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在某个学院，我发现讲座者选了一个对他自己来说过于生僻的主题，因而讲座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他所描述的事物不是心里有的或者离心灵近的，而是把自己逼入绝境的肤浅的表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讲座没有真正的主旨。我情愿让他像诗人那样，谈谈最个人化的体验。倘若有人问我如何看待，而且关注我的回答，那便是我最受宠若惊的时候了。这样的时刻，我会又喜又惊。但是人们很少发挥我这方面的作用，似乎是他们自己对这个工具已经非常熟悉了。通常，人们要从我这儿问点儿什么的时候，不过想问他们的土地我量出来有多少英亩，——因为我是个测量员嘛，——或者最多就是问问有没有什么家长里短的新闻。他们从来就不欣赏内涵，他们更喜欢表面肤浅的东西。有一次一个人大老远的过来请我去做一个关于奴隶制的演讲，但是一跟他交流，我发现他和他的那帮人希望讲座的八分之七时间都归他们，而我只有八分之一时间，所以我拒绝了。我当然地以为，不管我受邀到何处演讲——因为干这一行我还是小有经验的——就意味着有人想听我在某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尽管我可能是这个国家最蠢的蠢货——不是说只讲讲开心的事儿就算了。或者讲讲听众赞同的话就罢了；于是，我决定，我要给他们讲讲带有浓重个人色彩的想法。他们把我请过来，花钱请我讲，我就决心要把我的观点讲出来，尽管我的做法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无聊。

所以现在，读者朋友们，我想对你们说类似的话。既然你们是我的读者，既然我也不是一个周游各地的旅行者，我不会给你讲千里之外的风土人情，而是会尽可能地讲一些家门口的事情。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所以奉承恭维的话我就不说了，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方式。

这世界就是个生意场。无休止地奔波忙碌！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被火车头的喷气声吵醒。它搅扰了我的美梦，根本就没个安稳日。如果能看到人们享受闲暇时光，哪怕一次，也是再美妙不过的了。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工作，工作，工作。我要买个空白本儿来写写自己的想法都不容易，为了赚钱，本子一般都是画了线的。一个爱尔兰人，看见我在地里记录着什么，就当然地以为我正在算自己的工资。如果一个人还是婴孩儿的时候就被扔出窗外，从而终身残疾，或者说被印第安人吓得魂飞魄散，呆傻愚钝，人们会扼腕叹息，主要原因则是如此一来，这个人就丧失能力了——做不了生意！我认为，除了这无休止的生意，再没有别的东西与诗歌，与哲学，当然，也与生活本身更格格不入的，甚至是犯罪都只能甘拜下风。

本镇郊区有这么一个粗鲁彪悍的会赚钱的家伙，准备在山下沿着自己草场的边上修筑一道堤坝。

他的天赋让他头脑里有了这样的念头，要筑堤让自己免受洪水的侵袭，而且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干三个星期，陪他挖土。这样做的结果，他或许可以攒下更多的钱，留给他的后人去挥霍。如果我这样做，大多数人会对我赞赏有加，以为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但是如果我选择让自己做些真正有益的事情，尽管钱不多，人们可能会把我当成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但是，我以为，我不需要毫无意义的苦役来束缚自己，而且也没看到这家伙所做的事情中有什么真正值得称道的东西，就像我们国内外政府所做的很少有真正值得称道的一样，不管这项事业对他或者是对他们来说多么有趣，我还是喜欢在另外一个学校完成我的教育。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爱树林就每天在林子里走上半日，他就危险了，可能会被当成一个无业游民；但是，如果他整天都像一个投机商，修剪那些树林，让大地提前变得光秃秃的，他会被视为勤勤恳恳有胆有识的人。似乎是镇上的人们除了砍掉树林之外，对树林就没什么兴趣了。

如果有人提议，雇些人来，给他们工资，让他们把石头扔过围墙，然后再扔回来，多数人会感觉受到了侮辱。但是眼前很多人做的工作不比这个好多少。譬如说：一个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我注意到一个邻居走在他的队伍旁，一队人慢慢地拖着劈下的一块重重的石头，石头在轮轴下滚动，整个场景弥漫着辛勤劳作的氛围，——他一天的工作开始了，——汗水开始从他的眉头滴下，——这是对所有懒汉闲人的训诫，——他与其他体壮如牛的人们并肩站着，稍事休息，半转身挥动仁慈的皮鞭，好让他们跟上来。我以为，这就是美国国会旨在保护的——诚实勇敢的辛勤劳作——诚实得就像漫长的白昼，——这种劳动让劳动者的面包香甜，让社会幸福，——这是所有人都尊重的劳动，神圣的劳动：一群神圣的人，做着必要却烦人的苦差事。实际上，我微微的有些自责，因为我是从窗户望见这个场景，而不是在屋外，反反复复做着类似的事情。白天就这样过去了，傍晚，我路过另一位邻人的院子，这家使奴唤婢，挥霍钱财，而他并没有为社会增添点什么，在那儿，我看到了早上那块石头，石头放在一个异想天开的玩意儿旁边，据说是要用来装饰这位提莫西·德克斯特老爷的屋宅。在我看来，那队人的劳动即刻没了尊严。我以为，阳光照亮大地，是为了让人们做比这更值得的事情。我想补充说，他的雇主欠了镇上很多人的钱，已经跑掉了，经过了大法官法庭后，在别处住下来，在那儿，又一次成了艺术活动的赞助人。

你可以得到金钱的那些途径几乎无一例外的会让人堕落。做任何可以赚钱的事情只会让你真正的无所事事，变得比先前更糟糕。如果劳动者得到的只是他的雇主支付的工资，那么，他被骗了，而且是自己欺骗了自己。如果你通过写作或者演讲来挣钱，你就得受欢迎，这就意味着你会直线下降。有些服务社会非常乐意买单，而提供这些服务也是非常让人感觉不舒服的。你得到了报酬，但是没被当人看。通常国家对待天才的方式也明智不到哪儿去。

即使是桂冠诗人，也巴不得不必为皇室的意外事件赋诗助兴，他必须得靠一管子葡萄酒来麻醉自己才能勉强为之。或许另外一位诗人被人从缪斯那儿叫走了，被叫去丈量那个管子去了。至于我自己做的这一行，我最愿意做的那种测量也不是我雇主们想要的那种。雇主们喜欢我活儿干得粗略些，别太细致了，行了，不要做得太好。当我注意到有几种不同的调查方式的时候，雇主通常会问哪一种方法测出来他的土地最多，而不是哪一种最正确。有一次，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来测量成捆出售的木材，并试着在波士顿推行；但是那儿的测量员告诉我卖方并不想准确地测量他们的木材——测量员本身对卖方来说都已经太精确了，因此，他们通常在查尔斯顿过桥之前才测量一下自己的木材。

劳动者的目的应该不是为了谋生，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而是为了干好某项工作；而且，即使是从金钱的角度讲，如果一个城市可以给劳动者优厚的待遇，让他们感觉不是为了低级目标在工作，比如说仅仅为了生计，而是为了科学，甚或是为了道德目标在奋斗，也是一件很经济的事情。不要雇一个为了钱来做你这份工的工人，要找就找喜欢做这份工的。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真正做的是自己心仪的发自内心热爱的工作，常常是一点点名利的诱惑就可以让人们放弃现在的追求，手中的事业。我看到过一些广告，说要招活跃的年轻人，似乎活跃就是年轻人的全部资本。但是，有一次，有人满怀信心地向我，向一个成年人建言，建议我参与到他的某项事业中去，就好像我显然无事可做，我的生活迄今为止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的代名词。当时，我着实吃惊不小。对我如此赞誉，实在让我怀疑。就像他是在茫茫大洋中半道上遇到了正逆风而行却不知所向何处的我，提议我跟他一起走一样！如果我跟他去了，诸位以为那些担保人会怎么说呢？不，不行，在旅行的这个阶段，我并非没有工作。实话实说，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在自己出生的港口漫步时，看到了一则广告，招体格健壮的海员，我一成年就登船起航了。

社会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智者。你或许可以筹集到足够的钱在高山中开凿隧道，但是你没办法凑到足够的钱来雇到一个专注于自己事业的人。一个高效率有价值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不管社会是否给他报偿。效率低的人把他们的低效率出售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永远都盼着担任某个职位。人们会认为这样的人很少失望。

或许在自由方面，我比平素更有戒备心。我觉得自己跟社会的联系，对社会的责任都是轻微短暂的。那些少量的劳动保证了我的生计，让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与我同时代的人提供些服务，这些劳动通常于我来说不失为一件乐事，没有人提醒我这些事儿是我必须做的。到目前为止，我是成功的。但是，我可以预见，倘若我的需求增加，为了满足需求所需付出的劳动将成为一种苦役。如果我把午前的时光和午后的时段都出卖给了社会，就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我敢肯定，对我来说，也就没有值得让我活下去的理由了。我坚信我不会就这样为了得到一碗红豆汤解决饥渴而不惜出卖长子继承权。

我想指出的是一个人可能非常勤奋，但日子过得并不好。把自己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谋生上，这样的人是最致命的冒失鬼。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是能自我维持的。比如说，诗人必须靠自己的诗歌来养活自己的肉体。正如蒸汽刨磨用自己的刨花来烧锅炉一样。你是得谋生，但要靠自己喜爱的事情。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100个商人中失败的就有97个，所以人们的生活按照这个标准来检验，一般来说都是失败的，破产无疑是可以预言的。

人来到这世间，没有谁天生就是要继承财富的，对财富的继承都是之后的事情。靠朋友的慈善支持，或者是政府发放的养老金过活，——只要你还没有停止呼吸——不管你用什么同义词来描述这些资助关系，都意味着你要进救济院了。周日的时候，可怜的债务人到教堂做礼拜，把自己的股票清一清，发现，当然会发现，他的支出大于他的收入。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教堂，他们会到大法官法庭，做一个清楚明白的说明，放弃所有的一切，然后就可以考虑重新开始了。然后，人们会躺在原地，谈论人的失败，永远都没试过要站起来。

至于人们对生活提到相对要求，在二者之间有重要的区别：一种人满足于平常的成功，他的得分都直截了当，而另外一种人，无论他身份如何低微，生活如何的不成功，却始终追求更高的目标，尽管他的目标算不上绝度高。我情愿做第二种人，尽管，如东方人所言，“永远目光朝下的人是无法成就伟业的，所有眼光向上的人正日渐穷困。”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谋生这个话题，人们能记得的文献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如何使谋生可以不仅是诚实的，光荣的，而且还是诱人的，荣耀的；因为如果谋生不是这样的话，那么生活也不会是这样。通过查阅文献，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从来没有搅扰过独居者的冥想。是不是人们已经烦透了自己的经历以至于根本不想提及呢？金钱所带给我们的关于价值的教益，宇宙创造者那么劳神费力地要讲给我们听的，我们居然很容易就完全忘掉了。对于生活的方式，各个不同阶级的人们对此漠不关心，实在令人称奇，即使是改革者们也一样，至少带了这个名头——不管他们是继承来的，还是辛苦挣来的，或者是偷窃来的。我以为，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没有为我们做任何事情，或者说至少她把自己已经做的事情又毁掉了。对我的本性而言，寒冷与饥饿，较之于人们所采用的那些驱寒果腹的方式，似乎更为友善。

所谓的英明，大多数时候是用错了地方。

如果一个人并不比他人更懂得如何生活，他怎么可以被称为智者呢？如果他只是更狡黠或者说在智力上难以捉摸呢？智慧在脚踏压机上有用吗？或者说她是否是通过自己的例子来教会别人如何成功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叫做智慧但是又不用于生活的东西呢？她是否不过是能够磨出最精细的逻辑的磨坊主呢？与此相关，我们可以问问柏拉图是不是比与他同时代的人在谋生方式上更好，或者做得更成功，或者说他是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因为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而屈服呢？他看来只是通过漠视，或者做出高傲的样子来战胜其中的一些困难吗？或者说因为他的姨妈在遗嘱中记起了他，他发现生活轻松多了？大多数人谋生的方式，也就是说，生活，不过是些权宜之计，是对生活中正在做且应该做的事情的一种逃避——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但是还有部分原因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要活得更好。

比如说加州淘金热，以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仅是商人的态度，还有哲学家，所谓的先知们的态度反映出了人类最大的耻辱。那么多人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撞大运上，从而获得财富来指挥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的劳动，而不对社会贡献任何价值！那也叫事业！我不知道有什么更让人瞠目的不道德交易了，还有所有平常的谋生方式。这样的人类的哲学、诗歌、宗教连个马勃的灰烬都不值。这样的人连猪都不屑与之为伍，猪虽用鼻子拱地来觅食，但觅食的同时还翻了地。如果我抬抬手指就能掌控世界所有的财富，我也不愿意为了它而付出这样的代价。甚至连穆罕默德也明白，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不是开玩笑的。一个有钱的绅士，扔下些零钱看着人们争抢，他就找到上帝的感觉了。这个世界的兑奖销售活动！自然界中的生存要靠抽奖来获得！如何评论我们的社会机制呢？这是对我们社会机制的多大的讽刺啊！结论会是这样：人类会把自己在一棵树上吊死。难道圣经中的所有箴言戒律就只教会了人们这些？难道说人类最后也是最让人叹服的发明就是个改进了的污物耙子？这还是东西方交汇的那片土地吗？难道是上帝指引我们如此谋生？在我们从来没有耕种的土地上挖掘，而他，可能会用金块来回报我们？

上帝给正直的人一份证明，让他衣食无忧，而不正直的人在上帝的保险柜中找了一份证书的复制品，占用了这份证明，像前者一样得到了食品和衣物。这是这世间规模最大的造假体系之一。我不知道人因为缺黄金正在受难。我没见过多少金子。我知道它的韧性很好，但再好也好不过人的聪明才智。一点点金子可以把表面镀得很惹眼，但也胜不过一点点智慧。

高山深谷中的掘金人和旧金山交易厅里的同胞一样都是赌徒。一个筛尘土，一个掷骰子，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你赢了，社会就成了输家。掘金者是诚实的劳动者的敌人，不管有什么支票或者补偿。光告诉我你为了得到你的金子非常努力，我以为不够。魔鬼也非常勤奋。干坏事的人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可能非常艰辛。最卑贱的人到了金矿，看了也说掘金带有彩票的特性，这样得来的金子与诚实劳动得来的工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实际上，他忘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因为他只看到了事实，而没有看到原则，也到那儿加入了那个行业，也就是说，买了一张经常证明是另一种彩票的票据，只不过事实不那么明显罢了。

一天晚上，读了豪易特所描述的澳大利亚掘金场景之后，整整一个晚上，我脑际浮现的都是那数不清的山谷，还有山谷中的溪流。因为一个个发臭的矿坑，山谷遍体鳞伤。这些矿坑深度十英尺到一百英尺不等，宽度为六英尺，坑与坑之间距离非常近，坑中有些积水——人们疯狂冲来淘金的所在——他们不知道自己该从何处开挖，殊不知其实金子就在他们的宿营地下面。有时候挖到一百六十英尺才挖到矿脉，或者只差一英尺就挖到，却与之擦肩而过了，——继而变成了魔鬼，财迷心窍，根本就不顾别人的权利了，——整座整座的山谷，绵延三十英里，突然间变成了蜂窝状，到处都是矿工们的矿坑，甚至有好几百人干脆就淹死在矿坑里了，——矿工们站在水里，身上满是淤泥黏土，他们日夜劳作，雨淋日炙，疾病缠身，颓然丧命。读完这段描述，其中部分已然遗忘，我竟然想到了自己不如意的生活，随波逐尘。掘金的影像还在眼前，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每日里洗出些许金子，尽管它可能只是最细小的颗粒；为什么我不可以凿一口矿井去采掘我内心的金子，在内心的金矿劳作呢？有一座巴拉腊特、一座本迪戈在等着你，即使等着你的是愤怒的沟渠又有何妨？无论如何，我可以追寻自己的路径，无论前路有多么孤独，无论道路如何狭窄崎岖，我都可以怀着爱，带着敬意上路。无论何地，一个人将自己与众人撇清，带着这种心情上路，会发现路上真的有分叉，尽管普通旅行者只能看到栅栏间的缝隙。他穿越田野的孤独之旅会是两条路当中更高的那条。

人们拥向加利福尼亚，拥向澳大利亚，似乎那边可以找到真正的金子；但是那刚好是与真金所在的位置背道而驰。他们勘探，却离真正的线索越来越远，认为自己非常成功，则恰恰是他们非常不幸的时候了。我们的故土难道不产金吗？我们这里的山谷就没有源于金山的小溪流过吗？难道我们的小溪在若干地质年代中没有给我们带来闪光的颗粒，没有形成金块？但是，说来很奇怪，如果一个掘金人悄悄离开，在我们周围那些未经勘探、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勘查这真正的金子，不用担心会有人尾随而至，会将他取而代之。他甚至可以宣称拥有整个山谷，可以开掘整个山谷，开发了的部分，未开发的部分，都属于他一个人，他的一生都会平安无事，因为没有人会与他争抢。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淘金槽，倾斜粗洗淘金槽。他所拥有的不限于十二英尺见方的一小块地，像在巴拉腊特那样，而是可以在任何一处开掘，用他的淘金槽淘尽天下金。

豪易特提到澳大利亚本迪戈的挖掘时，说到一个发现了重达二十八磅的大金块的家伙：“他很快就开始酗酒；搞了一匹马，骑着四处招摇，通常是全速飞奔，见人就问别人是否知道他是何许人，之后便友善地告诉别人他就是那个找到那大金块的满身血污的不幸的家伙。最后，他骑马飞奔，极速撞到一棵树上，几乎脑浆都撞出来了，但是，我以为不会有这种危险，因为他早就被那大金块撞得脑浆迸裂了。”豪易特补充说道，“他是一个被金子毁掉的没救的家伙。”但是，他是那个阶级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已。他们都是些暴富的人。听听几个他们挖过的地方的名字：“蠢蛋公寓”、“羊头谷”、“杀手吧”。难道这些名字中没有点讽刺意味？让他们带着这些来路不正的钱财走吧，不管走到哪儿，他们生活的地方还会是“蠢蛋公寓”，如果不是“杀手吧”的话。

我们精力可以投入的最后一项——巴拿马地峡的墓葬。到巴拿马地峡去盗墓，这项活动看来尚在初期，因为，根据最近的一则报道，在新格兰纳达的立法机构中，一项法案已经通过了二读，该法案旨在规范限制这种掘墓行为。《纽约论坛报》的一位记者这样写道：“在旱季，天气状况适合在这边儿进行勘探，毫无疑问会发现其他的有钱人墓葬。”对于外来者，他如此忠告：“12月之前不要来；最好选择地峡这条线路，别走波卡德尔特洛那条线；别带没用的行李，别带着帐篷碍事；但是，两床好毛毯还是必要的；制作精良的锄头，铲子，斧子差不多就是你所需要的全部东西了。”这建议好像是引自《伯克指南》。结尾处，他用斜体和小型大写字母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如果你在家过得不赖，别来这边。”这话好像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你在老家靠盗墓日子已经过得不错，就别到这边来盗墓了。”

但是，为什么要到加利福尼亚去找课文呢？加州本就是新英格兰的孩子，在新英格兰自己的学校、教堂里养大成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传道者当中，道德教师却为数甚少。先知们做的都是在为人类的行为方式开脱。大多数尊敬的长者，时代的先觉者，带着仁慈的微笑像是在暗示着什么，在志向和战栗之间，不要对这些事情太敏感，把所有这些归并成一块，也就是说，把它做成一个金块。关于这类话题，我听到的最高贵的建议也难免卑下。这件事的负担在于——改变世界的这个特定的方面，不值得你去做。不要问你的面包是怎么抹上黄油的，如果你问了，你会感到恶心。如此云云。人最好马上饿死，而不是在挣钱糊口的过程中失掉自己的清白之身。如果一个世故的人内心没有简单的一面，那么这人不过是在为魔鬼卖命而已。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生活得更加粗鄙了，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听从精细的本能。但是对于极端，神志清醒的我们应该挑剔些，对于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的嘲弄，不予理睬就好。

甚至在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哲学中，通常也没有对事物的真实绝对的描述。宗派和偏执精神的足迹遍及各个星球。你只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星星是否有人居住，就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涂抹了地球还不够，还要去涂抹天体呢？很不幸，我们发现凯恩博士是个兄弟会成员，而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又是一位。但是更为残酷的提法是那可能正是前者找寻后者的原因。这个国家没有一本通俗杂志敢于不加评论地刊印孩子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孩子的看法必须要提交给神学博士们审阅，我倒情愿是送到山雀们那边去审阅。

从参加人类的葬礼，你可以关注到这一自然现象。些许思考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相当于是有了教堂司事。

我认识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心胸开阔，真正知无不言，以至你可以在他的社会中畅所欲言的。大多数人，如果你跟他们聊天，很快就会停下来，捍卫看来事关他们既得利益的惯例。也就是说，是某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不是普遍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他们会时不时地猛推自己低矮的屋顶，屋顶带着窄窄的天窗，挡在你和天空之间，而那一刻你要看的，是毫无遮拦的天体。我说，带上你的蜘蛛网滚开，把你的窗户擦亮！在有的学术演讲会堂，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投票，要将宗教的话题排除在外。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们的宗教是什么，我什么时候接近这个话题，什么时候又远离了这个话题呢？我走进了这样的场所，尽我所能将我所经历的宗教和盘托出，而听众对我所讲的话题并无异议。讲座听来就像是月光一样，于他们没有伤害。但是，如果我把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几个流氓的传记读给他们听，他们可能还会以为我写的是他们教堂的几位执事呢。一般来说，提问都是这样的，你从哪儿来？或者是，你要去哪儿？还有一个更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有一次无意间听一个听众问另外一位的——“他为什么要做讲座呢？”这个问题让我不寒而栗。

公正地说，我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不是并不宁静，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灵魂住在躯壳里，对效果的夸奖和研究较他人更加细致入微。建造屋舍谷仓，我们选择花岗石作为支撑，用石头筑成围墙，但是我们自己并不在花岗石一般坚固的真理上，尽管这是最低级的原始的石头。我们的基石已经腐烂。如果有人和我们观念不同，把握了最纯粹的、最微妙的真理，那这人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呢？我常常指责我的几个外表最为俊朗的熟识，说他们过于轻佻；因为，尽管有我们没遇到过的行为和赞誉，我们彼此没有传授牲畜们之间的诚实与真挚，或者像岩石之间的那般稳定团结。但是，过错通常是相互的，因为我们习惯上已经不再对彼此提要求。

对于科苏特的激动，想想是多么典型，但又是多么肤浅！不过是另外一种政治或者是舞蹈而已。举国上下都在对他做演讲，但是所有的演讲都表达了众人的思想，或者是众人的缺乏思想。没有人以真理为依据。他们不过是纠集在一起，和平素一样，倚靠着其他人，而所有人并没有什么可倚靠的。印度教徒让世界倚靠着一头大象，大象在乌龟背上，乌龟又在蛇上，而蛇身下空无一物。尽管这场骚动乏善可陈，我们毕竟还有科苏特的帽子。

大多数时候，我们平常的谈话就只这般空洞无益。肤浅地问，肤浅地答。当我们的生活不再指向内心不再有隐私时，谈话也就退变成了闲话。我们遇到的绝大多数人，给我们讲述的新闻，要不就是他从报纸上读来的，要不就是从邻居那儿听来的，鲜有例外。大多数时候，我们与我们同伴之间的区别就是他看了报纸，或者是出了海，而我们没有。随着内心生活的失败，邮局我们去得更加频繁，更加急迫了。你可以相信，取回最多信件并且以自己交友之广为傲的那个可怜的家伙，已经很久没有倾听自己的心声了。

我不知道，但是一周的时间读完一份报纸太过分了，我最近试过一次，那么长时间，我好像不是住在我们当地。太阳、云彩、雪花、树木好像对我不再那般热情，不像先前那般诉说。你不能同时为两位主人效命。要了解并拥有一天的财富，需要的不只是一天的付出。

我们不妨为我们自己感到羞愧，我们应该羞于讲述我们所读所闻。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新闻要如此琐碎。考虑到人的梦想和期待，为什么事情要发展得这般无足轻重。我们所听到的新闻，大多数，对我们的天才来说都不是新闻。那不过是在重复一些最陈旧的往事。你经常会问，为什么你的某次经历那么重要，二十五年后，你会再次在人行道上遇到行为记录官霍宾斯。那时，你心里有没有一点触动呢？这就是每日新闻。它所表述的事实看来弥漫在空气中，跟真菌的孢子一般无足轻重，对一些为世人所遗忘的叶状体有重大影响，或者说对我们心灵的表面有很大的影响，而这就给它们提供了一个基础，让它们可以开始寄生生长。我们应该彻底远离这样的新闻。即使我们的星球爆炸了，如果爆炸中没有涉及品质，那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身体健康时，对这样的事情，我们没有丝毫好奇心。我们不是为了无所事事的娱乐。我不会专门跑过拐角处去看世界爆炸。

整个夏天，或许进入秋天后很久也是这样，你不经意的从报纸从新闻旁走过。现在，你发现那是因为早晨和傍晚对你来说满是新闻。你走过的小路边满是新鲜事。你关注的，不是欧洲事务，而是马萨诸塞州田地里的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刚好就生活在新闻事件发生的那个薄薄的层面——比刊印新闻的报纸还薄的一个层面——刚好站于新闻蒸发的源头，那么这些事情将充斥着你的世界。但是如果你翱翔于那个层面上空或者是潜到那个层面之下，你断然不会记起这些事情，也不会有人提醒你要想起它们来。每日里真正地留心日出日落，从而把我们自己和世间的普遍事实联系起来，会让我们永远保持心智健全。国家！什么是国家？鞑靼人，匈奴人，中国人！像昆虫，成群结队。历史学家试图让人们记住他们，但徒劳无益。因为缺少人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是些个体。任何一个思想者或许可以带着洛丁的精神说——

身在高处，俯视各国，

于我眼前，各国皆殁；

吾居云端，云定神闲；

栖息之所，田地之乐。

祈祷吧，让我们不用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生活，坐着狗拉雪橇，翻山越谷，聊着闲天。

我经常发现自己差点又将一些琐事（街头巷尾的新闻）的细节吸纳到我的思维中，每当此时，我都会为眼见的危险而有些战栗；而看到人们那般甘心情愿地把这样的垃圾堆在自己心头，我很震惊，因为他们让闲谈谣言，让最不起眼的小事侵扰了思维的圣洁之地。难道心灵应该是个公共场所，应该主要用来谈街头巷尾的琐事，议茶余饭后的流言？或者，心灵应该是天堂的一部分——一座无顶的神殿，专门用于祭祀神灵。我发现自己要处理为数不多的几件于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已然不易，故而犹豫，不愿让自己再去关注那些无足轻重的琐事，这些只有神灵才能说明。大多数时候，报纸和谈话中的新闻属于此类。在这方面，守住心灵的贞洁至关重要。

想想，让刑事法庭的单独一个案子的细节进入我们的心灵，高视阔步地穿行在我们的至圣所，像是在亵渎神灵，走上一个小时，是的，或者几个小时。把心灵最深处的寓所变成一个酒吧间，恍若街头的尘埃一直占据着我们的心灵——人来车往，忙忙碌碌，尘土飞扬的街道穿过了我们的心灵圣地！难道这不是我们在智力、在道德方面自杀吗？当我不得已在法庭里坐上几个小时，做观众、听众的时候，我看到了我的邻居，他们时不时溜进来，明明手与脸都已经洗过，还蹑手蹑脚的四处走动，这时，在我的想象中，他们摘下帽子时，耳朵突然变得硕大无比，成了巨大的存储声音的料斗，而他们的脑袋则被挤在两耳之间，被夹得厉害。他们就像风车上的风向标，捕捉到了宽却浅的声波，而这种声波，在他们脑子里撩拨性地转了几圈之后，就从另外一侧出去了。我思忖着，他们回家后，是否会像先前洗脸洗手那样仔细地洗洗他们的耳朵。那一刻，在我看到，听者与证人，陪审员与辩护人，法官与受审的罪犯，——如果我可以在他被定罪之前就可以认为他有罪的话，——所有人都同样有罪，或许最好雷电劈下，将他们尽数劈死。

借助各种陷阱和告示牌，威胁着神圣法律的极端惩罚，请不要让这些非法侵入者进入对你来说唯一神圣的领地。要忘记比那些记下来比没用更没用的东西真的很难！如果我会成为一条大道，我宁愿身上流淌的是山间小溪，希腊帕纳塞斯山的溪流，而不是城市的臭水污水。天国的法庭传来的闲话，只要注意倾听，也会带来灵感。而酒吧间与治安法庭上有的，不过是亵渎神灵的陈腐的揭露。同样的耳朵可以用来接收两种讯息。只有听者的性格可以决定耳朵会对哪种讯息开启，对哪种讯息封闭。我以为如果习惯于关注琐事，心灵可能受到永远的亵渎，果如此，则我们的所有思想都会烙上琐碎的印记。可以说，我们的智力会是碎石铺成的——它的基础裂成了碎片以便让车轮碾过。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材料比滚下的石头更好，比漂亮的石块更强，胜过沥青，可以筑就最耐用的路面，你只需要看看我们一些人的心灵就可以了，很长时间以来，这些心灵一直遭受碾轧。

如果说我们这样已经将自己俗化，——因为谁没有落俗呢？——补救办法就是通过谨慎，通过虔诚来重新让我们变得圣洁，再一次把心灵建造成一座神庙。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心灵，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待为天真无邪坦白直率的孩子，而我们就是他们的守护者，对于推到他们跟前引起他们关注的物件话题都要仔细。不要读《时代》，要读就读千秋万古。陈规陋习最终与混杂不洁无异。即使是科学事实也可能因为枯燥而让心灵蒙灰，除非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每日晨起擦拭，或者因为新鲜的鲜活的真理洒下的雨露而变得生机勃勃。知识不是通过细节来到我们身边，而是天国闪过的一道道光。不错，穿过心灵的每一种思维都会造成心灵的损耗，加深上面的辙痕，这些辙痕，正如庞培城的那些，告诉后人它使用得何等频繁。

世间究竟有多少事需要我们深思？我们是否最好了解这些事情，最好让人推着兜售这些事情的小车，即使是以最慢的速度跑过或者是走过，推过那座光荣跨越之桥，我们相信这座桥会从时间的最遥远的边界最终通向永恒的最近的彼岸。我们难道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雅致的生活，而只具备让自己过着粗鄙生活的技能，只会为魔鬼效命？以获得世俗的财富，或名声，或自由，然后以此来炫耀一番，就好像我们不过是些外皮，是些壳，而没有柔嫩鲜活的果仁一样？难道我们的体系也应该像那些含有发育不全的坚果的带刺栗子那样，只适合拿来扎手指？

美国据说是人们为自由而战的舞台，但是这话肯定不止是从政治意义上说的。即便我们认定美国人将自己从一个政治暴君那里解放出来了，他依然受着经济上、道德上的暴君的奴役。现在共和国——公共事务——已经得到解决，是时候去照料私人财产了——确保，正如罗马的元老院指责执政官时所言，私有状态不应受到破坏。

我们不是把这个国家称作自由的国度吗？那么，从乔治国王那里获得自由又继续做偏见之王的奴隶是何道理？生来自由，生活却不自由，又是何道理？任何政治自由如果不是一种获取道德自由的方式，那它又有何价值？我们标榜炫耀的，究竟是做奴隶的自由，还是自由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不乏政客，关心的尽是对自由的最外围的保护。我们孩子的孩子或许可以真正自由。我们对自己不公平的征税，而这是我们当中没有得到代表的一部分，这是没有听取我们意见就征税。我们为自己驻扎各种军队，蠢材，畜生，我们让臃肿的身体驻扎在贫乏的灵魂上，直到身体将灵魂榨干耗尽。

说到真正的文化，论及男子气概，从实质上讲我们依然是狭隘的过时的，而不是有大都市气派的——只是乔纳森式的。我们是乡下人见识，因为我们在家找不到我们的标准，因为我们并不崇拜真理，而是崇拜对真理的思考。我们一心只为贸易商业制造农业等付出，殊不知这些东西不过是方式，而不是目的。但是，因为这种付出，我们歪曲了，狭隘了。

英国议会也是乡下人见识。不过是些乡巴佬，他们背叛了自己，当重要问题出现需要他们解决的时候，比如说爱尔兰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说英国的问题？他们的本性被所做的事情毁掉了，他们的良好教育尊重的不过是次要的东西。世界上最好的举止，如果和更好的智力做比较时，不过是尴尬与愚昧。它们看来不过是昨日的时尚，仅仅是礼让、膝部扣环和瘦小的衣服而已，已然过气。这些都是举止的糟粕而非精华，它们不断地被性格背离；它们是脱下的衣服扔下的壳，还妄图得到属于活物的尊重。摆在你面前的不是肉，而是壳，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借口，对于某些种类的鱼而言，壳比肉更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把他的举止强加于我，我会感觉当我想见的明明是他，而他却执意将我带去看他的美术品陈列室。当诗人德克把基督称为第一个会呼吸的真正的绅士的时候，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我想重申，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教世界最豪华的法庭也没有大都市气派，只有权力过问阿尔卑斯山山北居民的利益，而无权处理罗马的事务。解决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关注的问题，一位执政官或者地方总督就足够了。

执政和立法！我以为这些是非常令人尊重的职业。在世界历史上，我们听说过上天诞下努马，莱克格斯，梭伦，这些名字至少可以代表理想的立法者的形象。但是想想，以立法来管理奴隶的生养，或者是烟草出口！神圣的立法者和烟草的进出口有什么关系？仁慈的立法者和奴隶的生养又有什么关联？设想你把这个问题呈给上帝的任何一个儿子，——难道上帝在19世纪就没有孩子了吗？难道上帝一家灭绝了？——那你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再得到一个上帝的孩子呢？像弗吉尼亚这样的州在末日审判之时拿什么来为自己辩护呢？要知道烟草奴隶是这个州的主产品啊！在这样一个州里，爱国主义根基何在？我所讲述的事实源于各州自己公布的数据。

有一种贸易把所有的海洋都变成了白色，只为了坚果和葡萄干，为了这一目的，海员们遭受奴役。有一天，我看到一起海难，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海滩上满是船上载的货：破布、松子、苦杏仁。就为了些松子苦杏仁，似乎犯不上冒险闯入来亨到纽约之间的这片海域。美国把这些送到旧大陆以获取苦味酒！让生命之杯在这里沉没，难道这海水，这海难还不够苦吗？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炫耀的贸易就是这样。有一些人标榜自己是政治家、哲学家，却盲目地以为进步与文明所依赖的正是此类交流活动、——一大桶糖浆边上飞着很多苍蝇的活动。这不错嘛，有人说，如果人是牡蛎的话。很不错，我回应道，如果人是蚊子的话。

我国政府派遣赫恩登中尉去亚马孙河考察，据说是去拓宽蓄奴区，赫恩登中尉发现，“那里缺少勤劳活跃的人口，缺乏懂得生活的舒适安逸的人，缺乏有效人类需求，因而没能对当地丰富的资源加以有效利用。”但是要鼓励的有效人类需求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不是对奢侈的热衷，像中尉先生老家弗吉尼亚对烟草与奴隶的热衷，也不是像我们新英格兰故地那样钟爱冰、大理石等其他物质财富；而且当地的丰富资源也不是指生产这些物品的土壤的富饶或贫瘠而言。我所到过的每个州，主要缺乏的，都是居民们自身高尚真诚的目标。这个目标足以利用大自然的“丰富资源”，最终从大自然所获取的，完全可以超越这些资源本身。因为人是无法战胜自然的。当我们想要的是文化而不是土豆，是启发而不是糖李子的时候，世界的丰富资源就开始消费利用了。我们所得的，或者说主要的产品，不是奴隶，也不是技工，而是人，那些被称为英雄，圣人，诗人，哲学家，救世主的珍稀成果。

总之，风稍停，便有雪堆成形，所以，有人会说，真理歇脚之处，就会有一种体系出现。

但是，真理之风在上面继续刮，最终会把它吹垮。

所谓政治，相比较而言是何等肤浅，何等缺乏人性，实际上，政治与我息息相关，这样的观点我向来不敢苟同。我发现，报纸专门将一些专栏免费用于政治目的或者供政府使用。可能有人会说，正是这样的做法拯救了政治，但是，因为我酷爱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热爱真理，那些专栏我是无论如何从不阅读的。我不想把我的是非观念搞得那般迟钝，我也没有必要为读了一篇总统的国情咨文负责。世界处于一个奇怪的时代，帝国，王国，共和国纷纷求到平民百姓门前，在老百姓近前倒苦水！随便拿起一份报纸，都可以看到这个或者是那个可怜的政府，重压之下，已是穷途末路，央求我，央求读者为它投上一票——比意大利乞丐更难缠。如果我有心看看它的证件，或许是某个仁慈的商人的职员做的，或者船长把它带到美国来的，因为它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讲，如果我读这份材料，我可能会读到某个维苏威火山的爆发，或者是某天波河的泛滥，不管真实的还是编造的，总之，就是这样的不幸，它才会到今天这步田地。这种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建议它找个工作，或者上救济院去；或者对城堡之事闭口不谈，像我平时那么做？那个可怜的总统，既要保全自己的形象又要尽到自己的职责，全然不知所措。报纸就是统治权。离了报纸，政府不过是独立港的几个水兵。如果有人忘了要读每天的时报，政府会跪地恳求，因为这是现今唯一的叛国行为。

现在人们关注最多的那些事情，政治也好，日常事务也罢，的确是人类社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但这些功能应该在无意间完成，就像身体执行相应机能一样。它们就像人一样，像某种植物一样。有时候，我睁开眼半梦半醒之间感觉到这些功能正在运行，就像人处于病态时可能会意识到某些消化过程，因而得到所谓的消化不良一样。这就如同一个思想者把自己放到宇宙的大胃里去磨碎一样。政治，可以说就是社会的胃，里面满是细沙和砾石，两个政党就是胃相对的两半——有时会分成四份，有可能会是，各个部分之间相互碾磨。不单是个人，国家也是这样，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患了消化不良，而消化不良表达自身，你可以想象得出是何等的能言善辩。因此我们的生活并不完全是遗忘，而且，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们从未意识到的一些事情的记忆，当然不是在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消化不良时，聚在一起谈论做过的噩梦。为什么不可以有时候在消化正常时聚一聚，彼此祝贺拥有一个美好的清晨？我提的要求并不高，肯定不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