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宗教和飞蝇钓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我们居住在蒙大拿州西部几条盛产大鲑鱼的河流交汇处。我父亲是长老会牧师，也是飞蝇钓手，既自己绑制飞蝇，也教授别人。他告诉我们，基督耶稣的门徒中就有渔夫，我们就会去设想——我和弟弟经常这么做——加利利海上的一流渔夫全是飞蝇钓手，而最受宠的门徒约翰是一个干蝇钓手。

确实，每周要留出一天的时间，完全属于宗教。星期天上午，我和弟弟保罗要先去主日学校，接着参加早祷仪式，听父亲布道，晚上要先参加“基督徒勉励会”，然后参加晚祷仪式，再听父亲布道。而星期天下午这段时间，我们要研习一小时的《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并加以背诵，之后才能和他一起爬山，让他在两次布道之间稍事放松。不过，他就“小要理问答”向我们提的问题不外乎是第一问：“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会齐声回答，这样如果其中一人有所遗忘，另一人也能够顺着回答下去：“人的首要目的是给上帝以荣光，并永远以他为乐。”这似乎总能令他满意，对如此漂亮的答语理应有此反应，再说，他也迫不及待地要爬到山上，这样他的心灵才能得到恢复并再次充注，从而在晚间祷告时洋溢挥洒。他令自己重新振奋的主要法子，是给我们朗诵他即将用到的布道词，并不时从早上极为成功的布道词中东挑一句西选一句作为点缀。

即便如此，在我们孩童时期极为平常的一个星期里，我和保罗在飞蝇钓方面所受指导的小时数，也许跟花费在其他精神事务方面的小时数一样多。

我和弟弟成为钓鱼好手之后才意识到，父亲的抛饵手法其实并不高超，但他投钓精准，动作潇洒，挥竿的手还戴着一只手套。他一边扣上手套扣，准备给我们授课，一边说：“这是一种艺术，动作节奏由四拍构成，位置介于钟面十点至两点之间。”

作为苏格兰人和长老会牧师，我父亲相信，人天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且已从最初的优雅中堕落。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早就有一种奇想，人从树上下来时就变成这样了。就父亲而言，我一直不清楚他是否相信上帝是一位数学家，但他确实认为上帝可以数数、打拍子，而且只有跟上上帝的节奏，我们才能重新获得力量与美。不同于诸多长老会牧师，他经常会用到“美”这个词。

他扣好手套，将钓竿平举在前，钓竿随着他的心跳微微颤动。尽管它的长度达到两米五六，重量却只有一百二十多克。钓竿用劈开的竹竿做成，而竹竿来自遥远的北部湾。竿上缠着红蓝丝线，缠线的间距非常整齐，以使精致的钓竿具有力度，又不致僵硬到无法颤动。

这个东西一般得叫作钓竿。如果有人称之为竿子，那么父亲看他的眼神，会像美国海军中士看一个新兵蛋子，因为他刚把来复枪叫作了枪。

我和弟弟本可直接跑到外面抓几条鱼，完全跨过准备过程中没有丝毫乐趣的技术难题，以此作为学习钓鱼的开端。不过，我们接触父亲这门手艺，目的并不在于乐趣。要是父亲说了能算，任何不懂钓鱼的人都不能随意抓鱼，因为那是对鱼的一种羞辱。因此，你得从海军和长老会的认知角度去接触这门手艺，而如果之前根本没有摸过飞蝇钓竿，你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就实际情况和神学角度而言，人类的本质就是一种十足的混乱状态。那个缠着丝线、重约一百二十克、随着体内肌肉的运动而微微颤动的东西，变成了没有头脑的竿子，拒绝完成任何你希望它做到的简单动作。钓竿的全部作用是把钓线、导线和蝇饵拉出水面，将它们甩过头顶，再向前抛出，使蝇饵、透明导线和钓线按顺序入水，且不溅起点滴水花——要不然，鱼儿会发现钓饵是假的，于是溜之大吉。当然，也有特别的抛竿手法，人人都知道，那样的手法很难做到，而且需要一定造诣，比如钓手身后紧靠岩壁或树木时，钓线不能超过钓手头部的抛竿手法，以及将蝇饵投到垂柳之下的侧向抛竿。但一个简简单单的直抛竿手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不就是提起连着钓线的钓竿，再越过水面把钓线抛出去吗？

是这样的，人们在意识到错误而去补救之前，总会把钓竿扬得过于靠后，恰似普通人会将斧子或高尔夫球杆摆动过头，从而把所有力量损耗在了空中；而举起钓竿时情况更糟，因为蝇饵往往过于靠后，会被卡在身后的灌丛或岩石中。父亲说，那是一种艺术，收竿幅度应当止于两点钟的位置，他经常还不忘加上一句“更靠近十二点，而不是两点”。也就是说，钓竿只能举至头顶上方稍稍靠后的位置（头顶正上方即是十二点）。

再者，人会本能地想方设法获得力量，而非想着重拾优雅。所以他把钓线来来回回甩得呼呼直响，有时甚至把蝇饵从导线上甩脱出去，而他用来让小小的蝇饵越过河面的力量，不知怎么就在空中把钓线、导线和蝇饵缠成一个鸟窝，在钓手前面三米远处落入了水中。然而，他如果设想一下钓线、透明导线和蝇饵从离开水面到再次入水的往复经过，抛竿过程就变得比较简单了。这几样东西离开水面时，自然是较重的钓线打头，较轻的透明导线和蝇饵紧随其后。然而，当它们越过头顶时，应当略微停顿一小拍，让较轻的透明导线和蝇饵能跟上已在往前运动的较重钓线，并再次紧随其后往下掉落；否则，处于回程的钓线会与仍处于上扬过程的导线和蝇饵碰在一起，由此缠绕形成鸟窝，落入钓手前方两三米远的地方并溅起水花。

不过，几乎就在钓线、导线和蝇饵往前运动的顺序得以理顺的瞬间，这一顺序必须颠倒过来，因为蝇饵和透明导线必须先于较重的钓线进入水中。如果鱼儿看到的是清晰可见的钓线，那么钓手看见的就是黑乎乎的鱼儿如飞镖般迅速游走。这时，他倒不如换个地方从头再来——把钓竿高举过头顶，接着，往前抛竿（约十点钟方向），再次校准。

当然，四拍子节奏是基本要求。第一拍，将钓线、导线和蝇饵提出水面；第二拍，作势将它们直直抛入空中；第三拍，按父亲的说法，抛到最高位置时，略微顿一小拍，使导线和蝇饵跟上已经开始往前运动的钓线；第四拍，发力，让钓线越过钓竿，直至十点钟的位置。接着，校准钓竿，让蝇饵和导线先于钓线，轻柔而完美地飘然入水。不是说每一处都得用力，而在于清楚着力的位置。“记住，”正如父亲时常说的，“这是一种艺术，动作节奏由四拍构成，位置介于钟面十点至两点之间。”

关于宇宙，父亲对诸多事情的看法十分明确。在他看来，所有的美好——比如鲑鱼和永久救赎——都来自优雅，优雅来自艺术，而艺术不会轻易得来。

于是，我和弟弟照着一只节拍器，学起了长老会风格的抛竿法。那是母亲的节拍器，父亲把它从城里的钢琴上取了下来。她偶尔会从小屋前门往码头方向瞥上一眼，提心吊胆，想知道如果节拍器掉进水里，会不会浮起来。她变得极度忐忑，终于步履沉重地走下码头，把节拍器收了回去，于是父亲双手合在一起，打出四拍子节奏。

最后，他就钓鱼这个主题给我们讲起了文献知识。每每扣上手套准备抛竿时，他总想来几句时髦话。“艾萨克·沃尔顿，”弟弟十三或十四岁时，父亲告诉我们，“不是个值得尊敬的作家。他隶属圣公会，且是个活饵钓手。”弟弟虽然小我三岁，但在钓鱼方面已经远超过我，是他率先找到《钓客清话》并讲给我听：“那个家伙甚至把‘complete’一词写错了。而且，他还给牛奶场女工写了歌曲。”我借来看了之后告诉他：“有几首歌写得真不错。”他回答说：“有谁在大黑脚河边上看到过挤奶工？”

“我倒是很想，”他接着说，“让他来大黑脚河钓上一天的鱼，顺便赌上一把。”

这孩子说话的语气有股狠劲儿，我毫不怀疑，他一准会从那个圣公会成员手里赢到钱。

在你十来岁时——也许一生如此——因为年长弟弟三岁，你总会觉得他始终是个小孩子。不过，我已经明白，弟弟将会是一个钓鱼能手。除了训练有素，他还具有其他东西——天赋、运气，以及满满的自信。即便在那个年纪上，他就喜欢拿自己和任何与之钓鱼的人打一场赌，包括他的哥哥我。看着这孩子老想拿自己赌博，还几乎总有把握赌赢，有时好玩，有时并不那么好玩。尽管年长三岁，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赌博的年纪。我认为，赌博属于那些头顶草帽的汉子。因此，最初一两次，他问我是否“想顺便小赌一把以增加乐趣”时，我既感到迷惑又觉得尴尬。他第三次让我赌上一把时，我一定是发怒了，因为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跟我提过钱的事情，即便他真的在经济上遇到麻烦，也从不向我开口借钱。

我们对待彼此时，都会小心翼翼。我虽然常常把他当成小孩子，但绝不能以孩子的方式对待他。他从来不是“我的小弟弟”，而是熟习一门技艺的行家。他不需要任何来自兄长的建议、金钱或援助，而到头来，我终究没能帮到他的忙。

弟兄之间最早做的事情是设法弄清楚彼此的不同，因此我对于保罗最久远的记忆，是他喜欢赌博这件事情。他去到县里的几处集市，装得像个成人，做出一副要赌马的样子，只不过没有赌档会接他的招儿，因为他的赌注和年龄都太小。每一次遭到拒绝时，他都会像说起艾萨克·沃尔顿以及其他被他视为对手的人那样说道：“我真想让那个龟孙子来黑脚河待上一天，顺便跟他赌上一把。”

二十出头时，他已经在大玩俗称“沙蟹”的扑克牌游戏了。

生活境遇也加大了我们之间的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征募兵士，这立即使林木业人手紧缺，于是我十五岁便开始替美国国家林务局做事。之后的数个夏天，我都在森林里忙活，要么在林务局，要么在伐木营。我喜欢森林，也喜欢工作，但有好几个夏天，我因此没怎么钓鱼。保罗年幼，不能整天抡斧子或拉锯子，但就在这个年纪，他早早定下了两大人生目标：钓鱼和不工作，至少不让工作影响钓鱼。于是，他在十几岁时找了份夏季工，到市属游泳池当救生员。就这样，他每天可以在黄昏时分出去钓鱼。白天呢，对着一个个穿着泳装的姑娘大饱眼福，入夜再与她们约会。

到了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做了一名记者，在蒙大拿的一家报社。他小小年纪就几乎实现了人生目标，在他心里，这与《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要义并不冲突。

毫无疑问，我们一家人的关系若非如此紧密，我们兄弟之间的差异也不会看起来如此巨大。主日学校的一面墙壁上写着一句话：神即爱。我们常常以为，这三个字就是对我们一家四口说的，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关联。因为我和弟弟很快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到处都有混账家伙，离米苏拉越远，数量越多。

我们俩有个共同之处——常常自以为是硬汉。这种认知随年龄而增长，至少持续到我们二十出头，也许更久，之后很可能还会延续得更久远。不过，表现在我们各自身上的硬汉风格也有差异。我是国家林务局和伐木营这种硬汉集体锻造的产物，保罗则认为自己比任何硬汉团体都强悍。几乎每一个上午，苏格兰牧师都要大费周章地逼自己的小儿子吃下燕麦片，我和母亲往往看得目瞪口呆。我父亲也感到吃惊不已——最初因为与他同长一副肠胃的孩子竟拒食上帝所赐的燕麦片，而随着时间流逝，又因为他的小不点竟变得比自己更倔强。牧师暴跳如雷，他的孩子则双手交叠，低头看着眼前的食物，仿佛他的父亲只是在做饭前祷告。只有一个迹象表明孩子内心的熊熊怒火——他把嘴唇咬肿了。父亲越来越生气，粥越来越凉，直到父亲终于精疲力竭。

当时，我们俩都确信对方是条硬汉，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硬汉意识。保罗知道，我已经当上了森林防火队的头儿，而他如果前来为我做事，却还像做记者那样在工作时间饮酒，我会让他去营地，补回浪费的时间，再持续不断地巡山。我知道，让他扑灭山火的可能性，跟让他吞下燕麦片一样渺茫。

对于街头斗殴，我们秉持同一要理，假如一场斗殴爆发在即，就要抢先出拳。我们都认为，街头混混大多没有他们口头说的那么强悍——即便外表强悍、说话不饶人的混混也不例外。他们要是突然感觉到牙齿松动，也只会一边擦嘴巴，一边看着满手鲜血，同时主动给一屋子的人买酒。“而即便他们还想动手，”正如弟弟所说，“架还没打起来，你已经领先了一拳。”

不过，这番理论有个问题——仅在统计数据上真实可信。你会不时遇到这样的家伙，跟你一样想打架，且比你更擅此道。你要是先动手弄松他几颗牙齿，他可能会想法子宰了你。

我想过，我和弟弟将会大打一架，而那也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架。因为我们有那一番街头斗殴理论，所以当这一刻来临时，那副场景活像《沙场壮士赤子心》，猛烈而迅疾。有几个场景我没能看见，比如母亲走到我们中间，努力劝架的场景。她个子不高，戴着眼镜，即便如此，她的视力也不太好。她此前从未看见过打架，也不清楚蹚这浑水会受到多大的伤害。显然，她只能在两个儿子之间穿行。我首先看到的是她那灰白的头顶，还有插了一把大梳子的硕大发髻；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脑袋离保罗太近，以至于我的拳头打不到他。接着，我就看不见她了。

那一架似乎突然之间自行停止了。她躺在了我们之间的地板上。我俩都哭了，然后继续大吼大叫，打得不可开交。两个人都嚷嚷着：“你个龟儿子，把妈妈打倒了。”

她从地上爬起来，眼镜没了，在我们之间瞎摸索着转圈，弄不清楚她究竟在跟哪一个说话：“不，不是你打的。是我自己滑倒了。”

于是，这就成了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架。

也许我们一直想弄明白，我俩谁更倔强。可儿时的问题如果到了一定时间仍找不到答案，之后就再不会有人提及。于是，我们彼此重新变得彬彬有礼，就像墙上那个句子要求我们的那样。我们还觉得，行走在树林里、河流边，自然万物都对我们变得彬彬有礼起来。

确实，我们不再经常一起钓鱼了。现在，我们都已三十出头，而此处及以后所指的“现在”都是1937年的夏天。父亲已经退休，他和母亲住在老家米苏拉，保罗在州府海伦娜当记者。我已经“离家并结婚”，这是弟弟对我的人生大事的说法。当时，我与妻子一家住在狼溪镇，但因为这个小镇离海伦娜只有六十来公里，所以我们仍旧时不时地见面，当然也就意味着可以不时一起钓钓鱼。实际上，我这次来海伦娜看他，就跟钓鱼有关。

同时，我也是奉岳母之命。我不太乐意，但我敢肯定，弟弟最终会答应。他从不凭空对我说不，他热爱我的岳母和妻子，并将她们划入墙壁警句所指的对象，尽管他一直未能明白“我是怎么想的”，也就是我怎么会想到结婚这件事。

我在蒙大拿俱乐部前碰到了他。这栋楼是一群有钱的金矿老板建造的，坐落在所谓的“最后的希望之谷”那个发现黄金的地方。尽管才上午十点钟，我仍有一种预感，他要喝上一杯。发问之前，我有事情要告诉他。

我说完之后，弟弟说：“欢迎啊，淋病客嘛。”

我对他说：“善待他吧，毕竟他是我小舅子。”

弟弟说：“我不跟他钓鱼。他来自西海岸，用的还是蚯蚓活饵。”

我说：“别这么说。你是知道的，他生长在蒙大拿，只是在西海岸工作，这次是回来休假。他都写信跟他妈妈说了，想跟我们一起钓鱼，尤其想跟你一起钓。”

弟弟说：“其实吧，西海岸哪一个人不是在落基山脉出生的呢？因为学不会飞蝇钓，所以才搬到西海岸，当起了律师、注册会计师、飞机公司老总、赌客，或者摩门教传教士。”

我拿不准他是否准备要去喝上一杯，不过他肯定已经喝过了。

我们站在那儿，彼此打量着，都很厌烦局面的走向，但又小心翼翼地不让分歧越拉越大。不过，我们对我小舅子的看法其实并不太悬殊。就某些方面而言，我比保罗还讨厌他。因为某个不喜欢的人而看老婆脸色，这可不是什么乐事。

“再说，”弟弟说道，“他是个活饵钓手。从蒙大拿去到西海岸的小子一个个在酒吧坐到深更半夜，互相吹嘘自己的童年时代，说什么打过猎、下过套，还整过飞蝇钓。可回到家时，他们不在门口亲吻自己的母亲，而是端着红色的希尔兄弟牌咖啡罐，跑到后院翻找蚯蚓。”

海伦娜那家报纸的文章大多由我弟弟和他的编辑撰写。作为行将消失的小镇编辑之一，那位编辑属于典型的人身攻击者。他一大早就开始喝酒，这样便可以一整天不用对任何人心怀愧疚。他和我弟弟对彼此大为景仰。城里的人都害怕他们，尤其因为他们文笔犀利。在互怀敌意的社会里，他们需要，而且享有来自家庭的爱。

至此，我已经清楚，自己这是在阻止弟弟买酒喝，可他明白无误地说道：“咱们进去喝上一杯吧。”

我犯了个错误，说起话来就像自己不敢出门，还要指责他的品行。我说道：“保罗，抱歉，但这会儿就开始喝酒，是不是早了点儿？”

意识到自己得赶快再说些别的什么，我也就未能把自己的品行表现得有多好——至少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我又说道：“是弗洛伦斯让我跟你说的。”

我讨厌自己把责任推到岳母身上。她之所以赢得我和保罗的热爱，部分原因是她长得像我们的父亲。他们都是经加拿大来到美国的苏格兰人，都有一双蓝眼睛和满头浅棕色头发——年轻时都是红色。他们说“about”这个词时都带有加拿大口音，而如果写诗，他们会用“snoot”与之押韵。

但是，我并不感到内疚，因为确实是她让我开口求人。再者，她说的话既有事实，也有奉承的成分，这让我迷惑不已。“尽管我对钓鱼一窍不通，”她说，“但我知道，保罗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最好的钓手。”这句话含义复杂。她知道该如何把鱼清洗干净，去做男人忘了做的活儿。她知道该如何煮鱼。最重要的是，她总会一边盯着钓手的竹筐一边大声发出“哎呀，哎呀”的赞叹。所以，她们那一代女性所能了解的捕鱼常识，她都清清楚楚，尽管她对钓鱼本身绝对一无所知这一点也是实情。

“我很希望尼尔能跟你俩一块儿玩。”末了，她这样说道，无疑指望我们既能点拨他的钓技，更能改善他的人品。镇上的人对我和保罗以“牧师家的小子”相称，都不愿当着自己孩子的面提到我们两个人，可这位苏格兰女士将我们视为“指路人的儿子”，又是飞蝇钓手，在齐腰深的冷水里一站就是一天，面对各种真正的但并非无法克服的难题，这对品行确是一种考验。

“可怜的孩子。”她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卷舌音“r”说道。相较于其他大多数女性，苏格兰母亲不得不对移居和犯错抱持平常心态。在她们看来，儿子都是浪子，回家的时候理应有人迎接。而在迎接男性亲人归家方面，苏格兰男人矜持得多，且很大程度迫于女人们施加的巨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