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离开，但我做不到。每天早晨醒来时我都对自己说今天一定要写一封辞职信。不，还要更进一步，我要直接去找我们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当面告诉他我要辞职。我的理由很充分，我每天都在脑子里整理、复习。但是，他的理由更充分，虽然我已经听了好几百遍。他要做到既严厉，又不生气，这使得他脸颊深陷，浑身冒汗。由于紧紧地抓着桌边，他的手指甲都被压得充血发红。对他这样一位老人来说，这种紧张是很危险的。我停止了我的陈述，自己也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话镇住了我，还是因为我体谅他的健康不佳：这位领导者浑身都散发出行将就木的气息，而我又是他所喜爱的得意门生。

可以想象，我完全可以将他驳倒并迫使他接受我的观点。

假如我真地得到了他的首肯，或是干脆大踏步地走出他的办公室，让他在我身后暴跳如雷，咳嗽不已，这也只是我将会面临的考验的开始而已。即使我得到了领导者的同意，我还得面对组织的其他成员们。

我惧怕他们的眼神胜过惧怕他们的话语。我对他们在面对一名违纪会员时的表情——我自己也一直有那样的表情——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一种愤怒、妒忌、蔑视、悲痛、冷漠依次出现的混合的表情。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可以让自己免受他们的责难。如果我抛弃了我的同事们，他们为什么不应该生气呢？我有什么权利获得自由，而他们却不能呢？

不行。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总是相同的主意：我要出国去。李在其工作的医院里刚刚得到提升，不会愿意出国去，特别是在目前的战争时期。但我要坚持，我要生气，我要哭闹，我要解释。幸运的是，我俩的护照都在上个月刚刚续签过，我们微薄的储蓄在一周的任何一个工作日的上午都可以取出，而一名翻译（我懂好几种语言）和一名医生是到处都不难找到工作的。但是（这是接下来的想法），如果我走了，我又怎么去面对他们呢？我不是指现在这里的会员们——这里有我们这个组织的一个相当大的分支机构，而在我打算和李带着我们的女儿一起去的那个热带国家里却没有几个会员也没有领导者——我指的是我们组织的那些死去的会员们：那些我死后不管在哪里都将要面对的人们。

（你可别笑，我真地相信人死以后还会有某种另外的生命。）

他们会在我怯生生地进去的时候向我围过来。我被洗得干干净净并穿戴得整整齐齐以便举行葬礼。我的肺部不再呼吸，身上也没有子弹或鞭打或火烧留下的痕迹。他们会将自己表情一成不变的脸和残缺不全的肢体凑到我的面前。为事业而牺牲是一笔不容置疑但却可被否认的遗产。兄弟姐妹们！我喊叫，我双膝跪地伸出双手，恳求他们原谅，向他们解释我并没有否定过他们的牺牲。但他们拒绝原谅我。他们会说，你怎么会呢？在我们一步步走向死亡的时候，你怎么竟敢离开？

你会不耐烦地打断我。那么就是害怕留住了你，害怕他们的论点，害怕他们的责难和怜悯，害怕他们灰色的嘴巴，害怕领导者患有风湿病的游移不定的眼神。那充满疑惑的眼光望着你，又移开去，然后又回到你的身上，好像将一把你有罪的刀刃架在了你的脖子上。承认你是个胆小鬼并留下来，继续做一名组织的好成员，做一名严肃的奴隶，美德的门徒，职责的傻瓜。你难道还没有看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命定能得到自由吗？

别不耐烦。噢，要是我仅仅是个胆小鬼就好了，实际情况却比这还要糟糕。咱们先不忙和死人打交道吧。就像那老头可能会说的，我很有文学天赋。至于那些活着的会员们，他们并没有什么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我凭什么要害怕他们呢？那些外人总以为我们在行使着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力，他们深信我们的权力一直在不断地增强。但实际上我们是非常脆弱的。这一点不光我知道，我们组织的每一个成员也都知道。要通过对我的身体进行伤害，或是对我的职业造成不可挽救的破坏的方式来报复我不但是违背组织的原则的，也是他们无法做到的。过去通常的做法是将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会员从组织开除出去，但是这一让人倍受屈辱但屡用不爽的手段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至于被人威胁或受到骚扰，我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我也会得到非会员们的保护。只要我小心谨慎，就能安全地溜走。嗯，只要我不弄出一件丑闻——例如给报纸写读者来信，谴责我们的组织，或是在电视台或到大学去巡回演讲，揭露组织的秘密——我的离去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被人注意到（除了领导者外，因为他得另外找人来翻译他的书）。阻止我开小差的原因其实并不完全是害怕。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我被他们说服了。每当我以为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已经被扼杀了的时候——这种扼杀不是谋杀而是自杀——这种情感却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又复活了。和会员们中盛行的悲观想法恰恰相反，一个人的情感是不能自杀的。虽然我竭力规避组织的要求，但在心里我仍然是组织的一员。虽然我知道他们错了，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认为一个组织有权犯错误，我觉得那是一种光荣的错误。

和他们一起错误胜于和别人一起正确。

我想这是一句名人名言，（和我们一起错误胜于和他们一起正确？）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名人名言。

你得明白，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个。我是不能。我既没有取悦于人的借口，也没有可以减罪的情况，这使我进退两难的困境显得似乎有点荒唐，而且我也和你一样看出了它的荒唐。

有一个办法（这是坦率所得的奖赏）。用他们无耻的不合逻辑的方式来看我的情感，我已跳出了那个迷人的情感的圈子；而宣称我所相信的都是虚假的东西，并说话算话，我就打破了轻信的魔咒。一旦在理性的魔法帮助下获得解放，我就可能会像我已经解释过的一样去感觉这个组织，并且感觉我自己。但我再也不能相信我的感觉。

不，不是这么简单。再想想看。

一名翻译想要找到一个彻底解决一个长久困扰自己的问题的办法。一封短信，或者也许是一个书名。

第一段：领导者的口音。他出生在外国，所有的亲属都在某次清洗或屠杀中死去了。我翻译他的书，生活在我和他的语言之间。我也翻译别人的书（翻译一些小说、或预言将来的娱乐性质的书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虽然这种书都算不上是什么精华的作品）。当然，我得承认，我翻译那些书是为了谋生。我们年老的领导者的书卖得并不好，所得收入根本不足以养活他。因此，可以想象我在他的微薄的版税中能够获取的报酬是多么少。他对我另外的翻译活动只是宽容地笑笑。他说他没有时间来搞“文学”。那也是为别人的——为那些非会员们的。

翻译是一件十分累人催人衰弱的工作，这一点你想象不到。但是，如果让我自己来写几本关于这个组织的书，我也不见得会有更好的条件，能写得更清楚明白。

瞧，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这个组织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就像你所知道的，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秘密组织，但是它在大众中还是有相当高的知名度的。有许多书籍和文章，不管是学术性的还是娱乐性的，都写到过我们。虽然本世纪以前的那些记载都不甚可靠，但至少近期的关于我们这个组织的历史的记载都是有可靠的史料来源的。许多原始文件都是从第二次大清洗被毁坏的旧档案中抢救出来的，这些文件包括过去的领导者及其下属们制定的机密备忘录、全体大会的会议记录、宣言、诉求、内部流通的宣传册、分支机构之间往来的信函、以及一些重要会员的传记等等。作为一名深受信任的翻译，我获准可以去查阅那些保存在铅柜里的发黄的绝密文件。但使用这些材料并不必去查那些新的档案。三十年前，为了改善组织和外界的糟糕的关系，我们将那些文件做成了缩微胶片，这种胶片在任何一座城市或任何一所大学的图书馆里都可以找到。

一只狗在邻居的家里吠叫个不停，这叫声比楼下街道上驶过的救护车的警报声和楼梯上孩子们的喊叫声还要大。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些会员指控说那些记载，那些只有正式会员才能看到的和那些公众也可以看到的文件都是伪造的。（他们的论据之一是：这些文件保存得太好了，太容易辨认理解了。像这样古老的文件有些地方应该是让人无法读懂的。）这些异议人士们声称，就连那些职位最高的会员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组织到底是怎么起源的，但他们却装出一副知道一切的样子，因为对我们来说，组织的起源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组织的起源是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所有的会员们都喜欢夸耀组织的悠久历史和光荣的背景。

但是，这些异端邪说在上次大清洗以后，在近些年里已经销声匿迹了。没有什么人认为质疑大家公认的组织起源的说法有什么价值。就算那些正规的记载只不过是一些猜测或谎言，在今天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深信不疑地对其表示尊崇的已经有好几代会员了。如果最初时的记载不真实，现在的记载也是真实的了。而且，随着我们组织起源的时间追溯到更遥远的过去，它也许还会变得更加真实。（当然，它也会变得更加沉重。）

有一次，我对领导者谈到了这种情况。“你说得对，”说话时慈祥的微笑扭歪了他干枯的脸：“它更加真实。”他一边喘着气，一边艰难地从他的橡木转椅上站起身，在书桌后面的一排堆满书籍的书架面前犹豫了一会，然后从上面取下一本沉重的旧文件夹，大声地读出了一条我从未读到过的评注——是对于评论员对第七篇经文所作的恰如其分的评论的评注。（需要解释的是，那八篇经文中的第七篇一直被认为是讨论如何回溯过去的真实的。）

我们现在要比过去成熟多了，就连我们中的那些最聪明、最好争论的人也认同回溯真实已经足够了。

确实，现在我们大家对组织起源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关心了。现在我们关注的是历史——首先是我们受苦受难的历史，而对于这一点的相关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人怀疑的。一名新会员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这个运动的不幸历史，这项教育甚至安排在阅读四卷本的《评论集》和名言集《必做之事》之前。

李很快就要从医院回来了，接着就是晚饭时间了。我们的女儿的身段就像一个小小的赛马骑手，她正在客厅里做功课，同时观看着电视上的篮球比赛。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让你能够想象到我们的生活有多俭朴。

不同的意见必须有所区分，我的不同意见和别人的不一样。

我丝毫不想质疑那些细节情况，也不想指责领导者们不学无术或欺骗我们，我只是想弄清我们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组织的历史悠久（这是肯定的），但对其起源的说法尚有争议（这是可能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组织的延续性。我们的运动历史悠久，我们经受了许多误解、中伤和不公平的待遇，但在我看来，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请理解我。我并不是说这个运动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也不是主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它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就，争取到更多的会员，渗入到更多的机构中，占领更大的地盘，统治更多的城市。组织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虽然只有高层人士才了解组织真正的成就有多大（组织很谨慎地对这种事尽力保持低调）。我明白，引人注目的成就将危及这一运动的理念，损伤其凝聚力，因为运动本身要求组织的规模要小，会员们必须紧密团结。我只是怀疑我们的成就是否值得起我们已经为之付出的代价——除非这个组织成立的宗旨仅仅是为了表现人类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面前的坚忍不拔的品质。但是，即使组织里那些最愤愤不平的会员们也不会这样认为。

现在到修理店去取回另外那台打字机已经太晚了。

我并不认为我们的组织是白璧无瑕的。许多不怎么正大光明的事情都是以它的名义干的：我们的历史确实有一些不光彩的篇章。我必须承认，一些对我们的指控，例如谄上欺下、排斥异己、故意与众不同等等，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是对的。让我感到不安的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的优点。

想一想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光荣历史吧。组织维持会员们的忠诚的各种方法，对会员们的细致灵活的教导，它的崇高的理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特定类型的人群——会员们。这个运动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在阴谋推翻社会，它只是在对自己，而不是在对世界做手术。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让现有的会员们团结得更加紧密。

什么能够证明这种无限的自我永恒的正当性呢？我们拥有什么别人所不知道的秘密吗？但是，他们确实部分地知道这个秘密，我们已经让他们能够了解到它。他们已经模仿我们并利用我们的教义建立起了一些比我们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存在下去？为了那点还没有被他们拿去的残存的真理？但他们永远不会要它，永远不会。我们剩下的没有被他们模仿的东西就只有我们的真实了。

我的手指经常沾上油墨。我拥有五六千册书籍和期刊。李也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藏书，但他的书三分之一都是医学方面的。蟑螂喜欢在书里产卵繁殖。我们的女儿不喜欢读书。

有人在敲隔壁的房门。

在这个城市里，你可以根据墙壁的厚度来判断房屋的年龄。敲门声越来越响了。

我们蔑视在非会员人群中经常发生的公开的信仰改变，但我们的会员们却似乎需要经常改变信仰。（领导者们常常在私下承认说，许多会员都没有严格履行职责，对组织赋予的崇高责任漠不关心。）在最初的热情劲过去之后——这种热情一般持续数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便把组织当成了进行社交和商业活动的场所，到这里来谈生意，或者找一个值得信任的律师，或者选择自己生活的伴侣。会员们有不信任外人的传统，但我必须承认，这倒也情有可原，因为事实上我们遭受着残酷的迫害。会员的数量经常在大屠杀中减少，而在这些屠杀中，会员们，不管是忠心耿耿的还是三心二意的，也不管是豪情万丈的还是死气沉沉的，一律受到严酷的对待。外人对我们是不加区别的。最终我们也成了这样，因为我们并不坚守什么明确的与众不同的教义，就连那八篇经文也是以其阐释范围而著称。把我们团结到一起的恰好是被我们排斥的东西。

我可以编一本新的名言集《必不能做之事》。也许那真正的标题是错误的。

把我们团结起来的是某种特别的性格，它把会员们亲密无间地拉到了一起。我们知道可以指望从会员们那里得到什么，虽然我们互相之间可以比外人对待我们更加尖酸刻薄，但最后我们总是能互相体谅。这种统一的特点也使得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和外人区别开来。由于我们与众不同的习俗、誓言、精力、顾忌、甚至（人们这么说）共同的相貌和仪态，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被很容易地认出来。

有多少对于我们组织的疯狂的偏见仍然存在！显然，我们不可能都是一个模样，我们的会员来自许多国家，属于好几个不同的种族（我们是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再者，组织在同一个家庭里的影响通常也不会持续太久。就拿我家的情况来说吧，李当然也是会员，但我们的小女儿迄今为止却一点也没有显示出将来可能成为会员的素质和兴趣。说实话，我们有点失望——这一点李比我更甚。就我目前的心情而言，我应该为女儿的好运感到高兴。

侥幸的是，至少没有人一出生就是会员。让人一出生就做出这样的选择，让人的童年时代瘫痪在这种病态的偏好中，这未免也太郁闷了。我们的领导者们虽然在其他方面十分苛刻严厉，但他们在这一点上还心存人性：他们让我们自己来找到组织。

李今天回家要晚了，也许我应该开始做晚饭了。

你也许要问，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人们加入你们的组织呢？毫无疑问，是共同的理想。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不那么崇高，但是一点也不可耻的动机。有些人参加组织就是为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种社交方面的种种好处。每一位会员都知道，他或她可以持我们的介绍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得到那里的会员的热情接待和帮助，因为会员们都认为组织就是由他们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世界如此危险，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找到亲戚并得到帮助，这可不是一点小小的好处。吸引另外一些人加入我们组织的原因是组织里面有不少著名的作家、学者、科学家、演员、政治人物等等，这让人感到自己加入的是一个精英团体。还有一些人加入组织是因为他们被我们所遭受过的艰难困苦的故事所感动，我们的苦难经历在吸引会员参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想，所有这些都是吸引我加入这个组织的原因。甚至还在童年时期，我就显露出了潜在的会员的心理倾向。从九岁起，我就想当作家。但由于我一直没能找到写出自己心声的自由，我便进入了为别的作家服务的行当。就我来说，对大家和对我们的最高理想做出有用的服务使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但似乎还没有哪种职业，包括我崇尚的作家职业，能耗尽我对真理的渴求和我想要过一种不仅美好而且道德高尚的生活的愿望。

而且，我记得我从小就想与众不同。小学时在上公民课打瞌睡时，我曾渴望自己生来就是个犹太人，幻想自己是个左撇子，想象自己长大后成为一名同性恋者，一名修士或修女，或是一名投掷炸弹的革命者，还梦想自己是罗宾汉。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就模模糊糊地听说了这个组织，（我们这里有许多这个组织的分支机构，谁又没听说过它呢？）但直到我基本上长大以后我才想到了参加，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直接遇到过真正的会员。当然，面对面的招募是组织发展新会员的主要方法，很少有人仅仅是因为是读到了关于我们的报道或者是听说了我们便前来申请参加的。

如果你遇到的第一个会员很讨厌或很愚笨，这也许会让你打消加入组织的念头。这种情况差点儿发生在我的身上。我遇到的第一个会员是一个嗓音哀怨，长着一头沙色头发的戴眼镜的男人。他刚和我父亲的妹妹结了婚。他属于那种最枯燥乏味的组织成员，虽然每次组织的会议他都去参加，也按时交纳会费，但除此之外好像什么事情都和他毫不相干。乔治姑父对什么事情都缺乏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这一点从他愿意和非会员结婚也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父母常常自诩开明，那时我们住在郊区，家境还算殷实。在我姑姑第一次把她的未婚夫带到家里来时，他们立刻便同意了这门亲事。他们甚至容忍了他的吃相和他身穿的短袖运动衫，没有对其进行评论。他认为他加入我们的家庭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荣幸，而我们全家则觉得接受他成为家庭的成员是一件十分摩登和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怀着认识一位这个组织的会员的渴望，我向他提了一大堆问题（我当时十五岁），他却自鸣得意地耸耸肩，用老一套的夸夸其谈把我搪塞过去。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以为我是家里派来向他刺探情报的间谍，而他则受到组织的保密制度的限制，不敢向我吐露组织的秘密。失望之余，我后来才明白了，对于乔治含糊其辞的回答的最合理的解释其实是他对自己作为一名会员的马马虎虎的态度。

有一次我对领导者谈到了乔治，痛斥组织规章制度的松懈，连这样的人也接收进来了。这实在是一种天真的怨言，典型的会员心态。即使在我加入组织很久以后，我对组织的自豪感，我希望或相信会员一定比外人更优秀这一点还是没有改变。

我在将近十八岁的时候遇到了第二个这个组织的会员，他是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我在对克兰斯顿还一无所知时便被他所吸引。他身穿三件套的西服套装，两只衣袖的胳膊肘处都打着耐磨的皮革补丁。他在讲台上傲气十足。由于这一点，我年轻的心对他特别仰慕。他秃顶得很早，当时他虽然只有二十八、九岁，但看上去他就像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人。这位在他的深奥难懂的领域里国际知名的专家出身贫苦，家里的人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屠户、理发师和警察。在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大学和研究生学业的许多年里，他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这使他显得特别瘦。当我从某个同学的嘴里得知他是一名会员时，我觉得自己解开了他的严肃庄重和献身精神的秘密。

当然，我不敢立刻就告诉克兰斯顿自己对组织的兴趣，我很害羞。我想给他点比好奇心更严肃的东西。在接近他之前，我认真研读了组织的历史。虽然由于无人指引，我对读了的东西理解得很少，但就基于这一点点知识，我打算写一篇关于这个组织在十九世纪初期时的宗旨原则的学期论文。克兰斯顿的助教很不情愿地批准了我的论文题目，下一步就是去见克兰斯顿本人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他总是在讲完课后便匆匆离去。我拼命要想出一个可以向他提出的适当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向他提一个既不因其无知而令人生厌，也不因其过分老练而显得不够恰当的问题。

“人们说这个组织的成员们抱成一团并不是为了讨好谁或是拉帮结派，而是为了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帮助，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一天下课后我在走廊上脱口向克兰斯顿问道，我的借口仍然是他的课程的学期论文。“我们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他干巴巴地回答道。我遭到了挫败，但我为此而尊敬他。我没有灰心，一个星期以后，我再次向他发动攻击。这次我预先打印了一份问题的清单，然后塞到他的手里。“这些都是关于学期论文的？”他皱着眉头问道。他的手指修长，浅色细长的指甲十分漂亮。

“不全是，先生，”我说。“实际上这不只是个人兴趣。我想既然您……我是说，我听说您……”

我想，这个组织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我应该把所有的原因都说出来）是我母亲竭力反对我加入。我姑姑嫁给乔治没关系，她并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以及诸如此类，这些都是她说的。我知道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一直不喜欢我父亲这边的亲戚。她深信自己是出于无奈才下嫁给我父亲的，因此她丈夫的妹妹应该嫁给一个连我父亲都不如的人，于是她选择了乔治。她这样做对我姑姑是最适合的，但却不适合她的娇生惯养的早熟的独生女儿。她的女儿要成为作家，不应该和组织里的那些华而不实，令人生疑，拉帮结派的人们搞到一起。此外，加入这个组织也是很危险的，他们的一些活动不是违法的吗？我喜欢和她对着干，这起码让她有了一个担心我的理由（我曾是个很乖的孩子）。多年以后，她自己也加入了我们的组织，这搞得我有点尴尬。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看得出来，克兰斯顿突然有点喜欢我了。他笨拙地抓住我的胳膊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克兰斯顿邀请我到他在学校附近的住处去，那是一处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公寓。他为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我不再拘谨。那天我们无拘无束地谈了好几个小时。那是我们许多次谈话的第一次。他从书架上取下几本罕见的十七世纪的皮革封面精装的书给我看（其中一本叫《大洋洲》）。我简直受宠若惊。这个人才是我心目中的会员——充满自尊，讲话清晰，态度矜持，但与此同时（没有人能把这种东西隐藏起来），又浑身都散发出火一样的热情。

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会员：都太普通了，对自己属于那个组织感到羞愧，然而又把这一点隐藏了起来。

克兰斯顿笑了笑——为值得的事情而笑。他不笑的时候，瘦削的脸显得更英俊一些，而在他笑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的齿龈有点问题。他开始给我讲一些有关组织的情况。他和姑父不同，一点也不夸耀自己是该组织的成员。他说的话都是客观的，符合事实的。对他来说，我还是个外人，但他并没有劝我加入组织的兴趣。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完全被他的目的感迷住了，渴望着分享他的灵感。

我最好还是跳过我怎么加入组织的那一段，因为我觉得自己又滑回对组织的尊崇的心情中了，正是这种心情把我带进了组织。由于我现在是在尽力聚拢我准备退出组织的理由，我应该对这些解释一下——也许在我讲述的过程中，我的决心会得到增强。

虽然组织里充满了同志的情谊，但我却感到十分孤独，我想这是我打算退出组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很难解释得清楚，因为在我的身边有许多会员。我在组织里得到了友谊、爱情和职业，而且在九年前还找到了自己的婚姻。我并非孤身奋战。虽然参加我们这个运动的人的数量很少，和占世界人口最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差不多——我们在许多地方还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但我却觉得似乎全天下的人都是会员。我到过三个大洲，每到一处，都会遇到他们。这也许只是一种错觉，是成为会员后便自然会具有的一种特别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反映——是加入组织后为了保护自己而产生的一种自欺的想法。有很多次在我遇到一位我以为不是会员的陌生人并与之开始交谈时，（但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坚信过跟我说话的那个人不是我们中的一员，这种意识有时候会增进我们的亲切感，但在更多地时候却会阻止这种感觉。）却发现这个人不是外人。他隐瞒自己的身份，可能是为了自身的某些方便，也可能是因为他害怕遭受到什么新的迫害。

他也可能是一名被终止了会籍的会员——一名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停止了缴纳会费也不再参加组织的会议的人。但即使如此，我也情不自禁地要把他当成一名正式会员，因为我们这个运动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对申请者的审查和新会员的吸收方面非常谨慎（或声称如此），但同时也从不认为有人真地离开了我们。即使对被开除了的人员，组织也保持着与他们的联系，细心地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关怀着他们。

有一次，我问领导者为什么我们的组织如此恋旧。是因为多愁善感吗？“我们已经去除了那些对组织不忠，”我说道，“那些对我们不再有任何贡献的人。”我争论说，我们最好制定一些清楚的关于不当行为的标准和断绝关系的程序——就像婚姻一样，虽然那也是一种永久性的约束合同，但也允许存在离婚的可能性。

这次谈话发生在四年前，那时我对组织除了感到自豪外还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当时老头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刚刚才好，我正在给他的第三部辩论术文集的译本修改润色。现在我突然想到，当时我的问题并不是与我毫不相干的，我在提前为我自己辩护——为我自己的退出辩护。

我并不是说被清除出组织是不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只会发生在犯了确定、公开和极其严重的错误之后。有些人认为参加别的组织是开除的条件，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是移居到没有会员的国家去——连一个小小的细胞，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分支机构都没有的国家。（有少数人认为第二种情况和第一种情况同等严重。）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凡是指责过组织或向外人泄漏组织秘密的人都应该开除——而宽容那些没有超越组织所能容忍的界线的不当行为。虽然如此，如果谁犯了背叛组织的严重错误，结果只能是被开除。有许多次，领导者的宽大为怀都令那些反叛的会员感到意外。这也是我为什么还在为该不该迈出特别的一步而犹豫不决的一个原因——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如果有先例表明我可能采取的步骤至少会造成某些后果，做出决定反倒容易得多。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把话题扯远了。让我难以离去的原因和促使我离去的原因并不相同，而那些正是我想要解释的。

我在前面说到过，虽然我的身边有许多组织里的同志，但我却遭受着孤独感的折磨。我不能准确地描述这种孤独感，只是强烈地感到自己被隔绝开来。被和什么隔绝开来了呢？虽然我参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只有十二年，但我已经记不得自己在这之前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了。请理解我，我一点也不否认作为会员所享有的种种好处和权利，但我知道，我在投身这个运动的同时也失去了什么东西，某种我即使退出也无法重新获得的东西，因为组织在你的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我们的老师这样宣称的）。此外，我的年龄已经增大了十二岁，我已不再年轻了。我可能已经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个运动。

公平地说，组织并没有隐瞒过要会员们做出各种牺牲的要求（除了为组织冒险牺牲生命之外——这对我显得十分遥远，因为我是迄今为止尚未受到这一犯罪行为诱惑的国家的公民）。“多难兴德”是组织要求每个成员认真思考的口号之一（另外一个口号是“读书求深”，但这只是加入组织一段时间以后对部分会员的要求）。虽然如此，我还是认为组织尽力轻描淡写了要求会员们所要承担的各种各样的牺牲。我们被不厌其烦地灌输世界的险恶和组织的传统对会员们的崇高的道德要求，但却只字不提我们要做的另外的种种牺牲。这些是在讨论中被忽略了？或者是被隐瞒起来了？我不这样认为。（不管我有多少怨言，我也不会指责领导者们虚伪或不忠实。）确实，我想我们大多数的最高领导人和普通会员都对那些东西一无所知，而这就是其最可悲之处。

我所指的是，例如成员们所过的生活方式的狭窄范围。虽然组织的建立者们都来自人口稀少的地区，但组织的影响却几乎全都在大城市里。这就好比是沙漠的荒凉和干燥给了组织诞生所必须的理想和经历，而城市的拥挤和湿润则是其永久生存的必要的条件。

电梯又坏了，李只好爬十六段楼梯上来了。邻居的狗已停止了吠叫，邻居们都在做晚饭。附近有人在一架钢琴的胡乱伴奏下练习小提琴。

会员们在乡下度假，有时候我们住在仓房里，但他们在那里很少有觉得自在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在地里干活，或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开发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组织的非暴力原则（实际上更是一种传统）来解释。大多数会员不光不打猎、不捕鱼、不种地也不饲养牲畜，而且还本能地回避一切体育运动，因为从事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用脑子，而只需要屈从于自己的肢体，而这是不能容忍的。那些参加足球、猎狐、帆船、跳伞、赛车、跳探戈舞或者种小麦等活动的会员们则似乎在矫揉造作地进行着令人惊异和让人难以置信的做秀。

然而这并不是本能。同样是这些人，他们曾经——起码在童年时代——和别人一样自由地玩过拳击、骑马和网球。是加入组织后形成的性格特点（主要是通过言传身教，而不是明确的规章制度）导致了我们讨厌那些活动。我们甚至为自己的什么都不会而感到骄傲。我们学会了反唇相讥，“那些都是让外人干的”。

会员们在喜欢吃什么东西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毫无疑问，这些将来的会员们在年轻的时候都和别人一样吃过菠菜，抱子甘蓝和白菜，但这些人在加入组织以后，每当这些东西摆到面前时，他们都对其不屑一顾。“青草，”他们嗤之以鼻地说道。我敢担保他们这样做既不是出于那种对绿色的古老的迷信——那是外人对我们的一种愚蠢的看法，也不是出于某种宗教的禁忌。我们之所以成为一群肉食者是因为我们把吃草本蔬菜与脑子愚笨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好像是为了补偿这一点，会员们都有吃得太多的倾向，我们的每顿饭都十分丰盛。

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些针对我们的责难——即使是有道理的责难——都是自相矛盾的吗？有些人说我们脏，而另一些人却说我们爱干净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会员们都很少把脏盘子留在洗碗池里）。有些人说我们自命不凡，而另外一些人却说我们贪图感官享受（我们喜爱食品；我们赞美性行为）。这是组织的特征：我们又分散又统一，又相似又不同。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经受了这么多迫害之后依然存在。

嗯，你可能会说，那就到乡下去吧。躺在阳光下，晒黑你苍白的身体，做健身操，与人通奸，潜水，骑摩托车，养狗，吃莴苣。但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我干过这里面的许多种事——没有当着别的会员的面，但我对这些活动依然陌生。我觉得是自己没有得到许可，但即使我自己允许自己，只要我还需要许可，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不幸的是，我从来没有不带打字机就到乡下去。我总是有许多积压的工作要做。

根据原则努力地去享受乡下的阳光和肉体的愉悦比不去全心全意地这样做更加愚蠢。（应该努力去做的是尽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完善自己的原则。）我依然小心谨慎地追求着我可怜的目标。我在公寓楼的房顶上建了一个菜园，在里面种了一些菜豆——虽然城里的空气污染严重。

上个星期六我到母亲家去的时候，她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一本有关战争的书。她不停地用手去揉那双充血的眼睛。我感到自己很顺利，身体很健康，觉得很自在。“你从小就有点自命不凡，”她说道，“这也是组织青睐你的原因。”她低头看着自己患有关节炎的双手，接着说道：“我们有许多自命不凡的会员。”我不介意她说的侮辱人的话，如果那可以让她感觉舒服一点的话。我注意到了她说的“我们”。

“瞧，”她放下书说道，“还有另外一个组织。”“什么？”我觉得她的发音有点含混，因此问道。“你听见了，”她说。

“你指的是某个竞争对手的组织？”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不，我说的那个组织和我们很相似，”她回答道，“但比我们更开明，你会更喜欢的。”她闭上眼睛向后靠到椅背上。“我不是在买东西，”我几乎有点兴高采烈地说道，但其实这是在掩盖我的惊骇。

假如我犯了罪，那我就完了。

在这个国家的会员们已经开始松懈组织的纪律制度。如果有纪律制度的话，我宁可它更严格一些。

也许我应该讲讲组织的结构。我们有一种松散的等级制度，在每个会员多的地方设一名领导者。在有些国家，组织采用中央委员会的制度；在另外一些国家里，则由会员们选出一名主席。组织没有书面成文的章程，而且在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总部的打算，因为那样做太冒险。习惯的做法是每年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举行一次代表大会。我们缺少中央集权的最显著的证明是那些分裂的组织派别仍然自称是组织的分会，而他们的追随者（他们坚称自己是组织的成员）每年还交纳相当大的一笔钱来维护中央的档案。很久以来就有谣言说还存在一些完全秘密的分会，例如在印度南部的分裂派别，他们自己编写自己的名言集和《评论集》。组织有一所培训高级会员的学校，除此之外，各处都有的唯一的常设机构就是组织的法庭。法庭由十名资深会员组成，其职责要求在可能即将发生对组织的迫害的时候召开会议，制定如何保护会员和他们的财产的计划。法庭做出的决定并不要求像通常法律意义上的法庭那样必须由陪审团全票一致通过。这我得解释一下，在这个组织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全票一致通过的。

法庭还负责审查申请入会者并监督对新会员的教育。在本地分会的法庭里，老头的门徒们和门徒的门徒们经常上课讲我们的历史和应受的教导（因为有病，同时也因为准备另外一本书，他现在不能出门了）。课讲完后便开始公开讨论，组织在传统上一直很重视长时间的自由辩论。会员们并不是特别喜欢争吵，至少争吵没有引发暴力行为。但对外人来说，我们却以醉心于喋喋不休地打口水仗而名声远播。我们每周开一次会。按时间表的安排应该在午夜结束的会议却常常要拖到凌晨三点。会议结束以后，通常总是还有一些会员站在外面继续讨论直到黎明。

是这些讨论可以让我们永世长存吗？在我属于这个组织的十二年中，我想不起一件在会议上决定的事情。我们似乎是为讲话而讲话，我们花在讲话上的时间太多了。

也许这就是在我看来大多数会员的身体都发育不良，这么多生活在南方气候中的会员却对寒冷十分敏感，他们和非会员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显得衣服穿得太多的原因。当我在凌晨时看到在下水道口冒着蒸汽的空荡荡的大街上，会员们还站在会议大厅外面争论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在什么季节，我脑子里浮现出的都是他们身穿高领毛衣和长大衣的形象。

也许我有点夸张。

在我想象中和李一起移居去的那个热带国家里，我们也许会不停地抱怨天气太热。我们的女儿会对水虎鱼十分了解，她会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光着身子在小河里游泳，她会在蚊帐里睡觉。我会在打字机前汗流浃背，打字机一旦出了毛病却找不到人修理。李则会在外面的灌木林中，向村民们分发奎宁药片，为那些肮脏不堪的婴儿治病，检查运水的村民们脚上的热带皮肤病。每隔几个星期，我就得乘木筏到最近的邮局去寄出我的译稿或取回我上次翻译的书所得的微薄的稿酬或收到新的书稿，书稿也许是用一种我在大学里学过但却从来没有翻译过的语言写成的。

近来我一直在训练自己的耐寒能力。我把窗户开着，书桌上的纸张在风中飘舞。外面好像有一辆消防车驶过，孩子们就像一群狼一样在楼梯上蹦个不停。

在我和李可能移居去的那个热带国家中，邮件要三个星期才能到达，而邮政服务也很不稳定。我和李可能会听说首都又发生了右翼政变，我们甚至连感到气愤都不会。我们是外国人，政变不政变和我们没关系。

但是，在那遥远的绿色的村庄里，我们得比在这里更加拼命地工作，以此来压制我们的陌生感。（我得翻译更多的书，李得为更多婴儿接生，安慰更多的临终病人。）会员们在远离另外的会员们——远离组织这个像家庭一样的庇护所——太久的情况下会变得灰心丧气，即使我们像孩子一样喜欢那里的自然环境，我们在那里也会觉得不自在。政变和我们没关系。

一点都不气愤？我们听说了政变的情况有多么可怕吗？有一万名工会领导人、记者、学生和另外的前政府的支持者被关在新建的现代化足球场里没吃没喝已经有十天之久，其中有六百人已被折磨致残并被立刻拖出去站在市政公园的水泥墙前被行刑队枪杀，这样的消息我们能听到吗？

显然，这就是会员们喜欢挤在城市里的原因。我们在城市里可以做最多的好事。城市是事件发生的地方，（我们觉得）城市需要我们。艺术在城市里创造，权力在城市里行使。关系到每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决定，不管是有好处的还是有坏处的，都是在城市里做出的。对我们来说，乡村似乎是很美好的，但乡村在道德方面又似乎是一片空虚。乡村是检验体力而不是道德意志的地方，那里不利于道德的培育。乡村是不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而城市则既说不上道德，也说不上不道德。

领导者的新书的几页手稿被风吹到了地板上，我要关上窗户。

需要我再多谈谈道德意志吗？去年夏天，我几乎离开李和另一个人跑了。有时候我说我约好了要和编辑或和领导者会面，其实我是到城里一个画家的工作室去了。和尼基躺在床上时，我遭受着负罪感的折磨而感到非常痛苦。会员们比外人更严格地坚守一夫一妻的道德传统，我们以家庭的温暖和稳定而著称。

我这位翻译要开始谈性了。

我现在打算谈谈性的问题，不再继续讨论道德意志了。但这里存在一个障碍——关于我自己的性别。我告诉了你我结了婚，还提到过一次通奸的经历，但我不想讲得太详细。我担心你会不明白我的问题，把它不当成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特意不说清楚我的性别。我想接下去我也不打算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因为不管我是男人还是女人，说清楚这一点都可能会干扰我正在做的解释。想想看吧，如果我是个男人，这个问题倒是清楚了，但我成了一种类型。我太具有代表性了，几乎就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如果我是个女人，我可以作为一个人生存下去，但我就不再是那样进退两难了：它反映了第二性别的不可靠性。如果我告诉你说我是个女人，你会把我的问题——仍然是那相同的问题——仅仅当成是“女性”的问题而记录下来。

假定我是个男人，也许这样可以让你更容易地理解我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例如，一个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相貌英俊，肤色灰黄，大腹便便，经常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男人。瞧，一个普通的男人。李和尼基都是女人。尼基也许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她胸罩的尺寸比李的大，喜欢嚼口香糖，读摇滚杂志，吸大麻。李则戴着一副眼镜。但情况也不一定是这样，我也可能是个三十多岁，相貌年轻，长发飘飘，小胸，皮肤白皙，纤纤素手，身穿牛仔服和带钮扣的衣领的衬衣的女人。如果我是个女人，那么李就是我工作繁重，说话声音柔和，彬彬有礼的丈夫，而尼基就是我衣服上溅满颜料，喜欢畅饮啤酒，说话粗声大气的无产者情人。你可以设想，不管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和尼基做爱都比和李更舒畅。不幸的是，我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

作为一名翻译，我知道这种语言是世界上唯一的能模糊所讲述的人物的性别的语言（除了必须避免使用会泄露真情的“他”或“她”以外，但这不难做到）。我所知晓的所有的另外的语言都有严格的性别区分。这是个小小的胜利。我可以写出一点关于我自己的却无法翻译的东西，这让我感到十分欣喜。

但这也不是这种语言和另外的语言的唯一的区别。想想看，有多少词语有不只一种译法。

我不愿意描述我自己，因为我担心太多的细节会使你不那么认真地对待我的问题。但我可以为你描述尼基，这样做也相当于在倒过来描述我自己。尼基的身上有许多我明显缺少的性格特点。例如，尼基不愿意对别人下判断；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尼基生气。

在这个闷热的夏天，一次在床上时，我想让尼基对我想退出组织一事表个态，但我所得到的只是一个微笑，虽然不是麻木的微笑（肯定不是那种外人听到关于我们的坏消息时的幸灾乐祸般的反应）。

实际上，我小时候幻想长大后要当圣人。真是荒唐，人们常常拼命地不是想当圣人，就是想当天使，不幸的是，天使不是圣人，圣人也不是天使，但（幸运地？）尼基是天使。

尼基曾向我讲解怎样才能不下判断而过日子。方法就是不要凡是遇到什么事情就去考虑它的对错。尼基说，判断是你无力的反映。人们在无力改变一种情况的时候，除了下判断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反问道，难道判断在我们理性地行动的时候不是必要的吗？难道在我们的行动中就没有某种内含的判断吗？“没有，”尼基回答道。按照尼基的说法，行动中内含的判断和无力中内含的有力一样少。

至于自我判断——这是我喜欢做的事——你可以想象到尼基对此会怎么看了。

在我们的关系快要结束的时候尼基为我画了一幅肖像画。那幅画不是对我的判断，只是对我的观察和记录——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相貌英俊等等，或者是长发飘飘，小胸，纤纤素手等等，这些都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说，自己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十分重要，但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是否知道这一点并不重要。）我要求尼基在画上再添加几笔。“你还想加点什么？”尼基问道。“脸上，”我回答说，“我不像你画的那样镇静。”

“你想让我把你画得疑虑重重，或者是悲痛难过？”尼基在转身到冰箱里取啤酒的时候问道。我摇了摇头，“我想让你画出一个人正在变成另外一个人的过程，但不要破坏画面的线条和人物形象，不要让颜料向下滴，也不要把画面弄模糊。”

“你不可能变成另外的什么人，只能在像不像你的程度上有所不同罢了。你自己不会走路。”

“我能，我能，尼基，”我小声地说道，“那正是我必须做的。”

当然，尼基是对的，但这也没能阻止我回到李的身边。我这样做并不是由于负罪感，而是由于一种很特别的想家的感觉——我渴望谈话。我和尼基的交谈总是很简短的格言式的，但我最终认识到了和李有血有肉的言语融合的重要性。回到李的身边后，我立刻投入了就像温暖的沐浴一样的谈话之中，这种交谈我今后再也不能没有了。

不用担心我和尼基在一起时所享受到的肉体的满足。会员们的生活最终是建立在交谈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对讲话就像对喝酒（对这个会员们是敬而远之的）和工作（会员们都是工作狂）一样上了瘾。

我在重读一遍迄今为止写下的这些怨言时觉得我们的确是话太多。但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我能保持沉默，那我就会自己走路了。也许我甚至能飞起来。但如果我真的沉默，我又怎么能推理呢？如果我不能推理，我又怎么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如果我不能说话，我又怎么能埋怨、控告和总结呢？我需要用言语来表达这一切。

我的总结：“我控告组织夺走了我的天真无邪，使我变得思想复杂。

（我并不否认组织提高了我的思考能力，教会我更真实地看这个世界，不再对这个世界抱不切实际的期望。但是，如果这把你变得看不起别人，真实又有什么用呢？你看不起别人，实际上就是看不起自己。）

我控告组织夺走了我普通人的生活，向我灌输虚假的自豪感。

（我并不否认这里面有利他主义的思想，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组织的光荣而雄心勃勃——要为他们争光添彩。但是，如果这把你变得爱慕虚荣，利他主义又有什么用呢？）

我控告组织夺走了我的力量，教我害怕外人。我控告组织夺走了我的愚笨，把我变得严肃深沉，能下判断……”

你还在听我说吗？我让你吃惊了吗？有没有人佩服得张大了嘴巴？有短短的一轮掌声吗？

如果我真的在某次每周一次的会议上说了这些话，我就应该得到掌声。但是，除了当另外的会员在发言时我不看他们之外，我什么也没有做。我在开会时很少发言，虽然我偶尔发言的时候，总是带着难得的热情。我曾经是一名很能干的演说家，主要是由于这一点，我在组织的等级制度中得到了目前这个不高的职位。但是，现在当我站起身来发言时，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甚至连眼珠都在发热。我说话结结巴巴，总是在不恰当的时刻打手势，我说得太久，以至于受到那老头的温和的批评。

这一切内心的骚动都产生在我为最无可指摘的正统观念而表达奔放的感情的时候。但是，使我感情奔放的是羞耻感，因为我很清楚我是在欺骗我的那些轻信的会友，我背叛了他们的信任。我不应该在这里满怀自信地阐述那八篇经文或其它的信条，而应该把我的怀疑一股脑儿地说出来。“看着我！”我很想说，“我对你们已经没有什么好处了。我嘴巴里的真实都是谎言，别听我的话，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说的话。我会传染你们，你们也会开始怀疑。请你们教育我，贬低我，赶走我。”当然，我没有说这样的话，我害怕听到大伙的嘲笑，或看到大伙充满怨恨的微笑，忍受不了人们面对一个暂时精神错乱的人表现出来的居高临下的同情。

也许我是害怕我会因言获罪，从而被开除出组织，那样我就将受到被驱逐的痛苦的折磨。我已习惯了组织内不同宗派之间的争论和斗争，一旦离开我会感到世界都是空荡荡的。我的名字将被从组织的通讯录中删除，我不再能收到组织出版的月刊和内参资料，晚上不再会有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我根本就不会再参加什么会议了，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不愿意有这样的一项鲁莽的、不可撤销的决议案加到我的身上，那样我一定会后悔的。一项虚张声势的决议案，故做的姿态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退出组织应该是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们的决定。虽然我不想被他们劝告而继续留在组织内（我是在对自己撒谎吗？），但我还是希望我的离去不是会友们的愿望。

话已经说得够多了，只有重要的行动才能办成这件事。但即使我采取了行动，地方分会的领导者们也可能会拒绝承认我已经退出组织而继续把我当成一名会员看待。

我的主意：我退出时要拉上另外一个人（一名跟我一样忠诚可靠的会员）和我一起退出，也许这种精心策划的加倍的罪行起码能保证我自己的被除名。

也许我个人的不满还不足以导致任何事情的发生，这是符合组织的中心教义的，正如不能因为那老头的个人品质有缺点就质疑其领导者的地位一样。例如，他的手指甲和脖子后面都很脏，耳朵和鼻孔里露出丛丛毛发。他的领带上常常粘有蛋黄，裤子的前门总是没有关好。每当我俯身把翻译好的一篇他的文章拿给他看时，我都要遭受到他酸臭的呼吸的袭击。我不能看他住处墙上的那些油画，那些画丑陋得可怕，一点品味也没有。我讨厌他纠缠他太太的方式。但我个人的这些不满又有什么用呢？

他所担任的职位的尊严，他所象征的价值观念都和他下巴上的那颗大痣无关。

我上次到领导者的家里去见他是在星期三的晚上。李在头一天给他做了两个月一次的例行身体检查，他告诉我说老头心脏的情况还算稳定。确实，他的身体状况甚至比我月初时见到他时还要好些。但对他脆弱的健康情况来说，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一到他家，他便开始抱怨腰痛。我表达了我的同情，他高兴起来了，一边向我夸赞李的医术高明，一边叫他太太沏两杯加威士忌的茶。我感到惊讶，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喝酒，而且也因为众所周知，组织的纪律严禁喝酒。李应该和他谈谈。

我的母亲一直喜欢喝酒，虽然你还不能把她称为酒徒。这也是我从不指望她会喜欢我们的组织的原因之一。（她加入时已经快满四十一岁了。）如果她现在还喝酒——我猜想她还在喝——她就得悄悄地喝。她一定为此感到羞愧。可怜的、内心挣扎的不幸女人！她现在的负罪感一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

为了从老头的手里接过茶杯，我只得走进他令人恶心的呼吸范围之内。他的心情似乎特别好，我们开始谈话。

我围绕着习以为常的主题，想让他给我解释我们的运动的正当性，一点也没有暴露出我的怀疑和不满。然而，和往常一样，我为自己向这位虚弱、可敬的老人提出疑问感到尴尬。他为组织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前），他所有的亲属都为此被处死了。

隔壁的敲门声又响起来了。

实际上我没有谈论组织的事情，而是临时改变话题，谈了一通我自己的烦恼。老头听懂了一些我话中的话，竭力劝说我摆脱个人的郁闷情绪。“现在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说道。从他的观点来看，他是对的。确实，和组织所知的苦难，和全人类，和历史本身比较起来，我的问题太渺小了。最后，那是我们的秘密，为此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骄傲地生存，才能被赋予那出名的幽默感和热辣的快乐。我们了解苦难。“保守秘密！”他在我起身向门口冲去时向我叫道。

他喝醉了吗？那对他的心脏可没什么好处，我得告诉李。

秘密！什么秘密？人人都要受苦？但人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有人不知道的话，那是他的福气。我知道这一点，这应该受到诅咒，因为它把我和许多人的痛苦联系到了一起，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不管是我不认识的人还是那我不愿触碰的肮脏老头。我诅咒几百年来的与我无关的苦难，除了我出于天性可以承认的以外；诅咒几千年的孤立和埋怨，诅咒捆住我手脚的纸的锁链。

“读书求深。”我想念李。

我又开始了。虽然我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退出组织，但我知道怎样才能帮我找到退出的方法。我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分担我的困惑的人，一个和我类似的心怀不满的人。当然，我不能向外人吐露我的心事。（这对尼基来说是一件多么令人失望的事情！）别以为这是因为我觉得非会员不够精明或热心，以至于不能帮助解决我的问题。只要能够表明我并没有完全养成会员们的习惯，认为会员自然地比别人脑子更聪明，品德更高尚，反应更迅速，从而只在组织内寻找朋友的话，我原则上是十分乐意信任非会员的。不幸的是，我不能那样做，但我不能那样做的原因却大不相同：我是出于对组织的忠诚。尽管我非常尊重许多非会员的智力和人格，但我还是不能把我的心事吐露给他们。如果我听到一位外人表示赞同我对组织的批评，我就可能会想为组织辩护。尽管有一些原因促使我很久以来就想退出，但我仍然对组织怀有耿耿忠心。

假如明天又爆发新的迫害，会员们被从他们简朴的住处、办公室和图书馆召集到最近的警察局，又从那里被送到监狱然后被处死，假如发生这种情况，不管我在哪里，尽管我有许多不满，尽管我找出各种借口不去参加组织的仪式活动，甚至即使我是在生病，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急忙穿上衣服，乘电梯下楼，大步流星地独自一人从街上走过，好像在被枪托驱赶着一样迅速地赶到警察局，在名单的最下面签上我的名字，骄傲地和会友们分享死亡。

我不是在夸口。当然，我的行为完全可以预见，因为组织常常教导我们：为组织而生，为组织而死。我会有当叛徒的勇气吗？我不认为我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必须打消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感觉。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需要与一位和我一样被对组织的不满和忠诚撕扯着的会员谈谈心。只有会员赞同我的醒悟对我才有意义，我对外人对组织的批评只会看成是冷酷无情的偏见而不屑一顾。

我的女儿站在书房的门口，口里嚼着芹菜。她想知道李什么时候回家。

噢，从外部批评我们的组织太容易了。我们常常受人攻击：说我们顽固不化，爱慕虚荣，排斥他人。当我意识到我是在附和这些说法时不禁打了个冷战。我对自己说，我是会员，说同样的话意义就不同了。毕竟，我赞同组织的理想，应该遵守组织的纪律。对组织做同样的批评对外人来说毫无损失，而对我来说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情况真是这样的吗？除了因知道了自己是个该死的伪君子而感到痛苦之外，我还会付出什么代价呢？我还什么都没有做，甚至连说出自己的心声都没有。

如果我在会上突然发难，发言谴责组织，他们就会让我走吗？

毕竟批评组织是我们的会员最珍惜的工作之一。我上次见到老头的时候，略微谈了谈组织和部分会员的一些不足之处，他却十分赞同。他说，确实，我们既狂妄自大又腐化堕落。

当时他喝了加威士忌的茶，也许他醉了。

我仍然看不到出路，我这位翻译走进了死胡同。

所以我需要一个可以吐露心事的知心人。但谁呢？不是李。和李的任何共谋关系都会被很容易地解释为夫妻间的互相忠实，而不是独立的互相信任。再者，李也没有流露出过一点后悔加入组织或对组织的规章制度有什么不满的意思。和这里的地方分会的某个会员谈，想到这一点都让我恐惧万分。我不敢。最好还是悄悄地干。

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下这些话的原因。我明天还要去复印。

我向正在阅读我的这些话的你保证，我写的这些怨言只给会员看，但你会打断我说，一派胡言！

我同意，我写下的这些怨言似乎命中注定是要给外人看的，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解释一些每个会员都十分了解的问题呢？但是，不要被表面现象所欺骗！我怎么可能考虑把我写的这些东西送给外人看呢？（那是一种太严重的背叛行为。）我不会向外人吐露心迹。

我要把我写下的这些怨言寄给本地和国外的一百名会员。除了李之外（李有权知道我在想些什么），我要寄给那位介绍我加入组织的学者（不是克兰斯顿，而是我遇到的第三个会员），寄给我的母亲以及其他一些人。我的名单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我在组织的档案里任意抄下来的，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随便哪个愿意回信都行。

我预期可能会收到的回信。

有人，也许是克兰斯顿，将给我回信：“你的问题很一般，因此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那只是个很一般的人的问题，你追寻的是很一般的自由，就像你想要逃离的束缚一样。谁会在意你的这些小问题呢？你懂得什么是智慧吗？”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也许，对于智慧我确实不怎么懂，但是，请相信我，情况起码是这样的：我参加组织并在十二年中怀着极大的热情参加组织的各种活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热爱智慧。

如果我对压制和自由的看法很一般，那也就产生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一个至少有千千万万的人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的问题：自由的创生。

一些人将给我回信，措辞简短地谴责我，骂我是个叛徒，懦夫，意志薄弱者，其中的一封也许来自于我的母亲。

“究竟是什么让你的脑袋里有这样的想法的？”另外一封信也许会这样开头，“别对我说这些都是多年以来在你头脑里慢慢成熟的想法。一定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件，有过某种经历，或和什么人谈过话。是这些使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是的，”我会回答说，“确实有过某种经历，但我不愿意谈。”为什么？“因为那是我自己的事，”我将坚定地回答，“因为我无法描述，”我将接着回答，“因为，”我将最后回答，“那不是我退出组织的原因，只是一种刺激因素。”

有人，也许是组织的某位高官，很可能是乔治，将给我回信：“你不了解我。你以为我不过是个嚼着口香糖，拿着三十双鹿皮软鞋，娶了你姑姑的广告商而已。事实上，我是在你们这个愚昧的社区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此我必须娶你姑姑作为掩护。现在说说你。虽然你知道许多内部情况，但你什么都不懂。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你所描述的组织只是它的表面。不要埋怨，不要哭泣，不要只想到自己。相信我，我们投身的是最壮丽的事业，没有什么别的事业能与之相比，而我们的事业目前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接下来便指示我去刺杀邻国的某位内阁部长，因为此人正在策划煽动利用那里无知的爱国群众，要对我们的会员进行一场致命的迫害。随信还寄来一张机票和一份伪造的护照。根据组织的最高国际委员会签发的命令，我必须明天便出发去执行这项危险的任务。

那样的话，我又该怎么办呢？

有人，也许是李的一位同事，将给我回信：“你讲的全是一些负面的东西。对你来说，组织就是一堆拖累你的职责，但我却可以证明它给人的心灵以慰藉的价值。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其次，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来信者继续讲述她的婚姻的不幸，她的丈夫对她如何冷淡，如何百般虐待她。“你一旦把自己的苦难交给了组织，怎么能想到要退出呢？”她接着写道。

有人，也许是组织在另外某个城市的分会的领导者，将给我回信：“我已经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提名你做我的接班人。你就是新的领导者了。”

有一封回信可能是我在十多岁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同学摩根写来的，她比我晚两年加入组织。（我在组织的档案库查看过她的案卷。她住在乡下，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好兆头，但是我不知道她已经在一年半以前在一次组织的秘密仪式上被开除了，她是在这之后才买了乡下的这所别人不要了的房子然后把它修好的）。摩根的信并不是对我的直接回答，她的措词和我恰好相反。信的开头是：“我想回来，但我做不到。”

如此等等。我尽力想象可能收到的各种各样的回信，但结果无法预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回信都是刻薄挖苦的，有些回信也可能是充满同情的。

如果我了解到自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我苦苦寻觅的知己实际上到处都是，一点也不难找，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也许打算退出组织的想法在会员们中普遍存在，成千上万的与我类似的怨言在全世界到处流传。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我应该留下来吗？

不，除非领导者亲自挽留我（我要把我写的这篇东西也给他送一份去）。这一点似乎不大可能，但谁知道呢？从他的嘴里什么都可能说出来。

有一个关于组织在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的故事。一次，他当着一位得意门徒的面裁决一件案子。两个女人发生了争执，他听了一方的说法，考虑了一会儿后对这位原告说道：“你是对的。”那个女人走了出去，她的敌人走了进来。领导者听了她的陈述，停了一会后对她说道：“你是对的。”这第二位原告也和前面那位一样满意地走了，她们都认为自己得到了公正的裁决。两个女人都走了以后，那位得意门徒忍不住大声说道：“但是，老板，两个人的说法完全相反，您却说她俩都是对的。这样不对，这不可能，您错了！”领导者思考了一会儿后又对门徒说道：“你是对的。”

我想起了老头那篇精彩的论述处理矛盾的原则的文章，那是第三篇经文的主题。虽然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到他会对我申斥一番，痛责我的傲慢无礼和浅薄无知，但我也能想象到他同意我的看法。

也许我会收到一封领导者本人写来的信，说他也想离开。其实他一直想离开，但是不敢。让他那些被谋害的亲属都见鬼去吧，让他的那些责任都见鬼去吧。虽然他已经很老了，但他还是想追寻生活的乐趣——跳舞，追逐年轻姑娘，冲浪，吹萨克管。他建议我俩一起辞职。

如果我发现情况是这样，我就会留下来。

我把迄今为止我已经写出的这些怨言又重读了一遍，注意到了其局限性。（作为一名翻译人员，我对文本有一定的知识。）我读得如坐针毡，因为我认识到自己没有本事做到既审查了自己的困境而又不将其具体化。那种真正的会员的沉闷呆滞，毫无生气的口吻！但不管怎样，别的会员都将会辨认出我的声音，它是我的身份证，就像我拇指的指纹一般。

噢，我要是能改变自己的文体（那样我就不必考虑改变我居住的国家了），从自己的躯壳里跳出来就好了。当尼基说“你不可能变成另外的什么人”时，我曾小声地说道：“我能，我能，尼基，那正是我必须做的。”如果我能留下来，我必须自豪地承担起责任，否则我就真得走了。

如果我把这里已经写下的这些话重写一遍，也许能够做到更有说服力。如果我能把文章写得诗意盎然，不可预测，简明扼要，能爱上那些事情就好了！但是，天哪！这个单薄，顾虑重重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如果我能改变我的声音，把这些话写得大不相同，我就不再是我，也不会有那些问题了。

我这位翻译要纵容自己做出一些归纳了。

我的问题和我的语言是相同的。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没有这种语言，我就没有这个问题；假如我没有这个问题，我就没有这种语言，也就不需要你的帮助。

因为我只能用这种语言，所以我被迫向你求助，希望得到你的同情。但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单凭这种语言无法唤起同情，起码是我所尊敬的人的同情。

请你对我说实话。由于我写作的方式，我已无法获得你的同情吗？你认为我毫无激情可言，一点也不自然，过于泛泛而谈，完全脱离实际吗？但我向你保证，我有我的身体。如果我没有告诉你更多的关于我自己和我的身体的情况，那只是因为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我要尽力保持镇静，我要尽力不歇斯底里。

这一大段拉拉杂杂的语言的迸发属于谁？属于我，是的。但是我不承认它。我的声音只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如果我藏身在一种僵硬，在一定程度上有点过时的声音后面，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的困境的细节毫不具体地泛泛而谈，那是因为我感到难为情，怕羞——害怕，因为我不自由，因为我是我，因为我是一名会员。但即使我是我，我也能希望有所不同，我想你会承认这一点。

也许我的职业也是造成我的语言不够地道的原因之一。我工作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但这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的问题也存在于两个（或多个）问题之间。如果我自然而然的遣词造句并不很符合一种语言的规范——那给我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词语选择和节奏变化的漂亮的母语，而是包含了一些别的语言的因素，那也是合适的，因为我的问题也包含了一些别的问题的因素。

我用来向你讲述了这一切的语言是一种漂浮在地面上的语言，就像我的问题（我已经向你讲述了的问题）是漂浮在地面上的问题一样。也许我的语言有点蹩脚，这一点我并不打算为自己过多辩护。但我的问题是实在的，即使那只是一个大家熟知的问题，是一种旧怨，一种异教徒的怀旧之情，一份异议人士的致歉书，一个叛徒的感伤的流露。

我知道我的困境也许是被人不齿的，你可以想象出我的感觉，也可以想象它怎样地影响了我的写作。它破坏了我的习惯用语，抑制了我的声音。请别对我过快下结论。

如果我重新从头开始，你会更明白一点吗？不要笑。

我听说有些会员从来不开邮箱。他们太忙了，忙于谈话，忙于读书，忙于叹息，忙于挥手，忙于养育孩子，希望孩子长大后也参加组织，忙于自我完善和改造世界，忙于抚摸胡须，忙于逃离可能的杀手或留下来被杀，忙于写书，忙于挣钱，忙于用他们富于表情、沉重忧伤的双眼讥讽地四处张望。但所有这些都不是答案，这些事情我也能做。

对我说话！回答我！

我将等待你的回答！

（徐天池 译）