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匆匆，日子一如惯常以巡洋舰的速度穿梭在各种启发和幻想之间，却鲜少留意我们这些挤在甲板上的旅客。我转换在两种童年之间自得其乐：一个是相当寻常的童年，谁知道这种东西是否存在，总之是他人看着我度过的童年。另一个是想象中的童年，我亲身体验的那个。在校求学的生活无聊至极，于是，我在耶稣会神父的课堂上养成了以幻想打发时间的习惯，至今依然如此。幸运的是，我碰到几位好老师，他们对我谆谆教诲，并允许我与众不同的行径，让我无须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否则，我的世界必定截然不同，甚至可能变成另一个胡利安·森贝雷。

我经常窝在书店看书，有空就往图书馆跑，或是听费尔明发表高论、提供建议和告诫……通过这些，我学习认识这个世界，收获远超过学校课程。

“在学校里，大家都说我有点怪。”有一天，我向费尔明坦承了这件事。

“这是好事。哪天人家如果说您这个人极为正常，那就要开始担心了。”

无论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人那样形容过我。

我想，我在青少年时期的兴趣不只是寻根而已，毕竟，我大部分时间思考的并不是那件事。我坚守作家梦以及成为文学战士的野心和决心日益壮大。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也适度接受了现实，渐渐认清世界是如何运作的。我开始觉悟了，自己的梦想其实是空想，只是，我若在放手一搏之前就先放弃，那就永远不可能赢得战役。

我依然深信，文学之神总有一天会眷顾我，让我学会如何说故事。与此同时，我用心储备战力，等待有朝一日大展身手，将我的梦想和梦魇展现在众人面前。我开始试着写点东西，都是和家族相关的故事，许多往日的秘密，以及森贝雷家族小小世界里的纠葛情节，一个想象中的世界，我将它命名为《遗忘书之墓的传说》。

除了竭尽所能查探所有家族往事，我当时怀抱的两大热情，一是神奇的文学世界，另一个领域可想而知，当然是青春期的恋爱梦。

至于我的文学野心，非但一无所成，甚至已不复存在。那几年，我开始写起一篇又一篇惨不忍睹的小说，全都中途夭折，还有上百部短篇小说、剧本、广播剧本，甚至还有我从未让任何人读过的诗作，我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别人好。读了自己的作品之后，我有自知之明，纵有满腔热情和强烈意图，我需要学习之处仍多不胜数，进步则微乎其微。我不断地一遍遍重读卡拉斯的作品，并从父母的书店借阅了许多其他作者的书。我试着把这些书当成收音机或劳斯莱斯引擎，一一拆解分析，盼着能从中查出作品的结构，以及如何运作等等。

我曾在报上读过一篇关于工程师在日本参与“逆向工程”的报道。文中提到，精于机械操作的大和民族把一部机器完全拆解，连一个小零件都不放过，然后分析每项零件的功能、组合之后产生的动力，以及其内部的精巧设计，这一切，都是为了推算支撑机器运作的数学公式。母亲有个弟弟在德国当工程师，于是我告诉自己，在我身上应该也有这样的基因能解析一本书或一部小说。

我日益坚信，一些无谓的幻想，诸如“灵感”或“有些非说不可的事情”，几乎和优异的文学创作扯不上关系，重要的是语言结构、叙述的铺陈方式，以及整部作品的结构、风格走向与呈现出的意象，加上以声韵合奏的一场文字交响乐。

让我劳心劳力的第二件事，或许说它是首要任务更贴切，就是一出出恋爱独角戏。我自己总希望以喜剧收场，但到头来都成了独幕闹剧。有一阵子，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坠入情网，这种做法以当时的年纪来说，并不值得推荐。我的恋爱来得容易，只消一个眼神、一个声音，特别是当时少女们时兴的紧身羊毛针织洋装。

“这不叫爱情，是发情。”费尔明为我指点迷津，“像您这样的年纪，各种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因人而异。大自然必须以这样的旁门左道增加地球人口，所以在青少年体内加码注入大量荷尔蒙和愚蠢的念头，这么一来，那支人肉炮管随时可以像兔子一样制造一窝后代，为此还牺牲了将来成为银行家、神父以及其他可能改变人类的出色表现和思想，世界的发展因而受阻，停滞不前。”

“可是，费尔明，这跟我的心神不宁有什么关系？”

“说正经的，毕竟我们都这么熟了。心脏是运送血液的器官，不是用来播放情歌的。还好有些血液流进脑袋，不过大部分还是流到腹部，以您的情况，讲得露骨一点，都挤在那话儿了，我看您愣头愣脑的样子，小脑大概要过了吹二十五支蜡烛的年纪才会发育完成。想办法控制那个小头的方向，找个港口靠岸吧。随随便便做了傻事的话，您就准备失志落魄过一生！”

“阿门！”

我的闲暇大多消磨在偷偷摸摸约会上，要不就是和女生去附近电影院坐在最后一排，偷黑探索衬衫和裙子下的神秘世界，有时也去白鸽舞厅参加舞会，或在周末牵着情人的小手在防波堤散步。细节我就不多说了，反正也没什么值得报告的，直到满十七岁那年，我遇见了叫瓦伦蒂娜的女孩。所有航海员都会自吹自擂在目的地碰到一座冰山；我的冰山就是瓦伦蒂娜。她比我年长三岁（以生活能力而言，她起码大了我十岁），整整好几个月，我所有心思全放在她身上。

那个秋日午后，为了躲雨，我走进恩宠大道的法国书店，就在那里认识了她。我先看见她的背影，接着不自觉地走近她身旁，偷偷瞥了她一眼。她正在翻阅一本胡利安·卡拉斯的小说《风之影》，我之所以能鼓起勇气找她说话，是因为当时的我自以为万夫莫敌。

“我也看过这本小说。”我开口搭讪，睿智全写在脸上，根本不是费尔明口中那个血液流不进脑袋的傻小子。

她那双翠玉般的绿色眼眸瞪着我，锐利直逼尖刀，接着以极缓慢的速度眨了眼，让我一度以为时间已经停止。

“你真幸运。”她冷言回答。

她把书放回架上，转身就往店门走。我杵在原地愣了数秒钟，惊得脸色发青。等我终于回过神，赶紧从书架上拿起那本书，冲到收银台付了钱，立刻跑出书店，希望那座冰山不会就这样永远沉入海底。

银白的天空仿佛一大片钢板，雨水像一粒粒珍珠从天而降。我终于在罗塞利翁街口追上了在雨中等红灯的她，丝毫不把大雨当一回事。

“我是不是应该打电话报警？”她说话时，目光依旧直视前方。

“希望没这个必要。我是胡利安。”

瓦伦蒂娜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她转过头来，那双锐利的绿眸再度紧盯着我。我像个笨蛋似的傻笑，并把书递给她。只见她单侧眉梢上扬，迟疑了半晌之后，接下那本书。

“又是一个胡利安？你们是同名兄弟会吗？”

“父母帮我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向这本书的作者致敬，何况他还是我爸妈的朋友。这是我读过最棒的一本小说。”

接下来的场景取决于我的运气，就像过去所有类似的状况。闪电在恩宠大道的建筑外墙划下一笔银光，让人难以产生好感的隆隆雷声朝着整座城市嘶吼。红灯转为绿灯，我抢在瓦伦蒂娜把我打发走之前，赶紧使出终极招数。

“十分钟就好，就喝一杯咖啡。如果十分钟后我还是交不了你这个朋友，我会很识相地闪人，你从此不会再见到我。我保证。”

瓦伦蒂娜注视着我，拿不定主意，同时强忍笑意。要怪就怪这场大雨。

“好吧。”她终于答应了。

而我始终深信，决定成为小说家那天开始，我的人生即已完全改变。

瓦伦蒂娜独居在普罗文沙街一间顶楼加盖的小套房。凭窗远眺，整座巴塞罗那城尽收眼底，但我在那里很少看风景，宁可把时间用来欣赏她迷人的裸体，虽然她总是想办法遮掩。她母亲是荷兰人，父亲是巴塞罗那极具声望的律师，名门世家，连我都听过她家的姓氏。她父亲过世后，母亲决定返回祖国定居，已经成年的瓦伦蒂娜却宁可留在巴塞罗那。她精通五种语言，目前在父亲创立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负责翻译起诉书和高达数百万元的大案子，客户包括大型企业和世世代代都在歌剧院拥有私人包厢的豪门。我问她将来有何打算，她抛出那个总是让我俯首称臣的眼神，悠悠说道：“旅行。”

瓦伦蒂娜是获准阅读我初试啼声之作的第一人。在我们的交往过程中，她向来吝于展现温柔娇嗔的一面，态度多半冷静淡然。每当我问及对于我的文学表现有何感想，她总是回我一句：你跟胡利安就只是同名而已。基本上我也同意她的看法，因此并未感到不悦。或许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世上没有人比她更能了解我心中酝酿多年的计划。那天，我自认为已完全准备好接受她的指正批评，于是将藏在心里那个计划满十八岁后要做的事情告诉她。

“希望你不是要跟我求婚。”瓦伦蒂娜先来了个下马威。

我想，我早该学会诠释命运对我做出的暗示，因为我和瓦伦蒂娜共度的所有重要时刻，总是一开始便是山雨欲来之势，甚或刮起一阵狂风暴雨。这次亦无例外。

“你有什么计划？”她终于提问。

“写下我的家族故事。”

我们已经交往近一年，假如每天下午在她的顶楼小套房盖着床单耳鬓厮磨就算是交往的话。即使我对她的每一寸肉体已再熟悉不过，但依旧参不透她的沉默。

“然后呢？”她问。

“你觉得这样还不够？”

“每个人都有家族，每个家族背后都有一段历史。”

瓦伦蒂娜就是这样，若要让她服气，必须铆足全力才行，尤其是非让她心服口服不可的事情。她转过身，背面全裸的绝美画面映入眼帘，就这样，我第一次大声说出在脑中兜转多年的想法。虽然不是精彩绝伦的呈现，但我必须听着自己的嘴巴陈述这些想法，由此赋予真实的可信度。

我已经知道该如何起头：书名——《遗忘书之墓》。这些年来，我一直随身带着一个白色笔记本，封面以夸张的书写体写着：

胡利安·森贝雷

有一天，费尔明撞见我手拿钢笔，却盯着笔记本空白的第一页发呆。他看了看封面，发出咕噜噜的怪声，像是动物吠叫，又像肠胃胀气。接着，他发表高论：

“世间最可悲的莫过于用纸张和笔墨构筑梦想的人，因为那是虚荣和失望的坟场。”

“容我提出一个请求：您能不能以基督徒的慈悲胸怀为我诠释一下这句严谨的格言？”我问他。

“把我跟《圣经》扯在一起，您这是无理取闹。”费尔明没好气地驳斥，“您将来八成会写诗，这么喜欢咬文嚼字！”

我预计这个年少轻狂的青春期想象出来的“巨作”，篇幅大概会很吓人，形诸文字后，一大摞稿子恐怕重达十几公斤。于是，按照我的构想，整个系列作品将分成前后相互关联的四大册，每一部作品都是进入故事迷宫的入口。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感受到情节慢慢有了联结，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针对每个情节和人物抽丝剥茧，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再剥开这一层，又有一层，以此类推。

“这听起来像是组合玩具或电动小火车的说明书。”

我那可爱的瓦伦蒂娜，总是如此一针见血。

“嗯……是有点像组装玩具。”我同意她的见解。

我刻意高调地慷慨陈词，完全抛开了羞耻心，正因为十六岁的我坚信，从我口中说出的每一个字，意味着作品已经完成了一半。我与瓦伦蒂娜相遇那天，厚着脸皮硬要送她《风之影》的行径，相较之下，只算是小巫见大巫。

“这样的小说架构，卡拉斯已经运用过了，不是吗？”瓦伦蒂娜质问我。

“人的一生所做的事，若是前人已经做过的，至少是值得去做的事情。”我说，“诀窍在于……执行的方式要比前人更好。”

“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个本事？”

我反正早已习惯被心爱的冰山泼冷水，因此仍坚守着铁血战士的姿态，就算当炮灰，依旧勇往直前。

根据我那份周详的写作计划，系列小说第一部将叙述一位读者的故事，这个人就是我父亲，内容将诉说他如何度过青少年时期，通过籍籍无名的作者写的一本推理小说，从隐藏书中扣人心弦的层层谜团，引出主人公的成长和历练。建立好这个架构，一部结合了各种小说类型的作品就水到渠成了。

“读过以后，甚至连伤风感冒都能治好。”瓦伦蒂娜补上一句。

第二部充满了哀愁却又险恶的氛围，可望挑起传统小说读者的兴趣，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叙述的是个厄运缠身的小说家，现成的主角是戴维·马丁，他以第一人称自述如何发了疯，并带着读者坠入他以自身的癫狂构筑的地狱深渊，最终成了比地狱撒旦更偏执的作者，其作品也因此而变得奇诡。抑或并非如此，因为这就像拼图，端赖读者如何拼凑完成，并自行决定他阅读的是哪一类的书。

“如果你兴冲冲地设了这样一个局，结果没有人想下来玩，怎么办？”

“还是值得一试。”我说，“总会有人想参与的。”

“嗯，写作的人都是乐观主义者。”

至于第三部，假设读者们都读过前两部小说，而且并未选择快乐大结局的其他作品，这本小说呈现的惊险万状直逼幽冥地狱，主人公极具特色，亦是贯穿全书的灵魂人物，换言之，就是我亲如伯父的长辈费尔明·罗梅罗·德·托雷斯。他的经历向我们展现了经典的流浪汉精神，一路艰辛，历经战乱，造就今日的他。他在那个堪称本世纪最苦难的年代，透露了迷宫所有部分相互关联的种种线索。

“起码这一点应该能让我们展现欣慰的笑容。”

“而且费尔明还得救了。”我在一旁附议。

“然后呢？这个残酷悲惨的故事如何了结？”

“放一把火，配上鼓乐喧天，加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

第四部的内容格外血腥残暴，融合了前三部的特色，引领我们切入谜团中心，借由我钟爱的黑暗天使阿莉西亚·格里斯之手，慢慢抽丝剥茧，所有难解之谜终将真相大白。这套系列小说里可见卑鄙小人，也有英雄人物，错综复杂的情节宛如万花筒，像极了父亲带我造访遗忘书之墓的场景，一座虚实交错的海市蜃楼。

“你自己都不上场吗？”瓦伦蒂娜问道。

“只有到结尾才出现，而且只是个小角色。”

“这么谦虚。”

从她说话的语气，我已经察觉到山雨欲来的诡谲氛围。

“我不能理解的是，你一直讲了这么多，为什么不把故事写下来？”

这个问题，过去几年我已经问了自己不下三千回。

“因为口头描述这个故事，能够帮助我把情节想象得更好更完备。最重要的是，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如何下笔。我的计划就是这样来的。”

瓦伦蒂娜回过头，困惑不解地望着我。“我一直以为写下这个故事就是你的计划。”

“那是我的野心。计划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计划？”

“请胡利安·卡拉斯代替我写下这个故事。”我告诉她。

瓦伦蒂娜定定注视着我，那眼神足以让人魂飞魄散。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基本上这也是他自己和他家族的故事。”

“我记得卡拉斯住在巴黎吧？”

我点头回应。瓦伦蒂娜眯着双眼。冷静自若且慧黠过人，这就是我迷人的女神。

“换句话说，你的计划是去巴黎，找到胡利安·卡拉斯这个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然后，说服他替你写下三千页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家族故事。”

“嗯，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坦承。

我端出一张笑脸看着她，等着接下来的迎头痛击。如今想来，我只能说自己若不是鬼迷心窍，就是糊涂轻率，要不就是个无知的笨蛋。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所有严厉的责备，当然，我也是活该。

“你是个窝囊废！”

她随即起身抓起衣物，站在窗前穿衣整装。接着，她看都不看我一眼，径自点了一支烟，空茫的目光远眺着雨中绵延不尽的屋宇。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她说。

五天后，我再度爬着楼梯来到瓦伦蒂娜的顶楼小窝，却发现房门开着，屋内已经清空，窗前一张椅子上放着写了我名字的信封。我拆开来，发现里面装着两万法郎，还有一张纸条：

Bon Voyage et bonne chance.

V.

我走出楼下大门，外面下起了雨。

三周后的一天下午，书店聚集了一群读者和老主顾，大伙儿一起庆祝森贝雷家族的老朋友安柏格尔克教授的第一本小说出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许多人已经苦等多年，而且国家历史将因此有重大转折，或者至少能把历史归还当代。

当时几乎已是打烊时刻，钟表匠费德里科惊慌地跑进书店，手上捧着一台机器，原来那玩意儿是他从安道尔买回来的手提电视机。他把东西往柜台一放，神情肃穆地看着大家。

“快！”他说，“我需要一个插座。”

“不只您需要，这国家的每个人都需要，否则什么事都办不成。”费尔明开他玩笑。

只是，从费德里科的脸色看来，他并不是闹着玩的。安柏格尔克教授大概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赶紧帮他把电视机插了电，钟表匠随即打开电视开关。发出噪声的灰色屏幕出现了，书店里顿时充斥着闪烁跳动的亮光。

这一阵骚动惊扰了我爷爷，迫使他从后面的工作间探出头，以探询的眼神张望在场众人。费尔明对他耸了耸肩。

“快去通知大家过来！”费德里科焦急地吩咐。

钟表匠忙着调整天线并试着找出稳定视频，我们大伙儿则开始聚集在电视机前，仿佛正参加一场集会。费尔明和教授忙着摆放椅子。接着，我的父母、爷爷、费尔明、安纳克莱托先生（他刚结束傍晚的散步，见到书店里一片亮光，以为我们赶时髦开舞会，便进来探个究竟），还有费尔南迪托和苏菲亚、麦瑟迪塔丝以及所有来参加教授新书发表会的人，大家全挤在书店里这个临时放映厅，满心期待接下来的进展。

“我还有时间去尿尿，顺便买个爆米花吗？”费尔明问。

“要是我就会先忍着。”教授告诉他，“我看，接下来恐怕要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

费德里科终于把毫无头绪的天线搞定了，那个静止的方格窗里，出现的是当时西班牙国家电视台天鹅绒般的黑白画面，气氛备极哀荣。电视上有个男人，长相是乡下议员和太空飞鼠的综合体，只见他哭哭啼啼，一副如丧考妣的可怜模样。费德里科将音量调高。

“佛朗哥去世了。”在电视上抽抽噎噎宣布噩耗的是当时的首相纳瓦罗。

顿时，天塌了，深沉诡谲的静默不知从何处悄然窜起。倘若墙上的时钟是靠钟摆运作的话，恐怕也会完全停摆。这一切，来得迅雷不及掩耳。

麦瑟迪塔丝突然哭了起来。我爷爷的脸色比牛奶还要苍白，我猜他大概害怕随时又会听见隆隆作响的坦克驶上大街，宣布另一场战争开打。安纳克莱托先生一向能言善道，此时却噤声不语，并开始回想焚烧修道院事件以及其他节日活动。我的父母面面相觑，脸上尽是茫然困惑。原本不抽烟的教授，此时却向钟表匠要了一支烟，马上吞云吐雾起来。费尔南迪托和苏菲亚丝毫不受哀伤氛围影响，依旧牵着小手嘻嘻哈哈地活在童话世界。有些读者举手画了十字，惊恐万分地急忙离去。

我的目光搜寻着依旧冷静如常的成年人，马上就找到了费尔明，他继续看着电视演说，似乎意兴阑珊，但非常冷静。我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看看他那副德行。小鬼，看他哭得像泪人儿，好像这辈子过得有多可怜，天知道，被他赐死的冤魂恐怕比阿提拉杀掉的人还多。”他冷冷地说。

“现在呢？会不会有事啊？”我忧心忡忡地问他。

费尔明心平气和，微笑着轻拍我的背，递给我一颗瑞士糖，然后随手剥开一颗柠檬口味的糖果塞进嘴里，吃得有滋有味。

“放心，这里不会有事的。没错，权力斗争，伪善矫情……这些戏码会频繁上演一段时间，但都不严重。有些行事不体面的妖魔运气不好恐怕会失势，但真正发号施令的人不会轻易放下权力。因为不值得。到头来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腐败依旧。官员更换的人数恐怕会打破世界纪录，到时我们可能会看到某个了不起的英雄从沙发下面冒出来。政权交替时，形势一向严峻，就像便秘宿疾，蹲着茅坑大半天，就是拉不出屎。辛苦归辛苦，但终究会把硬如石块的大便拉出来，至少能排出还没变成宿便的部分。还有，最后不会有什么血流成河的场面，看着好了。原因很简单，这样做对谁都没好处。总之，这是个借由消耗民众愚知来抢食利益的小市集。抛开闹剧，唯一重要的事是当权者是谁，谁握有聚宝盒的钥匙，如何分配别人的财产。分赃的过程，不用说，大家都会铆足全力蛮干一场。然后会出现新一批势利小人，新一批掌权者，还有一群新的无知大众，准备好相信他们想要相信或者是他们需要相信的人。他们会追随最会恭维、最能吹牛的人。这就是事实，胡利安小朋友，或荣景或悲凉，不管是哪一个，接下来都有得瞧了。有人已经预期到这样的场面，早就跑得远远的了，就像我们的阿莉西亚，也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只能留下来踩进淤泥里，因为根本无处可去。但这就是马戏团，没什么好怕的，接下来会有很多小丑和特技演员轮番登场。说不定，我们的日子反而更快活。我呢，决定好好庆祝一下。”

“您怎么知道阿莉西亚去了很远的地方？”

费尔明一脸狡黠的笑容。“问得好。”

“那你倒是说个明白呀？”

费尔明挽着我的手臂，把我拉到角落。“改天吧，今天可是国殇日。”

“但是……”

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已急着转身去跟大家会合，大伙儿的情绪仍显激动，毕竟这是统治我国四十年的元首的死讯。

“您要不要举杯庆祝一下？”安纳克莱托问道。

费尔明摇头拒绝。“我这个人是不拿死人来干杯庆祝的。我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想法，但我打算回家去找贝尔纳达，然后，在上帝见证之下，想办法让她再怀上一个孩子。我建议大家，保持逻辑思考的能力，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要不就读本好书吧！我们的好朋友安柏格尔克教授的新书就是现成的好选择。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于是，崭新的一天来了，然后一天接着一天，好几个月就这样过了，费尔明完全销声匿迹，留下我独自猜想阿莉西亚·格里斯的事，就这样一直苦无下文。直觉告诉我，时候到了，或等他想说的时候，他自然会告诉我。于是我拿着瓦伦蒂娜留下的那笔钱，买了一张前往巴黎的火车票。当时是一九七六年，我已经满十九岁了。

父母并不知道我远行的真正目的，因为我提出的理由是想出去见识这个世界，不过，母亲总是有办法察觉我真正的意图。我的事情从来逃不过她的耳目，正如我曾和父亲提过，我和她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秘密。母亲也知道我和瓦伦蒂娜的恋情，以及我的文学野心。她始终在一旁支持我，包括我自认没有才华而灰心丧志的时刻。

“没有人从未尝过失败的滋味就能一举成功。”她这样激励我。

我已经感受到父亲的不悦，虽然他什么话也没说。他并不认同我的巴黎行，我应该认清目标，对自己该做的事全力以赴。假如我想投入写作，那就开始认真去写。倘若我将来想投身书店经营，或其他任何行业都一样，必须严肃以对。

我告诉他，我必须去一趟巴黎，找到卡拉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他完全听不进我的解释。我并非为了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强词夺理，纯粹只是把感受说出来罢了。他不愿意陪我到车站，于是借口必须去维克镇找一位优秀的同行好友，柯斯塔先生，此人出身世家，堪称古书界最睿智的专家。到了弗兰萨车站，我发现母亲坐在月台长椅上。

“我买了一双手套给你。”她说，“听说巴黎冷起来会让人受不了。”

我紧紧抱住她。“你也觉得我做错了吗？”

母亲摇摇头。“每个人都必须犯下属于自己的错误，那跟别人无关。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可以的话，早点回来。”

我在巴黎找到了自己的世界。我以少得可怜的预算，租了索弗洛街角一个烟灰缸大的顶楼小套房，房子的建筑风格就跟帕格尼尼的乐章一样浪漫。我那居高临下的住所就悬在万神殿广场上方。往外一看，拉丁区一览无遗，还有索邦大学的屋宇，以及塞纳河对岸。

我想，我是因为怀念瓦伦蒂娜而租下这个地方的。初次见到阁楼周遭的复折屋顶和烟囱时，我真心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初到巴黎的前几天，我忙着见识这个处处可见咖啡馆和书店的奇妙世界，街道上皇宫和博物馆林立，行人散发着自由气息，像我这样一个出身石器时代、满脑袋幻想的穷小子，立刻被迷得晕头转向。

花都巴黎给了我一个甜蜜的邂逅。我每天在外面走动，用一口混着拉丁文的法语加手势和人交谈，就这样认识了另一个世界的老老少少。其中当然不乏身穿迷你裙的美女，她们用温柔的笑容取笑我，还说我虽然青嫩如蔬果，但是“非常可爱”。我很快就发现，宇宙不过是巴黎的一小部分，而且处处皆有瓦伦蒂娜。抵达巴黎第二周，我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说服了一位美女造访我那波希米亚风的小阁楼。没过多久，我便领悟到一件事：巴黎不是巴塞罗那，在这里，游戏规则完全不同。

“费尔明，您不会说法文真是亏大了……”

“费尔明是谁？”

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从巴黎如梦似幻的魅惑中醒悟。我的众多瓦伦蒂娜中有一位叫芭思卡，顶着一头短短的红发，颇有美国女演员珍·茜宝的味道，在她的引介下，我找到一份半天的服务生差事。工作时间是早上和中午，就在大学对面那家万神殿餐厅，收工后有餐厅供应的免费午餐。老板为人随和，但他一直无法理解，身为西班牙人的我，为何不是投身斗牛或弗拉门戈舞蹈？他问我远赴巴黎是否为了求学，或是为了追求财富、想要出人头地，难道是纯粹想精进法语？只不过，他说若要把法语学得精通，我需要先做开心手术，然后移植另一颗脑袋。

“我来巴黎找一个男人。”我向他坦承原因。

“我还以为您只跟姑娘们厮混。嗯……佛朗哥去世以后差好多。独裁者才死了没几天，你们西班牙人都变成双性恋了。这样很好。人生苦短，一定要尽情尽兴。Vive la différence （多元文化万岁）！”

这件事提醒了我，来巴黎是有目的的，并非自我逃避。于是，我隔天就展开了寻找胡利安·卡拉斯行动。我从造访圣日耳曼大道旁的书店开始，一家接着一家，逢人便打听他的消息。我和芭思卡虽做不成恋人，倒是成了好友（对她来说，我似乎“太可爱了”），她在一家出版社当校对，认识不少巴黎文坛人士。她固定每周五去一家文学咖啡馆参加聚会，经常出席者包括作家、译者、出版社主编、书店业者，以及和图书相关的各界人士。每周的聚会各有不同安排，不变的是抽烟、喝酒，还有针对书籍和观念的热烈讨论，说到激动处，有人甚至紧掐住对方脖子，仿佛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呢，大多数时间就是静静听人激辩，沉浸在迷幻药似的虚幻中，偶尔试图把手伸进芭思卡的裙底，她在聚会中总是装作一副左派加上资产阶级的模样，其实本性粗俗豪迈。

我有幸在那个聚会认识了几位卡拉斯作品的译者，他们特地到巴黎参加索邦大学的翻译座谈。其中有位名叫露西亚·哈格蕾芙的英国小说家，她在马约卡岛长大，后来坠入爱河而返回伦敦，据她所说，文坛已经很久没有卡拉斯的消息。他的德文版译者是位来自苏黎世的绅士，因为偏好温暖气候而移居巴黎，平日总以折叠式自行车代步，这位彼得·史瓦哲贝德先生告诉我，他怀疑卡拉斯目前可能专事创作钢琴协奏曲，用的是另一个名字。意大利文译者布鲁诺·阿尔拜雅诺则向我透露，他多年前就听说卡拉斯的新作不久将面世，但是他一直不相信这个传言。总之，没有任何人知道胡利安·卡拉斯的下落或是他的现况。

我在一次文人聚会上认识了一位优雅睿智的先生，弗朗索瓦·马思佩罗，他曾是书店业者兼出版人，后来专职翻译小说。马思佩罗是芭思卡刚到巴黎时的人生导师，他同意在双叟咖啡馆见我一面，我在那里一股脑儿把酝酿多年的想法都告诉他。

“这是个非常有野心的大计划。年轻人，而且非常复杂，不过……”

几天后，我在住家附近巧遇马思佩罗先生。他说想介绍一位德国女士让我认识，她性格犀利，思绪敏捷，定居巴黎和柏林，精通的语言比我说得出来的还要多，她致力于发掘文学天才和秘密新人，然后引介给欧洲各大出版社。她的芳名是米琪·史特劳斯曼。

“说不定她会有卡拉斯的相关信息……”

芭思卡向我坦承自己将来希望像她那样精明能干，不过她也提醒我，史特劳斯曼小姐可不是什么温柔可爱的小花，千万别在她面前乱来。马思佩罗先生好心替我安排会面，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玛黑区一家咖啡馆见面，就在距离雨果故居不远的地方。

“史特劳斯曼小姐是钻研卡拉斯作品的专家。”他先替我介绍了对方，“您就把跟我说过的那些都讲给她听吧！”

我顺着他的意思照做了。语毕得到的唯一回应，是个能让蓬松曼妙的舒芙蕾蛋糕立刻塌陷的锐利眼神。

“您是个无知的大笨蛋吗？”史特劳斯曼小姐以精准完美的西班牙语质问我。

“基本上算是吧。”我乖乖承认。

过了半晌，这位日耳曼铁娘子心软了，并承认自己刚刚把话说得太重。接着，她也证实，可惜的是，她和所有人一样，已经许久没有卡拉斯的消息。

“胡利安已停笔多年，他连信都不回了。我希望您的计划顺利进行，但……”她告诉我。

“您是不是有个地址能让我寄信给他？”

史特劳斯曼小姐摇了摇头。“可以试试找库里根和科里基奥。我以前给他写信都是寄到那里，但我已经好多年没跟他们联络了。”

芭思卡接着向我解释，库里根夫人和托马索·科里基奥曾经担任胡利安·卡拉斯的版权经纪人超过二十五年，她保证一定想办法让他们接见我。

库里根夫人的事务所在雷恩街。版权业界盛传，这位传奇人物多年来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独一无二的兰花园，因此，芭思卡提议我带一盆兰花盆栽去进贡。芭思卡和所谓的“库里根社团”是好朋友，这个文学界的女子四人帮来自四个不同国度，聚在一起为夫人效命，借由她们的协助，我总算见到卡拉斯的经纪人。

我拿着兰花驻足在她的事务所前，“库里根社团”的四位成员（希黛、克劳蒂亚、诺玛和东妮雅）却把我当作街角花店的送货小弟，直到我一开口说话才显示了真实身份。误会澄清后，她们立刻带我去见库里根夫人，她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了。我一进门即瞥见书柜里的卡拉斯作品全集，还有一座堪称专业级别的植物园。夫人耐心听我叙述事情始末，香烟一根接着一根，整个办公室悬浮着蛛网似的烟雾。

“我确实曾经听胡利安提起过达涅尔和贝亚。”她说，“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胡利安的消息。以前他经常来找我，可是……”

“他生病了吗？”

“我想可以这么说。”

“他是什么病？”

“心病，抑郁低沉。”

“说不定托马索·科里基奥先生会有他的消息？”

“我看是不太可能。我每周会跟托马索通电话谈公事，据我所知，他已经至少三年没有胡利安的消息了。但您还是可以去打听一下。有什么新消息就来通知我一声。”

她的同事托马索住在塞纳河畔一艘装满书籍的船屋，停靠地点距离西堤岛东岸仅半公里，他的编辑妻子伊莲娜面带亲切笑容站在码头底迎接我。

“您一定是那位巴塞罗那来的年轻人吧。”她说。

“就是我本人。”

“请上船吧。托马索读了一份内容极差的稿子，正好需要喘口气。”

科里基奥先生看起来就像一头海狮，头戴船长帽，虽然顶着一头银发，却有双淘气童真的眼神。听了我的故事，他沉思半晌才开口。

“年轻人，有些东西是不可能在巴黎找到的。其中一样是地道的披萨，另外一样就是胡利安·卡拉斯。”

“这样说吧，我愿意放弃披萨，只要有卡拉斯就可以了。”我大胆抒发己见。

“千万别放弃美味的披萨。”他提出建议，“假设胡利安还活着，您怎么知道他愿意见您？”

“胡利安为什么不是活着的呢？”

托马索先生看着我的眼神满溢哀愁。“人终有一死，尤其是那些特别值得活下来的人。或许，上帝有意把位子挪给混账坏蛋，世界越乱，他越有好戏可看……”

“我必须坚持信念，卡拉斯一定还活着。”我提出反驳。

托马索·科里基奥面露微笑。“去找罗西尔谈谈吧。”

艾弥儿·德·罗西尔曾担任卡拉斯的主编多年，编务之余勤于写诗。罗西尔是资深主编，许久以来在巴黎数家出版社留下了许多傲人的专业成就，也出版过西班牙文作品，并以法文译介了遭独裁政府打压或被迫流亡的西班牙作家，当然也包括拉丁美洲作者。托马索先生告诉我，罗西尔不久前刚转任一家出版社总编辑，是规模虽小但极具特色的卢米埃尔出版社。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我随即步行前往拜访。

罗西尔时间有限，但仍好意邀我去一家小餐馆共进午餐，餐厅就在出版社所在的飞龙街角，趁着用餐期间，他耐心倾听我的想法。

“我喜欢您那本书的构想。”他说，或许是客套，或许是真有兴趣，“《遗忘书之墓》是个非常好的书名。”

“但是，我能做的也只有起个书名罢了。”我坦承，“剩下的都得靠卡拉斯先生帮忙。”

“据我所知，胡利安已经封笔了。多年前，他以笔名出版最后一本小说，但不是我负责编辑，后来就没有其他作品了。从此完全销声匿迹。”

“您认为他还在巴黎吗？”

“我也很想知道。如果他还在这里，我应该会听到一些消息才对。上个月，我跟他以前的荷兰主编碰面，我的老朋友聂莉琪，她告诉我，有人在阿姆斯特丹跟她说，胡利安已在两年前搭船远赴美洲，并在航行途中骤逝。过了几天，又有另一个人告诉她，胡利安已安然抵达美洲，目前以笔名编写连续剧剧本维生。所以，您可以自己挑一个喜欢的版本。”

日复一日的期盼却最终走进了死胡同，罗西尔这时候大概在我脸上看出了绝望的神情。

“我可以给您一条建议吗？”

“请说。”

“这是条很实用的建议，所有初出茅庐的作者来问我该怎么办的时候，我的建议千篇一律：如果想成为作家，那就动笔写吧。如果心中有个值得叙述的故事，就把它写出来，至少要试着去写写看。”

“假如想当作家的人只要写出自己想说的故事就行，那么，人人都是小说家了。”

“可想而知那有多么可怕。一个充斥着小说家的世界……简直是世界末日。”罗西尔打趣道。

“或许，世界到头来还是需要多一个小说家。”

“就让这个世界自己做决定吧。”罗西尔再度提出忠告，“如果失败了，您也不必担心。根据所有统计资料，这样对您来说反而比较好。但是，假如有一天您把刚刚告诉我的构想认真诉诸文字，请再来找我。我倒是很想一读。”

“到时候再见了。”

“是啊，到时再相约，在此期间，您就把卡拉斯忘了吧。”

“我们森贝雷家的人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这是家族遗传疾病。”

“既然如此，我只能表达同情。”

“那就请您展现一点怜悯吧。”

罗西尔踌躇了一会儿。“胡利安有个至交好友。我想，算得上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挚友。他叫作尚-雷蒙·普拉诺，和我们这个荒诞的文学世界毫不相干，是个聪明、健壮的家伙，从不胡说八道。唯一可能会有胡利安消息的人，大概就只有他了。”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墓地。”

非得从这里着手不可了。看来，只要是跟卡拉斯有关的事，存在的一线希望免不了要和土地扯上关系，这次的场景活脱就是他一本小说的翻版：《巴黎坟场》。

尚-雷蒙·普拉诺是个魁梧的男子，初见面时显得生疏淡漠，但稍微熟识后，立刻展现亲切随和的本性，动不动就喜欢开小玩笑。他在一家管理巴黎墓园的公司上班，负责维持墓园景观，以及开发其观光价值和所有墓地相关事宜。

“欢迎来到死人的世界，小鬼……”他用力握了我的手，我的指骨顿时咔啦咔啦响，“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我想请问，能不能帮我找到您的一位好友？”

“是活人吗？”他径自呵呵笑，“活着的人大多被我忘光了。”

“胡利安·卡拉斯。”

我一说出这个名字，普拉诺先生随即皱起眉头，并立刻收起了亲切和蔼的面容，甚至一副威胁的态势倾身向前，把我逼到墙边。

“您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下胡利安·森贝雷，我的父母因为尊崇卡拉斯先生，所以给我取了这个名字。”

“我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还是为了纪念公厕发明人。”

我生怕自己被揍成残废，只好再往后退一步，却被一堵可能与陵墓相连的墙给阻挡了。我瞥见墙上牢牢嵌着成千上万个头盖骨。

“我的父母，达涅尔和贝亚，他们认识卡拉斯先生。”我极力缓和气氛。

普拉诺先生盯着我看了数秒钟。我估计自己大约有五成概率被揍得头破血流。另外的五成概率状况不明。

“您是达涅尔和贝亚特丽丝的儿子？”

我点点头。

“森贝雷书店那个？”

我再次点头。

“证明给我看。”

接下来大约一个钟头，我把自己跟卡拉斯过去的经纪人和主编讲述的内容重述了一遍。普拉诺神情专注地听我细诉，但我隐约发现他的脸色染上一丝哀愁，并随着我的叙述益发明显。结束之后，普拉诺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点燃，面前升起一团烟雾，足以淹没整个巴黎。

“知道胡利安和我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频频摇头。

“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在一家小出版社工作。那时我当然还不知道做这份死人的差事比搞文学有前途多了。我是出版社的销售员，每天都要出去推销公司发行的那些垃圾书籍。卡拉斯是出版社特约作家，按稿计酬，替我们写一些恐怖小说。我们经常一起在出版社楼下的咖啡馆抽雪茄，就这样整晚看着经过店门口的年轻女孩。青春岁月啊。人不犯傻就不会成熟，也不添气度、不长智慧，甚至连狗屎都不如。我想这是你们西班牙人常用的说法吧，我曾听胡利安说过，讲得真是对极了。”

“您知道在哪里可能找到他？”

普拉诺耸了耸肩。“胡利安很久以前就离开巴黎了。”

“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他没说。”

“但是您应该可以想象得出来。”

“这小子挺机灵的。”

“他去哪里了？”我继续追问。

“人变老的时候会躲在哪里？”

“我不晓得。”

“那您永远找不到胡利安了。”

“躲在回忆里吗？”我大胆臆测。

普拉诺看着我，脸上挂着充满愁绪的苦笑。

“您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回巴塞罗那了？”我问他。

“不是巴塞罗那，而是他想回去的地方。”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他自己也不明白。至少这些年来都是如此。他这辈子一直努力想了解自己最珍爱的是什么。”

虽然多年来听了关于卡拉斯的种种传说，但此时的我依旧像初来巴黎第一天一样迷惘。

“您如果没有捏造自己的身份，那么，您应该会知道他在哪里。”普拉诺语气坚定。“用‘文学’一点的话来说，我已经给您当头棒喝了，我想您应该没那么笨，不至于一点觉悟都没有。”

我猛吞口水。“我想，我已经知道您指的是什么了。或者应该说您指的是谁。”

“既然这样，您应该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当天傍晚，我告别巴黎，辞别了芭思卡，结束我在餐饮界短暂的就业生涯，离开了那个有浮云相伴的小窝，接着步行到奥斯特里兹车站。我拿身上仅剩的钱买了一张三等车票，搭上返回巴塞罗那的夜车。火车在清晨抵达目的地，我得以安度旅途，多亏一对来自里昂的老夫妇好心施舍了他们下午在穆浮塔街市集购买的美食。他们到巴黎探望女儿后正要返乡，我们共享美食之际，我也娓娓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祝您幸运！”临下车前，他们对我说，“Cherchez la femme （找到那名女子）……”

返乡后的前几天，我觉得眼前一切显得如此渺小、封闭与灰暗。巴黎的灿烂已经烙印在我的记忆中，世界顿时变得宽广遥远。

“怎么样，去看经典情色片《艾曼纽》了吗？”费尔明好奇探问。

“嗯，剧本无懈可击。”我这样回他。

“那还用说！就连比利·怀尔德那批人都想翻拍。找到《歌剧魅影》里那个怪物了吗？”

费尔明一脸恶魔般的奸笑。我早该预料到了，他一定非常清楚我远赴巴黎的目的。

“没有。”我只好乖乖承认。

“换言之，没什么精彩内容可以告诉我啰？”

“该跟我报告精彩内容的人是您吧，还记得吗？”

“您先把谜团解开，到时候再看看。”

“这样太不公平了。”

“哈，欢迎光临地球！”费尔明应道，“好啦，瞧瞧您法语进步了多少……说几句来听听。Bonjour 跟oh la là 这种不算。”

“Cherchez la femme. ”我随口说了这一句。

费尔明皱起眉头。“哇，这是高调爱现的极致表现……”

“Voilà （看吧）……”

努丽亚·蒙佛特之墓位于林木蓊郁的蒙锥克旧墓园一处小山丘上，从墓地可以俯瞰海景，就在伊莎贝拉坟墓的不远处。一九七七年盛夏，我在巴塞罗那四处寻寻觅觅，日日无功而返。那天黄昏，城市正随着时光消逝逐渐模糊之际，我总算在那处墓地找到了胡利安·卡拉斯。他在墓碑上摆了几朵鲜花，然后端坐在坟墓对面的石椅上。他就这样坐了约莫一个钟头，偶尔喃喃自语。我不敢上前惊扰他。

隔天，我在同样的地方又看见他，以及接下来的每一天。胡利安·卡拉斯迟至暮年才领悟，此生挚爱是那个曾为他牺牲宝贵性命的女子，却再也听不到她的话语。他每天造访墓园，终日坐在墓前与她交谈，把自己的余生全用来陪伴她。

那天，他先发现了我，然后走近我身旁，默默盯着我看。多年前那场大火吞噬的皮肤已经重生，给了他一张看不出年纪和表情的僵硬脸庞，悄然隐蔽在浓密的络腮胡子和宽帽檐下。

“您是谁？”他开口问道，语气中毫无敌意。

“我叫胡利安·森贝雷。我是达涅尔和贝亚的儿子。”

他缓缓点头。“他们都好吗？”

“他们很好。”

“他们知道您在这里吗？”

“没有人知道我在这里。”

“恕我冒昧一问……您在这里做什么？”

我一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我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

“我不喝咖啡。”他说，“但是，您可以请我吃冰淇淋。”

我的脸色实在藏不住讶异。

“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冰淇淋这种东西。我实在太晚才发现这样食物了，很多其他东西也是……”

就这样，在那个悠缓的盛夏傍晚，从巴黎到巴塞罗那，众里寻他多时，如今，我儿时向往的场景终于成真，我和胡利安·卡拉斯在皇家广场的冰饮店同桌并坐，还请他吃了顶着两颗草莓冰淇淋球的甜筒。我点了柠檬冰沙，盛夏已至，巴塞罗那闷热至极，仿佛大难临头。

“森贝雷先生，我能帮您什么忙吗？”

“我如果说了，您大概会当我是个大笨蛋。”

“我总觉得您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我，现在总算找到了，您如果不告诉我的话，那确实是太傻了。”

我一口气喝掉半杯冰沙，补足了气力，然后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他。他专注地听着，丝毫不见任何责备或虚矫的神情。

“非常精彩。”听我说完之后，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别取笑我了。”

“绝对没有。我只是把心中的想法说出来而已。”

“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这个故事应该由您来执笔，那是属于您的故事。”

我缓缓摇头。“我不知道怎么写，因为我不是作家。”

“那就去买一部安德伍德打字机。”

“没想到法国也有这个广告。”

“到处都看得到。千万别相信广告上说的那一套，另一个牌子‘奥利维蒂’的打字机也很好用。”

我不禁莞尔。至少我和卡拉斯的幽默感是有默契的。

“我给您看一样东西。”卡拉斯突然这样说道。

“写作秘籍吗？”

“这件事必须靠您自己去学习。”他答道，“写作技巧可以学习，但没有人能教您。将来有一天，当您了解这句话的含义，那就是开始学习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了。”

他从纯麻西装外套里掏出一件晶亮的东西。接着，他把它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您拿着吧。”他说。

我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钢笔，万宝龙钢笔中的极品。这支钢笔有个金银双色的笔尖，若是年幼的我看见这样的精品，大概会认定这支笔写出来的都是旷世杰作。

“听说，这支钢笔原本是雨果的，不过关于这个说法，我觉得是牵强附会。”

“雨果那个年代就已经有钢笔了吗？”我问他。

“世上第一支活塞钢笔于一八二七年由一位名叫彼得拉克·波耶纳鲁的罗马尼亚人登记获得专利，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称得上技术成熟，并开始大规模商品化。”

“也就是说，这支笔确实有可能是雨果的……”

“如果您愿意相信的话……这么说吧，这支笔经由雨果之手流传下来，终究会传给一个出色的人，很有可能是个名叫达涅尔·森贝雷的年轻人，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多年前，我与这支笔相遇，并随身携带，日日殷切期盼着，总有一天，有个像您这样的人能够收下它。现在正是时候。”

我猛摇头，将钢笔交还他手中。

“绝对不行！我不能收下，这是属于您的东西。”

“一支钢笔并不属于任何人。它是自由的灵魂，谁需要它，它就留在那个人身边。”

“您有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就是这么说的。”

“人们总会指责这是自我重复。这是所有小说家的宿命。”

“我就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我不是小说家。”

“慢慢来。您就拿着吧。”

“不行。”

卡拉斯无奈地耸耸肩，只好把钢笔收起来。

“这就表示您还没准备好。钢笔就像一只猫，只跟随有能力喂养它们的人。而且来得容易，去得也快。”

“您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

他将最后一匙冰淇淋送入口中。

“这样吧，我们俩分工合作一起写好了。您是年轻人，有力出力，我老人家可以出点子。”

我一时愣住了。“您是说真的吗？”

他站了起来，拍拍我的肩膀。

“谢谢您的冰淇淋，下次换我请客。”

后来不但有下次，而且是许多次。无论夏冬，卡拉斯总是点两颗草莓冰淇淋球，但饼干甜筒却老是一口都不吃。我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他看，然后他看稿、标记、修改、重组格局。

“我不确定这样的开头是不是正确。”我告诉他。

“故事从来就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只有进入其中的入口。”

每次相约碰面，卡拉斯总是专注地阅读我交给他的新稿子。他拔开钢笔盖，边看边批注，接着耐心地对我循循善诱，逐一解释错误，事实上，几乎通篇都有问题。他指出每一个需要改进的细节，阐明原因，并提点修改方式。他的分析透彻细微，当我自以为只犯了一个错误，他却可以举出另外十五个远超出我意料之外的谬误。他拆解每一个字、每个句子、每个段落，就像戴着放大眼镜的金银匠重建字句和文章。他修改稿子绝不马虎，像是正在训练学徒的工程师，总是事无巨细地解释内燃机或蒸汽机如何运作。有时，他会和我讨论文中的一些转折和想法，我认为那些已是其中最可取之处，因为文章绝大部分都复制了他的风格。

“不要一直想着模仿我。模仿另一个作者就跟跛子没两样。作为学习的途径并借此找到自己的风格，倒也无妨，但是只适用于初学者。”

“我呢？我是哪一种？”

除了与我相约碰面的时间之外，他在哪里过夜，在何处消磨光阴，我始终无法得知。他从未跟我提起，我也不敢问。我们总是约在旧城区的咖啡馆和小酒馆。唯一的条件是必须提供草莓冰淇淋。我知道他每天下午必定到努丽亚·蒙佛特墓前报到。当他阅读我的第一份手稿，发现小说里那个与她类似的角色，脸上立刻浮现哀伤的笑容，至今仍让我心疼。多年前的那场大火把胡利安·卡拉斯烧得面目全非，也毁了他的泪腺，他从此不再流泪，但我此生从未见过如此悲伤失落的人。

我想，我们已经成了莫逆之交。至少在我的认知上是这样，我从未有过比他更深交的好友，我想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或许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而产生的移情作用，或许是那个重建过往的诡异仪式帮助他与生命中的悲痛和解，抑或纯粹是在我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就这样，他持续多年在我身边指引我的脚步和笔法，在我完成四部小说期间，不断地给予指正、修改、重写，直到最后。

“写作就是不断重写。”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写下来是为了自己，重写是为了别人。”

当然，除了小说之外，生活还有其他。在我一遍又一遍努力重写每一页小说的那些年，着实发生了不少事情。我坚守自己发出的豪语，绝不继承父业留在书店工作（反正他和我母亲两人已经绰绰有余）。我在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差事，这又是另一个命中注定的安排，公司地址就在迪比达波大道三十二号，恰好是阿尔达亚家族故居，遥远的一九五五年那个狂风暴雨的夜晚，父母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怀上我的。

我认为自己的广告文案称不上特别醒目，但出乎意料的是，我的薪水倒是逐月增加，并成了前景看好的文字和影像佣兵。那几年景气好，电视、广播和报纸广告数量惊人，价格高昂的汽车称霸市场，惹得前途似锦的主管们垂涎三尺，还有让小额存款户梦想成真的银行、预言家庭幸福和乐的家电制品、在生活中注入放荡肉欲的香水，以及数不尽的各式赠品。那时候，西班牙旧政权倒塌，或者说是旧政权管制松弛，现代化社会加速了财富的形成，金钱数目在股票市场不断成长，股票指数高攀令阿尔卑斯山都蒙上阴影。父亲知道我的薪水数字之后，特别过来关切我的工作是否合法。

“当然合法，至于道德不道德，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关于我的高薪，费尔明的反应不但不别扭，反而很高兴。

“说了您大概不会相信，总之千万别放掉这大好机会，趁着年轻多赚点钱，总会有用处的。尤其像您这样的黄金单身汉，花钱的机会可多了。美丽迷人的女孩碰到做您这一行的，个个都期待生活就像广告中那样精致美好。您就依自己的方式去做，好好享受当下，放手去冒险吧！您知道我的意思，努力让自己发光发热，但记得见好就收，有些行业就只能趁着年轻好好发挥，除非您改行去做大宗期货买卖，但我看您不是这块料，咱们俩都清楚得很，您的心思还是在不赚钱的文学上，如果年过三十还有这样的心理挣扎，不发疯才怪。”

我私底下深以自己的工作为耻，公司付的高薪在我看来都是肮脏钱。或许我只是自命清高罢了。其实我也乐于见到月薪进账，薪水才刚汇入账户，我已经等不及开始挥霍。

“不需要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耻。”卡拉斯开导我，“恰恰相反，这份工作需要才华和机遇，而且，如果您懂得运用这项优势，这份工作能赚来自由和一点闲暇，只要愿意的话，您可以成为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我究竟是谁？一个撰写清凉饮料、信用卡和豪华汽车广告文案的写手？”

“您总有一天会成为心目中的那个自己。”

事实上，相较于探索自己究竟是谁，我更在乎卡拉斯眼中的我，或是我能有什么造化。我继续为我们的书而努力，是的，我喜欢这样称呼它。那个写作计划已经变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个处处皆有入口的世界，让我随时可以握紧钢笔，或敲打着安德伍德打字机的键盘，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一头栽进那个比我的优渥现实生活更真实的故事情节里。

那些年，我们大家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了改变。短暂收留过阿莉西亚·格里斯之后，伊萨克·蒙佛特宣布退休时刻已至，并推荐当了父亲的费尔明接任遗忘书之墓管理员一职。

“是该找个无赖来管理这个地方了。”他如是说。

费尔明征得贝尔纳达同意，并在娇妻首肯之下，一家人移居遗忘书之墓隔邻公寓一楼。费尔明在公寓内打造了一扇秘密边门，与他工作的遗忘书之墓密道相通，此外，他把伊萨克过去的卧房整修成新的办公室。

我趁着替日本家电品牌写广告文案的机会，买了一部体积庞大的彩色电视机送给他，当时，众人已开始将这样的东西称为“高档货”。费尔明过去一向是电视的反对派，但发现电视会播放奥逊·威尔斯的电影之后，他对此完全改观。“这家伙了得。演坏蛋多传神。”他说。最重要的是，电视还播了金·诺瓦克的电影，她那角椎状的胸罩，依旧滋养着他对人类未来的期望。

我父母经历了一些感情上的起起伏伏，我一度以为婚姻恐怕不保，但他们克服了两人都闭口不谈的难关，并且跌破众人眼镜，居然为我添了个小妹妹，并为她取名伊莎贝拉。森贝雷爷爷欢喜地抱了小孙女后没几天，在抬起一箱大仲马全集时，突然心脏病发，就这样走了。我们将他和伊莎贝拉葬在一起，伴他入土的是一本《基督山伯爵》。父亲骤然丧父，一时苍老许多，从此不再是原来的他了。“我一直以为你爷爷会长生不老的。”当时，我撞见他躲在书店后面的工作间偷偷流泪。

费尔南迪托和苏菲亚在众人的预期中结了婚，婚后搬进阿莉西亚位于阿维尼奥街的旧公寓，在那张床上，费尔南迪托早已和苏菲亚从性爱课程中毕业，并将马蒂尔德当年教他的招数全用上了。后来，苏菲亚决定自己开一家小书店，专卖童书，店名就叫“小小森贝雷”。费尔南迪托进了一家大型百货公司，工作多年后，已经晋升为图书部经理。

一九八一年，差点让西班牙回到石器时代的军事政变失败后，塞尔希奥·比拉华纳在《先锋报》发表了一系列专题报道，内容聚焦数百名被偷走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内战结束后几年在巴塞罗那各监狱无故消失的政治犯，主谋者为了抹灭犯罪证据，秘密谋杀了这些人。这件丑闻掀起轩然大波，重新将许多人不知道以及更多人想掩饰的旧伤痕摊在阳光下。那一系列报道促成了司法重启调查，至今仍持续进行，调查人员查阅无数文件资料、申诉以及民事和刑事案件，鼓舞了许多人勇敢踏出第一步，开始重新认识埋藏多年的史上最黑暗时期发生的秘闻和事件。

读者朋友或许会问，这些年发生了这么多事，那个庸庸碌碌的胡利安·森贝雷就只是日日重复着白天在广告圈打滚、晚上拥抱文学梦的日子吗？其实不然。我与卡拉斯一起完成四部小说的过程，已从避世的天堂变成了开始想吞噬我的恶魔。我引魔入室，却再也赶不走它，它也必须学会和我生活中的其他幽灵共处。为了向我另一位祖父戴维·马丁致敬，我也开始经历作家惯有的内心挣扎，还好在崩溃边缘及时悬崖勒马。

一九八一年，云游四方多年的瓦伦蒂娜回来了，她再度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大概连卡拉斯都想写进小说里。事情发生在某日午后，我被雨淋得一头湿，雨水甚至顺着耳后往下流。我赶紧跑到法国书店躲雨，也就是我们当年初次相遇的地点，我在书店里那几张摆放新书的大桌子之间闲逛，就在那时，我再次见到她。我惊愕地伫立原地，立刻变成一尊活雕像，直到她转移视线，并且看见了我。她灿笑如花，但我拔腿就跑。

她在罗塞利翁街口的红绿灯前追上我。她买了一本书送我，当我低着头把书收下，她立刻伸手挽着我的手臂。

“就十分钟而已，可以吗？”她问道。

嗯，是的，接着就开始下起大雨。虽然那次雨势小多了。短短三个月内，在她另一个居高临下的阁楼小公寓幽会多次之后，我们开始同居生活，或者应该说是瓦伦蒂娜搬来跟我一起住，因为我当时住在萨里亚区的高楼公寓，空间绰绰有余，甚至可说是过于空荡。这一次，瓦伦蒂娜在我身边待了两年三个月又一天。不过，她这次不但让我心碎，还留给我一份此生最珍贵的礼物：一个女儿。

我们的女儿阿莉西亚·森贝雷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受洗。隔年，瓦伦蒂娜脑子里又兴起了我始终无法理解的胡思乱想，决意再度远走他乡，而且这次永无归期。阿莉西亚和我相依为命，但我们从不觉得孤单，因为这孩子拯救了我的生命，并教会我一件事：若不是因为有她，我再多的努力也毫无意义。在我勤奋写书的那几年，阿莉西亚总是守在我身边，还把我学会不去相信的一样东西还给我：灵感。

我偶有短暂的伴侣，亦曾认真思考过给阿莉西亚找个母亲，并且也遇到了一些善良体贴的女性，但终究都无疾而终。女儿告诉我，她不想看到我总是一个人，但我告诉她自己并不孤单。

“我有你。”我慎重告诉她。

我不但有她，还有一排横亘在现实和小说间的幽暗通道。时值一九九一年，我心想，若再不付诸行动，若不能及时跳下这列失控列车，我恐怕会真的耗尽我仅有的一点灵魂，于是，我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广告文案工作，那年接下来的几个月就专心把小说写完。

在此之前，我开始无法漠视卡拉斯身体每况愈下的事实。我已经习惯把他当成一个没有年龄的人，总以为他会一直平安无事。我开始把他当成一个父亲，一个永远不会离我而去的人。我以为他会长生不老。

我们碰面时，胡利安·卡拉斯已经不点草莓冰淇淋了。当我向他寻求意见时，他几乎不再做任何修改。他告诉我，我已经学会了单飞，够资格买一部安德伍德打字机，并且不需要他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愿意面对事实，但终究无法继续欺骗自己，我知道，深藏在他内心的悲切凄怆，又回来缠上他了。

有一晚，我梦见他迷失在雾中。我一大早便出门去找他，马不停蹄地找遍了我们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每一寸土地。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拂晓时分，我在努丽亚·蒙佛特坟墓上找到他，他已倒地不起，手上握着一个笔盒，里面装着原属于我父亲的那支钢笔，还有一张字条：

胡利安：

能够成为你的朋友，并从你身上学习了这一切，我深感荣幸。

很遗憾，我无法亲眼看着你欢庆胜利的那一刻，亲眼看着你达成我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我觉得安心了，因为我非常确定，你已经不需要我了，虽然你一开始无法置信，其实你始终都不需要我的协助。我要去见那个我当初不该抛弃的女子了。好好照顾父母，以及我们的故事里的所有人物。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全世界，并且永远不要忘了，我们存在的同时，有人也在怀念着我们。

你的好友 胡利安·卡拉斯

那天下午，我凑巧得知努丽亚·蒙佛特坟墓旁仍然空了一块墓地，有人告诉我，那块地属于巴塞罗那市政府所有。鉴于西班牙政府机构对受贿的贪婪执念从未消减，我主动交涉，最后以天价达成协议，而且必须付现。我靠着高级跑车文案和媲美歌舞片场景的圣诞节广告企划赚进的大把钞票，第一次用于有意义的事务。

九月下旬的那个周六，我们安葬了我的恩师卡拉斯。女儿阿莉西亚陪在我身边，看着两座坟墓比邻而建，她紧握着我的手，要我不要担心，因为我的好友从此不再孤独了。

要我谈卡拉斯这个人并非易事。我偶尔扪心自问，自己是否也像另一位祖父，那个命运多舛的戴维·马丁，为了叙述从未发生过的事而捏造了卡拉斯这号人物，就像他捏造了科莱利？葬礼结束数周后，为了告知他的死讯，我分别写信给巴黎的库里根夫人和科里基奥先生，并请求他们将讯息转告给卡拉斯的挚友尚-雷蒙，以及他们认为需要通知的人。夫人回信感谢我去信通知，并提及卡拉斯去世前不久已先写了一封信给她，他在信中提到我们那些年来合力创作的书稿。她要我完成后尽快将书稿寄给她。卡拉斯让我认清一件事：书稿永远没有结束的一天，还好，它自己会离我们而去，免得我们后半辈子必须一次又一次重写。

一九九一年底，我准备了一份书稿影印本，将近两千页的打字稿件，这次真的是用安德伍德打字机完成的，我把稿子寄给了卡拉斯的经纪人。事实上，我不期望收到回音。当时我已经着手创作下一本小说，这又是我的良师给的忠告：“有时候，让脑子保持忙碌，并使之枯竭，总比闲置不用更好，当脑子无聊的时候，它会把一个人活活吞噬。”

几个月来，我忙着创作这本书名未定的小说，同时也抽空和阿莉西亚漫游巴塞罗那，她已经开始了凡事都要追问的阶段。

“你的新书写的是瓦伦蒂娜吗？”

阿莉西亚从来不叫她妈妈，而是直呼名字。

“不是。我写的是你。”

“你骗人！”

在一次又一次的闲逛中，我学会透过女儿的眼睛重新发掘这座城市，因而有了深刻的体会，我父母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阴影笼罩的巴塞罗那，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天清雾散。我记忆中那个沉睡的世界，如今游客如织，缤纷灿烂，处处是追逐阳光和海滩的人潮，他们探索张望，就是看不见一个时代的没落，那个旧时代不止已经倒塌，甚至化作了空气中的烟尘。

卡拉斯的影子仍旧时时依随着我。母亲偶尔会到家里来，她带我的小妹妹一同前来，好让我女儿有机会展示数量繁多的玩具和童书。不过阿莉西亚却连个洋娃娃都没有，那是因为她讨厌洋娃娃，并常在学校中庭用弹弓打掉娃娃的头。她明知道这样不对，却经常问我这样做好吗。她也爱问我是否有瓦伦蒂娜的消息，其实她也知道答案一直是否定的。

我始终不愿在母亲面前谈起卡拉斯的事，还有当年那些谜团和沉默。但我总觉得她都知道，因为我和母亲之间不曾有过秘密，虽然她总是佯装不知情。

“你爸爸很想念你。”她这样告诉我，“你应该多抽空回书店去看看。前几天，就连费尔明都跟我说，你根本就和隐居遁世的修士没两样了。”

“我一直在忙着写书。”

“写了整整十五年？”

“没想到比我预期中困难多了。”

“可以让我看看吗？”

“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喜欢我写的小说。所以，我还在犹豫到底该不该出版。”

“我能不能请问是关于哪一方面的内容？”

“关于我们。我写的是我们的家族故事。”

母亲不发一语地盯着我。

“或许，我还是应该把它毁了。”我自愿放弃。

“作品是你的，只要你觉得合适，想怎么写都可以。再说，你爷爷已经不在了，很多往事早已时过境迁，我想，根本没有人会在乎我们的那些秘密了。”

“爸爸呢？”

“说不定最适合读这部小说的人就是他。你可别以为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们才没有那么笨。”

“所以，你这样算是答应了？”

“不需要征求我同意。至于你父亲，你如果想得到他首肯，那就亲自去问他吧。”

我特意一大早去拜访父亲，因为我知道这时候他多半单独在书店里。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极力掩饰惊讶的神情，当我问及书店营运状况，他还是不愿大方坦承森贝雷父子书店的业务走下坡，甚至已经两度有人来出价购买店面，打算改装为贩售圣家堂小型雕像和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球衫的纪念品商店。

“费尔明已经警告过，我如果接受这笔交易的话，他就在店门口泼汽油自焚。”

“真是进退两难。”我告诉他。

“他一直在念着你。”父亲说这句话的语气，像是刻意要让我愧疚，却无法承认他自己其实也盼着我来。

“你呢，那些事情进展得如何？你母亲告诉我，你已经辞掉广告公司的工作，现在专职写作。我什么时候可以在这里卖你的书呢？”

“她有没有告诉你小说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你一定会更改小说里的人物姓名吧。有些不堪的细节，你应该也知道要回避的，千万别冒犯了左邻右舍。”

“当然，尽管放心。小说里唯一会丢人现眼的是费尔明，他反正无所谓。您看着吧，他的粉丝会比足球巨星还要多。”

“既然这样，我可以在橱窗留个位置啰？”

我耸耸肩，不置可否。“今天早上，我收到两个文学经纪人的来信，之前我已经把书稿寄给他们了。这一系列小说共有四部。有个巴黎的出版社总编辑艾弥儿·德·罗西尔有意帮我出书，另一位德国主编史特劳斯曼也想洽谈版权。两位经纪人告诉我，他们相信还会有更多人来接洽，不过，目前最迫切的是完成繁杂的稿件润色。我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务必要取得我的父母和家人同意才能公开这些往事；第二，小说必须以胡利安·卡拉斯的名义出版。”

父亲神色落寞。

“卡拉斯怎么样了？”他问。

“过世了。”

他频频点头。

“你同意我出书吗？”

“记得吗？你还小的时候，有一天曾对我承诺，将来一定会替我叙述这段往事？”

“嗯，我记得。”

“这些年来，我始终不曾怀疑过你的决心。儿子，我以你为荣。”

父亲将我紧紧拥入怀里，就像我童年时期那样。

一九九二年七月，我拜访了在遗忘书之墓办公室里的费尔明，那天正好是奥运开幕日。巴塞罗那披上一身耀眼光芒，空气中弥漫乐观氛围，以及我从未感受过的希望气息，或许，我的城市里的大街小巷，未来恐怕不会再有这般荣景。我一到那里，费尔明立刻笑容满面，举手对我行了个军礼。眼前的他苍老许多，只是我不想直言告诉他。

“您看起来好像快没命啦！”他煞有其事地说。

“我会想办法熬过去的。您倒是好像一条活龙。”

“都是瑞士糖的功劳，我整个人都是焦糖了。”

“原来如此。”

“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是您要把我们大家都变成名人。”费尔明主动挑起话题。

“尤其是您，一定会红透半边天。到时候如果有人请您拍广告，别忘了来找我出主意，那一行我好歹也懂一点。”

“我只接男性内衣广告。”费尔明答道。

“这样说来，您是同意我出书啰？”

“何止同意，我还要送上整个宇宙的祝福。不过，您今天来的目的应该不只是这件事吧？”

“费尔明，为什么老是觉得我别有用意呢？”

“因为您这个人的心思扭曲得跟弹簧没两样。而且，我这样说算是很客气了。”

“那您认为我是为何而来？”

“大概是为了欣赏我的妙语如珠吧，或许……也为了我们还没解决的一件事。”

“什么事？”

费尔明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平日为了避免他那几个孩子进出翻弄，房门都上了锁。他请我坐那张跳蚤市场买来的扶手沙发椅，自己则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接着他拿起一个硬纸盒，放在膝盖上。

“还记得阿莉西亚吗？”他问，“这是个简单的问题，没有言外之意。”

“她还活着吗？您有她的消息吗？”

费尔明打开盒子，拿出一沓信件。“我一直没提起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其实，阿莉西亚在一九六〇年远走他乡，在此之前，她曾经回到巴塞罗那。那天刚好是四月二十三日圣乔治节。她是回来辞行的，当然，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完成。”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时年纪还很小。”

“一直到现在也没长大。”

我们相视无言。

“她去哪里了？”

“当年，我在码头和她道别之后，看着她登上前往美洲的邮轮。从此以后，每年到了圣诞节，我总会收到一封没有寄件人的信。”

费尔明递给我那一大摞信件，一年一封，总共超过三十封信。

“可以打开来看看。”

每个信封里都装着一张照片。从邮戳看来，皆从不同地点寄出：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丹佛、圣菲、波特兰、费城、基韦斯特、新奥尔良、圣莫尼卡、芝加哥、旧金山……

我望着费尔明，惊愕不已。他倒是开始哼唱起美国国歌，从他嘴里发出来的旋律，听起来反而像本地传统的萨达纳舞配乐。每一张照片皆是背对艳阳逆光拍摄，照片里呈现的阴影，是个女子的剪影，背景则是公园、摩天大楼、海滩、沙漠或森林。

“没有其他内容了吗？”我问他，“一段简短文字之类的？”

费尔明摇头否认。“只有最后一封信除外。去年圣诞节寄来的。”

“您怎么知道是最后一封？”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他把那封信递给我。圆形邮戳上印着寄件地点是加州的蒙特雷。我抽出信封内的照片，看得出了神。这次的影中人不再只是阴影了。照片里是三十年后的阿莉西亚·格里斯，双眼直视镜头，面带愉悦笑容，拍摄地点在我看来可谓世间绝美之境，悬崖峭壁形成的半岛，魔幻阴森的树林穿过太平洋迷雾直入海中。她身旁立着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洛博斯角。

我翻到照片背面，发现阿莉西亚亲笔写下的一小段文字。

旅途到了终点。终究值得一游。再次感谢您救了我，费尔明，谢谢您一次又一次拯救了我的生命。您自己也要好好保重，并请代我转告胡利安，请他一定要让我们大家永垂不朽，因为我们一直相信他办得到。

永远爱您的 阿莉西亚

此时，我已热泪盈眶。我相信，在那个距离巴塞罗那如此遥远的天堂般的梦境里，阿莉西亚已经找到她的平静和归属。

“这张照片可以给我吗？”我以沙哑的嗓子问他。

“您留着吧。”

这时候，我总算明白，我的故事最后一块缺角已经找到了，从那一刻开始，人生已在前方等着我，幸运的话，还有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