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一九五八年

那年的一月，天空就像琉璃般澄澈，冰冷阳光映照着城市屋宇上那层糖霜般的细雪。日日晴朗，艳阳下的巴塞罗那光洁剔透，建筑墙面上光影交错，双层公交车顶着空空荡荡的上层车厢行驶在街道上，每逢电车驶过，车轨上总会留下一束蒸汽。

旧城区的街道上方，环状圣诞灯饰上的蓝色灯光闪闪发亮，商家高分贝播放着颂扬慈悲与和平的圣诞歌曲，处处可闻的甜腻歌声吟唱了一遍又一遍，甚至穿透了人们的脑波，有人突发奇想，随手替圣雅各布广场上市政府放置的马槽里的圣婴戴上了长尾贝雷帽，巡逻的警卫发现了，非但没有把他揪进警察局严办，甚至兴致盎然看了老半天，直到大主教官邸接获通报，三名修女赶往现场，总算才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圣诞节购物需求高涨，伯利恒之星把森贝雷父子书店账簿里的赤字化成了盈余，保障我们至少有钱可以交电费和暖气费，说不定还可以一天至少吃一顿热腾腾的饭菜。父亲似乎因此恢复了工作的动力，并宣布明年不该拖到最后一刻才布置书店。

“咱们的马槽已经摆得够久啦！”费尔明讪讪地咕哝着。

一月六日的三王节过后，父亲交代我们小心将马槽装箱收好，并拿到地下室存放，以备下次圣诞节使用。

“要小心。”父亲提醒我们，“费尔明，别以为我不知道，您常常在地下室乱翻一通。”

“森贝雷先生，我一定会拼了这条命去保护马槽以及所有的牲畜，请放心，我会把它们当成无价之宝，小心地捧在手心里！”

圣诞装饰一一装箱之后，我瞥了地下室一眼。上次在那个被遗忘的角落里，我们谈论了一些费尔明和我都不愿再提起的话题，然而，那些话题至少仍在折磨着我的记忆。费尔明频频摇头，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您该不会还在想着那个笨蛋写的那封信吧？”

“有时候。”

“您没跟贝亚小姐提起这件事吧？”

“没有。我把信放回大衣口袋里，一个字都没提。”

“那她呢？她没跟你说她收到那个花花公子寄来的信吗？”

我摇摇头。费尔明皱着鼻子，摆明了那不是什么好兆头。

“您决定要怎么做了吗？”

“什么怎么做？”

“少装傻，达涅尔。您到底要不要跟踪妻子到丽兹酒店，当场揭发旧情人幽会，然后再好好闹他一场？”

“您认为她会赴约？”我立刻表达不满。

“难道您不是这么想的吗？”

我自惭形秽地低下头。

“什么样的丈夫会不信任自己的妻子啊……”

“要我提供这种男人的名单，还是给您统计数字就可以了？”

“我相信贝亚。贝亚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她不是那种女人。如果真有什么事应该告诉我的，她会当面说清楚，不会偷偷摸摸。”

“既然这样，那您就没什么好担心了，不是吗？”

费尔明话里有些不太寻常的语气，我心想，自己这阵子的怀疑和不安，已经让他对我大失所望了，虽然他永远不会在我面前承认，但他一定很难过，因为我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卑劣的想法上，还怀疑一个不该受到质疑的女人原有的忠诚。

“费尔明，您一定会想，我是个无知的笨蛋。”

费尔明摇头否认。

“没这回事。我认为您是个很幸运的人，至少在爱情这方面，您就像大多数人一样，身在福中不知福。”

上方的楼梯口传来用力的敲门声，我们俩不由得愣了一下。

“你们俩是在下面挖到石油啦？快点上来！有工作等着。”父亲在召唤我们。

费尔明哀叹一声。

“唉！自从赤字消失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暴君。”费尔明说道，“业绩变好，他也神气起来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日子一天天过去。费尔明总算松口答应授权父亲和古斯塔沃先生去打点婚礼和婚宴筹备事宜，两人也分别担任主婚人和证婚人。我则以男傧相的身份，为婚礼筹备委员会提供咨询服务，贝亚担任的是艺术总监，并以铁腕协调安排所有相关事宜。

“费尔明，贝亚交代我，我们得去一趟邦塔里欧尼西服店，您得试穿西装。”

“只要不是囚服那种条纹样式就好……”

我对他发誓，甚至下了诅咒誓约，一定会让他的名字合法，也一定会让他的神父好友大声说出：“费尔明，您愿意娶贝尔纳达为妻吗？”我们绝不会被那一沓十六开的文件打败的。不过，随着日期逐渐逼近，费尔明内心饱受苦恼和焦虑的侵蚀。贝尔纳达每天悬着一颗心，靠着祈祷和焦糖布丁熬过了每一天。自从那位熟识且亲近的医生确认她怀孕之后，她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应付恶心和头晕，由此可见，费尔明这个孩子尚未出娘胎就开始惹麻烦了。

那段日子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但内心的汹涌暗潮，却缓缓将我拖入情感深处一个难以抗拒的新感受：仇恨。

工作之余，我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偷偷前往卡努达街的文艺协会，调查毛里西奥·巴利斯的过往。时间就在期刊阅览室和目录档案室消磨掉了。多年来一直模糊不清也从未关注过的人物，日益浮现出令人伤痛的清晰影像。借由种种调查资料，我逐渐重建了巴利斯过去十五年在公众场合的经历。此人从政之后，仕途平步青云。根据报章的说法（但费尔明常说，相信报纸就跟相信盒装果汁真的是用瓦伦西亚的新鲜橙子榨出来的一样不可思议），巴利斯先生的影响力逐日增加，野心勃勃的形象也鲜明了起来，最终成为西班牙文艺界一颗灿烂的巨星。

他的升官速度堪称无可匹敌。一九四四年起，他开始在官方的学术和文化机构担任官职。他的文章、演讲和著作多不胜数。任何文学研讨会、学术会议或文化界盛事，只要有巴利斯出席，便可尽情吹捧一番。一九四七年，他和几位合伙人共同创办了阿里亚娜出版社，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分别设立了办公室，被当时的媒体迫不及待地奉为西班牙出版界的“龙头”。

一九四八年，同样这家媒体开始固定将毛里西奥·巴利斯称为“崭新的西班牙最耀眼、最具声望的知识分子”。国内所有自认是知识分子并希望打入主流圈子的人，似乎都与巴利斯关系密切。文艺版记者毫不吝惜地赞扬和奉承，希望可以借此分一杯羹，运气好的话，存放在抽屉里的稿子说不定能在巴利斯的出版社付梓成书，从此正式打入文化圈，然后就能尝到甜头，哪怕只是零星的甜头也好。

巴利斯深谙游戏规则与操弄人心之术，其技巧无人能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已傲视政坛，并开始扩及所谓的社会大众以及追随者。毛里西奥·巴利斯只要登高一呼，为数仅三四千人的西班牙高级知识分子们，平日趾高气扬，眼睛一向长在头顶上，这时候一定像听话的学生一样，乖乖将巴利斯的谈话奉为圭臬。

在迈向权力巅峰的过程中，巴利斯身边总是聚拢了一群摇尾乞怜、极力巴结的小喽啰，在他的主导之下，这些爱将也逐个被安插到各种机构里坐上高阶权位。如果有人胆敢质疑巴利斯的言论或地位，媒体会毫不间断地大加挞伐，并编造各种谬论去攻击这个可怜的家伙，直到他被社会唾弃，成了声名狼藉的罪人，到处吃尽闭门羹。等待他的下场，不是被遗忘就是被流亡。

每天连续几个小时不断查阅，我在字里行间对照了各种事件和版本，整理出重要日期，列出他的各项成就，也挖掘出隐匿多年的冤魂。换作别的情况，假若我的研究对象是个与我无关的普通人，我大概会对巴利斯以及他高人一筹的手段肃然起敬。不容否定的是，他确实精于掌握人们的想法和情绪，并且能够巧妙地操弄百姓的渴望、期待与梦想。

经过多日埋首研究巴利斯的官方资料，我可以确定的是，战后的西班牙政局结构日臻完善，巴利斯能够快速蹿升权力巅峰，恰恰可以说明，一个步步高升的政坛天王，不但前途似锦，并且可以安度各种政治风暴，从政数十年间，其权力已深植各个领域，任何人都难以撼动。

一九五二年起，当时的巴利斯已经攀至巅峰，仍倾力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忙着替身旁那些官职尚未到手的走狗们安排位子。他在公众场合依旧是独霸一方的大人物。他的谈话常被节录引用，总被奉为真知灼见。当他现身各种评审团和评选委员会时，急着拍马逢迎的人从未间断。他累积的各种奖状、勋章和其他荣誉，数量一直不断增加。

突然间，怪事发生了。

我在初次查阅资料时并未发觉有异。关于毛里西奥·巴利斯的各种溢美之词和相关消息始终没断过，不过，自一九五六年起，对照之前的所有相关报道，隐约可嗅出一股不寻常的气息。所有讯息的语调和内容与过去无异，然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重读和比较，我找出了令人生疑的地方。

毛里西奥·巴利斯从此不再现身公众场合。

他的名字、他的声望、他的名气，以及他的权力威风如昔，独缺一样：他本人的身影。一九五六年之后，他的照片不再出现，也没有任何报道提及他出席公开活动。

毛里西奥·巴利斯最后一次公开现身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马德里文艺协会举办的年度最佳出版社颁奖典礼，现场冠盖云集，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新闻稿依旧是此类报道一贯的笔调，基本是一则简短特稿。最有意思的是搭配的照片，那是巴利斯即将过六十大寿不久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照片中的他穿着一套剪裁精致的高雅西装，笑容可掬，一脸谦和亲切，大方接受在场群众的簇拥欢呼。与他合照的是其他几位在这类场合常见的面孔，而他的背后，两名戴着墨镜、一身黑衣的壮汉分别站在两旁，影像略显模糊，神情严肃且神秘。他们看起来不像与会嘉宾。两人的表情相当严厉，与当时的场面格格不入。他们正处于警戒状态。

文艺协会那一夜的盛会之后，再也没有人拍摄过毛里西奥·巴利斯的照片，也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见过他。我努力找了又找，就是寻不着他的踪影。我厌倦了徒劳无功的搜寻，索性从头来过，并开始重建这个人的过去，甚至到了可以熟背的地步，仿佛那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追索着他的踪迹，期盼找到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查出那个在照片中笑脸迎人、靠着奴役和虐待别人满足内心虚荣的男人，究竟身在何处。我要找出那个谋杀我母亲的凶手，他下此毒手，只为了掩饰即将东窗事发的耻辱，杀人灭口之后，似乎就没有人能够揭发他了。

那些孤独的午后，我在文艺协会的老旧图书馆里学会了仇恨，就在几年前，我在这里仅为单纯的理由而苦恼，或是为了我绝望的初恋情人盲女克拉拉，或是为了神秘的胡利安·卡拉斯以及他的小说《风之影》。巴利斯的线索越是难寻，我就越是无法接受他也有失踪的权利，他可以将自己的名字从那段往事中删除。但那也是我的往事。我必须弄清楚他究竟是怎么了。我必须直视他的双眼，就算只能提醒他，有一个人，宇宙间就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知道他的真面目，以及他过去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