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做一系列让我受到触动又感到不安的梦，是在与安德斯夫妇交往多久之后，我现在不知道。我想是一年之后吧，也许更长一点儿。那时我刚刚结束国外短期旅行回来。我还记得第一次做这种梦的那个晚上我是如何度过的。我和安德斯太太圈内的几位朋友一起陪她去听音乐会；听完之后，又和一个大学朋友去咖啡馆，那次我喝得比往常多了点，我们还为自杀的问题争论，我认为自杀有失体面。凌晨，我快活地回到房间，衣服都没脱，倒头就睡。

我梦见自己身处一个逼仄的房间里。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高约三十公分的小门。我想出去，就弯下身子。我发现挤不出去的时候，感到很害臊，生怕有人看到我在干着这显然不可能的事。墙上吊下来几副镣铐，每副的头上都是一个大金属箍。我试着把一副镣铐箍在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是金属箍箍手箍脚都太大，箍头又太小。我是在某个监狱里，尽管除了镣铐以外，房间看上去不像是个囚室。

接着，我听到天花板上有声音。一扇活板门开了，一个身穿黑羊毛连体裤泳衣的大汉朝下打量我。他双手吊在活板门上，朝下来了点，在门框上荡了一会儿，就跳到地上。他站起来走路的时候，腿有点瘸，歪扭着。我猜想他跳下来的时候扭伤了，也可能他原来就是瘸腿，果真如此，他还这么干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天花板很高的。尽管他四肢肌肉发达，有光泽，但腿瘸了可就不再适合做什么杂技表演了。

突然间，我怕起来，因为我知道我没有权利待在这里。他一言不发，只是朝我打了几下手势，叫我从我已经试过的小门出去。这时候，门大些了。我跪下来，爬了出去。我站起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另一个房间，这间跟刚才的房间一模一样。穿泳衣的大汉跟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一根看起来像笛子的古铜色长家伙。他打着手势，让我跳舞，自己还先走了几步，又转了几圈。我又怕起来，问他我为什么要跳舞。“谁在这个房间，谁就得跳舞。”他语气平和地说。

“但我不是‘谁’，”我回答说。能和他理论一番，我很得意，“我叫希波赖特，是个大学生，但我不跳舞。”说最后几个词时，我的口气比我想要表达的更强硬些，也许还有点儿无礼的味道。我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态度坚决些。

他朝我腹部做了个威胁的动作，然后说，“你说得不对，谁在这个房间，谁就得跳舞。”

“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我抗议道，“看一个笨拙的人跳舞，不会给你带来乐趣的。”

他又凶狠地做了个动作，不过，这次可不仅仅是粗暴的威胁，而是用笛子对着我的腿肚子猛地就是一下，痛得我直跳。然后，又说“你想离开这个房间吗？”语气非常温和，似乎跟刚才的猛打自相矛盾。

我意识到自己落到了一个比我强的人手里，只能忍受他跟我讲话的那种奇怪方式了。我想讨好他。“如果不跳舞，就不许走吗？”我问他，希望他不至于认为我这是在嘲笑他。

一听到我这么说，他操起家伙，劈头盖脸朝我打过来。顿时，我满嘴是血，身上阵阵发冷。“你失去了跳舞的机会，”他说。我出于害怕跪倒在地，闭上双眼，我闻到了他那件羊毛泳衣的湿气，但接下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等到我睁开眼，发现房间里的那个人成了个女人，她坐在角落里的一张高高的柳条椅上。穿着一件类似圣餐服或者婚纱那样的一件又长又白的什么衣服。

我不住地盯着她看，但我知道我的凝视是断断续续的，是由成千上万个死死的盯视组成，盯视间的小间歇跟盯视她的时间一样长。我的盯视不能有连续性——就像一幅幅画面之间出现的黑屏——因为我意识到嘴里有东西在流出来，脸也肿得疼起来，我也不想知道得更多，就好比人害怕看自己，因为不希望发现自己一丝不挂一样。不过，因为那个女人看我时的眼神热情友好，没有什么反感，我就尽量让自己放松，变得自然一些。也许，我一会儿看她，一会儿不看，是因为我一会儿尴尬，一会儿又不那么尴尬，我希望造成我能从一个盯视自然过渡到下一个盯视的假象，惟一的办法是不要一直盯着看，而如果一直不间断地盯着她，反而会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的五官也会变得不清晰，我的脸也会给她留下不舒服的印象。

我想到一种讨好她的办法来接近她。我跳起舞来，我旋转啊旋转。我跳起来，又是拍打膝盖，又是挥舞双臂。可我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并未能靠她近些。我的脸感觉很沉重。她说：“我不喜欢你那张脸，把脸给我当鞋穿吧。”

她这样说，我并没有感到惊恐，因为她没有从椅子里站起来。我只是说：“你无法把一只脚伸进一张脸里面。”

“为什么不能？”她回答说，“鞋有孔眼。”

“也有舌头。”我加了一句。

“还有鞋底。”她说着站了起来。

“你为什么要开这些傻玩笑？”我叫道，同时惊恐起来。这个房间的设施跟另一间一样，我问她墙上的镣铐是干什么用的。她听后给我讲了这栋房子的故事，也讲到我为什么被安排在这里。我现在已忘了梦的这部分内容，我只记得有个什么秘密，还有某种惩罚什么的。还有就是有个人晕倒了，因为有人晕倒，大家就都忙着去照顾他，我被晾在一边，也因此有权要求享受更好些的待遇。

我对她说晕倒的那个人就是我。

“镣铐是为你准备的，”她说道。她朝我走过来。我匆匆脱掉鞋子，和她一起走到墙边，她把镣铐铐在我手腕上，接着，她把柳条椅端过来让我坐。

“你为什么喜欢我？”她问。她就坐在我对面另一张椅子里。我解释说，我喜欢她，是因为她不强迫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情况是否果真如此。

“这么说来，我就用不着喜欢你了，”她回答说，“你对我的激情就足以使咱俩在这里都幸福。”

我努力想以一种很策略的方式，告诉她我虽感到幸福，但我仍想离开这儿，与那个拿笛子的人相比，和她待在一起要愉快些。镣铐的感觉像手镯。但我的嘴在痛，脚在冒汗，我看她的目光，我知道，也不真诚。

我伸直双腿，搁到她的大腿上，她抱怨说她穿的白衣服给我弄脏了，让我走开。我不敢相信有这等好运气，感到如释重负，一时间倒不急于离开房间，感觉更需要做的事情是向她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问能否吻别她。她大笑一声，“啪”地掴了我一记耳光。“你该学会开口要什么之前就自己动手去取，主动跳舞，把鞋子交出来，脸上保持平静。”她厉声说。

我流泪了。沮丧之余，我请求她再作一些解释。她没有回答。我朝她猛扑过去，想强暴她。就在这个时候，我醒了。

我兴高采烈地起了床。煮了咖啡后，我把房间彻底打扫了一遍，把所有物品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我知道我身上发生了某种值得庆祝的事情，而要庆祝，把周围装扮得井然有序的样子总是让人感到非常惬意的。然后，我坐到桌前，想刚才做的梦。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一开始，这个梦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梦太清楚了，我是说我记得很清楚。但是，似乎正因为梦清楚，我才无法去对它作出任何有效的分析。我没有善罢甘休。一上午我都在琢磨梦中的细节，我逼自己多动动脑子，来解释这些细节。但我的脑子就是不能陶醉在释梦中。到了半下午，我忽然之间想起这个梦可以说作了自我解析。甚或，脑子一上午都很迟钝倒才是真正的梦，两个房间里的场景就是对它的解析。（我现在还不希望把这个想法给读者彻底讲清楚。）

梦里我本人的某些性格特征——我狡猾的谦卑，动辄感到羞耻的倾向，哀求、害怕的样子，想与我梦里那两个人和解、哄骗他们，跟他们套近乎的念头——使我回想起许多人谈及童年的方式。但我不是一个生活在恐惧中的孩子。我现在已不记得母亲的模样，父亲从来不打我，也不吓唬我。“这个梦与童年无关。”我说。当然，这么说也许为时过早。

我停下来，仔细分析那个身穿泳衣、手持笛子的汉子，分析他对我怀有的敌意。我也察觉得出白衣女人对我的吸引力和她对我的拒绝。“我做了个色情梦。”我思忖着。傍晚前，我的析梦也就只能到此为止。

那天晚上，我和我已经跟你们提过的作家朋友——让·雅克——在一家咖啡馆有个约会，这位老兄二十出头的时候当过职业拳击手。他比我大十岁左右，与安德斯太太家其他客人比起来，我和他的关系更密切些。当然，他过着一种多重生活，随时都要换一副面孔出现，所以，这样的生活要完整地了解和把握也难。白天，他穿着拳击短裤坐在房间里，创作他那些为评论家看好的小说；喝开胃酒的时候、傍晚时分，他就穿上黑西服去听歌剧，或者造访安德斯太太；到了夜里，他就到城里大马路上游荡，勾引男人，为此，他穿上各式各样带有异国风情的、能表现强悍男性性格特征的服装，就像阿飞、水手或卡车司机一样。他每部小说也就能卖出几百本，所以，让·雅克只得靠当男妓、靠小偷小摸来勉强维持生计。因为他公开谈及他所谓的“职业”——他称写作为他的“工作”，我就常请他给我讲讲他的经历。我想，他对我讲的心里话要多些，因为他从我的态度中感觉到了某种中立，即既非不赞许，又非被吸引，也不像他别的朋友看待他的“职业”时表现出一种肃然起敬的着迷。到我做第一个梦之前，他不检点的行为和我不失礼貌的倾听一直是我们俩友谊的基础。

可那天晚上，是我先开的口，让·雅克是听众。我告诉他我做的梦，引起了他的兴趣。“你有没有担心过自己脑子不正常？”他问道。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清楚我们谁都有做梦的权利，我们梦里可以有最出格、最隐秘的奇思异想。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竟会在我平常的生活中发现某种激发他思考的东西，着实让我感到惊讶。

“你知道，”他接着说，“我不做梦，做梦的时候，我体内的东西慢慢宣泄掉，我感到这是难以忍受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让我的生活吸纳住梦里随意浪费掉的能源。我的写作从我身上逼出梦境里的物质，然后拖住它，与之嬉戏。然后，我再寻找补充，比如在咖啡馆的炫耀，沙龙里玩弄的政治阴谋，歌剧的奢华，以及同性恋性事中角色的喜剧性等等，都能让我寻找到补充的能量。”

“我也是才开始做梦。”

“但既然开始了，”他笑着说，“哪里还有的好？你梦里讲许多话，至少你是这样对我讲的，如果你一定要做梦，那么，沉默是最好的。如果想专心致志做什么事，就不能说话。”他笑道，“也许，我自己是个话痨，所以不做梦。”

让·雅克不只是话多，还好动。他走起路来速度很快，似乎总是急欲去哪里，但从来又都不匆忙离开。他讲起话来也差不多，又快又急，但又很自信，甚至自以为是。他的发音，要说起来的话，是过于清楚。我心里想，他是不是做什么都可以默不作声，比如，一声不吭地写作、静静地做爱、大气不喘地偷东西。

我们又要了两杯法国白兰地。“你觉得我哪天能解析清楚这个梦吗？”我问他。

“你可以以梦释梦，”他若有所思地说，“但是，梦最好的解释会在你生活中找到，你得胜梦一筹才行。”

最后，他提醒我时间不早了，他要去找乐子、做生意了。我买单时，他挥挥手走了，我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金色手镯，戴在手腕上。

我从与让·雅克的聚谈中受到鼓舞，准备更加专注地对我做的梦追问下去。我原先想当然地以为，我接受的一些先入之见可以帮助我踏上确定性之路，现在，我将这些先入之见统统暂时搁在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哪能忽略梦这个非常来客呢？

我想，做“两个房间之梦”前，我就做过梦。也许每晚都做。但我不记得这些梦了。如果我醒来的时候脑子里还有人和梦境的影子，那么，我一起床洗漱，影子就消失了。白天和白天的杂务看上去与往常一样，一切都和我前夜睡下去时的情景相仿，我照常过着日子。睡着时，脑子里没有梦境等在那儿。

以前，我常想自己为什么不做梦。是不是因为我的个性很迟钝才形成的呢？也许是吧。但是，我开始做梦却并非完全突如其来，让我感到措手不及。从书上，从朋友们的聊天当中，我已经熟悉了梦的全部种类，它们不外乎以下情况：梦见被困在火里；人往下坠；迟到；飞起来；被跟踪；梦见母亲；梦见一丝不挂；梦见杀了人；性征服；被判死刑，等等，等等。我这次做的梦，还有紧随其后的那些梦，无不部分地包含了上述类型的梦境里那些习见的窘态，但奇怪而又令人难忘的倒不是这些梦有没有新奇之处，而是它们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我以前做的梦，如果我做过的话，一转眼就忘掉了。可这个梦和随之而来的梦怎么都忘不了。它们好像是由一只更有力的手写下来的，笔迹也不一样。

我说了，我首先要做的是释梦。我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梦当作礼物，而是把它看成一个要完成的任务。这个梦也让我内心产生了某种反感。因此，我竭力想弄明白它，从而控制它。我越是想这个梦，就越感到责任重大。但是，我做出的各种解析都没有让我松口气。这些解析非但没有减轻这个梦对我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压力，反倒增加了。

让·雅克已经向我指出了这个梦的言语表达的特点，仅此一点就迥异于我所理解的梦的一般特征。多数梦是显示画面，而这个梦是用语言表达的。

这个梦是用命令的口气讲话，但我并未因此感到虚荣心受伤。梦里的我没有力量，没有自尊。我知道做这个梦既是自愿的，又不是自愿的；说它自愿，是因为我先前已经想像过；说不是自愿，是因为它下了个我不明白也无法回答的命令。

这个梦让我伤透脑筋。

我有次旅行途中，待在一个小山村里，看到一个产妇难产。人们纳闷，性爱怎么能适合她呢。她本人显然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的一次行为竟会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她拒绝一切帮助，实际上，她再也不懂她的亲人、邻居和接生婆在想方设法帮助她的时候，他们究竟想从她那里要什么，她不知如何是好。

她丈夫走近铁床，想握住她的手。她没有把他推开。但是，她的感觉已经内移。只有她心里知道这一点，她独自一人钻在狭小的自我之壳中。

做了第一梦之后有一段时间，就像我描述的这个产妇那样，我有一种沉重的、被埋葬的感觉。我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释梦就好比是我的剖腹产，让·雅克是我殷勤的医生。你知道，这段时间，我总的来说非常平静。我不痛苦。这个梦并不是一场噩梦，但它改变了我。我转过身来探究这个梦的时候，我对周围世界及其百姓所思所想的探究的平稳进程被打乱了。

生产时遭罪的那个女人此前有过一次极端行为：和丈夫睡觉而怀上孩子。她现在遭受的痛苦只是那次行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但我似乎是未播种就结果。这梦我不要。它是自我孕育的。

做这个梦是我生平做出的第一个极端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