似乎要延伸至天的尽头。

山岭以西十公里，有个湖泊，差不多占去了从哈密尔顿到麋鹿峰之间三分之二的距离。只有这个地方有水和草，能容纳一大群马匹过夜。林务局早期著名摄影师K.D.斯旺真应该来这个地方，记录下这座山岭的造型——山坡呈弧形或长圆形，陡峭着直上苍穹，山脚是一片椭圆形草地和椭圆形湖泊。没膝的水里立着一匹大驼鹿，边上是一大片睡莲的浮叶。上山的道路如三角形的斜边一般陡峭，下山的道路如椭圆形般蜿蜒。山岭上的八月，恰似春天时节。

卸货的过程同样是一道美景。骡马们卸了马鞍的背部湿润而光滑，看不见鞍伤，也看不见皮毛被蹭掉后露出的湿润白点。也许，人们应该有所了解，牲口背上的行李包必须绑扎平衡，才能看到这美景，或者才能注意到这一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总能看到世界上其他人看不到的美丽瞬间。

因此，对一个天不亮就得照料马匹的马夫来说，黑暗中的美莫过于母马脖子上的铃铛声。

当我心不在焉地坐在那里，想着比尔是个大艺术家，就连他打出来的结都充满了艺术性时，他这个克里比奇纸牌游戏的菜鸟竟领先于我。至少，我玩克里比奇纸牌的水平比他高。在森林世界，这种室内休闲游戏一度大受青睐，我们甚至在室外也玩过。行走在林间小路上，我们往往揣着一摞扑克牌，他的背包里放着一块克里比奇计分板。无论上午八九点钟，还是下午三四点钟，我们都会叉开双腿骑坐在原木上，玩上一会儿纸牌游戏。

比尔并没有真正领先，不过除非他继续玩得像个新手，否则我必输无疑。我俩再跨一大步便都可得到121分，那可是克里比奇纸牌游戏的目标分数，而我还占了先行计分的优势。我只要得到8分就行，而一般情况下，我只要拿到一手不算太差的牌，再加上“插棍”的技巧，我应该能够拿到这个分数。然而，我拿到一手烂牌，只有一对4点，而对子只能得2分，因此我还差6分才能计满121分。这可差了不少啊。比尔能够阻止我得到6分的，大概就是不管我打出什么牌，他都不能让它组成对子。我先手出牌，打了一张4点。事情就是那么回事儿，他手里也有一张4点，他啪的一下打了出来。“一对4，我得2分咯。”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我这手牌就只有一对4点。我在牌面上摆出第三个4点。在克里比奇游戏里，三个同点牌计6分，于是我得到121分，定了乾坤。我还逐渐发现艺术家不一定牌玩得好。

实际上，在哈密尔顿，也就是比尔在苦根峡谷的老巢，我听到过传闻，说当地镇上的赌鬼每个月都急不可耐地等着比尔前去领取支票。跟当地的杂役和托儿在一起，他打牌的架势犹如用鱼鳃呼吸。我知道比尔痛恨输牌，所以多少有点儿奇怪，他竟没有因为射杀了某个托儿而被宣判无罪。

凭着对比尔的了解，我知道他会生我的气，至少这会儿如此，我于是在心里想着：“换一种玩法也许会变一下手气。”当然，三个人能有更多玩法。厨师已经洗好了碗碟，于是我问他：“你干吗不加入进来小玩一把？扑克？皮纳克尔？你和比尔决定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大厨。实际上，他将要成为我最永久的记忆之一。即便进了树林子，他也会穿一双低帮帆布鞋。他对着我说道：“我从不跟同事玩牌。”这不是大厨第一次当面向我说出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于是我愈加讨厌他。他的名字可能是霍金斯，不过我认为实际是霍克斯，我之所以把他记成霍金斯，是由于某本书里有一位令我讨厌的角色就叫霍金斯。

比尔和我又玩了一局克里比奇，他试图忘掉对我的气恼，不过没有成功。我收起牌，把它放进盒子，再把盒子放到房间里唯一的架子上。我正要打开房门，厨师一把抓过扑克牌，坐在桌子跟前洗了起来。他先发出四摞牌。随即，他又看了看前三摞牌，给每一摞里加进一至两张，仿佛每一摞牌都要求抽一张牌。不过，稍稍停顿之后，他给自己也发了一张牌。接着，他一下子抓起所有的牌。洗乱之后，他再次分出五摞牌，有时又分成四摞牌，就是没分成三摞牌，免得让我们以为他想跟我和比尔一起玩。他在那里洗牌发牌，我站在边上看着。值得一看。过了大约五分钟，他一把抓起所有的牌，塞进牌盒子，把盒子扔到架子上，倒头睡觉。我关上房门，走向工友们睡觉的帐篷。我比以往更加讨厌他了。

“常聘员工”就四个人，外加驻守峰顶的若干个瞭望员，以及那位护林员和厨师。常聘员工按月聘用（每月60美元），聘用期是一个夏季。护林员是本地区唯一终年受聘的人。今年夏初，本地区发生过一次大的山火，从比尤特和斯波坎两个镇雇用了一百多人担任紧急灭火队员，山火扑灭之后，这帮人又被解散，回到了各自的镇上。目前，我们那几个数量不多的常聘员工正在距离林业站约五公里的地方修路——修成一级路，路宽约为6.1米，坡度不超过6%。要在荒野里修一条6米左右的道路，既不能留下树木或者灌木丛，短距离陡坡路段还不能有岩石裸露在外，我们只能一路不停地爆破岩石，以保持每前进30米爬升高度不超过1.8米的坡度率。在用过数吨炸药之后，我们可以乘坐装草拖车走那条山间大道下山。当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几条足够宽阔的道路，马群通过时，马背上的货物不会被树枝挂住。数年之内，林务局修改规格要求，并命令偏远县镇必须尽可能多的修道路。它们初期尽力追求极致完美，尽管这样的完美毫无意义，而到了今天，在爱达荷州的某些密林里，长达两三公里的宽阔道路杂草丛生，不知通向何方，甚至不可能通向一座废弃的玛雅神庙。

四个常聘员工中，两个是老头，两个是懵懂无知的年轻人。麦克布赖德先生算一个，他有个红头发的儿子。麦克布赖德先生是个万事通，在苦根峡谷里的好几处牧场干过活儿，他的儿子正在努力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史密斯先生是员工中的老人，时常被肠胃问题弄得忧心忡忡。大家称他为“史密斯先生”。他为人高傲，拖着一双粗壮的腿，迈着龙钟小步。在那双粗腿的映衬下，他的双脚显得过于细小。他做过矿工，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的放炮工。当然，十分优秀。麦克布赖德有个儿子，所以在我们四个人中，史密斯先生把我当成儿子一般看待。因此，他们推选我跟炸药打交道，我随之大病了一场。接手这项工作之前，我就听到过一些说法，只要手摸过炸药之后再触碰到脸部，就会经常头痛。这些说法我信以为真，因为我只要跟炸药打过交道，就总会觉得头疼。不过，正当十七岁的我也许还不够强壮，没法一天到晚挥动那把大锤。

若要开山劈石，当然首先要在岩石上凿孔，用于装填炸药。这项工作现在使用气动电钻作业，在当时只能靠双手提着钢钎完成。若是两人一组，那就叫“大锤凿孔”。一人手持钢钎，另一人每用大锤击打一次钢钎的头部，握钢钎的人就要轻轻转动，直至一点点凿出一个圆圈。炮眼初具雏形，同一动作不断重复，直至形成炮眼孔。只有手握钢钎的人喊一声“掏灰”，大家方才停下手来。这时，使大锤的人会心怀感激地停下，握钻杆的人用小型铲斗清除炮眼中的碎石。否则，使大锤的人就要一直挥舞击打。他若碰巧没砸中小小的钻杆头，锤子一歪，就会砸伤握钻杆那个人的手或者胳膊。有时，史密斯先生似乎忘了喊“掏灰”，我低头看时，会看到两三个钻头，每个钻头上都能看见史密斯先生那只手，上面的皮肤因为年老而起了斑点。每当此时，我便不会觉得摸脸会导致头疼。

今天上午，头疼发作的时间比平时提前了。为什么如此讨厌厨师，我无法给出非常明确的答案。我本着诚实的原则说吧，我对他可能存在嫉妒心。我虽然只有十七岁，但今年是我在林务局做事的第三个夏天，前两年便一直替比尔干活儿。他教我如何打包，作为一种回报，我会不时替他跑腿儿，比如在上午回到营地，给几位员工打包带去午饭。我不明白，一个厨师怎么会深得比尔欢心。无论他做事还是说话，比尔都会觉得恰到好处。此外，我不喜欢他那副样子，活像一只狡猾的冠蓝鸦，头歪向一边，头顶长了一撮头发。他还是个穿低帮帆布鞋的冠蓝鸦。不过，我讨厌他不需要任何理由，这才是首要的。随着年龄增加，你多少会变得更为理性，但当你年轻的时候……你都明白吧。我知道，厨师就是个华而不实的家伙。

想到护林员在生我的气，我的头疼就更加严重了。我自言自语道：“放松点，闭上你的大嘴巴。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很快就会过去的。”接着，我又重复了一遍：“闭上你的大嘴巴。”但我知道，自己这张大嘴巴就是闭不上。自十五岁开始工作之后，我渐渐形成了几条原则。我知道，自己错失了很多东西——去河里游泳、夏天与姑娘们约会，以及一种叫作网球的体育运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你需要穿上白色法兰绒裤子、戴上护腕。我会告诉自己：“既然你决定来森林里做事，那么至少要做到坚强一点。”我在十五岁第一次替比尔干活儿时，可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可到了十七岁，我便想到了。比尔既是个高手，也是我的榜样——也许正因为如此——十七岁的我已经隐隐约约在开始找他的碴儿了。

午饭前，偏偏谁都没来，唯独厨师替我们打包了午餐。他对我说：“吃完饭后，护林员希望你回营地一趟。”

我回到营地时，比尔正待在我们用作仓库的小木屋里，给一批即将前往哈密尔顿的驮队打包。我没问他为什么派人把我叫回来，他也没说。我只是替他打下手，打包，把货包装平衡，同时尽量将心思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部分原因是打包这项工作从来就不是呆板的活儿，连给最简单的物品——比如马口铁罐头盒——打包时也不能走神。罐头盒首先要装进被我们叫作“挂袋”的箱子。制作挂袋的材料有生牛皮、木头或者帆布，通常挂在马鞍的尖头上。你可不要忘了，每一个罐头盒都要用草纸包起来，否则上面的标签会被磨掉，那你就什么也分不清了。最重的罐头盒要放到底部，否则箱包会发生位移。挂到两侧的箱包必须重量一致，且（与放在上部的箱包的）总重量对马匹不能超过八十公斤，对骡子不能超过一百零二公斤。至少，林务局当时的规格要求是这样。不过，如果在盛夏时节，要避免这些牲畜瘦得只剩皮包骨，那么还应减去十余公斤。不管你是谁，我都敢打赌，如果没有秤，你无法让两个货包一样重，且加上顶包后重量不超过六十八公斤或者九十一公斤。

过了一会儿，我就忘了去问护林员为什么派人把我叫回来。也许就是为了帮他打包呗。后来，就在我们低着头干活儿的时候，我听见厨师走了过来，一路敲打着员工们用来吃饭的刀子和叉子。

我仍旧打着包，同时提醒着自己：“我就是不喜欢那个狗娘养的。”

比尔提起一个货包，又放到了地上。我在内心告诉自己：“闭上你的大嘴巴。”结果呢，我听到自己大声说出了口：“总有一天，我要揍他个屁滚尿流。”比尔站起身来说道：“在这里，你绝不能那样做。”他看了我好一阵儿，我蹲在刚打好的货包上，同样看着他。我盘算着，此刻采取蹲姿应该是明智的选择。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干起活儿来。

他弯下腰，重新站直后，开始给我讲早上的事情。“负责乱坟岗的瞭望员今天早上辞职了。”“哦，是吗？”我问道。“是的，”他回答道，“他三两步就下了山。”山顶到山脚有近二十公里远呢。“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他问道。“不知道。”我回答。这件事情的走向让我很担忧。“瞭望员说，‘让我走吧。这活儿太苦了，我受不了，白天要灭火，晚上要挨着响尾蛇睡觉’。”重新拎起货包过完秤后，他继续说道：“他当时好像是伸手拉毯子，结果摸到一个形如消防管的东西。你相信吗？”

在我最开始替比尔干活儿的熊溪谷，光秃秃的山坡上时常能看到响尾蛇。而在陡峭的傍山小路上，上侧山坡往往伸手可及，所以你差不多可以边走边将响尾蛇拂去。作为冷血动物，它们在夜间被吸引到暖和的床上也是可能的。不过，今年夏天，我在麋鹿峰还一直没看到过响尾蛇，尽管这里处于过渡区域。

“我不信。”我回答道。“为什么不信呢？”他问道。“那个地方那么高，怎么可能有响尾蛇？”“你确定吗？”他又问道。我告诉他，我不敢确定，但我觉得应该如此。他仍旧一边干活儿一边说道：“你干吗不搬到瞭望哨去住上几个星期，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呢？”

我没问什么时候去。我知道他说到做到。我拎起两个货包，直至觉得它们达到了平衡，然后才向门外走去。他又说道：“如果你发现有火情，就打电话叫他们。如果遇到大雨大雪，你就关好营地，回到林业站来。”

我知道，天黑前我是赶不到乱坟岗的，于是我让厨师给我做了个三明治。我有一块蓝色的印花大手帕，我把三明治用手帕包好，再将手帕系在背后的皮带上。我收好剃须刀、牙膏和梳子，以及用得最如意的斧子和金刚砂磨石，然后，捆好我那把0.32-20型号的手枪，走上了山间小路。我知道，我被流放了。

全程二十公里，全是上坡，但我既没有停歇，也没有吃那块三明治。似乎比尔一直在注视着我。因为急着赶路，我似乎与日光保持同步，直至最后一刻。接着，黑暗自上而下包围了我，只有若隐若现的山峰让我知道，自己应该往哪里走。

头几天，我因为过于疲惫，来不及思考自己的处境。因为接触过炸药，我仍处于病恹恹的状态；又因为七月末扑救过一场火灾，走路的脚步仍然有些踉跄。因此，我多数时间就只照看着那块地头，确保不出任何乱子。

现今的瞭望员驻扎在山顶，住的是所谓的“鸟笼”——在高塔上搭建一座玻璃房子，四周插着避雷针，因此瞭望员无须担心被雷电击到，他们可以二十四小时待在塔顶，观察雷电的闪击，以及冒出的烟雾。当然，事情本应如此，但在1919年，就我们所知，所谓的“鸟笼”真就只适合鸟儿居住。我们站在开阔的山顶进行瞭望，靠近山顶的洼地用于扎帐篷，这个地方往往有泉眼，而这就是我们的住所。从帐篷走到瞭望哨要扎扎实实爬半个小时的陡坡，而我每天要在山上进行十二个小时左右的瞭望。

靠近山顶的地方很少有树，因为这个地方的树木几乎都受过雷击。闪电像一条火蛇，围着树林飞舞。不过我很快发现，高山上的闪电看起来不像来自天空。在高山上，闪电发出的地方低于你，而且离得很近，仿佛在向上向外闪出。有一次，闪电差点儿就击中了我，震得树枝朝我身上乱飞，让我疼了好一阵儿。

我支帐篷的洼地有几道悬崖，上半部分向外突出。我没看见什么响尾蛇，但与我分享这块洼地的是一头灰熊。它不时前来，一路翻找悬崖上掉落的石块，寻找与它自己极端不成比例的小虫。只要看见它走过来，我就会爬到最高的岩石上。我一个劲儿地琢磨，它究竟要吃下几百只小虫，才够它一顿饭的量。它看见了我，嘴巴里发出哼哼声，仿佛在更换假牙。在一棵短叶松的顶枝丛里，我发现了一头驯鹿的骨架。你可能也猜到了。我的猜测是，洼地的海拔很高，积雪深得掩住了树木，而这只驯鹿正从积雪形成的硬壳上穿过，结果硬壳被踩塌，它受困而死，最终雪也化掉了。我的帐篷有一个窟窿，每当下雨，我要么让食物保持干燥，要么将床挪到干处，但就是无法两全其美。

我并不是第一次被困在一个地方做瞭望员，所以知道该瞭望些什么东西——一小块云朵顺着大山飘过来，这通常是傍晚的事情，此时的露珠早已晒干，风正吹得起劲。一般而言，它会从山上上升到空中，仅仅变成一小片云朵。偶尔，它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自己刚才看见的是什么，也许是一朵云，但也可能是一缕烟雾，因为风向发生改变，所以这会儿你什么也看不见了。如果是这样，你就应该在地图上标出来，以便进行多日的观测。遇到雷暴天气，你要把它所击中的每一个地点都标示出来。有时，一个星期之后，在某个点又看见了一小片云朵，它会不断增大，并呈现翻滚的样式。当你看见一片云开始翻滚时，那就不再是云朵了，尤其如果它的底部反射着红光。那可能就是火，哪怕那片云现在所处的峡谷，距离它第一次被发现的地方偏离了四五公里。因为如果没有风的话，烟雾会在山的另一边飘上好长一段距离，才能再次升起，从而被人发现。因此，山火一开始在瞭望员看来应该是这样的情形：有什么东西——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通常在傍晚时分，可能消失不见，不再出现，但如果它又飘了回来，而且是烟雾，那么它很可能偏离了火灾现场好长一段距离。

傍晚时分可能形成的云朵，跟已经失控的大火的表征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那个时代，通常不可能很快便召集到人员进行灭火。那儿地处偏远县份，没有公路，有时连小路都没有。当然，很久之后，米苏拉才停了几架飞机，随时准备投放化学灭火剂和灭火人员。

相反，山火一旦失控，林务局会以每小时三十美分的价格（组长的价格是四十五美分），从比尤特或者斯波坎雇用百余个流动工人，运到靠近支路末端的某个只通小路的护林站，让他们沿着那道峭壁，步行走完剩余的六七十公里路程。等他们赶到火场时，大火已经在地图上蔓延开来，蹿上了树冠。这么多年，曾有一位参加考试的准护林员针对树冠大火，说过很经典的一句话。即便在我那个时代，这个人也是个传奇人物。考试时他被问道：“大火蹿上树冠时，你应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离它远点儿，拼命求雨。”

我们夏天扑过的那场大火程度猛烈，因此我仍有些疲倦，眼睛仍然发痛，无法入睡。因为火势太猛，它在我的梦里盘桓了多年时间。不过，它还够不上1910年系列大火的级别。那一系列大火吞噬了科达伦城，烧毁了苦根谷的大片区域。那几场大火的烟雾飘到了一千多公里之外的丹佛市。在我的家乡米苏拉，下午三四点就得打开街灯，卷曲的灰烬轻轻地飘落到路灯上，仿佛热浪翻滚的八月飘起了大雪。当然，自有记录以来，哪一次火灾的规模都不及1910年的系列火灾，但1919年那一次是我遇到的最猛烈的大火。

这场大火来势凶猛，几下就蹿上了山脊。你可能了解，山火变得足够猛烈时，会生出一股风。大火形成高热，空气变轻并往空中上升，高空的冷空气迅速下沉。要不了多久，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回旋风暴，使大火越燃越旺。天空中的火柱呈喷发状，燃烧的球果和树枝纷纷掉进条带状的火焰中。大火在山脊上燃烧着，仿佛在高声呼唤来自地狱的增援。就在你透过火焰，力图看清地狱之火的来路时，突然有人在身后大吼一声：“天啊，快看你身后。那个混账东西竟然跨过了峡谷。”一直在寻找地狱之火的你转体一百八十度，在对面那道深沟略微往上的地方，一缕青烟变得越来越浓，球果和树枝燃烧着从空中落在你的身后，你被包围了。此时，你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