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楚时间又过去了多少天。从前心里有过的那种烦恼与不安重又降临。处于这种阴郁愁闷心境中的人说不清楚日子长短，就像盲人注意不到光线的变化一样。我是在邂逅亨利以后的第七天还是第二十一天决定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在事隔三年的现在，我对当时的情景只存有一些模糊的记忆。记得当时自己夜不成寐，沿着公共草坪的边沿转悠，站在池塘边上或者那座十八世纪时建造的教堂门廊下面，远远张望着他们的房子，抱着那万分之一的希望，企盼着房门打开，萨拉从那几级没被炸坏的、已被人踩得溜光滑亮的台阶上走下来。但企盼中的时刻从未到来。多雨的日子已经结束，晚来天气晴朗带霜，但那座房子就像一只本来有玩偶进出预告天气好坏，而如今已经弄坏了的晴雨盒一样，里面既没有男人出来，也没有女人出来。我再也没看到亨利在黄昏后从草坪上走过。或许他对自己告诉我的事情感到羞愧，因为他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写下“安分守己”这个词时是颇带几分嘲笑意味的，不过如果审视一下自己内心的话，我就会发现自己对安分守己的人有的只是钦佩和信任。他们就像人们从公路上过往的汽车里看到的茅顶石墙的村落一样，看上去如此平静，让人油然想到祥和与安宁。

我记得在好多个昏天黑地的日子乃至星期里，自己老是梦见萨拉，醒来后有时痛苦，有时高兴。一个人如果整天都想着一个女人，那就并不一定非要等到晚上才能梦见她。当时我正试图写一本书，但就是写不成形。我每天写五百个字，可是人物怎么也活不起来。写作当中有如此之多的东西取决于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事物。作者可能在忙着买东西，申请所得税退税，或者同人进行偶然的交谈，但在他的大脑里，无意识流却在不受搅扰地继续流动，解决着种种问题，计划着将要做的事情。等到他没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坐在书桌边时，词语就会从天而降，突然来到笔下。本来卡了壳、没法再写下去的场景又会开始往下发展。在他睡觉、购物或者同朋友闲聊的时候，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仇恨和猜疑的情绪，这种破坏的激情，却比写作中的书籍本身更加深沉——无意识会转而听命于它们，于是终于有那么一天早晨，醒来后我便知道（就好像夜里已经筹划好了似的）：今天自己要去拜访萨维奇先生了。

委托服务业是一类多么稀奇古怪的行业啊！人们委托律师，委托医生，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我想还会委托神父。现在我又在这张单子上加上了私人侦探。亨利认为，去私人侦探事务所会招来别的委托人注意，这个想法真是大错特错。这家侦探事务所里有两间等候室，我被单独带进了其中一间。这地方同你在维戈街上看到的很不一样，这点颇为奇特——办案人的外间办公室有股类似发霉的味道，等候室里则放着一些更像是牙医诊所候诊室外会出现的时髦杂志——其中有《时尚芭莎》《生活》以及若干法国时装杂志。带我进去的人态度有点过于殷勤，穿着也有点过于考究。他为我拉过一把椅子，将它放到壁炉边上，又十分小心地关上了房门。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个病人，而且我猜想自己真的是病了，病得严重到要让医生用时下闻名的休克疗法来给自己治疗嫉妒症的程度了。

萨维奇先生身上引起我注意的东西首先是他的领带：我估计它代表着某个公学的男校友会；其次是他那张淡淡地刷了几笔妆粉的脸刮得有多么干净；随后，是他的前额，灰白色发际线开始后退、闪闪发亮的前额，一盏体现着理解、同情和急于助人一臂之力愿望的指路明灯。我留意到在同我握手的时候，他很奇怪地拧了一下我的手指。我想他一定是个共济会会员。如果当时我能同样回拧一下他的手指，缴费时说不定还能得到特别优惠呢。

“本德里克斯先生吗？”他说，“请坐。我觉得这把椅子是最舒服的。”他替我掸了掸椅垫，小心周到地站在我身边，直到我成功地屈身坐进椅子为止。随后，他拖过来一把直背椅子，放在我身边，好似要为我号脉。“现在你用自己的话把一切都告诉我。”他说。我想象不出除了用自己的话以外，我还能用别的什么话。我觉得窘迫不安，心里不是个滋味：我来这儿并不是为了得到同情，而是出钱（如果出得起的话）来换取某种实际的帮助。

我开口道：“我想知道你们替人盯梢的服务收费是多少？”

萨维奇先生轻轻抚弄了一下自己的那条带条纹的领带，说：“现在别为这个操心，本德里克斯先生。我为这回首次咨询收费三几尼，不过如果你不想再往下进行了，那么我分文不取，什么也不收。最好的广告，你知道，”他像插入体温表给人量体温那样顺溜地把“陈词滥调”插了进来，“就是满意的顾客。”

我想，在一般场合下，我们所有人的行为都差不多，讲的话也一样。我说“这个案子很简单”，同时十分恼怒地意识到：在我开口讲述以前，萨维奇先生其实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在我不得不说出的情况里，没有一样东西是萨维奇先生会感到奇怪的；在他能从我的口述中挖到的材料里，没有一件不是当年已被挖出来过几十遍的。就连大夫有时也会被某个病人的病情弄得束手无策，而萨维奇先生却是个只治一种病的专家，这种病的每个病征他都熟悉。

他用一副温文尔雅得让人难过的腔调对我说：“不着急，慢慢说，本德里克斯先生。”

我像他的所有其他病人一样变得局促不安起来。

“往下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解释道。

“啊，往下是我的工作了，”萨维奇先生说，“你需要做的只是给我情绪和气氛。我想我们是在讨论本德里克斯太太？”

“并非如此。”

“可人家是这么叫她，对吧？”

“不，这一点你全搞错了。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太太。”

“是你的朋友派你来的？”

“不是。”

“或许你同那位女士很——亲密？”

“不，一九四四年以后我只见过她一次。”

“这我恐怕就弄不太明白了。你说过的，这件案子是要派人去盯梢的。”

直到这会儿，我才意识到他让我多么恼火。“一个人是爱是恨，”我冲他发作起来，“难道都不能那么长久吗？别搞错了，我只是你那些嫉妒的委托人当中的一个，我并没有说自己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我的案情里有段时间差罢了。”

萨维奇先生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衣袖上，仿佛我是个焦躁不安的孩子。“嫉妒并没什么不光彩，本德里克斯先生。我是一直把嫉妒当作真爱的标志来赞扬的。那么我们此刻说到的这位女士，你有理由认为她现在——同别人很亲密吗？”

“她丈夫认为她在欺骗他。她有私下里的约会。她为自己去什么地方的事撒谎。她有——秘密。”

“啊，秘密，是的。”

“当然啦，这里面或许并没有什么。”

“根据我长期的经验，本德里克斯先生，这里面几乎毫无例外都会有点什么。”萨维奇先生似乎觉得已打消了我的疑虑，足以让我安心往下治疗了。他回到自己的写字台边上，开始准备动笔记录了。姓名、地址、丈夫的职业。记到一半时，他停下笔来问道：“迈尔斯先生知道这次会见吗？”

“不知道。”

“我们的人肯定不会受到迈尔斯先生的注意吧？”

“当然不会。”

“这给本案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困难。”

“或许过后我会把你们的结果报告拿给他看。我不知道。”

“你能为我提供一点她家里人的情况吗？有没有保姆什么的？”

“有的。”

“她的年龄？”

“不太清楚，有三十八岁吧？”

“你不知道她有没有追求者吗？”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奶奶叫什么名字。”

萨维奇先生耐心地对我笑了笑：有一会儿，我想他正打算要离开写字台，再过来拍拍我，让我坐在那儿别起来。“看得出，本德里克斯先生，你没有搞调查的经验。保姆很有关系，她可以告诉我们女主人在生活习惯方面的许多事情——如果她愿意的话。你如果知道，哪怕最简单的调查都会牵扯到那么多东西的话，一定会感到惊奇。”那天上午他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那小小的潦草字迹铺满了许多页纸。其间有一次他中断了别的问题问我：“如果事情紧急，迫不得已的话，你不反对我的人上你家来找你吧？”我对他说没关系，但马上就觉得好像是在把什么传染病放进自己的房间。“如果能避免的话，最好……”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我理解。”我倒也真的相信他能理解。我满可以告诉他说：有他的人在，就好像家具上有了灰尘。他们的出现会像煤灰一样弄脏我的书籍。他听了这话后也不会感到意外或是恼怒的。我有在纸面洁净、上面有单行格线的大页书写纸上写东西的癖好：一个污渍、一块茶斑都会把一页纸弄得没法再用。我脑子里闪过一个怪念头：为了防止万一会有令人不愉快的客人造访，我得把纸锁起来。我说：“他如果预先能通知我一下，那会好些……”

“那是自然，不过这并不总是能办到。你的地址，本德里克斯先生，还有电话号码？”

“电话不是私人专用的，我的女房东有个分机。”

“我手下所有的人都会把事情考虑得很周到。你想每周要一次结果报告呢，还是宁愿只要结案报告？”

“每周一次。案子或许永远也结不了，调查也可能一无所获。”

“难道你经常去看病，却没被检查出有任何病症？你知道，本德里克斯先生，一个男人觉得需要我们的服务，这个事实几乎总是意味着会有一些值得报告的情况存在。”

我想，同萨维奇先生打交道算是幸运的。有人推荐他，说他不像通常干这行的人那么让人讨厌，但我却觉得他那种自信的神气颇为可憎。仔细想一想，调查无辜的人，这并非什么可敬的行当——恋爱的人不几乎总是无辜的吗？他们没有犯罪，他们心里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并没做什么不对的事情。“除了我，根本没别的人受伤”，这句老话随时随地挂在他们嘴边，而爱情自然会原谅一切——他们这么相信，而我自己在恋爱的日子里也曾这么相信。

说到收费时，萨维奇先生公道得让人意外：每天三几尼，外加日常用度——“当然，这要经过批准。”关于日常用度，他向我解释说：“你知道的，几杯咖啡而已，有时候我们的人得请人喝上一杯。”我稍稍开了个玩笑，说喝威士忌我可不批准，但萨维奇先生并没领会我的幽默。“我知道有那么一个案例，”他对我说，“办案人在适当的时候请人喝了杯双份的威士忌，结果省掉了一个月的调查工夫——那是我的委托人花钱买到过的最便宜的威士忌。”他解释说，有的委托人要求每天报账。我告诉他，每周给我报一次账就行。

整个事情办得很快：在我从他的事务所出来走到维戈大街上之前，他几乎已经让我相信：这种会晤是所有人或迟或早都要经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